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关系解析

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关系解析

李卫红*

内容提要：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是在刑事一体化范畴内各自独立的学科，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又有一些交叉。犯罪的生成与发展需要它们先后出现，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来解决犯罪问题。它们之间是面对犯罪层层递进、互为补充的关系，后一学科是对前一学科明显存在不足的发展。

关键词：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

刑法学作为刑事法学中最古老的学科基本已有定论，犯罪学在19世纪后期也具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而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至今在全球还处于备受争议的阶段，我国刑事法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1。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学应当具有的独立学科属性，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学科的独立性取决于研究体系的独立与完整，逻辑层次的清晰与分明，研究对象的明确与科学。而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也常常是由浅到深、由表及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

人类之初的理念与实践不过是杀人偿命，即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犯罪人最直接地受到惩罚，以实现人们原始的公平与正义，这些是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后来人们发现这并没有解决犯罪问题，反而，犯罪现象愈演愈烈，因此，人们就想到事前预防，从条件预防、被害预防等等着手，以期减少犯罪的发生，这些是犯罪学研究的对象。但是，犯罪案件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起，而是不断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人们又不得不重新面对已然的犯罪，而刑法规定的刑罚及非刑罚制裁措施等已被几千年的社会现实证明于犯罪无益。百般无奈之中，扩大解决已然犯罪问题的思路，不仅仅有刑罚还有非刑罚制裁措施及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中对于犯罪的处理方式。如实体上的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劳动教养、赔偿损失等，程序上的司法转处、恢复性司法等等，这些都是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对象。

上述脉络恰恰是从刑法学到犯罪学再到刑事政策学的发展轨迹，刑事政策学从此脱离了刑法学与犯罪学的现有框架，具有了真正独立的学科属性。三门学科在刑事一体化的范畴内，从不同角度研究犯罪的身前事后，形成相对完整的层层递进、互为补充的关系。

一、三者的出场顺序

（一）刑法学的诞生

刑法学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2

有学者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学的诞生，始于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1764）一书的发表，作者首次对犯罪与

*李卫红（1965——），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1参见拙著《刑事政策学的重构及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参见高铬暄等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刑罚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地论述，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人道等作为刑法支柱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刑法理论的根基。3

（二）犯罪学的诞生

犯罪学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现象的发生，以实证和思辩的方法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规律的社会科学。4

犯罪学诞生于犯罪不断增加而传统刑法制度和刑法理论无能为力的历史背景下。“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各种犯罪尤其是累犯急剧增加，古典学派的刑法理论在犯罪对策上显得无能为力，按照传统的对应于一定犯罪科处一定刑罚的罪刑均衡原则，已解决不了累犯增加等新问题。”5意大利精神病学家龙勃罗梭的著作《犯罪人论》（1876）的出版标志着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有学者认为，加罗法洛撰写的《犯罪学》（1885年出版），标志着犯罪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6（三）刑事政策学的诞生

刑事政策学是研究刑事政策的科学。

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初始认定，学界基本认可，但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应以马克·安塞尔的《新社会防卫论》作为现代刑事政策学诞生的标志之作。主要是因为该书超越了刑法学的狭窄范畴，同时也走出了犯罪学的纯学科研究方法与全方位的预防与控制犯罪对策，其内容更符合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安赛尔认为，“社会防卫概念的第一个含义，可以理解为它是针对犯罪问题的一种新的处理方法。”新社会防卫论所倡导的新的处理犯罪的方法，首先反对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刑罚方法，而是倡导通过使个人与社会分离的方法，或者通过对个人适用排除或隔离、或矫正措施和教育措施的方法，把犯罪者变成守法的公民。新社会防卫论要在科学地研究犯罪人格的基础上，根据犯罪人的反社会性和危险性的大小来决定运用什么样的防卫措施，对于反社会性和危险性大的犯罪人，应采取把他们从社会中淘汰与社会隔离的方法，对其进行威慑打击；对于反社会性和危险性小的犯罪人，应当采取矫正和教育措施对其进行改变教化，以探讨更具有科学性和人道性的社会防卫手段取代刑罚7。

由于社会防卫的理念是建立在人权与人道的价值观及法治国的基础之上，由此进一步催生出现代意义的刑事政策及刑事政策学。如果没有这样的导向与根基，就不会有现代意义的刑事政策，当然也就没有刑事政策学这一学科。或许学科的诞生没有一个确切固定的时间，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开花结果并日臻成熟起来。刑事政策学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逐渐从犯罪学中剥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二、三者各自的研究对象

（一）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19世纪以前的刑法学，是最广义的刑法学。它研究有关犯罪与刑事责任的一切问题的学科，包括犯罪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比较刑法学、刑法史学等等，其研究对象包括实体的刑法规范、犯罪原因与对策、刑罚的

3参见张小虎著《刑法的基本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参见王牧主编《新犯罪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6页。

5参见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0页。

6参见张小虎著《犯罪论的比较与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注释①。

7肖剑鸣、皮艺军主编：《犯罪学引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执行、刑事诉讼程序、刑事侦查、各国刑法规范等内容。广义的刑法学，是指解释现行刑法、阐述刑法规范的哲学基础，研究刑法历史、比较不同刑法的学科。狭义的刑法学，仅指刑法解释学，即对现行刑法做出学理上的解释。

学科的发展使得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精细，上述刑法学的流变过程反映了人们的思维认识规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当今学界通常认为，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犯罪与刑罚一直是刑法学的核心问题，它是规范意义上的犯罪与刑罚，犯罪与刑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学的体系是以我国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刑法学的体系不可能脱离开刑法的体系，但它又不能简单照搬刑法体系。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它既要参照刑法体系，又要照顾到自己内在的理论联系和逻辑结构以及叙述的方便，从而建立本身的科学理论体系。”8

刑法学包含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具体研究对象包括：（1）刑法本身，如刑法的概念、性质、地位、目的、原则、适用范围等等；（2）刑法规范与规定，即刑法对于犯罪与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3）刑法规范的哲学基础；（4）对刑法规范的立法解释；（5）对刑法规范的司法解释，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具体适用刑法的司法解释；（6）刑法适用的规律、经验与问题。9

以上两种观点是以目前刑法学界有代表性的两本教科书为例，说明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对此学界还有争议，但基本问题已都含在教科书中。

（二）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现代犯罪学者一般认为，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对策，犯罪对策中主要是犯罪预防。“犯罪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对犯罪现象和犯罪行为进行综合研究的事实性学科，它基于对犯罪现象原因和犯罪行为发生规律的理性认识，提出旨在预防、减少犯罪的对策和措施体系。”10“新犯罪学的理论体系是以犯罪现象的存在为核心，研究犯罪现象的产生、本质、存在形态、发展变化规律和对策。”11

犯罪现象是一种社会事实，犯罪现象的存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犯罪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普遍的，不会因为人们的憎恨和治理而彻底消失，而只能是一定数量的减少和一定危害的减轻的一种社会现象。12犯罪现象的存在决定了它的特征：犯罪现象具有一定的负面价值；犯罪现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犯罪现象具有事实上的非理性；犯罪现象具有一定的被忽视性。

犯罪原因，是指由对犯罪的形成与变化具有决定作用的致罪因素所构成的动态系统。致罪因素是犯罪原因的构成要素；犯罪原因中的致罪因素（犯罪因素）尤其是指决定犯罪形成与变化的关键性因素。犯罪原因包括宏观现微观两个视角、动态与静态的分析，并且具有时空的特征。13

犯罪对策主要是指犯罪预防。犯罪预防是犯罪学研究的归宿。预防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犯罪预防，是一种事前预防，是指以消除或限制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为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的各种措施和活动的总称。而广义的犯罪预防是

8参见高铬暄等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2页

10参见张远煌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页。

11参见王牧主编《新犯罪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9页。

12同上，第174页。

13参见康树华、张小虎主编《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07页。

一种传统的预防概念，它包括所有对对预防资金积累磁生影响的事前干预措施和事后的处罚或矫正措施。14

（三）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15

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统一标准，各国学者对此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四个方面：

1、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

它们属于认识论范畴，这些基本观念直接决定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科属性，如刑事政策概念、刑事政策的功能、刑事政策的目标、刑事政策的主体等等，这些基础性的观念都是刑事政策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刑事政策的概念、刑事政策的功能、刑事政策的目标、刑事政策的主体、刑事政策的人道性、科学性、法律性

2、相关犯罪范畴

人们对犯罪的认识也是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刑事政策的起点源于犯罪，人们对犯罪概念、犯罪观、犯罪原因等等的不同认识，会导致制定与适用不同的刑事政策。包括：犯罪概念、犯罪观、犯罪原因、犯罪人受害化的现状描述、犯罪是一种评价，等等。

3、刑事政策的根基

现代刑事政策内化了自近代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效率、人道的价值理念，根植于肥沃的市民社会土壤中，以法治语境下的分权监督与制约为制度保障，以法理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为指针。正如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近代以前，几乎世界各国都有非常完善的刑法，但那不是罪刑法定。因为，封建社会以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等无法孕育生成这样的刑法原则。同样，刑事政策发展至今，也有其特有的生长根基。

4、实然刑事政策

所谓的实然刑事政策，是指实际存在的刑事政策，它普遍存在于各国法律之中，是各国实际存在和正在适用的刑事政策。

实然刑事政策包括宏观的刑事政策和微观的刑事政策，或者称为战略的刑事政策和战术的刑事政策。它们在刑事政策学体系中举足轻重，如果类比的话，它相当于注释刑法学中对法条规范含义的阐明。我们可否称为注释刑事政策学，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正在适用的刑事政策的阐明。如自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少杀、慎杀”“严打”“宽严相济”等，微观刑事政策如刑罚（各种刑罚方式如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非刑罚制裁措施（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非刑事的手段，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措施，社区矫正等等。

5、应然刑事政策。

应然刑事政策，即应当如此的刑事政策，它是根据对犯罪现象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准确把握而提出的合目的和合理的刑事政策，具有科学性。实然刑事政策是现实的正在被运用的刑事政策。但由于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性和法的相对滞后性，实然刑事政策总会与应然刑事政策之间存在差距。刑事政策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的将应然刑事政策转化为实然刑事政策，尽可能地使实然刑事政策更加科学与丰满，进而真正对犯罪人予以合理的，合目的的人道处遇。在一定的时空条

14参见张远煌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21页。

15参见拙著《刑事政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目录。

件下，刑事政策思想、理论有可能上升为实然的刑事政策。例如，就宏观刑事政策而言“减少、限制以至废除死刑的政策”应取代“少杀、慎杀政策”；就微观刑事政策而言应以人道的具体的刑事责任方式取代不人道的刑罚方法，如刑事和解制度、司法转处制度、缓予起诉制度等等，以实现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

三、三者的关系

三门学科的共同点在于研究并试图解决犯罪问题，虽然发现问题的角度与解决问题的方式存有差异。

（一）刑事法学一体化是刑事法学内在的逻辑演绎过程。从学科的发展脉络来看，近代以来的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其源头都要追溯到刑事古典学派、刑事人类学派、刑事社会学派以及后来的刑事人道学派，这样同根的一脉相承只是参天大树上的不同枝叉，虽然各有千秋，但殊途同归，一体化是其内在的品格。

古典主义哲学蕴涵的公平正义理念催生了刑事古典学派，刑法学恰恰是其载体，在制度层面以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等形式实践着其种种观念；实证主义哲学孕育的客观精神催生了刑事人类学派及刑事社会学派，形成了犯罪学这一独立学科，描述犯罪现象、寻找犯罪原因、制定犯罪对策，当然在刑法制度上出现了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存的双驾马车，不仅仅是惩罚犯罪，更多地是预防并控制犯罪及犯罪人；人道主义哲学的兴起催生了刑事政策学的诞生，以人为本已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共识，个人的权利最大化，以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的方式凸显个人存在的价值，全新的处理犯罪问题的实体方式方法刑事和解及与其相对应的司法程序恢复性司法，以史上从未有的速度与空间在世界各地弥漫开来，本质上全无文化背景的差异与民族特色的装点，东西方百转千回，在同一或近似的理念指导下共同完成制度上的飞跃。

（二）关于犯罪概念

三门学科均研究犯罪概念，但内涵与外延不同，存有交叉。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应归纳为：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这一犯罪的形式概念虽然没有规定社会危害程度，但并不会导致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因为，形式概念严格遵循罪刑法定，法典中规定的诸犯罪行为必是社会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程度的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那法律也就不会再规定此种行为构成犯罪了。另外，我国刑法条文采取了“定量模式”，即在具体犯罪构成中包括了一定的数量要件。有些是直接规定了数量限制。例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偷税罪等。

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超出了上述范畴。犯罪学是事实学，这就决定了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不同于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它从功能性犯罪定义出发，将犯罪界定为一切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内容涵盖了法定犯罪、待犯罪化的犯罪、准犯罪、待非犯罪化的犯罪。它不受制于规范，而具有开放性的体系。只要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是犯罪，其核心是对社会危害性的界定。一般而言，大多数人认为，偏离主流社会所认可的、侵犯了公共的或是个体的利益、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就是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旨在解决犯罪问题的各种方式方法，而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应该就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刑罚是刑事政策的主要的基本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刑事政策不仅仅要考虑如何对付规范意义上的犯罪，还要考虑非规范意义上的犯罪，以及用刑罚以外的手段来解决

犯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刑事政策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就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

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由学科性质决定，犯罪学的主旨在于犯罪预防，这种预防既包括对已然犯罪，也包括对未然犯罪，而其核心主要在未然犯罪，即将还未出现的犯罪控制在萌芽状态或是预防其发展及蔓延。而刑事政策学中的犯罪是指已然犯罪，是已然的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刑事政策是一种事后处理措施，只有当各种犯罪行为发生以后，刑事政策才去解决问题。但它又不仅仅是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而是对其有所扩大，刑法没有规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如不满14周岁的人及精神病人已经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含在其中。

（三）研究内容的冲突与矛盾

刑法强调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事政策强调刑事和解。毫无疑问，两者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谈何罪刑法定及罪刑相当？但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在不同情况下，可以解决不同甚至相同的犯罪问题。如果是在单纯的国家传统司法模式的范畴内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一定要罪刑法定及罪刑相当；如果是在恢复性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则不涉及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刑事和解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和解的需要，主要是犯罪人与被害人的配合，因人而异，与罪刑无多大关系；罪刑法定的核心是罪与刑都由法律规定，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无关。而罪刑相当关注的是刑与罪是否匹配，从而实现正义。

现代社会更加强调每个人的作用。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呈多元状态分布，公民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会将个人的意识与意志发挥到极致，趋利避害，其结果是导致市民社会的发达，每一个体是社会主体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被规范的对象，即一部分人是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对象，而最终结果是将国家权力分化，国家无奈地让渡出一部分权力给社会及公民个人，在最大限度内实现每个人的“意思自治”。社会中人人平等，但依然会在法治的旗帜下，不过法律更为公正、公平，在立法者与普通百姓之间，机会也均等，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即使犯罪以后，也可选择以哪种方式承担刑事责任，行为人从被动到主动，对犯罪后的各种结果可以进行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罪刑法定具有终极价值。只要国家存在，其根本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它带来的益处绝不仅仅是针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它所铸成的抗衡强大的国家司法机器的法律屏障，保护了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众所周知的是：每一公民不可能都成为罪犯；但有可能性发生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会在不期之时落到不特定的公民身上。罪刑法定保护的是你、我、他，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罪刑法定对国家权力是一种恒久的制约。

（四）对同一犯罪的不同处理

以一案件为例：陆某（男，21岁）于2005年8月27日12时许，在某大学学生宿舍B栋406房间内，趁无人之机，将郑某（男，十八岁）旅行箱内的中国银行卡盗走，于次日先后三次从ATM中盗取人民币5000元整，后被查获归案，赃款已起获发还被害人。案发时陆某为某大学中西医结合班04级学生。

诉讼过程及处理结果是：陆某因涉嫌盗窃罪于2005年9月2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9月8日被取保候审，于2005年10月10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承办人通过认真仔细阅卷，并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鉴于陆某主要是由

于家庭十分贫困，其学习成绩优秀且交不起学费；其犯罪情节较为轻微，认罪态度很好，有悔罪表现，赃款已退赔；被害人原谅陆某并请求不追究刑事责任。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提请相对不起诉，最终检查委员会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陆某重回校园。

本案如果依照罪刑法定处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定罪量刑。因为行为人盗取人民币5000元整，依照司法解释，500——2000元为盗窃罪的“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按照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本案的处理结果是相对不起诉，案件都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在检察院的起诉阶段就化解处理了，行为人既无罪也无刑。事后证明，这样的处理结果无论是对行为人还是对被害人及社会其他成员，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刑事政策超越了刑罚，但它依然是对犯罪的反应。与规范刑法的不同首先在于犯罪的内涵与外延不同，犯罪圈被扩大了，刑事政策要解决的犯罪是犯罪学上的已然犯罪；其次是与犯罪对应的处理措施也扩张开来。现有的刑事法律是解决犯罪问题的主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除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以外，还有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及国际的条约准则等等。例如，刑事和解是刑法外的解决已然犯罪的措施，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诉讼模式以外的程序，两者是实体与程序的配套，不仅在我国，几乎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适用。刑事政策被纳入一开放的体系中，只要符合法治原则并对犯罪人进行人道化的处理就可采用。

（五）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种理解，犯罪学是科学；而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是技术。科学是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与说明。技术是将科学运用到具体任务中，隶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科学就是得到事实并试图理解这些事实，既不过头，也不未达……科学对于人类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面对事实，既不过度，也不欠火……由于社会科学正得到人们的认识、并将继续得到人们更好的认识，人类有可能减少世间的苦难，活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智。”16

犯罪学对犯罪现象的描述、对犯罪原因的分析为刑罚的制定及刑事政策措施的规范都提供了实证资料及根据，它们是前提，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了恰如其分的因果关系，真正是既不过度，也不欠火。

但是，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有序远不是科学就能解决的，将数学、物理学等运用到社会科学中，必须找到它们的合适位置，而不是放之四海皆准。量化固然是人的追求，它能带来简单与省心。但只要人心不可以全部量化，科学就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的所有问题。人类社会可以靠法律规定的只是针对人的外在行为。

16参见[英]菲利普·鲍尔著、暴永宁译《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