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的叙事艺术

前言

近几年来兴起的“金庸热”推动了对金庸作品的影视拍摄，加之各种网络、新闻、报业连篇累牍的报道及诸如陈墨等大家的评论使金庸小说的文学影响与日俱增。目前传统的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其情节艺术、文化品位和审美境界的阐释，即使对于叙事模式的说明也是过于单一。此次论文立足于前人对金庸小说诠释的基础之上，从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事时间等要素全面系统的探究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金庸十四部经典武侠作品洋洋洒洒，数百万言，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要想错综繁冗的故事情节之中提炼出最具典型的叙事技法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程，涉及到社会学、地理历史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这需要在翻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之上博采众长，集百家之言，成一家之说，难度系数较高。论文着重从金庸的十四部经典小说出发，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分析法力求抽象出其典型的代表性的叙事模式。

从根本上说，小说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因此，最能显示其文体风格的便是叙事模式。现代小说越来越追求叙事风格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有的论者把这种叙述的转变视为传统小说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这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自然不无道理，因为它确实弥补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过于单一的缺憾。但是，许多时候一个作品的价值高低并不是取决于叙事模式的新鲜或陈旧，而在于作者如何使用它。一种新鲜的叙事模式固然可以令读者耳目一新，但同样也会使其中的一些人“望而却步”；相反的，一种看似陈旧的叙事模式，也会由于作家的灵活运用而变得生机盎然。金庸小说继承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同时，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程式化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研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必须努力找到其隐藏在纷纭复杂的故事情节背后的基本叙事语法，并描述其发展趋势。金庸有意识地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创造出“俗极而雅”的小说世界，下面就金庸小说的叙事方式分四个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整体与细节

金庸小说叙事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其注重整体的结构安排，而且表现在其细节的丰富。细节的描写不仅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充实作品的形式，而且还能增强作品的真实性与生动性。金庸却不一样。在金庸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对细节的描写十分注重，细节的安排十分巧妙得当，而细节描写本身则十分精彩生动。这使金庸的小说比起一般的武侠传奇小说故事简直不可同日语。它不仅超越了故事层面而成为真正的小说，而且超越了一般小说的水准，而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金庸小说叙事的细节描写，有如下的功能及其特点。

1、丰富性

金庸小说的细节之丰富这是有目共睹的。看其他作家作品可以看头知尾，而且只能沿着一条故事情节的通道往前走。而看金庸的小说则不同，几乎每个章节，甚至每个片段中都含有丰富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像是金庸小说“风景线”中的花、楼、亭、石、松、泉、雾，虽不是故事情节的主干，但有它与无它，情形不大相同。金庸小说的丰富细节，不仅使它具有故事性，而且还有文学性、艺术性，进而还使之具有一种文化性。

2、真实性

金庸小说的细节，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及其文化趣味，同时还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武侠小说本是些传奇故事，金庸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但金庸小说常常又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品提供了大量的真实细节。小说的情节是传奇的，而小说的许多细节则是真实可信的，这造成了金庸小说的传奇而又不失其真实的特殊风貌。

3、生动性

金庸小说叙事中的一些细节的运用，使人物、情节以及整部作品都显得更加充实而又生动。在丰富性和真实性的举例之中，我们其实已经同时看到了生动性的一面。合适的细节的选用不仅丰富和充实了小说的叙事，也不只是小说的传奇故事具有真实性的功能，而且同时使作品变得生动、充满艺术趣味。

二、叙事时间变化多样

“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 金庸善于用自己的感觉方式来自由切割、变换小说中的时间，使小说获得形式上特殊的美学效果。小说的叙事时间大致采用两种方式。

其一是传统中国小说连贯叙述方法，讲究布局，讲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但都没有打乱故事的自然时序。主要故事可能由于次要故事的插入而中断，可插入一旦结束，故事又接着讲。《鹿鼎记》就是这样，小说从韦小宝十二三岁跟茅十八进京城，到二十出头从法场上救下茅十八，由此告老还乡，回到扬州，其间韦小宝凭着在妓院学来的本事，在宫中竟如鱼得水，飞黄腾达，从小太监荣封忠勇伯、鹿鼎公，他炮轰神龙岛，大闹罗刹国，屡建奇功，在众美女间左右逢源，在清廷与天地会之间里外为难，所有这一切都按照自然时序依次叙写，其中插入天地会反清故事，顺治皇帝的故事，都没有打乱小说叙事时间。小说从扬州出发，又回到扬州，完整统一，富于艺术的韵律。

其二交错叙述，同一情节的叙述，一会儿现在，一会儿过去，作者把同一情节线切断，提前挪后，重新剪辑组合，具有侦探小说的叙事时间特征。如《雪山飞狐》就有两个叙事时间，一是现在，指的是小说中所写的清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这一天。一是过去，过去有两个时间，一百多年前和二十七年前。过去的故事借小说中人物的叙述插进现在的时间进程，有的说“百年往事”，有的说“二十七年前的沧洲比武”，有的说“前因”，有的说“后果”，故事不曾遵循自然时序依次出现，二十七年前的沧洲比武，小说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七章，逐渐补充叙述完整，其中夹着第六章写“现在”飞狐上山。现在的故事和过去的故事纠合在一起，“一日”之事和“百年”之因相互关联，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绵长的故事。如果按照正常的叙事，则由百年之前说起，然后说二十七年前，再说现在。运用交错叙述来处理叙事时间，不仅让读者看得轻松、明了，而且故事也不失完整动人。

作者自觉变换小说时间，可以使故事更复杂更曲折更吸引人，便于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他变化无常的情绪，突出作品的整体氛围。《笑傲江湖》第一回《灭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2009届毕业论文题目：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教学点：青海贵德函授站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 2006级姓名：王春燕指导教师：陈良煜教研室主任：高斌成教院院长：蒋东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摘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而盛唐诗则是这高峰的顶点。李白是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伟大诗人之一。他最让人诗兴焕发，才华灵动，神气飘逸，心胸俊爽。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李白，正是站在这顶峰上的一颗奇松。就个性而言，李白是酷爱自由、任侠放纵，崇尚自然，蔑视权贵的人，他的思想较复杂，儒、佛、道、仙、侠等对他有影响。他又是一个极为自负的人，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这就使他的诗歌充满了豪迈、奔逸、洒脱不羁的特点。他运用诗较多，且最有个性的是古题乐府，歌行及绝句。李白的乐府虽用古题，却又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借古题写现事，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二是用古题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类诗中李白将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与情绪融入诗中。除了古题乐府外，李白写得最能体现其特点的还有歌行体（或称七言歌行）。李白的歌行体诗歌将叙事与抒情结合，把抒情诗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其特点是感情强烈，一气直下，纵笔挥洒，淋漓酣畅。李白的绝句，大都写得清新自然，而又含蓄丰富，有无尽情思。关键词：浪漫主义；意象；清新

目录一前言―――――――――――――――――――――――――1 二主观浪漫主义色彩强――――――――――――――――――1 三想象与喷发式的感情表达相结合―――――――――――――3 四意象的壮美和优美―――――――――――――――――――5 （一）李白诗的壮美意象――――――――――――――――5 （二）李白诗的优美意象――――――――――――――――6 五清新明快的语言风格――――――――――――――――――7 参考文献―――――――――――――――――――――――――9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毕业论文题目: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姓名:刘玲学号:200630214042 系别:汉语言文学年级:2006级指导老师:何兵完成时间：2009年3月28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摘要]：梁晓声在叙事技巧的使用上是极为娴熟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他的代表作《人间烟火》为例进行分析从而获得证明。在《人间烟火》中作者就成功地运用了倒叙，张弛有度等叙事手法。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艺术效果，其作品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给读者韵味无穷的美感享受。读者还可以用这种手法去阅读更多的作品和创作。 [关键词]：梁晓声；倒叙；张弛有度；娴熟正文：梁晓声1940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城。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自今作品逾千万字。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很高，同时他还是中国当代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其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1)《人间烟火》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品写于八十年代初期，其作品带有了那个时代的新鲜气息，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身心变化和城市风貌。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尤其是倒叙和张弛有度等叙事技巧的运用上的应用极为娴熟。下面将作详细地分析，以求对作者类似的作品在叙事艺术的把握上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一、倒叙的运用上那什么是倒叙呢？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边，然后再从事

件的开头按事情原来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2)。从这个定义看，文中有两个地方很明显的运用了倒叙。文章的开篇就写到主人公之一葛全德，他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光华街上走着，作为一个建筑工人的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眼前的一切，心情极其的复杂。可看到这里读者并不明白是什么使他的心情如此郁闷，以至于会引发联想，主人公怎么会一个人就这样沿着一条街漫无目的的游荡呢，天色已晚，可是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一直到了作品第六页，才开始讲他如此这般游荡的原因，也进入了事件的原由，他同情施工队这些普通家庭出身,本人却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小伙子们,他不忍看见他们受这样的欺负所以就因工资问题和同事(西血鬼)们打架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到作品第一部分结束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开始葛全德的所作所为是为什么，心中的一个个迷团才得以一一解开。那作者这样叙述的目的是什么呢？采用倒叙的方法的作用是，增强文章的生动性，使文章产生悬念，更能引人入胜，同时也可以避免叙述的呆板和结构的单调(1)。作品将葛全德在光华街上的行为放到文章的开端是很少见的，首先，人们会想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冷清的街上瞎逛，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从而使文章产生了悬念。其次、把打架后的反思和状况放在前面，使读者一开始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内心略见一斑，一个活生生的葛全德仿佛就站在我们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2)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论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

西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定表学号专业层次通讯地址邮政编码指导教师

目录摘要 (1)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 二、正文（一） (1) 正文（一） (2) 正文（二） (2) 正文（二） (3) 正文（二） (4) 正文（三） (4) 正文（三） (5) 正文（三） (6) 结论 (6) 结论 (7) 参考文献 (7) 一、绪论现代小说散文出现了“五四”后的现代小说中，从鲁迅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首，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萧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她继承了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萧红的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一）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和至今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在她短促而丰富的一生中留下了《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脍炙人口的文字。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有学者甚至把它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提并论，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传”。在2000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所评选的20

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呼兰河传》名列第九。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下，萧红的文学成就已经和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茅盾、巴金等人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萧红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学个性和突出的文学史地位，对她的阐释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二）在某种程度上，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已经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稍有了解者的一个程度深浅不一的情结，特别是小说中呼兰以及哈尔滨地方风情的再现以及方言土语的使用，刺激了太多外地读者对于黑龙江地方人情风俗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萧红和她的众多作品已经成为黑龙江地域文化的独特徽记。萧红研究特别是对萧红小说研究的深入展开，毫无疑问对我省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彰显我省作为边疆文化大省的地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三、结论语言的独特性,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这位女作家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对鲁迅诗化小说的再现。她注重打开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诗之间的新型样式。因而她的小说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没有事件上的完整性。从这点上说萧红是“反小说”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家乡人的情感,捕捉家乡人的情调,展示东北土地上野性的力量。萧红是独特的,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描写故乡,表现自我。萧红是说不完的,只要有人想走近她,认识她,就要熟悉她的语言,她的语言正是读者解读作者及其小说的钥匙参考文献 1、李重华曹桂珍《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 2、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月 3、陈世澄《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1月 4、铁峰《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5、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6、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书店印行1985年版 7、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9、《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0、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萧红《呼兰河传》《孤独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2、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摘要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由于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促悲凉，她的小说有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萧红思想敏锐，敢于揭示新矛盾新问题，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最强音，她的小说富含爱国主义激情。萧红正是以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深沉的的悲剧意蕴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独占一隅，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萧红小说的艺术特色作简要论述。关键字：萧红，文体，爱国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论萧红的创作风格

论萧红的创作风格石伟内容提要：萧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位女作家，她自己波折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生命和人生独特的认识，她的很多作品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在其中，使她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有的风格。关键字：萧红创作风格正文：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大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或清新淡雅,或慷慨激昂,在一个个文字的构建中,自然流露出自己独有的气质,成为作家在茫茫文海中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标志。关于创作风格的形成，不能否认作家先天的心理个性等方面因素的作用，更应该看到作家生存的外部环境与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一方面，作家先天的心理、个性因素，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使作家表现出一种都有的才情与气质；另一方面，后天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为作家提供了可供写作的素材，让作家有了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使其文学天赋得到完善并发展。在不断的文学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下面就以萧红为例，论述其文学创作的风格。

萧红，这个生长于动荡年代的作家，她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1-1929与1930-1942，在前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她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她生活在呼兰这个小县城内一个重男轻女的地主家庭，开始感受周围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就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形成了一个文学创作的大背景。在后一个阶段，萧红开始了流浪与痛苦的生涯，生活非常艰难，爱情的变更，疾病的困扰，一直伴随着她。但就是在时期，萧红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发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奠定了她在现当代文学创作史上的地位。 (一)寂寞凄凉的风格她始终是寂寞的,从她出生到她最后病死香港,她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寂寞的情绪。在她童年的记忆里，仿佛只有祖父这一个亲人疼爱她，“等我生来了，第一次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疼爱我。使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而祖母留给她的，只是用针扎她手指的事。她的父亲母亲似乎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印象，父亲的两次出场，也都伴随着暴力，一次揣她，一次打有二伯。她是寂寞的，亲人对她的冷漠给她的是一个并不快乐的童年，大多数时候，她只是自娱自乐的一个人，她“常常在蒿草里做着梦”，也看着“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显得更荒凉寂寞”。缺乏父母亲的疼爱，缺少可以一起玩的伙伴，使得她的这种寂寞的情绪，一直伴随了她一生。自她19岁逃离家庭，她就开始了另一种寂寞的生活，漂泊不定

解读金庸小说的“江湖”世界

解读金庸小说的“江湖”世界 “江湖”作为一个泛指五湖四海的巨型空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而武侠小说对之尤为嗜好。 “江湖”作为一个尤其是与朝廷相对的另类空间，或真实，或虚幻，或有所确指，或无处可寻。晚唐杜牧《遣怀》一诗有“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①的妙句，颇能体现走“江湖”者背离朝廷、流浪四方的野味，以及相关的失意情绪。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②却将江湖与朝廷的抗衡姿态统一为作者一以贯之的世俗关怀。“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寂寞岁月，其实隐含着两种极端化的姿态，要么飘然逃逸而无所牵挂，要么暂时逃逸而不忘归返红尘，亦有为数不少的贤臣隐士用“穷”、“达”两际不同的举措，在两种姿态间摇摆不定。不过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与古典诗词小说中的“江湖”相比，既有所继承，也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金庸小说的江湖世界可以被指认为乌托邦，这里在如下两层意义上存在的：其一是在“空间”与“人”的意义上，金庸小说特征之一便是要营造虚构的“江湖”和“武林”，而“江湖”和“武林”是正反乌托邦的合体，它一方面可能是与昏暗朝廷相对立的政治意义上的理想社会和代表正义与公道的侠客，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充满凶杀和

诡计的险恶空间，以及被欲望所扭曲的兴风作浪者。其二是在心态的意义上，“归隐”与“救赎”成为江湖乌托邦主题的二重奏；江湖世界的人物往往葆有一以贯之的归隐情节。他们向往并最终归隐于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是短暂出现的田园美景和神秘而不知所终的诗意归隐方式；与此同时，侠客之意义便在于为失序的江湖重新赋予秩序，竭尽个人之所能，拯救江湖世界的危机。作为神出鬼没、武艺高强之侠客的行动场所，“江湖”具有一定的“幻设”成分和理想色彩。理想化江湖世界最为充实的表达，无疑当属“水泊梁山”。有论者将《水浒传》的水泊梁山视为一个受压迫者的政治乌托邦，一个苟延残喘的下层劳动者在朝廷与地方双重恶势力的宰制下“梦寐以求的乌托邦”，而梁山泊所提供的理想空间和自由规则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一样穿稠锦，成翁吃酒，大块吃肉”③。在那里，天地的无常、政治的不公、社会等级的区分与歧视、贫困无依的乱世生活，全部荡然无存。在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侠义之士，除盗平叛……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模式④，并没有继承《水浒传》理想化江湖世界这一传统。如果说弹丸之地的“梁山泊”尚且不能被组织成一个理想化的空间，那么，20世纪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其范围之宽广远远超过小小的“梁山泊”，

论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

论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他是中国继屈原之后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在李白的诗歌作品把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采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他的诗歌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因此我们在学习、研读、欣赏李白的诗歌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抓住李白诗歌的特色。李白诗歌有哪些方面的艺术特色呢？一、李白诗歌的主观浪漫主义色彩强李白诗歌除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大鹏自喻可已非庄子式的逍遥以自适的大鹏，而是要引起震动惊怪的大鹏，足见其气势不凡，在这不凡的浩大气势里，体现出傲世独立的气概和人格力量。他在《行路难》中说：“行路难，行路难”说明作者面对眼前的现实的时候，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岐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使作者感到自已前途一片茫然。但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由于他有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最终使他再次摆脱了岐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将会有一天能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此诗句在气势上波澜起伏，跳跃纵横，既显示了诗人对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苦闷、愤郁和不平，又突出表现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使李白诗抒情方式有鲜明特点。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这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飚和喷溢的火山。如《宣州谢眺楼饯别》：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流水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追求功名是李白一生的理想。在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中，腐败王朝的江河日下，李白被权贵排挤出朝来。诗人感到徒有回天之志，却毫无用武之地。只好在诗中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郁愤情怀。又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开始便把浓烈的情怀抒写出来。接着便是抑制不住的感情浪潮的喷发：“君不能狸膏全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满腔忿慨喷薄而出，滚滚滔滔。抒发了对当时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强烈愤慨。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李白应永王李璘的招聘加入永王幕府。本想以平叛立军功，却不料永王被肃宗认定为叛乱。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以“附逆”被判流放夜郎。在《与史郎中钦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摘要：“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鲁迅眼中最优秀的女作家-----萧红，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相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作品通过自己对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的风土人情和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它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独特的，虽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者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厚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关键字：散文化诗意回环复沓儿童视角前言：《呼兰河传》绝非高屋建瓴，接地气的真实感至深至切。无论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畔，还是呼兰河畔的萧红，都以其特有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灵魂使读者尾随萧红回望童年的寂寞，重奏时代的悲歌。她以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达到了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一、散文化的写作风格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她的作品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模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而代之以一种便于传达情感体验的主观、随意、散漫的叙述模式，使叙事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抒情服务。【2】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写的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普遍生活，是整个社会的风俗。散文化的语言和结构，就决定了小说的基调是娓娓道来而非紧张急迫，是忧郁低沉而非活泼轻快。萧红有意淡化情节，淡化故事性，“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3】小说由三大板块组成，前两章介绍呼兰城的风土人物，自然风光等概貌并重点描绘了几

对金庸小说中爱情模式的解读

第32卷第1期Vol.32No.1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2年3月20日Mar.202012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2.01.009 摘要：金庸小说以写侠为主，但往往用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贯穿，有的短小精悍，有的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归结起来，金庸小说中的爱情不外乎英雄人格、爱情至上、复仇、单相思等模式。关键词：金庸；爱情小说；英雄人格；人性；复仇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2）01-0034-03武侠小说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早在汉初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就有武侠小说的痕迹。但是无论是唐传奇还是明清小说如《水浒传》、《七侠五义》甚或现当代的许多武侠小说，都鲜有对爱情故事的描写。只是从梁羽生以来，爱情描写才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常情常态。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他创造了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尤其是他武侠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从日常的卿卿我我到绝境中的生死相依，从本能冲动到因情入魔，不一而足。通过这些或者清丽爽劲或者哀婉凄凉的爱情故事，我们可以约略把握金庸先生大侠爱情观的基本特征。一与古龙的浪子风流和梁羽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观不同，金庸笔下的爱情是真实的、健康的、活泼的生命本能，不需要压抑，也不需要掩饰。而且在金庸的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总是交错着各种爱恨情仇，冲突不断。在爱情与诸多因素的冲突中，往往总是情占上风。总结一番，有如下几种冲突直接体现了金庸的爱情观。（一）情与礼的冲突这个古老的主题在金庸笔下发掘得更深，杨过竟然要娶自己的“师父”，公然向世俗挑战。更惊世骇俗的也许是纪晓芙，她早被父亲配与武当六侠殷梨亭为妻，但未过门就被杨逍擒去，生下一女，虽然是为杨逍所逼失身，虽然对殷梨亭心怀歉意，但她却倾心于杨逍的男性魅力，对这段孽缘全无悔意。情为何物，真令人难以琢磨，但可以确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备受推崇的“性情中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尊重自己的心灵，珍惜心灵流露的真情，不必担心别人的目光，不必以情博礼。（二）情与仇的冲突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大侠都有博大的胸怀，以德报怨，最常见就是“以情消怨”。最值得评说的也许是《雪山飞狐》留下的那个悬念：胡斐的那一刀会劈下去吗？也许不劈的可能性更大，虽说胡斐和苗人凤有杀父之仇，但人间有更重于狭义恩仇的事情，且不说两人都是豪气干云的大侠，自会惺惺相惜，单说胡斐为了心上人也绝对不会亲手杀死她的父亲。（三）情与理的冲突金庸笔下的侠客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意识，郭靖不顾师父反对，爱上“小妖女”黄蓉；张翠山与黑道上的天鹰教主之女殷素素对天起誓：“倘若你没好下场，我也跟你一起没好下场”。情与礼的冲突是道德层面上的，情与理的冲突是心理层面的，几千年的道德积淀为一种审美心理，以理制情是美，退让是美，牺牲是美。因此，侠客在爱情生活中的适情任意、敢作敢为、我行我素，才更让无力挣脱中庸之道、道学面孔的读者快意销魂。（四）情与义的冲突在侠客的感情生活中，这是最深刻的矛盾。也许情和义都是至高无上的，谁也不该压倒谁。张翠山发现爱妻殷素素正是害得师兄俞岱岩终身残废的责任者之一，他若成全手足之义，就要杀妻为师兄报仇，但殷素素既与自己恩爱多年，情义不能两全，所以他既不肯割舍情也不能抛弃义，只有自杀一途，摆脱这解不开的死结。收稿日期：2011-12-23 作者简介：杨紫玮（1984—），女，河南开封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对金庸小说中爱情模式的解读杨紫玮（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34 ·

论影响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因素

论影响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因素一、金庸传奇般的经历（一）家族渊源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查家是江南的名门世家，他的先祖查慎行(金庸在其作品《鹿鼎记》第一回的注释中对其身世有具体论述)是清代的著名诗人，官居翰林。他的大儿子克建、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做过知县，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后因对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一位大地主。从查慎行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笔下侠义英雄们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辈的精神一脉相承。（二）家道巨变在海宁沦陷前夕，金庸的父母带着全家逃难，渡过钱塘江，在对岸的余姚庵东镇（现归慈溪市）落脚。“他的家乡袁花饱受日寇的蹂躏，昔日繁华的江南古镇成了一片废墟，他家的房子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历多少代积累起来的藏书等统统荡然无存，一个历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曾经显赫的家族就此中落了。”[1]在庵东镇，金庸的母亲徐禄不幸得了急性菌痢，因无医无药，不久病亡。而此时的金庸却远在浙南山区丽水碧湖镇，多年后才得知母亲病亡的消息。幼年丧母是人生至痛，这是他永远无法弥平的伤痕。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正在香港打拼的金庸，又听到了父亲又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罪被处决的噩耗，他哭了三天三夜，有半年时间他都沉浸在痛苦之中。金庸年少而痛失双亲，成为独自在异乡为生计打拼的孤儿，其命运不能不说是悲惨的。我们不难发现，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绝大多数主人公不是幼年丧父就是父母双亡，然后独自一人历尽千辛万苦闯荡江湖。这与他的亲身经历应该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三）自幼多艰 1937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湾登陆，金庸所就读的嘉兴中学在校长张印通带领下南迁，历尽艰辛徒步跋涉近两个月，到达浙南山区丽水碧湖镇。从此与家人隔绝，过上了由政府提供救济的生活。1940年，在省立临时联合高中上高一的金庸因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而被开除，后来在原校长张印通等的帮助下于进入衢州中学。1941年，在衢州中学，金庸因积极参与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曾被列入“过激学生”的黑名单，又差点被开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离开浙江后，不久考入重庆政治大学国际法专业。在重庆他又闯了祸，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

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

1、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主要内容：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三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着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 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艺术特点：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思想内容：热爱祖国，忧国忧民。《春望》诗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诗人用“花溅泪”、“鸟惊心”描述自己的亡国之恨。无知的花、鸟尚且如此，诗人的痛苦不言而喻。诗人有关心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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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余华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叙述艺术分析

余华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叙述艺术分析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思潮、文学著作涌入中国，给中国的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很多人开始了模仿西方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技巧来进行文体实验，创作异于以往中国主流文学形式的小说，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正是体现这种形式的成果之一。一、叙述人称的转换 80年代的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既充当着作者的角色又充当着叙述者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只是自己的发言人，让他们说什么他们才能说什么，这些角色没有自己的声音。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中，余华依然是一个叙述上的侵略者而非聆听者，他在小说中分别安排了三个叙述者来讲故事。小说的第一节，“我”向读者介绍了自己居住在小城烟，“我”是一个拒绝与他人交往、厌恶世俗的人，直到1988年的5月8日我感觉到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我的生活，并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接下来的第二、三、四节，跳到了外乡人的叙述，他告诉了“我”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到1988年的9月3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第五节从逻辑上是紧接着第一节的，1988年5月8日“我”是在街上游荡的时候感觉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之后她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第七节中“我”为了摆脱这种被打乱的生活，又一次出去游荡，在这次游荡中“我”遇到了一个穿黑夹克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他在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第九节在逻辑上紧接着第六节，用第一人称讲述了

1988年5月8日之后“我”感觉到了这个年轻女人之后的故事，包括后来的车祸、失明、接受角膜移植等等。小说在“我”的叙述中插入了外乡人和穿黑夹克的年轻人的叙述，从三个不同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三个大致相同却又因细节问题错综复杂的故事。这三个叙述者用不同的叙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经历，小说通过不断变换叙述人称讲述三个同中有异的故事，“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出无穷的内在扩张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疑点、悬念，在真真假假中不断挖掘，直到理出让自己满意的逻辑结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这篇小说与博尔赫斯的作品《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中博尔赫斯安排了作家的不同年龄段的形象之间的对话。余华在《此文》中安排了1988年的“我”和两个1998年的“我”（外乡人及穿黑夹克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将一个疯子的自我对话、心理历程分成几个不同时空中的人的叙述，让“人物自己来介绍自己” [3]p95，通过这些叙述人称的转换，不仅使故事的神秘感大增，也使小说的情节分明，结构井然有序，引导读者一步步将故事中的人物串联，猜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的交谈中整理出故事的发展脉络，最后得出这三个叙述者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结论。二、时间的魅力余华小说中的时间叙述体现出极大的魅力，为人津津乐道。一个文本中的时间样式有事件时间、写作时间、叙述时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写作时间是1989年。小说的第一节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