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寄封记录了苏联解体的一段历史

一个实寄封记录了苏联解体的一段历史

前面写过一篇《一个实寄封验证了一个民主体制》后，看到许多地方转载了。其实，每一个实寄封都记录了一段历史。正值12月25日苏联解体15周年之际，在这里再给大家介绍我收藏的一个实寄封记录了这段历史的实集封。

收集到这枚实寄封是一次意外。我本来是不收集实寄封的，见到信封上好的盖消票就撕下来保存并把信封扔到。这一次就在我几乎要扔掉它时，我突然发现它极为特殊：在一个信封上贴的是两个国家的邮票：两枚苏联的和两枚俄国的。幸亏早年学过俄文，虽然都忘光了，终于还是认出了这两个字。

这枚实寄封记录了一段历史，那就是从苏联向俄国的过渡。我的俄国同学告诉我，那时候，因为过渡的那么突然，政府部门都没有准备。虽然邮局里已经发行新的俄国邮票，但是老百姓手里还有大量的前苏联的邮票，因此就出现了象这枚信封出现的两个国家的邮票。当时的局面发展的太快了，以至我们旁观者也是糊里糊涂。至今还有文章在讨论苏联解体的谎言和事实。顺着这枚实寄封的思路，我Google了一下因特网，逐渐地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图象。

简单概括地说，前苏联的灭亡和俄罗斯的诞生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环节：一个是“八一九政变”，另一个是《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就象一个正在维修的大楼突然经历了两次人为的强烈地震，于是它只能自己选择悲壮地倒地解体。

“八一九政变”断送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991年，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自由化，遭到了反对派的反对。特别是取消宪法第六条以后，人民可以自由成立党派了，一下子一千四百万共产党员就退了四百万；而且预计第二年还会有五百万人退党，共产党马上就要解体垮台。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想让当时的具有自由开放形像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拜耶夫担任总理。这就使共产党的保守派们感到末日来临。反对派的克格勃的头子柯留其阔夫，私下联系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内务部长、政府总理和副总统等人合谋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这场政变。

他们选择戈尔巴乔夫到克里木别墅度假的契机。而且巧的是这次政变最大的障碍叶利钦，也在他的别墅阿里桑给度假。他们准备在发动政变后，叶利钦若不同意，就逮捕他。

8月15日柯留其阔夫下令克格勃监听所有领导人的电话。首先派托尔斯泰的一个重孙子--克格勃第九局、戈尔巴乔夫所在度假地克里木的克格勃头子，负责包围了戈尔巴乔夫的别墅。戈尔巴乔夫是从美国之音广播那里知道发生了政变的。

8月16日，柯留其阔夫下令克格勃七局和国防部共同组织制订计划，捉拿可能成为政变障碍的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

8月18日下午13点由成立的“该该掰”(政变委员会)派人下令让戈尔巴乔夫下台，宣布副总统依纳耶夫为“总统”。下午16点戈尔巴乔夫对外的所有联系被切断。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签字下台。

8月19日0时30分，政变委员会正式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由依纳耶夫出任总统。早晨6时政变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全民发表宣言。早晨9时，当时几乎所有闻讯政变的俄罗斯领导人，都跑到叶利钦的别墅商量对策。苏维埃议会主席哈斯部拉达夫，也跑到叶利钦的别墅。叶利钦与众人商讨起草对全苏人民的宣言。俄政府当时的总理哈德布拉德夫、列宁格勒当时的市长卡恰朵夫，莫斯科当时的副市长卢什科夫，共同签署了对全民宣言：宣布政变非法。早晨叶利钦给苏联空降兵的总指挥戈拉乔夫(后来的俄罗斯第一任国防部长)打电话。不想他是个政变者，参与了制定捉拿叶利钦的计划。他在电话里说派自己的部队来“保护”叶利钦，但事实上派来的却是穿了空降兵服装的克格勃阿利法的别动队。别动队的头子达耶夫上校被叶利钦的一个侍卫认出。叶利钦让自己的卫士假装没有认出他们，导致阿力法失去警惕后，叶利钦从别墅后门逃出。叶利钦跑到了俄罗斯政府和议会所在地“白房子”。立即与将出任苏联新总理的纳扎拜耶夫及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联系，联合抗击政变。但没有得到回复，他们在观望，看哪头风硬。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柯亚利比捷夫(后来的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派了一个团的部队来保护叶利钦所在的“白房子”。8月19日12时25分，叶利钦跳上坦克，发表告俄罗斯人民书，宣布政变非法，号召人民反抗政变，保卫俄罗斯政府和议会。要求“让戈尔巴乔夫出来工作！”

8月20日14时，柯亚利比捷夫的四辆坦克和一个团奉命开走，留下叶利钦自己面对敌人。政变总统依纳耶夫下令列比捷夫和戈拉乔夫制定攻击白房子计划。当时阿利法别动队有六十名队员受命指挥向白房子攻击，十辆坦克包围了白房子，决定凌晨3点发起进攻议会。但被反政变的莫斯科市民组识的人墙昼夜阻止。当时所有的电视台都被政变委员会控制，但在白房子内尚有天线电台，记者们就用天线电台组织反击。

21日凌晨1时，三名市民为了阻挡装甲车被杀害。人们在大街上高喊：“凶手！”“凶手！”政变委员会派来的十辆坦克，一直堵在议会的桥前。这是最关键的时刻：白房子失守，则政变成功。但是政变委员会低估了人民保卫民主进步决心和力量，以为坦克出现一恐吓，人们就会退却。所以坦克没有带炮弹，士兵也没有枪枝和子弹。相峙之下，人们开始登上坦克，拆卸坦克。在关键的时刻，指挥这十辆坦克的上校达吉莫瓦决定支持叶利钦，率坦克向人民投降了。达吉莫瓦后来说，政变委员会确实胆怯了！最后也没有准确命令进攻白房子。“就是下令进攻，我们也不会进攻。因为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民，我们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

8月22日，最后胜利的人民高喊着消灭克格勃！人群从白房子拥向克格勃总部所在地的捷仁斯基广场(后来的鲁宾广场)，打砸克格勃创始人捷仁斯基的巨大塑

再来看看另一边。自从8月18日戈尔巴乔夫被围困后，他每天只能靠听美国之音广播判断形势和消息。8月20日，戈尔巴乔夫在别墅里，用一架自已的录影机，录制下对全民的宣言，担心被杀掉。这时，形势异常严峻紧张，但向着不利于政变一伙的方向发展。政变委员会成员、政府总理巴布洛夫相继宣布退出政变委员会。叶利钦派自己的助手顾柯夫去同政变方面的指挥官格拉乔夫谈判。顾柯夫打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控制不住形势了！”要求叶利钦和自己一块儿去接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同意亲自前往，让俄罗斯副总统鲁斯科依前去见戈尔巴乔夫。克格勃头目柯留其阔夫也抢着去见戈尔巴乔夫。在空中他们就展开了竞争。当鲁斯科依和柯留其阔夫同时到达戈尔巴乔夫在克里木的别墅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决定跟哪一派走。为了防止克格勃暗算戈尔巴乔夫的座机，鲁斯科依把柯留其阔夫押作人质，同戈乘一架飞机飞回莫斯科。到达莫斯科乌奴哥瓦机场，柯留其阔夫立即被逮捕。当天，所有政变委员会成员均被捕。两天后，苏联政变总指挥长官和内务部长自杀。

至此“八一九政变”失败了。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到了终点。叶利钦已经掌握苏联俄罗斯境内实权，并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在叶利钦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宣布暂时取消共产党。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立即召集各加盟共和国重新签订联盟协定。但此刻叶利钦强硬起来，他不再要“让戈巴乔夫出来工作”并带头拒不签订新的联盟协定。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让步，可以签成“联邦”或“邦联”的形式，保持苏联。但是叶利钦根本不听。既然大国俄罗斯领导人带头拒签，再加此前一直闹独立的立陶宛、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小国不参加，联盟进入彻底崩溃的最后阶段。到12月份，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剩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还没有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基本已成定局。

《别洛韦日协定》敲响了苏联的丧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一起商量后认为，有必要就苏联的最后结局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举行一次斯拉夫国家三方会晤。这个建议得到了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的支持和响应。为了遮人耳目，特意把会晤地点选在偏僻的别洛维日。叶利钦对外名义是率政府代表团对白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克拉夫丘克则是纯粹的“私人访问”，是应白俄罗斯领导人的盛情邀请到这里的丛林打猎。12月7日晚餐之后，俄、白、乌三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进入实质性工作。显然，这三国总统有其独特的讨论联盟的命运的法律地位。因为他们代表1922年苏联建立时的四个创始国中的三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第四个创始国是南高加索联邦，它只存在到1936年，而所有的前南高加索联邦的成员都已经退出了联盟。

最初白俄罗斯舒什科维奇提出的新组织名称为“独立国家联盟”，乌克兰总统对“联盟”这个字眼极其反感，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名称，当有人提出用“联合体”来代替“联盟”时，克拉夫丘克没有提出反对。独联体成立的重大决定作出以后，三国领导人要求法律专家连夜起草《别洛维日协定》，以便在第二天举行签字仪

经过协商的文本初稿手稿是用电子打字机打出来的，并用电传机将它复制成三份，然后送到只有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三人呆着的房间。总统们加了批注和建议后又退回去。这样反复几次，《别洛维日协定》在12月8日早晨即告完成。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创始国确认自己建立的苏联死亡的事实；第二部分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以创始国的身份）宣布建立新的联合体───独立国家联合体。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当天签署了这份文件。

此时，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对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他凭直觉预感到这几个人在别洛维日正在搞什么名堂。当他得知苏联国防部长刚刚与叶利钦通过电话时，马上迫不及待地把电话打到这个部下的办公室，得到的消息证实了他的预感：叶利钦等人在偏僻的树林里，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把苏联解散了。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丧失控制时局的最后能力，就连他的国防部长得知苏联解体的消息以后都不愿向他报告。《别洛维日协定》签署以后，他们决定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接线员好久才找到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而白宫倒是一拨就通了。结果通话同时进行：叶利钦和布什，东道主舒什克维奇和戈尔巴乔夫。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停止存在而灭亡。叶尔钦接管了戈尔巴乔夫的全部权力，成为俄罗斯独立后的首任总统。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了联盟解体的事实，并表决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事宜。

关于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有许多好文。我推荐最近看到的两篇文章：一个是黄苇町写的苏联亡党祭；另一篇是白焰写的在苏联解体的阴影中，中国的反腐何去何从？。

眼看苏联解体15周年在即, 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思考这个问题。就以次文抛砖引玉吧。

俄罗斯，没有苏共的15年

作者：张举玺

平民

“每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报纸都是关于苏联解体给老百姓造成的影响，烦不烦呀？”谢尔盖说

前首富

尤科斯石油公司原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更有传奇性。他从一名普通的共青团干部，发迹成为俄罗斯首富，又变成一名阶下囚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张举玺

孤儿

姓名：塔蒂亚娜?尤莉耶芙娜出生日期：1990 职业：学生

拍摄地：孤儿院城市：基洛夫

许多俄罗斯人对外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很敏感，认为应该由俄罗斯人收养本国孤儿，禁止外国人收养。

干自己想做的

“兄弟，请你不要再谈苏联解体这码事，当心我跟你翻脸。你不能一直让我们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吧？”谢尔盖瞪着双眼，怒气冲冲。

那是在2004年12月24日晚上，几个朋友到谢尔盖家里迎接圣诞。席间，大家免不了提到苏联解体的话题。就是在这讨论中，谢尔盖发起火来。

“每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报纸都是关于苏联解体给老百姓造成的影响，烦不烦呀？”谢尔盖解释说。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在苏联国旗垂落的时刻，谢尔盖的父亲抱头痛哭，一口气没上来，就此告别人间。谢尔盖的母亲将这口怨气一股脑泼向了谢尔盖身上，口口声声抱怨是谢尔盖气死了父亲。

谢尔盖的母亲介绍说，谢尔盖的父亲曾是莫斯科一家军工厂的总设计师，在有一个强大祖国的自豪感中度过了一生最好的时光。到头来，“为之奋斗和自豪的苏联却被一些政客当作恶魔摧毁了”。被谢尔盖母亲阿列娜称作政客的，就包括谢尔盖。谢尔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谢尔盖父亲的军工厂，没过几年就当上了团委书记。受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新思维”鼓动，谢尔盖带头要求军工厂党委公开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谢尔盖很快离开军工厂另谋职业，辗转组建了一家水暖管道救险公司，他成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2002年，他还考上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新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我读新闻专业的目的，是想研究苏联解体前后的新闻环境与公开性的关系问题。苏联解体在给我造成创伤的同时，也给了我发展机遇。”谢尔盖常为他如今能够“干自己想做的”而喜悦。

如今谢尔盖收入不菲，供养着包括母亲、前妻、与前妻生养的一双儿女，以及现在的家庭。

老作家曾一贫如洗

与谢尔盖相比，米哈伊尔老人的命运却不怎么样。苏联时期，米哈伊尔是一位高产童话作家。到苏联解体前夕，他存在苏联国家银行的稿费有56万卢布。如果按照1988年外汇汇率1卢布=2．7美元计算，其存款高达151万美元。

俄联邦政府在推行货币改革过程中，曾进行了三次换币。第一次发生于1993年6月2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1992年前发行的货币全部停止流通。俄罗斯公民或持有俄罗斯居留证者在8月7日之前到银行兑换新币，但每人兑换的数额不得超过35000卢约合35美元换币发生于1996年1月1日，这次将外汇汇率定位于1美元=6卢布。第三次换币发生于1998年，将所有原卢布的面额都变成原来的千分之一。

米哈伊尔在政府推行的第一次换币改革中，就几乎丧失了全部存款。

记者1998年参观米哈伊尔在“俄罗斯作家公寓”中一套三居室的住宅时，里面除了必要的家具外，陈设十分简陋，看不出主人曾是“百万富翁”。米哈伊尔告诉记者，这套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分给他的，除此之外他没有其它财产。

为帮助这位老人渡过危机，那次拜访之后，记者从莫斯科大学找到一位要租房子的中国学生。说好每月房租50美元，老人免费陪练口语。

2004年再去米哈伊尔家，眼前情景令记者大吃一惊。添了不少新家具，主人用上了电脑。原来，他写的书有些再版后，出版社向他支付了版税。

由团干部到阶下囚

比起前两位，尤科斯石油公司原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更有传奇性。他从一名普通的共青团干部，发迹成为俄罗斯首富，又变成一名阶下囚。

霍多尔科夫斯基发迹前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被推荐为莫斯科伏龙芝区共青团区委副书记。为使团区委有充足的活动经费，1987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受命组建了“梅纳捷普”商社。

他依靠“梅纳捷普”商社和“梅纳捷普”银行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使可控资金达到300万美元。1995年12月，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开拍卖，霍多尔科夫斯基旗下的梅纳捷普投资银行以3．5亿美元收购了尤科斯石油公司78%的股份。从此，尤科斯石油公司成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摇钱树”。

俄罗斯社会分析家认为，“俄罗斯转型过程是一个掠夺平民，堆积财富，大批制造世界级富翁的过程。富翁一旦成就，就会与政治紧密挂钩。叶利钦的第二次连选成功，正是得益于寡头们的助选。”为了回报，叶利钦放出话来，“你们尽管去放心赚钱吧！”

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走上了一条“以钱谋权”的道路。从2002年起，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仅出资帮助反对派政党，还操纵议会反对派对卡西亚诺夫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现在看来，他之所以花大力气做国家杜马党派的工作、资助选举，就是因为在新议会的立法日程中将要通过新的《资源法》和《各级政权机关过剩资产私有化法》，尤科斯公司的目标是让立法结果对自己更有利而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政治家说：“当局接受寡头干政的‘前车之鉴’，就对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从查经济问题入手，大翻其发家老账。”

15年：一个结论两种选择

本报记者史哲

15年前的12月25日，一面国旗的黯然飘落催生了15个新的国家。

15年后回眸，15个各奔前程的国家没有走出15条不同的路，也许是脱胎于同一个母体的缘故，他们各自选择，过程、方向却依稀相似。

“叶利钦当政八九年，折腾了八九年，折腾中有探索；普京上台执政，探索了五六年，探索中有折腾。早先是折腾，乱中找路，到普京时才有条理一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俞邃教授这样概括俄罗斯走过的15年。

在俞教授看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被浓缩为四个字：破-乱-治-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逾越这四个字。15个国家都经历了“破”的阵痛，他们“乱”

的程度各有不同。

今天，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仍处于转型期，但15年已足以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果依然以这四个字为标准，15个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像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已经进入“治”的阶段，正在走向复兴；大多数国家则刚刚跨进“治”的阶段，远说不上“兴”；而像格鲁吉亚等国则仍然在“乱”与“治”之间过渡。

虽然相差悬殊，但他们选择的过程似曾相识，一开始普遍想投靠西方，甚至一度全面引入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但最终大多碰壁。

20世纪的时候，一位47岁的小个子，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起义，打破并着手改造了一个旧俄国；21世纪，又一位47岁的小个子，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试图改造整治一个“乱”的俄罗斯。

乱中求治的过程虽然痛苦，但这些探索终于有了结论。俞邃教授认为，这个结论就是“本国特点”，不过这个结论却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本国特点的资本主义”，或者“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

俞教授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一边倒政策的碰壁事实上给予俄罗斯同样的教训——当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衔接、难以割裂，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而要搞社会主义必须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认识到这一点俄罗斯用了很长时间，而这正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错就错在把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割”掉，为什么市场经济不可以用？为什么忽视民主？为什么多党制在有些国家不可超越？苏联垮台后，很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是希望能亡羊补牢，是因为过去社会主义少了，民主少了，现在才要用这些来挽救自己。

俞教授介绍，现在把15个加盟共和国都说成搞资本主义，结论也下得太早。比如土库曼斯坦，共产党只是换了个名字，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惟一实行水、电、煤气都免费的国家，贫苦的人，粮食还是国家供给；像摩尔多瓦，虽然经济比较困难，依然是共产党的总统，共产党在议会占多数。

经过各种力量的较量，形成一个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同时也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模式。深受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俄罗斯大民族主义、欧洲自由主义熏陶的普京，正是把这三种思潮相互融合与取舍，而务实地运用于俄罗斯的复兴。具体的体现就是以维护政局稳定，保持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的可控民主，以注重效率兼顾公平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平衡性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全方位外交。

这也是前苏联国家未来的方向，“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本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15年后，当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在一场前所未有的乱局中，终于渐渐找到振兴国家的方向，15年前的一幕，终于成为历史的唏嘘。此情此景，最合适的莫

过于普京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懊悔，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家产在法院审理尤科斯石油公司偷漏税案件中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丧失殆尽，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也付出了8年监禁的代价。

随着几位寡头在普京时代先后落马，20世纪最后10年统治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寡头时代”被宣告结束。

“克里姆林宫看不见的手”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判入狱后，阿布拉莫维奇成为俄罗斯的首富，也是俄罗斯至今为止惟一一位担任州长职务的亿万富翁。从今年1月开始，阿布拉莫维奇被普京直接任命为楚科奇自治区州长，这是他在该州的第二个任期。

2002年12月，凭借雄厚的财力和影响，阿布拉莫维奇以超过90%的高票当选为楚科奇民族自治区的州长。他在这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大展宏图，拿出1800万美元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自掏腰包，在市中心建起了电影院、超市、银行和香肠加工厂。

阿布拉莫维奇是孤儿出身，苏联解体时，他从石油中嗅到发财的机会，开始以倒卖石油为业。1992年，阿布拉莫维奇结识了别列佐夫斯基，并被带入了叶利钦的社交圈子，他的买卖也越做越大。

因为与普京的密切关系，他甚至被称为是“克里姆林宫看不见的手”。

目前，阿布拉莫维奇拥有斯拉夫石油公司50%的资产、俄罗斯铝业公司50%的资产、俄罗斯航空公司26% 的股份和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

从官员到平民，从平民到富翁，从首富到阶下囚，从孤儿到高官……俄罗斯转型15年，到底演绎出几多人间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百姓故事，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俄罗斯动荡不安的转型过程中能否提高对居安思危的认识，则是我们今天所讲述的目的所在。

老俄共遭遇分裂

“俄共成立初年，我们曾对之寄予很大希望。”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勃列日涅夫跟记者介绍，“老俄共曾在杜马里把持着10个重要的委员会，我们曾经为此感到振奋。”

但是，令安德烈“振奋”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2002年4月，国家杜马中，亲政府的右翼势力联合起来，在杜马会议上对俄共突然发动了一场“政变”，剥夺了俄共在杜马中8个委员会的控制权。

“政变”成功之后，受政府支持的团结党杜马议员费图洛夫称：“俄共严重阻碍了杜马的立法工作。尤其是久加诺夫针对总统和国家政权的一些讲话，应受到法律审判……”

“您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呀！共产党内纷纷指责久加诺夫过于软弱，领导无方，导致俄共内讧，在政界一败涂地。”俄共被罢权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多时，但安德烈一提起这件事，至今依然愤愤不平。

据知情人事后回忆，由于杜马“政变”，久加诺夫号召俄共党员退出所有杜马领导职位。但是，当时担任国家杜马主席的谢里兹尼奥夫等三人认为，“俄共不能放弃在杜马里的所有领导权。”俄共以76票对25票的结果通过了决议，开除了谢里兹尼奥夫等三人的党籍。

俄罗斯政治家联盟的分析家就此事向记者表示，“从76∶25的投票比例来看，俄共必然分裂，形成激进派、温和派两个阵营。”

许多跟随久加诺夫多年的共产党员对记者说，“不能完全归罪于久加诺夫的领导失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共继续保持着前苏共的官僚作风和教条主义，没有平等对话，领导层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发展纲领，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加上党员多为前苏共党员，年龄老化，死气沉沉，在党建方面缺乏创新。”

新俄共寻找新出路

为重振俄共雄风，安德烈联合社会主义运动、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左翼俄共，于2002年6月30日，在莫斯科创建了新俄共，举行了隆重的成立代表大会。

在新俄共的成立大会上，安德烈当选为该党第一任主席。他宣称，“新俄共主张平等和社会公正。立志成为一个平等对话的政党。新俄共不会为教条束缚手脚，将以生机勃勃的方针政策，吸引年轻一代参加，力争在新形势下找到俄共的新出路。”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分析说，“新俄共否定俄共，并不意味着就能取而代之。有新俄共的叫阵，不仅久加诺夫的日子不好过，就连俄共今后的日子也会如履薄冰。”

俄罗斯政治家联盟分析家伊格尔认为，“俄共在经受一系列的政治排挤和打压之后，一蹶不振。新俄共自成立以来发展了50多个分支机构，在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加入组织的同时，也向前苏共党员和现俄共党员敞开大门，党员突破了1．5万人。由于新俄共既看不上现俄共，又同现政权作斗争，部分政治观察家们觉得新俄共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弱小而观点模糊的左派力量。”

1991年，苏共也随着苏联解体画上了句号。有媒体评论说：“苏共是苏联的基础，也是苏联的大脑、心脏和骨骼：政党不能没有国家而存在，国家也不能没

有政党而存在。它们共同走过了不幸的道路，并在同一天灭亡。”

俄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5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共功大于过，只有15%的人认为苏共过大于功。

宗教信仰成为时尚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在朝拜教堂时指出：“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东正教历来就是俄罗斯的国教，1917年十月革命打破了俄罗斯由信仰东正教的统治者进行治理的历史连续性，共产主义成为苏联公民的惟一信仰。

1991年年底，随着苏共的解散与俄罗斯的改制，共产主义从俄国人的意识形态中突然消失了，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片迷茫的躁动不安中。恢复东正教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俄联邦宪法首先赋予国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并颁布政令，将前苏联时期被占用的教堂归还给宗教团体使用，划拨专项资金，大事兴建教堂，修缮修道院。

在俄罗斯许多高等学府中开设有神学课程。神学还被写进了新闻心理学等教科书中。神甫已经走进俄罗斯军营，成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导者。对于平民百姓，上东正教堂做礼拜成为日常生活的程序。

一位叫季欣柯的博士告诉记者，“不能把俄国人的宗教信仰简单地看作是两面派。俄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东正教精神，面对强权干预，人们可以去信仰共产主义。一旦宗教信仰恢复自由，人们马上就能放弃共产主义，回到东正教的轨道上。”

普京曾在一次电视报告中强调：“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

除东正教是俄罗斯国教之外，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信徒在俄罗斯境内也比较普遍。俄罗斯政府倡导对东正教等教义的信仰，逐步解决了俄罗斯国民在改制过程中的信仰缺失问题。

前苏联各国对苏联“情感复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调机构每年总要在民间做一个关于“苏联解体”的民间调查。今年11月，“欧亚民意调查中心”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四国进行了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有68%的被访者对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这其中57%的人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解释俄罗斯人的怀旧情结时，俄罗斯新闻社发表评论认为：“尽管苏联不复存在，但裂痕依旧存在：人们仍把自己的生活与苏联时期相比较。”

谈到苏联解体，2004年普京曾公开表示，“我深深地相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当时存在的问题“本可以在一个国家框架内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但是总统“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句名言既反对右派为苏联解体兴高采烈，也打消了左派要求恢复苏联的旧梦，精辟地道出了前苏联各国人民对苏联的“复杂情感”。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所瓦西里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设想重新联盟，建立强大的帝国。这种想法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但在现实条件下困难重重，仿佛白日做梦。”“独联体各国实力不同，发展方向也不一致。在失去对‘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追求目标’的大前提下，推行经济同盟或者政治一体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已经加入北约集团。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颜色革命”，先后靠拢西方阵营。

“为什么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如此钟情于加入北约？说好听点，是为了确保安全，说白了就是害怕。他们害怕帝国在俄罗斯重现。”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新闻系主任维克多博士告诉记者。“俄罗斯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关于俄罗斯扩张的话题越来越盛行了。因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为了防止从东部来的威胁，首先躲到了‘山姆大叔’的背后。”维克多博士认为，“孜孜不倦地谈论恢复苏联的话题，只是某些政客们哗众取宠的把戏。对于俄罗斯百姓来说，苏联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

事件有待历史评说

尽管戈尔巴乔夫认为现在对苏联解体做出“历史性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是他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不得不承认，“苏联解体让我们失去了祖国”。

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的瓦连尼科夫如今仍是活跃在政坛的国家杜马议员，他称：“如果苏联没有解体，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我不排除国家将会转向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并不妨碍。……”

1991年担任苏联国防部长、曾参与发动“8?19政变”的亚佐夫说：“如果苏联不解体，苏联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我的遗憾只在于，国家灭亡了，只剩下断壁残垣。我没犯任何错误。”

今年12月初，作为苏联解体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角色的叶利钦则坚称，苏联解体是必然的。他说，“像历史上众多的帝国，例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样，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

其实，除了当事人、媒体和一些政治人士以外，前苏联国家的老百姓并不怎么热衷于讨论“苏联解体”的这一让他们感觉伤心的话题。阿列克是记者的邻居，年近50岁的他已不愿意再回想15年前的那些“如同梦境”一样的往事了，他说，“其实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些日子如同做梦一样，一切都乱哄哄的，让人无法理解，每个人都很焦躁不安、不知所措。那段时间，局势一直动荡。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到底会怎么样。就是在上下班的地铁上，人们议论的话题也是关于局势和国家领导人的。”而记者追问，“人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说，“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时间，也许50年以后，甚至100年以后，人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他们得到和失去的是什么

经济差距拉大

经过了 15年的思索和调整，如今一些前苏联国家已逐步走出了“苏联解体”的阴影。

俄罗斯已摆脱严重危机，俄国内生产总值由 2000年的2598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 7500亿美元，职工平均月薪由当初的近百美元增加到2006年中的约370美元，有0．4%的俄罗斯人成为了百万美元的富翁。如今莫斯科大街跑的豪华轿车让人目不暇接，街道两旁的世界级高档名品店比比皆是，古典建筑与现代化大厦交相辉映。据统计，人口总数约1000万的莫斯科，汽车总量已飙升到 300多万辆，差不多每3个人就有1辆车。

今年12月16日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15周年纪念日。这个国家也已摆脱了苏联解体造成的“后遗症”，没有发生任何种族冲突和社会震荡，迈上了稳定发展之路。哈是独联体最早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近几年，哈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10%，哈政府确定的2010年的发展目标已经提前两年实现，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哈国内生产总值到2015年将翻一番。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哈今年人均收入将达到4000美元左右。

但并不是所有的原苏联国家都走出了解体的阵痛，苏联15个前加盟共和国的发展水平还是千差万别的。据俄罗斯《观点商报》今年2月15日报道，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 2005年基本经济指标统计结果表明，这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波罗的海三国居民平均月工资较高，最高的是爱沙尼亚，它2005年第三季度人均月薪约合593美元。其次是立陶宛460美元脱维亚430美元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分别以302美元、260美元、220美元和214美元居4到7位，处于中游。紧随其后的是阿塞拜疆 140美元、摩尔多瓦121美元、亚美尼亚115美元。其它独联体国家居民月平均收入均不足100美元，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均在60美元左右、格鲁吉亚50美元、土库曼斯坦不足40美元，最低的塔吉克斯坦仅为28美元，其中最低月工资仅为 3美元，与最高的爱沙尼亚相比，相差近200倍。

都想融入欧洲“大家庭”

在外高加索三国，各位总统言必称“融入欧洲”。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称：“高加索国家应该成为北约和欧盟下一轮东扩的目标。格政府会……早日实现融入欧洲的梦想。”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也表示：“阿塞拜疆积极参加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逐步实现加入欧盟的战略目标。”

融入欧洲，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在许多前苏联国家，都有一个专门播放欧美流行乐的电台叫“欧洲+”，颇受当地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喜爱。漫步大街上，随处可听到飞驰而过的拉达车里传出的震耳欲聋的欧美流行金曲——车主正在收听“欧洲+”。

记者曾问一位年轻人：“你们为何如此喜欢听‘欧洲+’？”答曰：“我们是欧洲国家、欧洲人，欧洲人当然要听来自欧洲的声音。”说这话时，那位 20岁出头的小伙子乐呵呵的，言语中似乎透着自豪。记者又问：“那这个电台为何不直接叫‘欧洲’呢？”这下，小伙子不知如何作答，干脆来了句：“反正我就是喜欢听！”

通过近几年的观察，记者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悟出了问题的答案——奥妙就在于这个“+”号之中。在前苏联国家一些政治精英的心中，融入欧洲是他们多年的梦想和夙愿；而在传统欧洲人的眼里，这些国家却并不是欧洲，充其量只是个欧亚国家，是欧洲的边缘国家。这个“欧洲+”就形象地描述了欧洲人对这些国家的印象。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伤亡情况

B.T. 佩尔维申

【译者】永林

【正文】

战争期间，官方关于红军作战损失的通报多次变更。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宣布：“在4个月的战争中我们有35万人被打死，37.8万人失踪，而受伤者达102万之众。”这些数字分明是不真实的。斯大林把损失数字压低到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为至1941年底法西斯军队已经俘虏了苏军380万名官兵，而实际被歼灭的作战军已超过600万人。

苏军在西部边境集中了170个陆军师（103个步兵师、40个坦克师、29个摩托化师和7个骑兵师）和4个旅。边境部队的总人数达290万，而全军只有530万人，所以西部战线在战争的头4个月里给我军的有生力量带来了重创。

战争开始后，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作为政治工作者被派往部队。仅6月27日前，就有1.8万名党员派往前线，3天后又有2.3万名党团员充实到作战军中。仅战争的头6个月就有6万名党员和4万名团员作为政治工作者被派往前线，他们在与德军作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全部阵亡。当时，凡18～19岁的青年都成了士兵，到战后，1922～1924年间出生的男性中还活着的只剩3%。

战争期间苏联的伤亡包括列宁格勒因饥饿和寒冷而死亡的人数，还有在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大会战和其它战役中牺牲的战士和游击队员。这个数字被蓄意削减了，在前线牺牲的共产党员的人数也被大大压缩。1965年官方的苏联二战史声称：“战争期间联共（布）共损失300万名党员。”勃列日涅夫也重申过这一数字。但在《苏联历史》第5卷中，这个数字变成了“近200万”。

从党员数字的变化可作比较精确的推算。1941年1月1日，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总数为3872500人，1946年1月1日，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为5511000人，较战前增加了1634850人。但“自1941年7月1日到1946年1月1日，共有5319297人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3615451人成为正式党员。”战时发展的党员人数达到8934748人。由此推算，战争年代仅党员就损失了7296248人。在战争打响之前吸收入党的人，到战争结束时差不多无一生还，接受入党的文件都已办妥，只好装成卷宗妥为保存。

在苏联官方编写的战争史中，列宁格勒在封锁期间居民的死亡数也被大大缩小。该书披露的数字是：居民中“由于饥饿而死亡的超过64.1万”，另有数万居民在疏散期间死亡。“到1943年，列宁格勒全市所剩的居民不超过80万。”

但根据列宁格勒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卡尔普照申科于1942年9月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执行局会议上的报告：“自1941年12月16日至1942年5月1日，仅皮斯卡寥夫墓地就开挖了129处壕沟作为公墓，每个壕沟深6米、宽6米、长180米。自1941年7月1日至1942年6月1日，在塞拉菲莫夫、鲍戈斯洛夫、皮斯卡廖夫和沃尔科夫墓地共开挖了146处类似的公墓，总长度为26.42公里，共掩埋死者1093695人。”据此，仅在封锁的第一年，列宁格勒居民的死亡就超过100万，而后面还有一年半的饥饿和寒冷在等着他们哩！

在战前的1941年6月，列宁格勒共有居民320万人，到1944年1月1日只剩下56万，其数相差264万，很显然，这个数差不能算作是列宁格勒人的死亡之数，因为一些居民在封锁之前就已被疏散，但为数极少。在1941年8月间，可能从列宁格勒疏散出去的居民数最多也不超过20万，可是谁也未曾料到德国人会如此快地逼近这座城市，所以居民的疏散工作只是到8月最后几天才开始。国防委员会中负责疏散列宁格勒企业和居民的大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科西金、巴甫洛夫只是到8月26日才出发去列宁格勒，由于去得太迟，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有疏散出去。在列宁格勒被封锁的900天中，遭受饥饿、寒冷、炮火和空袭而死亡的人数，按最保守的计算决不会少于230万。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宣布，自1941年6月22日至12月

1日，在东线战场共俘获苏军3806860名；1942年2月19日国会经济院公布的东线苏军被俘数为390万。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涅斯在其着《希特勒军队在苏联》中提供的有关苏军被俘人数的资料是：1941年为335.5万人，1942年为165.3万人，1943年为56.5万人，1944年为14.7万人，1945年为3.2万人，总计为575.4万人；而索科洛夫提供的苏军被浮人数的更为精确的数字则是：1941年为380.7万人，1942年为165.3万人，1943年为56.5万人，1944年为14.7万人，1945年为3.4万人，总计为620.6万人。很清楚，有600多万名苏军被俘而死亡。

战争初期，红军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仅1941年下半年，因战斗牺牲、受伤死亡、失踪和被俘的人数几近646万，其中有390万人被俘。至1942年2月前，德国集中营生活着的苏军战俘仅剩下110万人。

由于苏联巨大的人力资源，红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1941年新组建了419个师，其中有407个步兵师和12个坦克师。此外新组建了305个步兵旅、滑雪兵旅、空降兵旅、摩托步兵旅、工程兵旅和坦克旅。一个步兵师的编制在1.2～1.5万人之间，而一个旅的编制在6千到7千人之间。

由于未曾做好准备匆忙发动全线反攻，1942年苏军再次遭到惨重的损失，损失了数十个诸兵种合成的加强集团军。根据波多利斯克档案馆的资料，沃尔科戈诺夫称，1942年红军损失的数字为588.8万人。解放克里木三次未果，3个月内就损失了25万官兵。在克里木战线，第47、51和44三个集团军超过30万人在5月15日全部牺牲。西南战线的哈尔科夫一役也使第6、9和57集团军以及鲍勃金将军的战役兵团遭到毁灭。企图与第59集团军协同打破列宁格勒封锁的两个突击集团军也被包围并于6月份被全歼。在卡拉契地区有10个步兵师和8个坦克师被围歼。

同年，红军新组建了126个师和414个旅，以取代已损失的154个师和230个旅。1942年秋天，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视察了生产雅克—1新型歼击机的萨拉托夫飞机制造厂。他了解到，苏军飞行员绝大多数只是在老式飞机上仅具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对新式战机根本就一无所知，往往就会仓促上阵，被派赴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此，飞机和飞行员的惨重损失难以避免。

在1988年至1989年间，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分析并计算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损失。其中的一个委员会负责人员方面，另一个委员会负责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总参谋部对这两个委员会的总结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并得到了确认。根据人员损失委员会的资料，在战争年代苏军“牺牲、失踪、被俘而未被遣返，以及因伤、病和不幸造成死亡的总计为8668400人。此外，负伤、冻伤和患病的在1800万人左右。”《揭开谜底》一书引用了这个数字，但接着又写道：“从军事战役角度看，卫国战争期间包括失踪和被俘的在内，苏军

共不可挽回地损失了11441100人。”所谓不可挽回的损失包括牺牲或死亡，以及因各种原因从序列中被注销，如被俘和失踪。

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加列耶夫将军写道：“在整个战争期间，……各方面军、军区和各集团军每10天必须将伤亡、失踪和非战争减员的报表送达总参谋部，经过总汇后为最高统帅准备季度、半年和全年的人员损失情况的定期报告。当然，准确数字的采集极为困难，……一般地说，有关卫国战争期间人员伤亡的资料都是保密的”，为了对人民隐瞒真实的惨重损失，“只是部分地、零星地按某个孤立的防守或进攻战役在有关卫国战争史的著作中予以公布”。前总参谋长、俄罗斯“安魂弥撒”基金会主席洛勃夫曾说，该基金的电子银行“已经储存了1700万名死者的姓名。”

敌军的损失很清楚，在各自国家里的统计数可精确到每一个人。盟军的损失也很清楚：美国为176万人（含死亡和伤残）、英国为74.4万人。

我方整个国家和部队的人员损失的确定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缺少1945年底苏联人口总数的官方资料。即使有准确可信的资料也严格保密。能公开的唯一数字就是1950年初苏联的居住人口，为178547000人，由于1947年被饿死的人数无法确定，所以很难确定1946年初的人口总数。此外，1941～1945年间苏联出生的人口数字也是保密的。

据其它资料来源，1941年6月22日的苏联人口数为200100000人，战争期间共出生9194000人；而1945年12月31日的人口数为170500000人，所以说战争期间苏联人员伤亡的总数达到38794000人。

1993年6月22日的《红星报》发布的资料显示，“战争期间共动员29574900人，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共34476700人，陆海军共牺牲21639900人，因伤复员的共3798200人。”战争期间有72%的伤员和90%以上的病患者重又返回部队。因伤复员的共37982000人，占伤员的28%，因此可以算出，全部伤员共13565000人。一个人在战场上可以受伤一次、二次或三次，所以列宁格勒军医博物馆收藏的病历卡达2400万之多。从这些病历卡中我们了解到，其中弹伤占95～97%，震伤占2～4%，烧伤占0.5～1%，患病占0.08～0.1%。

所谓“离开军队”包括死亡和因伤复员，即残废，这样我们获得的数字是：战争年代共死亡17841700人，当然其中包括失踪和被俘，约600万人，因此，“被打死的”应为12841700人（此处有误，原文如此——译者注）。

战争年代的这一死亡数字亦为1939年和1959年的苏联居民人口统计资料所印证。根据193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苏联的人口总数为170467186人，其中男性为81664981人，女性为88802205人。至战争前，“女性优势”超过男性7137224人。1959年苏联的人口总数为208827000人，其中男性为94000000人，女性为114800000人，“女性优势”超过男性20800000人。1959年与1939年相比，“女性优势”的差距为13700000人。而这个数字就是在战争中死亡的男人数。

对战争年代红军死亡人数和伤员人数的比较可以看到，死亡者为12841700人，伤员数为13565000，也就是死伤之比为1:1.05。换句话说，我军是死一伤一，而德军是死一伤三。在整个战争年代，各条战线的红军共损失：步兵武器1547万件，坦克和自动推进炮96500辆，火炮和迫击炮317500门，飞机88300架，载重汽车351800辆。

这1547万步兵武器的损失意味着1547万名军人被打死或被俘，因为假若一个战士只是受伤的话，他的随身的武器通常是不会丢失的。

至于96500辆坦克和自动行进炮的损失，要知道，每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都有3～4名乘员，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有337000名坦克手被打死。战争年代坦克手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在战争的头3年内，苏军发起的坦克冲降平均每年不超过3次，但均被击败。

关于317500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损失，平均按每门炮5～6名炮手计算，也就是说有1587000名炮手死亡。

按88300架飞机的损失这一数字，那么至少有150000名飞行员死亡。

当然，不一定每件军事装备的损失都会有人员的伤亡，但他们真的死了，这是战场上的直接损失：步兵1547万人，坦克兵33万7千人，炮兵158万7千人，飞行员15万人，水兵20万人，通信兵、驾驶员等100万人。总计差不多为18744000人。这一数字与前一种统计方法所得的17841700人的数字非常精确地相吻合（按：文中推算依据多种资料，前后有相互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