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无奈人生

中国·第七届国际柳宗元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

柳宗元的无奈人生

山西·永济李跃峰

[内容提要]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开始踏上备受煎熬、忧愤孤独的人生历程，沉重的打击使他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剖析他的精神历程，从革新失败精神失意；居无定所；心空即佛；寄情山水；闲暇无奈，创作诗文；疾病缠身；亲情失意，家庭不幸；施展抱负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来揭示柳宗元的无奈人生。

此从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到距京都长安数千里外的“永州之野”，生活在“窜身南楚极，山水穷险艰”的荒凉之地，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压迫和打击，长期处于忧郁、愤懑之中。社会的动荡与灰暗，使他忧虑孤独，心灰意冷，不知所措。从此就开始了他人生无奈的困苦历程。

革新失败精神失意八司马贬谪荒远，是柳宗元无奈人生的起点。永贞革新的失败，他的同党就成了朝廷的罪人，受到当权派的排斥，被迫离开权力中心，离开京城，把他们贬放到荒远的地方，给了个编外小官作。

他们不仅从权力的中心被逐出，而且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和迫害，不仅结束了踔厉风发、声明远赫、交往广泛、紧张忙碌的政治生活，而且备受冷落、威胁，诚惶诚恐。种种反差，种种无奈，种种忧伤，纷纷而来。受尽不堪的打击与折磨。在哪万分复杂的

形式下，随时都有可能丢了性命，甚至会祸及满门。整天提心吊胆，使他不知所措。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使有怨言也不能发，只能服从摆布，任其发落。他只想迅速逃离，躲避那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他觉得尽管偏远，但对于这位失意、遭陷、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罪人来说还有点聊以自慰。他踌躇满志，到地方得以历练，积累经验，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料，在上任途中，却得到加贬永州司马的诏命，直接打破了那种不乏趣乐的迁徙之旅，又一次给了柳宗元一沉重的打击，仿佛一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几乎就是灭顶之灾。这一打击彻底粉碎了他在州郡干一番事业的期望。因为他已不再是方面大员了，就连司马都不是，只是“置同正员”的闲官，成为只拿正六品俸给而没有实际作为的闲人。

他在《酬曹侍御过象县寄》这首诗中所表达的“不自由”，应该是他贬居永州十年期间的真实的生活写照。大家可以探索他在永州所写的山水田园诗的心灵轨迹，不难看出，为什么那么多的诗文题目标出随某某官员出游至何地方，因为他是“縲囚”，是“罪臣”，是“僇人”，是不能随便自由行动的，只有借助其他官员外出游览，他才可能开羁绊之“锁”，获得暂时的“自由”行动。“不自由”无异是人生的最大悲哀。我们往往从柳宗元的山水诗句里，能感到那种悲痛与伤情，隐隐作痛，因而其山情水意也就蒙上了

浓浓的悲剧色彩。

政治失意的孤独，更使他刻苦铭心，也给他带来了一生的厄运。“八司马”事件的沉重打击，终于把他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柳宗元心中还有一个沉重的包袱和心理负担，特别是当其遭受贬谪之后，“辱先”之责时时折磨着他的身心。因为，在他之前，柳氏家族在当朝为著族，更是河东薛、柳、裴三大望族之一，在初唐时达到鼎盛，仅高宗一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上溯历代，朝中为官者大有人在不计其数。这种影响对柳宗元也是巨大的，因而，这种大族观在给柳宗元带来一定荣耀的同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可见，柳宗元认为自己遭受贬谪，对于整个柳氏家族是一件蒙羞的事。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写道：“宗元不谨先君之教，以陷大祸，幸而缓于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宠赠，又无以宁太夫人之饮食，天殛荐酷，名在刑书。不得手开玄堂以奉安袝，罪恶益大，世无所容。”《志从父弟宗直殡》中写道:“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凡业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举。”对于自己遭受贬谪，使先人蒙羞，族人受到牵累深感内疚。无奈至极，柳宗元只得从其他方面来寻求心理的平和。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终于盼到奉诏回京的喜悦，“今我始北旋，新诏释缧囚”。既然获释北归，那么就“许国无淹留”，尽快回朝廷效力，心中欣喜，脚步轻快。“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然而，事与愿违，后来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象的结果。他所有的

努力都没能如愿以偿。令他大失所望。

居无定所

柳宗元来到永州，因他的官职微小，州府没有他的官舍，他只好借居住龙兴寺。“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柳宗元刚贬至永州，精神上肯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但生活上受到桎梏，而且人身也失去了自由。这些内外交困的伤害不断地向他袭来，迫使他要寻求一个躲避安身的地方。这个躲避的处所，在他看来非佛教禅宗莫属了。其次他因为是贬官，又是个小司马，属编外人员，没有资格住衙门，只有借居佛寺道观。因此他不仅把佛寺视为避难所，而且将其中那些有用的道义当作灵丹妙药，用以医治自己心灵上的创伤。于是他自觉又不自觉地坠入了佛门的氛围之中。

虽然与和尚投缘，关系也不错，作为一个曾经深受皇帝器重的红人，如今寄人篱下，心里总觉得有些沮丧，挥之不去。加之：“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牗，仅免燔灼”。看来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是异样的困苦。

在别人看来官不居官府，而居住在寺庙，是极为可卑的。柳宗元觉得重回长安遥遥无期，那个“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的紧箍咒无情地操纵着他的命运，一封封请求援引的信如石沉大海，又让他不得不大失所望。求援无门，北归无望，柳宗元才产生了“甘终为

永州民”的想法。柳宗元无可奈何。在他到永州上任的第五年春天（元和五年）才住进自己以“四百”之廉价买下的西小丘。此处就在龙兴寺对岸，景色非常幽美，他非常喜欢，并誉名“冉溪”、“愚溪”。从此柳宗元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空心即佛

柳宗元早就倾心佛学自称“自幼好佛”，因为家世习佛。初到永州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只得借宿寺院。在长安生活期间就和一些僧侣说过“佛我依也，愿以为役”。并同意与佛界交朋结友，且过往甚密。被贬永州，更是闲的无事，更潜力学术、哲理，以求穷天人之极，充实儒学，完善治道。常常与佛门弟子朝夕相处，谈佛论禅。

任永州司马，不仅没有事做，前途也找不到出路。无情的投荒闲置，如同被抛弃、被囚禁般的贬谪命运，使他落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与苦苦的煎熬之中。无可奈何的柳宗元想从佛学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佛教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他好佛这一点，不能不使他的无神论思想有所逊色。开始柳宗元在《送文郁师序》中对文郁由儒“遁而之释”深表惋惜之情，原要加以责怪和讥笑，但文郁回答说“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挐”，柳宗元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在文章中说：“吾思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入朝受憎娼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于是不但不责不讥文郁，“反退而自讥”了。试想，柳宗元从一位“超取显美”、年轻有为的朝官，一下子跌落到无所事事的“苦囚”，其政治的打击是多么巨大，再加上困顿坎

坷的生活，亲人的相继离去，使他的身心都特别疲惫与衰弱，孤独无助，迫使他不得不拜倒在泥塑的佛像面前，并因此遁入空门。使其不得不到净土的幻想中去求得安慰。

女儿和娘，染病在身，他想寄托得到佛祖保佑，尽快康复，要求削发为尼，他也肯首。柳宗元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就同意将她的改名为“佛婢”，也曾糊里糊涂将她号称为“初心”，但都无济于事。女儿死后，柳宗元还专门写了《子下殇女墓砖铭》，特记下了这一桩事情。

我们无需评判柳宗元对佛学的态度与观点，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柳宗元好佛，有着对佛的寄托，想求得佛祖保佑自己的一切安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闲的无所事事，造成心灵的空虚。

柳宗元好佛是想远远躲开尘世的秽乱，慰藉心灵的空寂与孤独。他也是生活所迫，他只好“半截唯物，半截唯心”处事。可见，他只好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借助佛事来填平心灵的鸿沟。

寄情山水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刚刚从政治权利的中心直降为永州司马，其内心多有愁闷、抑郁之情，“即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身心感到非常的空寂，于是，他从此浪迹于永州的山水之间，希望能借助大自然来慰藉远谪后的愤恨。的确是奇丽的山水风光抚平了他心灵深处的寂寞、郁愤。在他眼里，西山、钴鉧潭、小石潭、石

渠、石涧等地，不尽没有蛮荒之感，而且美不胜收。

柳宗元是带着抑郁怨愤走进永州山水的，在他眼里，永州的山水都是他自己的化身，从而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抒发自己的怨愤。“仆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道：“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宗元想通过出游来排遣内心的忧愤，化解心中的郁闷，借此到达心灵片刻的平与和，达到与天地造化合一的境界。元和四年秋（809年），他游览永州法华寺，在地势高峻的西亭上发现西山景色殊异，于是即刻前往探寻，登上西山之后，至真至美的景象尽收眼底，他只觉得“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与浩气相融，与天地共游，此时他已完全沉浸在山水审美的极境之中。他“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始得西山宴游记》）。可以这样说：人生境遇越是悲苦不幸，对山水就越发亲切，对山水的体验也就越发真切深入，对柳宗元来说尤其是这样。从他著名的《永州八记》来看，柳宗元描写绘的山水多是自成格调的小景。个个清幽峭奇、有声有色、如诗如画、可观可赏。这些景观多在僻远之处，人迹罕至，无人暇顾。“永州实为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但就是这些平常甚至有时让他人有些厌恶的山水，柳宗元却“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

而取其独，造其奥以泄其秘，披其根以正其理，深入显出已尽其神”把它们描写得千娇百媚，姿态横生。《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的最后一记结尾处，柳宗元有一段总结性的描述，意味深长：“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其中“不得一售其伎”、“贤而辱于此者”，这正是柳宗元自己真实遭遇的写照。对此他既愤慨又无奈，于是便倾其心力，将笔下的山水刻画的奇丽无比，来传递和缓解内心难以言表的悲苦与郁愤。

闲暇无奈，创作诗文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司马”，乃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在州中位列刺史、别驾、长史之下，也好，他在这虽非“散位”，但“官外乎常员”。永州是中州，中州的司马正六品上，官级虽不低，但朝廷设置这一类闲职，多用以安置遭贬谪的官员，被贬的朝廷官员任此职，不临实务，不能陡升,“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从朝廷“员外郎”的紧张忙碌，到下边“司马”的闲散无事，从繁闹的京都到“在京师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的荒远偏僻之地，“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在他精神、生命的沉沦和不尽的屈辱中，柳宗元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的客观现实。他在投闲置散中发愤著述文士形象。在闲散官位上和闲逸的生活中，手未闲，脚未闲，心更未闲，在文学、诗歌创作方

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他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文作品。我们后人可以这样说，柳宗元如果没有“永贞革新”的挫折，没有一贬再贬发放偏远之地，没有无所事事的闲置，也许他就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就不会潜心诗文的创作，也就不一定能体恤到百姓的疾苦，也就不可能对“苛政猛于虎”的深刻理解，也就不可能有“独钓寒江雪”创作意境……那么“唐宋八大家”，也许就少了一个柳宗元，也许他的名字就会埋没在众多达官贵人行列，无人知晓了。但这对柳宗元来说是不公平的，当初他也决然不会选择这样的路，也不想成为这个家那个家的，只是走投无路，实属无可奈何之举。

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侯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

《渔翁》中“回首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恰好寓托出他在政治斗争漩涡中被冲激出来，远贬僻壤被时间销蚀的无奈心境。不漏声色，不显张扬，形神兼备是诗的精髓。

这正验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言“入兴贵闲”，其意告诉人们，只有在闲暇之余才能很好地感发并进行创作。明代徐师曾在《而案诗话》中也说“夫作诗必须心闲”。只有无奈的闲暇，才使柳宗元可以从容论文、诗作。柳宗元用自己的论文、诗歌和文学创作，沟通了闲淡心境与诗文创作的联系，也证明了“入兴贵闲”的道理。柳宗元曾吟道“鱼乐广闲，鸟慕静深。”（《零陵三亭记》），

可见柳宗元对“闲旷”的理解与对闲安的无奈与认可。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

在柳宗元笔下的山水风景，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有机组合，是情志与景致、愤激与孤寂、佛教与义理、现实与理想、率真与蕴借、奇特与细密、动与静、虚与实、沉郁与平淡、远与近、有声与无声、反常与合道、物与我等等情状、声音、色彩诸多对立因素的有机统一，表现出特有的和谐美。

柳宗元在谪居永州困苦艰难的生活过程中，由最初的在闲散中恐惧度日，由被动地接受闲散淡泊，潜心研究经史，游历山水，创作诗文，终于在闲逸的生活中找到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并从中得到了情感的慰藉和一丝有限的快乐。

也就是在这种闲游中，柳宗元写出了《永州八记》和大量的山水诗来。体恤到当地百姓的疾苦与生活，使他看清了当朝官场的灰暗，游历了当地的大好河山，是他的诗文得到了更好的历练，渊博的才识得到尽致的发挥。

疾病缠身柳

宗元被贬永州后，水土不服，身染痞病，在长期的困苦的谪居

生活中与病魔作斗争。柳宗元的身体一直不好。已是“百病所

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与杨京兆凭书》）甚至连读书作文都很困难。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伏念得罪来五年，……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为了治病，处身僻壤且缺医少药的柳宗元，尽可能地与田夫野老交往，力求适应南方水土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他还不得不自己研究医药，并“晨起自采曝，杵臼通夜喧”。尽管百般努力，仍然未老先衰，“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可见他在哪里很不适应。他对自己的百病缠身极及懊苦。住所又多次遭遇火灾，所携书籍及物品几乎被焚净。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无可奈何，无暇他顾，好在寺庙长老对他多以眷顾，所以，柳宗元遭贬后的最初的日子，是在忧愤与闲散中度过的。他所处的环境也不允许他直接参与州治政务。“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于是，他在闲暇之时，拖着病体，深钻百家著作，“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他曾多次言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他又在《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中说：“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廪，窃活性命，仰视息，无治事，时恐惧；小闲，又盗取古书文句，聊以自娱。”他在病榻中编

写《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想用铙歌来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

世界，想必也有为圣上“歌功颂德”，当“敲门砖”的意思。

也表明了他与疾病顽强抗争的决心。在这种精神思想的支配

下，在永州谪居的特定的闲静氛围中，柳宗元拖着病体，博

览经史诸子，探讨哲学、历史、政治、人生等问题，写出了一

系列的经典名篇。柳宗元在没事可做期间，以闲为乐，以闲安

的态度来游赏自然山水，自疗身心，这也是他的无奈之举，到柳州上任刺史以后，柳宗元更是“奇疮钉骨状如箭”，“迩来气少筋骨露”，可见他的体弱之极。但他仍然信誓旦旦地宣称“是岂不足为政耶？”决心为柳州奉献自己的一切，干一番事业。

亲情失离家庭不幸母亲卢氏67岁时随儿柳宗元南迁永州，母子相以为命，没有住处，只好借住龙兴寺。母亲常常教导儿子“明着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奉侍温情，未尝见忧”。永州之地“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因环境恶劣，水土不服，其母染病在身，“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不过半年就撒手归西了。柳宗元万分悲痛，深感到自己遭贬的原因，无法是先母生活安宁，不能尽守孝道，不能回报母亲的教诲之恩。第二年，灵柩归葬京兆府万年县先父之墓，柳宗元也因戴罪之身不能前往。只能哭天喊地，无可奈何。守丧三年的礼节不能不尽，三年孤哀子，常思父母恩。忧伤似常在，不敢有欢情，他不能纳妾、不能建房、不能纵情娱乐……当他摆脱了最初的惊恐与

哀伤之后，潜心著述便成了他寄托哀思、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这正是他在永州著述颇丰的主要原因。“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婚姻的不幸，是他的家庭不太完美。“为父子晚”的女儿和娘，染病在身，可以想象，面对这样一个负她太多的女儿，柳宗元内心的愧疚是深重的，母亲死的时候还有女儿，如今女儿和娘也离他而去了。对于和娘的早夭，柳宗元的悲悼是加倍强烈的，使他身感疲惫，无可奈何。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中年丧子，和娘的离去，更是柳宗元更感到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使他感到生活的无助。母亲与女儿的相继去世，使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压力。他深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元和五年柳宗元已38岁，没了妻子，没了儿女，他真正成了鳏寡孤独。他觉得愧对祖先，愧对父母。他是一脉单传，承担着繁衍世系的重任，他需要续弦，以慰孤寂，以延子嗣了。这无疑是他死去的母亲和女儿的最大愿望。柳宗元在永州是受歧视的，身居下贬的编外小官，其妻早亡，想再次成家，当地仕宦缙绅人家之女不肯嫁他，他只好娶了个家庭穷苦的马室女雷五之姨为妻。

为了缓解亲人的丧离之痛，他需要的是时间，看看他的文学作品，只有这一年最少，可能这是他身心不安无心创作的主要原因所在吧。

再贬到柳州的柳宗元，跟随他来柳的主要亲人有从弟宗直、宗一、表弟卢遵。天有不测风云，宗直弟来柳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殁之前一天，还陪柳宗元到柳州雷塘庙为当地的百姓祈雨呢！没过多久，宗一弟也要去江陵赴任，两个兄弟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的死别生离，使柳宗元的心情万般悲伤，万般难受。于是写下了《别舍弟宗一》。

梦回故园

柳宗元在长期的谪居生活中，常常忧愤沉郁，人生命运、前途一片茫然。思乡怀友亦使他产生难以排遣的孤独。《闻黄鹂》可以说是他在永州期间思乡的孤独情怀表达得最为浓烈的诗作。“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可看到他渴望还乡的深切之情。还有“客有故园思”（《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零陵春早》），“春”是无拘无束的由南向北蔓延，谁也挡不住春的脚步，谁也阻止不了春该到的地方，柳宗元把它当做在自由的象征，欢乐的使者，而人则是不自由的，眼望春色，虽然屡兴思乡之梦，却有家难归。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将其“殷勤”之梦寄托于早到之春，凭借它将梦带回故园去。“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眉山》）等等，都表现了柳宗元孤独思乡的凄苦心境。他对故乡也有一种深深的眷念，《梦归赋》写自己不能回想一看，只好“惟梦之为归”。他个人的不幸遭遇和思念乡国的情绪，可见柳宗元对故乡的忧念之深。可以试想，一个在他乡深受重重磨难的人，怎么能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呢？况且，在母亲病逝他乡，自己连回乡安葬的机会也不能，我们不难体会到当时的柳宗元的心境该是多么的悲痛、凄凉。“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这只是他的一种想象，在他眼里，回家只是一种奢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敢想象，只有在梦中来感受这一夙愿。

施展抱负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时为蛮夷瘴疠、穷乡僻鄙之地的柳州任刺史，从表面上看，品秩是上升了，但与永州相比，柳州地处更僻远，因而与实则贬谪无异。柳宗元在《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中说：“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殒坠，废为孤囚。”可见柳宗元本人把任柳州刺史当做是贬谪生活的延续。他十分痛苦地感叹“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柳州属于岭南道，是个蛮族杂居的地方，用柳宗元的话来说这里就是“百越纹身地”，不仅语言难通，而且蓄劫掠贩卖人口之风盛行，他在《寄韦珩》：“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看来柳宗元不是一般的畏蛮，他在《柳州峒氓》中说：“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寄韦珩》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更是描画当时官、蛮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柳宗元认为在蛮“不可亲”的同时，却尽力化蛮、惠蛮，他在任柳州刺史期间废除买卖奴隶的陋习，重修孔庙，种柳树、植柑橘、凿深井，最终使柳州“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可以看出柳宗元的惠民思想，和对柳州人们的仁爱之心。

再贬使他的无奈更一步升级，让柳宗元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败而被贬，加贬再贬，竟成了他后半生的宿命。可好的是，这一次远贬任柳州刺史，有了一点点官位，他的理想与抱负得到了施展，积压在他心中多年的满腔热血终于能得到释

放了。他决心为柳州人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办些实事，再不能让岁月虚度。在他给友人李愬的信中可以看出“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无憾。”从此他“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的确，柳宗元在短短的四年柳州刺史的任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很大成就，这也是他人生最大辉煌。修复孔庙、兴力文教；废除奴婢、释放奴婢；破除迷信、去鬼息杀；开荒凿井、劝农生产等等。在柳宗元的倡导下，柳州人民的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因而，他得到了世世代代柳州人民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