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关系的性质

合同关系的性质

篇一：主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系

主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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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合同管理过程中，有的合同承办人员往往在同一时间内，既拟订了主合同文本，又同时拟订了补充合同文本，即在双方磋商谈判后的第一时间内既要签订主合同，同时还要签订补充合同。既然在第一时间内能签署主合同和补充合同，那为什么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将二者合二为一，一次性地将二者要约定的内容在一份合同中进行表述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有的合同承办人员一是对补充合同在合同管理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不清，二是对主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系认识不清，三是合同作假的成份居多，即所谓的“对缝合同”。为此，笔者就自己的认识与看法，在此对补充合同作一些探讨。

一、主合同与补充合同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来在合同法中并没有“主合同”和“补充合同”的专用术语，但因为在现实合同管理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种补充合同的现象，为了区别于补充合同的称呼，所以，我们将双方在第一时间内签订的合同称之为主合同，而在其后双方以主合同为基础，另

外协商而达成的协议称之为补充合同。

所谓主合同，是指甲乙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冾谈，在第一时间内就某一标的交易或服务标的达成的协议。

所谓补充合同，是因为签订主合同时某些约定一时无法展开，或者因主合同的粗线条性未及说明，或者因主合同某些约定有遗漏等等，双方在主合同基础上另外协商而达成的协议。但当主合同的履约条件、因素发生了相对不大地改变，而导致双方履约出现障碍，双方经磋商认为主合同有继续履行的必要时，在主合同基础上对某些约定进行“适当”地补充或修改而成立的协议，也可以称其为补充合同。此处所述“适当”一词，从定量的角度来看，一般不会超过三个以上，如果超过三个以上，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二、补充合同的作用

补充合同要表达的内容和作用，一般来说，一是对主合同履行操作上的约定，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二是对主合同中某些条款的意思解释、说明和展开，具有备忘和统一认识的意义。三是对主合同在签订时遗漏的项目进行补充的新约定，具有拾遗补漏完善合同的意义。四是对主合同某些条款进行强调，具有增强双方共同遵守合同约定不可违约的意义。主合同与补充合同前后衔接一脉相承，补充合同对主合同具有“强身健体”，使主合同更完善的作用。补充合同不能破坏主合同的基本要件或主要条款的约定，否则，补充合

同也就不能成其为补充合同了。

三、主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系

主合同与补充合同一般不会同时产生，应该会有时间差，主合同成立时间在前，补充合同成立时间在后，这是补充合同产生的时间规律。所以，补充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属合同，补充合同依附于主合同而成立，没有主合同，就不会产生补充合同，这是主合同与补充合同基本关系。当然，主合同因为有了补充合同，所以使得主合同原意更准确、更完善、更具有可操作性。正因为如此，补充合同的编号往往是以主合同为依托而表达的，如××××号合同补1、补2……，这是强调二者主从关系的实质体现。在日常合同管理过程中，正因为有了补充合同这种特殊形式，所以能够保证双方履约顺利，合同纠纷减少。

当补充合同的约定与主合同的约定发生矛盾时，应该以时间在后的约定条款为准执行，因为时间在后的约定，实际上是对主合同的原约定的重新修订，该新约定是补充合同的精要和实质，如果仍以主合同的原条款为准执行，那么就失去了补充合同存在的意义。

四、补充合同与合同变更

如果补充合同对主合同“补充”太多的新约定，那么该补充合同就难以称之为补充合同了。另外补充合同对主合同修改得太多，超过了前述“适当”的量，或者补充合同对主

合同的实质要件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修改，如对价格条款，技术标准，履约期限等约定进行了不利于其中一方的修改，这也不能称之为补充合同，这些“补充”和修改已经符合合同变更的要求，应该称之为合同变更。当然，变更合同也是补充合同的一种形式，但它的实质不是补充合同，而只是以“补充合同”的表象出现而已，即可以以补充合同的形式，表达对主合同或原合同进行修改的意思。因为变更合同也是以主合同或原合同的共识为基础，如果没有主合同或原合同的一些基本共识，当然不会出现合同变更之实。

五、第一时间内要对主合同进行“补充”的方法

如果有的约定因为具有特殊性，在主合同中不便表达，或者有的约定内容过多，在主合同中难以表达，而这些内容又必须在第一时间与主合同一起签订时，那么可以在主合同中对此项内容采取“略述”或“点到”的方式进行约定，然后以括号的形式注明“（详细内容见附件）”。附件的名称可以有名，也可以无名。有名附件可以称谓“会谈纪要”、或“谈判纪要”、或“备忘录”。无名附件直接称为附件一、附件二……，在无名附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附件赋予一个能表达中心内容的名称。以附件形式对主合同进行“补充”时，应该强调附件是主合同的构成部份，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附件也要经双方签约代表签字，加盖合同专用章，然后与主合同一起加盖骑缝章，以便保证附件的有效

性和增强防伪功能。

主合同是纲，补充合同是目，纲举目张，只有主合同成立有效，补充合同才能成立有效。补充合同的性质是主合同的从属合同，补充合同不可能与主合同一同产生，既然补充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属合同，那么补充合同就只能在“补充”二字的意义上发挥作用。

XX年6月24日

“补充合同协议”的性质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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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协议”或者称为“协议补充”，是指当事人对于合同中的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而达成的协议。“补充协议”是相对于已经存在的合同而言的，“协议补充”就是通过协议方式补充已经存在的合同中存在的漏洞。因此，已经存在的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主从关系。已经存在的合同是主合同，“补充协议”是从合同。已经存在的合同作为主合同不以“补充协议”的存在为前提，或者说不受“补充协议”的制约而独立存在。反之，“补充协议”必须以已经存在的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自身不能独立存在。尽管“补充协议”相对于主合同而言没有独立性，但是其本身也是协议。因此，“补充协议”的成立和生效与主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依据相同。《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据此，只有主合同生效，因质量、价款等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造成履行困难的情形下，才能通过“协议补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事项，以利于主合同的履行，从而实现当事人订立主合同的目的。

“协议补充”的内容应当是主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内容。根据《合同法》

第61条、第62条规定，包括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费用的负担等。这也就是说，对于主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可以通过“协议补充”使其变成有约定；对于主合同中约定不明确的内容，可以通过“协议补充”使其变成约定明确。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主合同的履行。

“补充协议”的内容应当是主合同的非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非主要条款。如果是主合同的主要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主合同不成立也不生效，那么谈不上“协议补充”。根据《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以及《合同法》总则、分则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影响主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有三：即当事人条款、标的条款和数量条款。这些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主合同不成立。主合同不成立，谈不到生效，更谈不上履行。此时，“补充协议”没有存在的前提。当事人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必备条款达成

的协议，不是“补充协议”而是一个“新协议”，对“新协议”中的非主要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才有“补充协议”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规定，“补充协议”是对主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项补充的首选方式，即当事人对于主合同中的上述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法律首先赋予当事人“协议补充”。只有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才能按照主合同条款进行体系解释或者按照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进行补充。只要上述方式之一就能补充主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事项，就不能适用第62条规定的任意性规范

补充合同是否受主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php/personal_trade/question/term_id=20553

时间：XX-05-12 09:59:07编辑：kasami

【案情】

1999年9月16日，A公司与C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以下简称“916”协议），约定C公司租赁A公司交易中心一层和地下约1220平方米，租期5年，租金每年120万元；C公司作为合资一方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成立一家中日合资或合作公司在租赁范围内从事餐饮服务，协议由C公司代合营公司签署，自合营公司成立之日起，合营公司自动取得C公司在协议项下全部权利和义务，协议由合营公司继续履行，C 公司不再履行；双方在执行合同中如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

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由××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合同是B公司提请仲裁的合同。

XX年8月16日，北京星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公司）成立，后更名为B公司。 XX年8月22日，A公司与星星公司签署协议（以下简称822协议），重申双方执行原916协议，并约定星星公司要求与A公司签订为期十年的租房协议，A公司将予以协助。XX年2月6日，B公司与A公司签订协议（下称206协议），确认B公司即原星星公司，因“天一庭”火灾殃及B公司，B公司于XX年2月9日前将人员及财产全部搬离租赁场地，A公司争取在XX年7月1日之前将房屋重建完毕，交付B公司进行重新装修、经营。A 公司修缮和重建完房屋后，所提供给B公司的房屋应达到B 公司的基本使用要求，确保新的租赁面积与原租赁面积基本相符，租金执行原租赁协议。206协议签署后，B公司搬离了经营场所并遣散了员工。

XX年7月，A公司房屋重建完毕，B公司要求入住时A 公司予以拒绝。B公司认为A公司应当提供新建成的大楼的一层进行经营，A公司于仲裁过程中表示大楼一层已经出租给

其他人使用，愿意将大楼第三层租赁给B公司使用，并要求B公司自行办理消防手续。B公司认为，大楼第三层不具备经营条件，无法作为经营场所，A公司不履行协议将导

致B公司的前期投资无法收回，并造成巨大损失。

为此，B公司提起仲裁，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A公司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损失6883682元（包括后三年预期经营损失500万元和其他损失1883682元）。

A公司认为，B公司根据协议自愿撤离原承租房屋，对可能发生的财产损失，由B公司负责。A公司在大楼竣工后将三层的部分房屋保留给B公司恢复经营，B公司未进行装修并恢复经营，在客观上已经致使双方不可能再继续租赁房屋。故B公司的两项仲裁请求均不能成立。仲裁庭经审理认为双方签署的916协议、822协议和206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206协议和822协议均为对916协议的补充，而不是新的、独立的协议。206协议和822协议均未对916协议的仲裁条款进行修改，而是不断地重申原合同（即916协议）的效力和不变性。因此，206协议项下的争议也适用916协议的仲裁条款。A公司提供的新建大楼不符合206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实质性影响了B公司的正常经营安排，造成B公司的损失，构成了对本案合同的根本性违约。鉴于本案合同在客观上已经不能履行，B公司已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A公司对此未表示异议，因此，本案合同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仲裁庭认为，XX年2月2日A公司通知B公司撤离承租房屋的行为严重影响到B公司的正常经营，导致经营期间大量的投资不能获得回报，作为租赁协议的出租方应当对

B公司遭受的直接损失和预期经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共计元。仲裁裁决：1、双方之间签订的916协议、822协议和206协议解除；2、A公司应向B公司赔偿损失元；3、B公司向A公司给付40万元借款。

A公司认为该仲裁裁决有《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向法院申请撤销。A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为：1、“206协议”中无仲裁条款，裁决对“206协议”项下事宜的处理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

“916协议”是B公司提起仲裁的依据。但“天一庭”火灾后，原承租的平房已重建，“916协议”已不履行。双方为妥善处理火灾善后事宜，就另行租赁将来新建房屋进行餐饮经营活动等事宜，签订了“206协议”。相对于“916协议”，“206协议”订立的目的、内容、标的均有不同，其中并无仲裁条款，因此，源于“916协议”中仲裁条款的仲裁裁决，对于“206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处理，没有仲裁基础。2、当事双方在仲裁阶段均没有提出解除“206协议”的仲裁请求，裁决结果解除了“206协议”；B公司已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法人资格已消亡，仲裁委未对B公司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上述仲裁程序均违反了法定程序。3、B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1）对于提起仲裁前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的隐瞒。B公司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前，已被工商行政机关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由此，丧失了经营

资格，也丧失了获取利润的资格。故裁决支持B公司的预期利润显属不公，该结果系B公司的隐瞒行为所致。（2）对于计算B公司预期利润的直接证据的隐瞒。对于B公司提出预期利润的赔偿请求，直接证据是B公司在XX年度的实际利润数额，但B公司却拒绝提交，隐瞒了该项证据。导致仲裁庭对于预期利润无法计算，进而导致裁决作出了巨额预期利润损失的不公正结果。4、裁决认定预期利润损失的主要证据不足。仲裁庭认定B公司预期利润损失的依据是从页上下载的一份统计数据信息，并凭主观想象了20%的净利润率，该认定缺乏最基本的证据材料。据此，请求法院依法裁定撤销上述裁决。被申请人B公司答辩称：A公司所述多处与事实不符；“206协议”是对“916协议”的补充，裁决并未超出仲裁协议范围；在仲裁庭审中，B公司明确提出了解除协议的请求并有书面申请为证，我方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并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仲裁程序并未违反法定程序；营业执照被吊销，系A公司未提供房屋和用于年检的房屋使用权的证明材料、我方无法办理年检所致，即使我方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也不能免除A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有关预期利润的证据，

我方已提交仲裁委，并无隐瞒证据的行为；A公司主张裁决认定预期利润损失证据不足，不是法定的撤销理由。故A公司的理由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A公司的撤销请求。

【法院裁定要旨】

“206协议”是对原“916协议”的修改和补充，当事人在履行“206协议”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应受“916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A公司有关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B公司于仲裁庭审中已明确了解除合同的仲裁请求，仲裁程序符合法定程序。A公司主张仲裁委应对B公司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但无法律依据支持。A公司有关仲裁程序违法的主张亦不能成立。A公司对B公司预期利润的认定属于仲裁庭实体审理范围，且A公司并不能证明该证据足以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故A公司以B公司不提供证明其XX 年经营利润的证据属隐瞒行为撤销理由不能成立。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B公司营业执照的决定与本案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并无直接关系。A公司以B公司已丧失了经营资格，仲裁裁决支持B公司的预期经营利润有失公正为撤销理由亦不能成立。A公司另称，裁决认定预期利润损失的主要证据不足。但该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仲裁裁决应予撤销的情形，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A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裁定驳回申请人A公司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本案属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仲裁裁决对206协议项下的处理是否超出了仲裁协

议的范围；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B公司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1、仲裁裁决对206协议项下的处理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

【评析】

本案涉及到三份协议：206协议、822协议和916协议，其中只有916协议明确约定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因此，判断仲裁裁决对206协议项下的处理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首先要弄清三份协议之间的关系。如果三份协议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协议，则206协议应受到916协议仲裁条款的约束，仲裁庭有权对206协议进行处理；如果三份协议相互之间并无关系，分别独立存在，则206协议不受916协议仲裁条款的约束，仲裁庭无权对206协议进行处理。

根据A公司与B公司在“916协议”中的约定“双方在执行合同中如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由××仲裁委员会仲裁”，916协议的仲裁协议范围为“双方在执行合同中发生的争议”，具体而言应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成立的时间、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违约的责任，以及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终止等发生的争议。

从“206协议”中有关“租赁面积与原租赁面积相符”、

“租金不上浮执行原租赁协议”等内容可以看出，“206协议”系当事人双方为恢复租赁关系和继续履行租赁协议而签订，该协议系当事人结合实际履行中所发生的新情况对原“916协议”的修改和补充，仲裁庭对206协议、822协议和916协议的关系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补充合同对解决争议的方式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受主合同约定的解决争议的方式约束。因此，当事人在履行“206协议”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应受“916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束。A公司有关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

2、仲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A公司称，当事双方在仲裁阶段均没有提出解除206协议的仲裁请求，裁决结果解除了206协议。但B公司于仲裁庭审中明确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请求，且已书面将原继续履行租赁协议的请求变更为赔偿未来三年的预期损失，可见B公司已明确了解除合同的仲裁请求，A公司的此项主张没有依据，仲裁庭仲裁程序是合法的。

A公司另称，仲裁委未对B公司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仲裁法》

篇二：劳动合同的法律性质探究

劳动合同的法律性质探究

[摘要]：劳动合同的性质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自从我国1995年颁布《劳动法》以来，学者们就一直

争论不休，从最初的坚持认为劳动合同属于“公法性质”到如今的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合同是“私法性质兼具公法性质”。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认为此种认识仅着眼于劳动合同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属性，也没有结合实际情况。文章通过对各种观点比较分析，试图论述劳动合同是公法性质兼具私法性质的合同。

[关键词]：劳动合同公法私法社会法

[正文]：一、劳动合同的历史由来

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与其调整的劳动关系的法律性质有着本质的联系。从历史上来看，在西方，劳动合同究竟是属于私法性质还是公法性质，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理论学派对劳动合同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总的来说，西方历史上对劳动合同的定位大体经历过这么几个阶段：

1.租赁合同论。在罗马法时期，劳动者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身份自由，因此谈不上真正的劳动合同。这一阶段，劳动关系被看做民法中的商品租赁关系，即“对人的租赁”，相对于“对物的租赁”，劳动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财产给付关系。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从体例到内容，可以说完全继承了罗马法关于劳动关系的定义，其第1708条规定：“租赁契约，可以分为两种：物的租赁契约；劳动力租赁契约。”

2.身份合同论。到了中世纪日耳曼法时期，封建制出现，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附庸关系。这一时期，劳动合同的身份性比其财产性更受人们关注，以往单纯的财产给付认识被摒弃，认为劳动合同具有显著的人身依附性，因此形成了身份合同论。

3.雇佣合同论。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解除，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劳工问题突出，各国政府纷纷加强劳动立法来干预劳资关系，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被视为雇佣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典加以调整。如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611条规定：“因雇佣合同而提供劳务的人，负有履行约定的劳务的义务，他方当事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雇佣合同的标的为任何一种劳务。”

4.特殊合同论。特殊合同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有学者提出，劳动合同应该是劳动法独立的体现，不同于民法中的任何一种经典合同，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主要表现为对传统的雇佣合同作了限制性规定。劳动合同正式取代雇佣合同成为通说。

二、我国关于劳动合同性质的几种看法

我国学者通过对劳动合同的发展历程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结合与行政合同、民事合同的分析对比，对劳动合同

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过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认为劳动合同属于公法性质合同。这一观点盛行于建国初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一时期不存在商品交换，同时取缔了资本主义剥削，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人人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中就包括劳动关系。全社会的劳动就业都是由国家统一调配，劳动合同也被认为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手段，“进了工厂门，就是国家人”。

2.认为劳动合同是私法性质的合同。由于在建国初期，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一度被完全否认，主张劳动合同私法性的学者迫切地想使人们认识其私法性质，

极力主张劳动合同体现了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契约自由），是平等主体之间协商一致的产物，因此劳动合同属于私法性质的合同，可以纳入统一《合同法》调整范畴。

3.认为劳动合同是社会法性质合同。这种观点产生的背景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劳工问题也逐渐在我国出现，社会利益本位的吁求强烈。此种认识主要基于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人身性、财产性和隶属性，认为劳动合同是在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的基础上，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关系进行约定。所以劳动合同是一种渗透了国家公权力必要干预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为的合同。

4.认为劳动合同是复合性质的合同。这又分为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劳动合同是私法兼具公法性质，私法性质为主。一种看法认为劳动合同是公法兼具私法性质，公法性质为主。

三、劳动合同是公法性质兼具私法性质的合同

单纯强调劳动合同是公法性质或者私法性质显然过于片面，没有将劳动合同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联系实际来认识。前者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过分强调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干预和调整，从而忽视了劳动合同所具有的合同性。而后者则把劳动合同完全等同于民事经典合同，从而忽略了国家干预在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社会法性质的观点似乎认识到了劳动合同的私法和公法性质，并且更偏向于其公法性质，然而概念过于模糊，不能明确究竟何者居于主导地位，也就不能明确其作用和效果。

从认识论的全面性来看，复合性质说似乎更能概括劳动合同的性质。当前主流的学说是认为劳动合同属于私法兼具公法性质的合同。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劳动合同体现合同双方主体的平等性。

2.劳动合同符合双方意思自治原则。

3.历史上，尤其是西方劳动合同历史中，无论哪一种学说，都强调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如租赁关系说强调平等主体、雇佣合同说强调合同性和意思自治。

4.就劳动关系来说，先有了合同的自由性、协商性，后

来才有了国家行政干预，二者主导性不同，私法原则为第一性，国家干预为第二性。认为劳动合同的公法性质只是补充性、辅助性的，是建立劳动合同私法性质基础上，并反过来为私法性质服务的。

然而，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是主要的资源配置手段，也正是由于市场配置的机会性，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主体地位。而劳动关系本身就是社会成员之间极不平等的地位状态下的产物，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地位。劳动者与用工者看似平等，实际根本不可能平等。由于经济地位的严重差距，劳动者对用工者具有严重的人身和财产依附性，对于用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根本没有协商的可能，面对着格式合同只能“一概接受”。正如有的学者主张，劳动关系的内核在于是一种身份关系，即劳动合同一旦宣告成立，就等于对外宣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身份隶属关系，这绝不同于任何一种私法性质的合同。民事合同基本不具有身份属性，而主要是财产性和自由性。正因为劳动合同的这样一种严格身份性，使得劳动合同双方不可能自由协商合同内容及其效力等。

由此，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重要，即国家必须加以严格规定，当事人只能在国家限制范围内协商一致。而且就现阶段来说，世界各国都对劳动合同作了严格规定，无论对合同的格式、内容、效力还是合同双方的权利

义务。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解除都必须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过分强调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后，各国政府都充分认识到了政府干预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劳动合同的公法性质才渐渐“浮出水面”。劳动者无论何时都处于极端弱势地位，需要国家运用公权力予以保护，而绝不能像民事合同一般，任由当事人双方自由约定。

另外，从劳动合同争议解决和适用程序来说，也是和民事合同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民事合同适用民事诉讼和调解，而劳动合同则适用劳动人事仲裁和诉讼，并且人事仲裁是必经阶段。公法强制性明显占据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劳动合同应该是一种复合性质的合同，既区别于公法性质的行政合同，也不同于私法性质的民事合同。在劳动合同中，公法性质应该起主导作用，而私法性质起辅助作用，这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极不健全的当下，对于维护劳动关系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刘怀玉：《对劳动合同法律性质的再认识》，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5，第16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