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实践观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立及其基本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表明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这种唯物主义不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对人的优先性，它把主体——人的能动性提到首要地位，并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其显著特征是把实践作为唯物主义哲学思考的一个重点。

本章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来源和基本特征。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的历史条件

阿尔温·托夫勒把16世纪中叶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描述为一种蕴涵巨大冲击波的社会变革的浪潮。这股巨浪也深刻地冲击着人们灵魂深处的哲学信念，引起一场观念上的变革，它改变了人们观察、解释外部世界和自身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时代。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明，使机器生产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这一生产力的革命使得自然经济迅速瓦解，为商品经济所取代，旧的世界秩序和社会人际关系被打破，代之以新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哲学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显示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征服自然上的巨大能动作用。与此同时，人们扬弃了陈旧的社会关系，创立起新的社会关系，使过去彼此分割的各个生产部门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开拓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市场，密切了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生产规模的扩展，使人们超越时间和空间、人种、历史、传统，语言的阻碍和狭隘的眼界，意识到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整体性。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有力地震撼着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凝固、守旧，崇尚传统的文化心理和观念框架。这一切，都揭示出生产力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展示，从而论证了人的存在、价值和创造力。19世纪30～40年代，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工人阶级的觉醒，法国、德国和英国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壮举，向人们说明，人是自己的上帝，人及其活动应成为哲学的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适应这一时代精神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理论来源上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立离不开黑格尔、费尔巴哈、卢梭，康德，歌德、费希特等前人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欧洲理性主义觉醒的时代，理性主义出于反对宗教唯心主义的需要，把精神同物质、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却把人同自然界越来越密切地统一起来，并使自然和社会统一起来。因此，消解精神与物质，人和自然的截然对立，以实践为中介，实现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哲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卢梭是最早提出超越利己主义，把人同想象的环境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他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同自然、人同社会的对立，认为这种对立是人为造成的。他先用理想化的自然界，然后用理想化的社会来取代这种对立。他宣称：在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中，个人同社会不再对立，人同所有其他的人以及方事万物都和谐地融为一体，得到自由发展。理想化的社会是以人们自由平等地相互订立契约的社会。

康德试图克服人和环境的僵硬对立，把两者统一起来。可是，他认为，人的活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人同外部世界的结合，只限于精神加给客观世界的各种形式的先验范畴，显然，这并不能克服认识和行动上的二元论。他提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认为前者解决认识问题，它只管现象界。后者说明行为问题，行为来自意志，意志发自心灵，心灵属于本体界。现象界遵守“自然律”，本体界遵守“自由律”，两个世界分别服从两种规律，彼此互不涉及，结果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对立。

康德把“实践”局限于道德行为范围之内，又把道德准则看成是理性的“绝对命令”，是先验的和普遍有效的。由于他割裂了“现象”和“本体”，从而他的“实践”也不能成为理性通往现实的桥梁。所谓“实践理性”只是一种“应当”和“信仰”，最终导向道德神学。尽管如此，康德颂扬主体性原则，力图使主客观统一起来，并把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向着自由发展的有机体。这些思想间接促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产生。

二、黑格尔对实践——劳动的逻辑表述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最强调实践和劳动的哲学意义，他的实践是德国古典哲学光辉的思想成就。正是黑格尔将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桥梁，从而使哲学认识论与历史哲学相互贯通，汇成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在黑格尔之前，费希特首先在哲学认识论中提出并论述了行动、劳动和实践的范畴。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号召：“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目的”。在他看来，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克服障碍，满足自身的需求，达到完善的境地，他把希望寄托于行动。主张贯彻行动的观点，以它为全部哲学的基础，由“绝对自我”来设定自我，又设定非我，最后达到自我和非我的统一即绝对非我。在绝对自我内部，或者为实践理性。相应地知识学被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他认为，就“理论的自我”来说，总有一个非我或客体与它相对立，因而不能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只有“实践的自我”才能够凭借“理智的直观”达到二者的统一。所以，他把实践部分看得比理论部分更重要，“决不是理论能力使实践能力成为可能，而是相反，实践能力使理论能力成为可能（理性自身是实践的，只有当它的规律应用于那限制它的非我时，它才成为理论化的）”。据此他作出“理论从属于实践”的结论。

费希特首次把实践概念纳入哲学认识论之中，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展。黑格尔在耶

拿时期写的手稿《伦理体系》和讲稿《耶拿实在哲学》中，都吸取了费希特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详细剖析了劳动、实践过程的要素、性质和特点。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哲学巨著《精神现象学》中明确地把行动、劳动、实践的概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并且对它的辩证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

黑格尔把劳动过程区分为“需求——劳动——享受”三个阶段或三个环节。他说，主体和客体“分裂的感觉是需求；这一分裂的‘被扬弃之有’的感觉是享受”。介于需求和享受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是劳动。在劳动中，客体的“形式被实在地消灭，而客观的东西或区别被保存下来，这就是劳动自身的活动”。

他进而更具体、更确切地指出，“行动的三个环节”是：（1）目的；（2）手段或“目的实现”；（3）被创造出来的现实。劳动实践是主体通过创产客体、扬弃客体、达到主体自身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的环节。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以纯思辩的逻辑方式把这一过程表述为“行动的推理”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主观的“目的”对现实的关系、外部的“手段”、以及“目的的现实实现”三个阶段、三个要素或三个环节。通过这种分的，揭示出劳动、实践是从主观目的出发达到客观现实的转化过程。他说：“行为的必然性在于：目的本来就是与现实关联着的，而且目的与现实的这个统一性就是行动的概念；行为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行动自在自为地即是客观现实的本质”。这里，黑格尔明确指出，主观目的必须通过劳动工具“这个外在的他物”才能转化为客观现实，而且人们通过工具能够支配自然界，但就目的自身来说又是服从于自然界的，即为了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这一思想被列宁称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黑格尔对实践、劳动作出逻辑的表述，他说：“这种包含于概念中的，相等于概念的，把对个别的、外在的现实之要求包括在自身之内的规定性，就是善”。实践就是“善的理论”，即主体的“要求”到“外在的现实”的转化，“个别”性和“概念”的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显然，黑格尔把人的能动性充分体现在劳动、实践的概念中，并把它作为全部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

黑格尔的实践范畴是德国古典哲学光辉的思想成就。虽然，在他那里作为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环节的实践和劳动，归根结蒂还是一种“理念的活动”，却使哲学认识论与历史哲学相互贯通，汇成统一整体的世界观。

在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关系上，黑格尔不仅揭示了两者的辩证关系，而且得出了实践高于认识的结论。在他看来，理论认识活动是“接受了存在着的世界，使进入自身内，进入主观的表象和思想内，从而扬弃了理念的片面韵主观性”。与此相反，实践的活动作为从主观目的向客观现实的转化，其特点在于，“规定并改造”客观现实，以便满足主体自身的需求，就是说，它“扬弃了客观世界的片面性”。实践的理念之所以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是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这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准备了理论前提。

三、费尔巴哈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与黑格尔学派精神性的实践概念相对立，费尔巴哈在实践物涵义上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他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很富于启发生的思想。康德企图在“纯粹”悟性中寻找真理的标准，与他相反，费尔巴却在生活中、在现实中、在实践中看到这个标准。他写道：“理论所不能解决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这里，费尔巴哈并不是从个别人的实践出发，而是从整个人的实践出发的。

与以前的哲学家不同，费尔巴哈不认为只有理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的，他强调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的，因为只理性的东西才是合乎理性的。人才是理性的尺度。“思想和存在的统一，只须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人”不是指个别的人，人的“本质被包含在社会里，包括在人和人的统一中”。个别的、孤立的个人不能创造语言、国家、道德，使认识发展，让理性完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

费尔巴哈把生活、实践放在对理论来说属于根源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他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消费的实践不是生产的实践，但是这种实践毕竟不是纯粹理论的实践和脱离现实的实践。他对实践理解的主要局限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他认为真理的标准、尺度是“类”。“如果我在类之尺度中来思想，那么，这样所想到的东西就是人一般地能够想到的，从而，如果一个人想要正常地、合乎规律地、因而真正地思想的话，就必须想到这些东西。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真理就只有这样一定法则，除此以外便没有了”。总之，始终没有超出抽象的直观的界限。正如马克思指出，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的活动意义”。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特征

一、实践是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实践观的扬弃和超越。马克思既不把实践看作是纯思辩的理念活动，也不认为实践只是饮食男女等物质活动，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他立足于劳动生产的基础上，阐明这种现实的感性活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活动。

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把“感性”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认为通过这媒介如同通过焦点，会点燃世界之光。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高》中明确地指出，这种感性媒介就是劳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并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一句话，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他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古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

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作为人身外的自然界是物质的，人自身（作为劳动力）也是物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传导物——工具，也是物质的。因此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是客观的物质过程。但是必须指出，劳动实践过程不是自然自身之间的过程，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以大自身的发展来规范物质变换的活动。人以外的动物，都把自身周围世界当成既定的东西，即不可改变的环境来接受，它们还没有从自然界中发分离出来，因此也就不能以主体的身份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活动。唯有人是与自然界既相统一又相对立的力量，它通过劳动实践将封闭在自然界内部的物质能量开发出来，包括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等等，直至人自身智力的开发。随着劳动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活动就愈广泛深入。人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在夺取天地造化之功，使自然不断人化，同时也改变自身，并创造出一个人的世界——人类社会。劳动使世界两重化为自然和社会，同时又使自然史和人类史深成一体，它是人类一切实践的基本形态。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活动，之所以是一种属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的生命本质。人不仅作为感性的实体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感生的活动而存它是实践的存在物。虽然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但是人的特征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正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生长点。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里的“感性”，不能简单归结为认识论机制中的感觉，也不是自然直接提供的物理、化学意义上的可感生。这种感生活动既不是动物觅食的本能活动，或低等生物生命绵延的时光流逝过程，更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的精神遨游。感性活动标志着人作为主体进行分离自然、的复制自然，占有自然，使自然人化的活动。即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它以感性的、外在的、有用的对象化的形式展现出人内在本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整个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深究种感性活动不断改变着外部自然界，同时也不断改变人自身的自然。原始人以最初的感性活动，使用最粗陋的石器工具割断了人与自然母体之间的天然“脐带”。古人在较进步的感性活动基础上，发明了文字符号的形式，将人类生存的经验方式变成为理性的精神产品保留下来。依靠它，人类逐渐由定在走向他在，由自在走向自为，由自发走向自觉。在现代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创造了高度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人能思考地球以外的生存价值，把人的生命意义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所有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证明“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总之，感性活动是人所特有的自觉能动性的具体表现。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抽象思辩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不是把感性看作是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因此，甚至连人的感觉的社会性，他也不能理解。马克思认为，人性的感觉，各种感觉的人性，都是凭相应的对象，凭人化的自然，才能形成。五种感官的形成是从古到今的全部世界史的工作成果。不理解这一点，费尔巴哈就不可能成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二、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意识到人与自然的中介（感性）包含着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它决定着自然形式的存在。他说：“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同样感性的自然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这一关于主体客体化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发挥了，他指出：“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是完全错误的。无宁说自我意识才是属人的自然界、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属人的自然界是自我意识的质”。这里，“属人的自然界”，显然是指进入人的实践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界，只有这个范围内，自然才被打上自我意识的烙印。马克思认为，人同自然“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只有通过劳动把人的“类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才有可能。作为实践的“劳动本身、生活活动本身、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成为满足他的一个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这是创造生命的生活。生活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了特性、它的类的特征、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人活动是有意识的。十分清楚，实践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而进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所特有的主体活动和自主活动。其特征是：

第一，任何实践的过程都是人借助一定的手段，不仅改变客观对象的形式，让对象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在对象中实现了预定目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劳动过程的要素明确规定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又说，这种活动是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其中目的和手段最能体现劳动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因为目的是实践活动的内在尺度，表示主体统摄客体，复制客体，创造客体，实现客体主体化的意向和目标。目的贯穿于实践的始终，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物化，在实践结束时转化为具体的物质产品。实践活动正是从主观目的过渡到客观实在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它体现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事物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后者只有本能。人的劳动实践，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将理想变成现实，同时在对象中确证自身。“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业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可见，目的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变换活动始终离不开具体的目的，在人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之前，目的早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了。

目的最初以主观的形式与客观性相对立，它对于客观性的否定是抽象的，只是主观观念地实现。相应地，作为目的中的客体也只是观念形态的存在物。目前实现对外的客体的否定，同时就是对自身的否定，

即杨弃自己的主观性，并使客体主观化，达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就是目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目的的客观化，使主体在客体中确证自身的存在，完成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就是马克思说的，“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

第二，从实践的手段来看，一定的手段（即生产工具）体现着人类理性机巧，以及人类本质力量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在实践中。人主要不是借助于自己的天然器官，而是借助于人工器官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人工器官是人的生理器官的延伸，依靠它人大大增强了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使自己超越其余的动物界。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借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充分显示出人是万物之灵。手段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中不可缺少的中介物，这种中介物不是现成的自然物，而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即人化的自然物，在它们身上凝聚的科学形态的道遍性品格越多，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就越能获得自由，人的本质力量越能获得充分发展。人类的秤劳动实践过程，始终是以工具为中介的物质变换过程。劳动工具（即手段）可以拓展物质变换的空间，加速变换的速度，提高变换的质和量，使客体的自发运动形式向人的自觉活动形式变换，创造出愈来愈丰富的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主体的劳动能力及其发展主要体现在实践手段的发展和更新上，而手段的改进和发展反过来又加强实践主体对客体对象世界的改造，手段标志着人类实践水平的质量和发展程度。所以马克思把劳动工具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物质标志。

第三，实践体现人的内在尺度和事物外在尺度的统一。作为现实的人的自主活动，实践蕴含着人的全部智、情、意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在需求的提出和实现，都离不开人和外部了世界的相互作用，即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只有实践活动才能使人的知、情、意由潜在的变成现实的。科学家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才能展示出他的聪明睿智；歌唱家只有在演唱的实践中才能表现出他富有情感挽救力的歌喉。离开实践的历史发展，人的智慧将永远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人的情感将永远处在动物式的交合状态，人的意志信念将永远驻足于图腾崇拜的迷惘之中。正如马克思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晨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但是，人的内在尺度又离不开外在尺度。所谓外在尺度，主要指外在事物的规律。人内在的知、情、意的实现不能违背事物的规律。这两种尺度体现了实践过程中自然与人、必然与自由、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矛盾统一。两种尺度对实践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都是不可缺少的。客体的外在尺度的作用是确保人化自然“真”的属性，使主体在建构客体中达到自觉状态，赋予主体对客体进行事实判断的意义。例如，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哥特式建筑，要是离开建筑力学机制的尺度，那不过是一幅精美的图画。主体的内在尺度是建构人化自然的形式因和动力因，它是自然客体确认主体意志存在的根本，是客体达到自然的感性自由形式——真与善的统一——美的依据，它赋予主体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的意义。哥特式的建筑与原始人居住的山洞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体现了实践主体的内在尺度，它是按照人的智、情、意的时代观念和审美意识建造出来的。实践过程这两种尺度的结合创造了人类的全部文明，这种文明成果的外在物质形式，就是由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所展现出来的从原始人的石器工具到现代的大工业的科技成果。其内在的心理形式，就是内化、凝聚和积淀在主体的心理中的智力、情感、意志和审美结构。人类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两种尺度的结合，创造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通过对这些对象的不同方式的享用和消化，使之变为人的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其本质来说，这是一个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

三、实践是社会历史的过程

实践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的变换活动，表现出人的自觉能动性，更重要的，它是社会历史的过程。实践体现着自然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恰恰是理解两者双重统一的关键，这一点是崇尚自然的旧唯物主义者所不了解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其不彻底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离不开人自身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与传统经济学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重视通过物质交换关系来揭示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他强调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自然只有作为社会的考察对象，人只有作为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性只有被当作理解自然、历史和人的中心坐标，主客体的中介关系——实践才会有它自身的活的灵魂，实践的唯物主义才会有它真正的可靠基石。

实践的社会历史性首先表现为自然生成为人的历史过程。人不是单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是通过实践劳动而生成的。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马克思这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自然向人的生成运动，不是人的观念（马克思称之为“异己的存在物”）预先地选择了自然界，也不是超自然的力量（马克思称之为“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预先选择了人，而是人的社会性劳动导致的结果。从人类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动物在转变为人的进化过程中，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是经过漫长的劳动，人才超越了动物的本能状态，从其余动物中分化出来，使自己成为人。最终，劳动也将“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其次，自然向人的生成包含着双重的特征，即“人作为自然的存在”和“自然作为人的存在”。从前者来说，自然界永远是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它既是人类种族产生的自然“子宫”，

和现实的人与社会有机体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又是人类实践的对象性和对象化存在物。从后者来说，自然向人的生成，也就是自然界人化（或社会化）的过程。现实的自然界并不是单纯自然生成的，更不是始终不变的存在物，它是人类生生世世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这说明实践是自然的存在和自觉的社会存在的统一，既体现了自然尺度，又体现了社会历史尺度。

实践的社会历史过程性还表现在，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始终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鲍威尔等人将“自然和历史看成是截然对立”的观点，指出在这些哲学家眼里，好像在人们面前出现的不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只有把人和自然都变成精神实体之后，才能在思辨的想象之中把它们统一起来。“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末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讲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正是指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劳动生产实践。事实表明，人对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着的。离开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对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就不可能进行。“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具体分析起来，劳动生产实践包含着两种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活动，即以自然为对象的活动——劳动和以人为对象的活动——交换。这里的交换不限于劳动产品的交换，是泛指一切交换活动。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为互相“交往”，是从物质生产领域中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实践活动的社会形式。广义的交往超出生产领域，包括人们心理的、思想的、道德的、政治的……各种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因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交往也就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马克思曾把贸易、保险公司、甚至战争也列为社会交往的形式（或样式）。总之，无论是劳动生产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都不是单个人的活动，而是借助于人们一定的交往形式来进行的。其中，物质交往活动是一切其他交往活动的基础，这是我们关注的主题。一般说来，人们的交往形式是由生产活动决定的。但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交往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相互交换活动，二是通过交往来协调、组织生产活动。尤其在分工的条件下，交往更具有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各个社会生产部门联结为整体的作用。生产关系就是生产领域中交往活动的固定化了的模式。马克思指出，个人“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交往形式或社会关系形式作为实践活动的形式，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即实践活动的程序化和固定化。如同劳动活动过程实现了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一样，交往活动也实现了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即创造了物质财富，又创造了自身的社会关系，即交往形式。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说明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如果说，动态的劳动生产实践创造出物质产品，实现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么，动态的交往活动就创造了人们的交往形式（人自身的社会关系）。这种交往形式反过来又塑造主体——人自身。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交往中并且只能通过交往来接受先辈的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等等来确立自己进一步发展基础的。总之，实践活动不仅从内容而且从形式来说，都是社会性的。人们由交往而联结成为社会主体，即使就个人活动而言，不仅我进行活动所需要的材料是社会（通过交往）给予的，而且我自身的存在也是社会的活动，因为我用我自身所做出的东西，就是我为社会做出的，从而意识到我自身是社会的存在物。可见，正如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无论社会和人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历史的实践。

实践的社会历史性还表现在它对现实感性世界能进行革命批判上。马克思批评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强调要将理论批判同时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在《神圣家族》中写道：“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使我们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他和恩格斯运用这一观点考察了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出英和法国工人阶级的“批判同时也贯串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成克思的目标是要推翻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一切关系，使全人类得到解放。这个目标的实现无疑是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

从劳动实践使人类脱离其余动物界，生成为人，从实践使人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客观对象中肯定自身，并使外部自然界人化来说，它的积极意义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如果不停留在对对实践的抽象考察，而对它作具体历史的分析，就会发现其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它造成了人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十分透乇地说明在私有制和分工的条件下，人无法支配自身的劳动及共产品，反而要受自己产品的支配。异化劳动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使人丧失人的本质。尽管如此，个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并没有妨碍人作为类的全面发展，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获得了明显珠进步，这实际上是在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准备前提条件。根据异化劳动理论，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是从对象化劳动到异化劳动，再到异化劳动的扬弃，重新回归到对象化劳动。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从原始以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社会，再回归到公有制社会。人类实践的最高形态将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相应地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将“真正的人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总之“实践”不能像现行的哲学论著那样，仅仅把它当作主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将实践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明确地宣称他们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哲学的任务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由此，“实践”应当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是机统一的整体，这个统一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实践。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就不能想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康德实践观的核心问题：讨论康德实践哲学对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影响，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其一是康德实践哲学在康德整个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其二是康德实践哲学在整个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

康德哲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他的三大“批判”中，《纯粹理性批判》阐明“知”，实践理性批判“，”说明方法“，《判断力批判》分析“情”，相应地，第一“批判”是讲“真”，第二“批判”是讲“善”，第三“批判”是讲“美”。在知识中，康德运用先验逻辑讨论了理性能力的有效使用范围，指明了感性、知性的先天形式决定知识构成的本质和先天普遍性、必然性；在道德哲学，道德将讨论康德，理性的放松管制和刚愎自用的道德上的纯洁性道德完全是从自身产生出来的主动的东西，自由是道德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自身的力量使自己行动起来，则任何道德都是不可理解的。认识的世界停留于经验的现象界，道德的世界则深人到超越经验之外的本体界。? （使用纯粹理性知识）康德学习的观点是世界上主要的认识，理论方面的原因，而决定道德世界的是实践理性（纯粹理性的道德学运用）。

这两种理性虽是一种理性，但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运用，理论理性所运用的是机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现实的理由使用，理论的目的，它是免费的，世界的。从两者的性质来看，它们是分裂的，是不能相互混淆的。不过，康德在对两者作了明确区分之后，又以“实践理性居于优先地位”、实践理性支配理论理性的方式对两者作了统一，最终是本体统一现象，现象依属于本体，认识的世界从属于意志的世界，大自然是有获得社会的道德意识。当然，这种以实践理性的本体世界来统一理论理性的现象世界是通过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分析来体现的。康德指出，自然界是不能认识目的的，因而也是没有价值意义的，目的、价值概念只存在于道德世界中。然而，自然的整体观察，也就是从生物和有机体有目的的活动推论下去，就会观察到，而不是确实的认识，受因果关系支配的世界在整体上同样也具有目的的倾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就是试图通过目的论的分析，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自然界与道德界统一起来。当然，这种分析失败，的，他们的统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康德始终不曾肯定目的观的客观存在性，而一直把它看作是完全主观的。这样，这种割裂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道德本体界的统一任务就留给了康德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去完成了。从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康德的三大“批判”回答了哲学的最根本问题，而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实践理性批判》对实践形而上学理论的阐述，正如安倍能成所言，“从康德的本意来看，是实践理性应占中心地位”。因此，从中我们能够明确地知道，在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相比而言理论原则实践哲学占据着主导的、核心的地位。康德就是通过建立实践哲学来体现他的作为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也是通过实践形而上学来从道德上确立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实践哲学是康德期望对人的问题作出根本性解答的最高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