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特征与景观形式

地域特征与景观形式

作者：林箐王向荣发表：《中国园林》2005(6):16-24 评论(0) 打印

景观文章·景观中国https://www.360docs.net/doc/698831215.html,

摘要：地域特征是特定区域的土地上的自然和文化的特征。它包括在这块土地上天然的、由自然成因构成的景观，也包括由于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改造形成的大地的景观。这些景观不仅是历史上园林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今天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重要的依据和形式的来源。

关键字：风景园林；地域；研究；形式；乡村景观

Regional Feature and Landscape Forms

LIN Qing, WANG Xiang-rong

Abstract: Regional feature is the natural and culture characters of land in certain area. It consists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which formed by natural forces and the earthscape formed by men`s living and production. This landscape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ause of traditional gardens but also the resources of forms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egion; Study; Form; Rural Landscape

文化，包括园林文化，是人地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定的地理环境、人群以及特定人群对特定地理环境的适应和特定的利用方式，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继而也影响到特定环境中的园林形式。地理环境是区域性的，文化也必然带有区域性的色彩，因此世界上才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种文化及园林形式。

1、地域特征与历史园林

我们通常认为中国园林的自然式传统来源于对自然的模仿，而西方的几何式园林形式，至少18世纪前的园林形式来源于人的意识，来源于人工对自然的改造。实际上这有一个误区，这种误区来自于中西方文化对自然的认识的不同。其实，无论东方、西方，园林都来自于对自然的模仿，只是模仿的自然原型有所不同。

园林是人们理想中的天堂，从园林的起源上来说，早期的园林实际上就是在人世间建造人们所追求的“天堂”。这种地上的天堂并非完全由花园的建造者凭空杜撰，而是源自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最美好的景色的模仿和抽象。怎样的景色是理想的呢？

中国疆域广阔，有崇山峻岭、奇峰险洞、大江平湖，自然风光秀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景色是这些秀美的山川湖泽，他们把风景称为“山水”，体现了古代中国的自然观。中国园林的起源就是从模仿这样的自然景色开始的，这使得中国园林沿着自然式的形式发展了几千年（图1）。可以说，中国的园林发展是从对原始自然的写实到写意的模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自然景观是模仿的原型（图2）。

西方的园林文化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埃及，那里的自然环境远不如中国，雨水稀少，没有大片森林，更无秀美的山川。不断泛滥的尼罗河带来的肥沃的冲积平原是富庶的象征，只有在这片土地上经过耕种的农田和果园才是美好的。因此，古埃及的园林是从对农业景观的模仿开始的（图3）。古埃及最早的园林——树木园、葡萄园和蔬菜园都是实用性花园，展现的是经过耕种的农业景观的自然，是几何式的自然。西方园林就是以几何式的形式开始发展的。

如果我们按自然状况的不同，将自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自然为原始状况的大自然（wild natural）、第二自然为农业生产状况下的自然(cultivated natural)，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中西方园林在形式上的不同：中国园林源于对第一自然的模仿，而西方园林源于对第二自然的模仿，两者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不过，两者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来自对自然的模仿，或是纯自然，或是人类生产生活改造了的自然。因此，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的特征——地域特征，在园林起源的时期就是园林形式来源的最重要的因素。

人类从采集、狩猎进入土地耕作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这时花园也随之产生了。最初的园林，无论中西方，都是实用性为主的。只不过在中国，园林很早就从以实用性为主的囿、圃或沼转换为以观赏性为主的园林。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古代中国人选取了地域景观中天然形成的一部分作为园林的原型。当然，由于中国人对于山水风景的欣赏，也会在这样的风景环境中修建寺庙、道观、游览路和休息设施，这些人工构筑物连同自然山水一起，都成为日后中国园林景观模仿的对象，使中国园林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骨架的风格。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农业景观从来没有对中国园林的面貌产生过实质的影响，只有在个别的园林中，为了表明文人的清高之志或是出于帝王的猎奇，在园林中有过小面积的模仿农业景观的局部，但都只是个别的案例。

而西方的历史园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实用性和观赏性兼而有之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由于艺术的高度发展，园林的观赏性似乎强于实用性。但到中世纪，实用性在花园中又占了主要地位。即使到了19世纪，许多花园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实用性的传统。西方的园林，不仅是观赏和游憩的场所，很多情况下也是进行生产和园艺实验的场所。可以说，西方园林发展的原型是农业景观，并且由于西方园林漫长的实用性的传统，其历史园林一直与农业景观关系密切。

历史上的园林都是与财富紧密相关的，花园总是分布在富裕的地区或区域的政治中心。实际上，在农业社会中，财富是与土地、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的，花园本身也是一种物质财富。只有农业发达的地区，才可能有大规模的花园建造活动。这些区域的地域特征除了纯自然环境外，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农业景观。由于生产力低下，为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整齐划一的耕地、一定的人工灌溉和道路系统，都必须最大限度地遵循自然的条件，所以农业景观也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的。

农业景观也是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每个地区的人民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风俗习惯选择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农业景观。而农业用地是各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大部分，因此，经过漫长的积累，这种农业景观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地区之间乡村景观的不同，继而进一步造就了各个国家之间国土景观的不同。

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园林的历史和现代风景园林的发展，有必要对中国和西方农业生产的方式的不同和由此产生的乡村景观的差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中国在人口与耕地比例紧张的巨大压力下，农业生产走的是土地连种制的道路，通过精耕细作和增施有机肥料的办法来维护土壤的肥力，耕种上消除了休耕，农田可以连种，甚至一年两种。农区的畜牧业是以圈养为主，而牧区则多分布在农业生产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因此在中国的特定作物区，乡村景观表现为整齐而色彩统一的农田景观。

欧洲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的有很大不同。18世纪以前，欧洲典型的农业是通过二圃制或三圃制进行的休耕、轮作并兼有放牧的体系。即把土地分为两个区或三个区，分别种植不同的作物，其中一个区为休耕地，2年或3年轮换循环一次，以此来保护地力和土壤水分，并把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农业生产方式，造就了欧洲典型的乡村景观：不同的作物地、牧草地和休耕地块状地分布在土地上，面积不同，色彩各异，构成一张每年变化的、却是井井有条的块面状的网络。在不同色彩构成的块状的结构中，分布着村庄和道路（图4）。今天，农业生产的结构早已发生了变化，但休耕、轮作制仍是西欧大部分国家农业生产

的基本体系。看到这样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乡村景观，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欧洲的园林了。从本质上说，欧洲园林中的要素——花坛、水渠、喷泉、整齐的树林、甚至风景园中的草地树丛等，都来自农业景观。花坛是不同作物种植区的抽象，水渠和喷泉直接来自于农业灌溉的形式，整齐的树林是果园的再现，自然的草地则来自于牧场风光。农业景观和由此带来的乡村景观的特征一直是西方人欣赏的对象和西方园林模仿的原型。这里面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对待农业的认识的差异，西方文化是把农业、园艺作为一种文化来欣赏的。无论英语、法语还是德语，“culture”这个词不仅有“耕种”的意思，还兼有“文化”的含义，这里面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在西方园林各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园林的形式始终与当地的自然和文化景观特征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世纪近1000年的漫长时期，园林主要是修道院和城堡中的庭院。由于修道院的生活中，僧侣们所需要的物资几乎都由修道院内部生产，所以造园的主要目的是实用而不是游乐（图5）。蔬菜园、草药园等经济性很强的花园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是花园的主要部分。追求高产高效远比观赏性重要。花园最理想的形式自然是适合生产的形式，即一种特定的农业景观。事实上由于精心的管理，花园里的作物产量比普通的农田更高。在近代，花园甚至成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实验室。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花园，几乎是纯观赏性的了，花园内部不再有生产性的部分，但是建造这些花园的目的是为了享受乡村的恬淡生活和欣赏田园风光，因此花园建在视野较佳的山坡上，形成了层层的台地，而周围是一派美丽的乡村景色。这样的花园的形式是由意大利特有的自然地貌特点决定的，也是与乡村景观紧密联系的（图6）。

文艺复兴初期的法国园林深受意大利的影响，但是法国造园师们在接受意大利影响的同时，也开始创造适应法国的地势、气候条件、民族风俗的园林。花园通常也采取台地式的，但法国的地势远没有意大利的陡峭，因此台地更为宽阔，高差并不明显。花园在注重观赏性的同时，常常保留了中世纪园林实用性的传统。当时法国最有名的花园有维兰德里城堡（Chateau de Villandry）和谢农索城堡（Chateau de Chenonceau），这两个花园在19世纪经过了大范围的扩建，在花园中都有果树园和蔬菜园（图7、8）。

17世纪法国勒·诺特尔式园林是在吸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许多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花园不再是眺望田园风光的场所，但是花园的建造本身就是结合了法国丘陵地的自然特征，并利用轴线将周围的自然元素如天空、森林、河流景观引入园林之中。凡尔赛园林中也有与农业有关的景观，如国王菜园（Potager du Roi）（图9），至今保留完好，并且还出售蔬菜。法国园林的实用性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18世纪，欧洲园林的风格从英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从规则式的园林转变成了完全自然的风景园，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思想上的，文化审美上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英国的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7世纪末，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和城乡毛纺工业的发展，英国对羊毛的需求不断增加，需要有更多的牧场来饲养羊群。而三圃制或在同时期产生的四圃制的土地利用方式无法提高牧草的产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的圈地运动变成了合法的大规模的运动，大面积的土地被人用栅栏一片片地圈起来，种植牧草和其他作物，英格兰的典型的乡村景观随之也由原来三圃制的土地利用方式中的几何块状的大地景观变成了自然的牧场风光（图10）。欧洲园林历来都是以农业风光、乡村景色为参照的模本，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此时自然风景园的产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当然风景园的产生还有相当多的原因，但地域景观的变化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风景园起源于对牧场风光的模仿，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起到了牧场的作用。大多数风景园面积很大，作为家族的领地，具有观赏性和生产性的双重功能。著名的斯陀园

（Stowe）、布伦海姆园（Blenheim）（图11、12）和斯托海德（Stourhead）（图13）中都有放牧的区域，并且时至今日仍然在放牧。在18世纪中叶，英国的风景园的形式受到很大的争议，其中之一就是认为风景园与周围的乡村景观太像，以至于人们在园中时，不知是在园内还是在园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风景园的形式来源于地域的乡村景观。

风景园在18世纪中叶后影响到欧洲大陆。一些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发展了风景园的思想。

18、19世纪德国的风景园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天德国的城市园林系统打下了基础。德国风景园早期最重要的作品是德骚（Dessau）区域的花园群，包括沃尔利兹（Worlitz）、奥兰尼报姆（Oranienbaum）、路易袖姆（Luisium）等。这些花园不仅提高了区域的景观价值，也具有社会、经济的价值。面积110hm2的沃尔利兹花园利用原来易北河边的沼泽地建造了河谷风景的地域景观，当时园林中约有80 hm2是湖泊和农业区，花园与牧场和田野融为一体，这里甚至还成为传授先进农业技术的基地（图14）。路易袖姆花园中今天仍有牧场。

1820年，德国著名的设计师莱内(Peter Josef Lenné，1789-1866)在今波兰的波莫瑞(Pommern)规划了一个风景园，实际上是一个大农庄,他用林地分割出片片开阔的农业用地,包括农场、果园和耕地。这个风景式的大农场的整个气氛就是地域的乡村景观。

德国风景园晚期最重要的作品是慕斯考（Muskau）。设计师平克勒(Ludwig Heinrich Fürst von Pückler-Muskau，1785-1871)在自己的家乡规划了700hm2的园林，除花园外，有桔园和温室，有菜园、果园、葡萄园和苗圃，有大面积农业用地，林园中还建有奶牛场、鸡场、磨场、酿酒厂、矿井等，种种的功能使园林形式完全是风景式的乡村景观。当时慕斯考经济非常落后，平克勒试图将慕斯考园作为风景与社会相结合的园林（图15）。

法国园林师莫海尔(Jean Marie Morel，1728-1810)曾帮助吉拉丹侯爵（Marquis de Girardin）设计了法国重要的风景式园林埃麦农维尔（Ermenonville）（图16）。他在设计中充分利用场地的地形、水文和植被等条件，保留了场地相当多的特征。莫海尔还写了《园林理论》（Theorie des Jardins）一书，认为设计是对自然过程进行管理。而吉拉丹侯爵也在自己的著作《景观构成》（De la Composition des Paysages）中阐述了将景观规划作为社会改良的手段，体现了早期的区域规划思想。

作为世界园林体系重要一支的西亚园林，及在波斯文化的基础上由阿拉伯人创造的伊斯兰园林，也都是地域农业景观的产物。

历史学家认为西亚和北非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由于气候干旱炎热，人工灌溉是该地区的农业存在的前提。早在公元前6000-5000年，西亚人就创立了灌溉农业。后来发明了许多灌溉的方法，如建造引水渠道进行自流灌溉、引地下水灌溉或修水井及坎儿井实施灌溉（图17）。这样的灌溉系统同样也实用于花园。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西亚，并不断扩大疆域与影响，形成了从西亚到北非和南欧的范围广阔的伊斯兰文化圈。阿拉伯人在西亚波斯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波斯伊斯兰园林，并影响到广泛的阿拉伯地区。在干燥的西亚，灌溉系统带来了绿洲。在园林中，水构建了一个灌溉系统，它不仅保证植物的生长，而且形成了特有的水景，包括水池、喷泉、水渠，特别是十字型交错的水渠。由于蒸发量大，水又非常珍贵，所以园林中的水面都很小（图18）。因此，伊斯兰园林的原型是有上千年历史的灌溉农业，水是伊斯兰园林的灵魂，不仅在功能上，也在景观上。

从世界上重要的历史园林来看，尽管风格不同，但形式都来自于对自然的模仿。欧洲和伊斯兰园林的原型是地域的农业和乡村景观；而中国园林独树一帜，它的原型是地域中典型的原始自然景观。

2、地域特征与现代风景园林

如同现代艺术一样，现代风景园林的精神也是创新，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回顾一个世纪的现代风景园林的历史，风景园林师们不仅从科学、艺术、建筑以及历史园林的传统中吸取形式的语言，而且，他们关注景观形式最根本的源泉——自然。

现代风景园林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的，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趋同并没有使现代风景园林沿着单一的轨迹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地域景观或乡土景观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设计师获得形式语言的重要源泉。各个国家的风景园林师结合各自的传统和现实，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

19世纪30-50年代，瑞典的风景园林师色南德（Rutger Sernander）、布劳姆（Holger Blom）和格莱姆（Erik Glemme）等人在斯德哥尔摩建造了完善的公园系统，这些公园关注基地的自然资源，在保持当地景观的前提下，结合草地树丛进行设计。形式上是在城市中再造地区性景观，如群岛的多岩石地貌、芳香的松林、开花的草地、落叶树的树林、森林中的池塘、山间的溪流等等。在城市的中心创造地域的乡村的景观是当时“斯德哥尔摩学派”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对现代风景园林有相当大的影响。

有着深厚的园林传统的法国，历史上农业、园艺和园林一直关系密切。即使到了今天，法国的许多现代风景园林作品，仍然与法国特有的地域景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现代风景园林奠基人之一的高哈汝（Michel Corajoud），在设计中力图表达法国园林的本质——乡村景观。在巴黎北郊的苏塞公园（Parc du Sausset）中，他设计了以法国特有的乡村景色和森林风光为蓝本的区域。在法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圃制农业的影响下，不同农户所有的田地之间的土堤和树栅（bocage）形成的网络，从中世纪起就构成了法国广阔的平原地区典型的国土景观，甚至影响到整个西欧和英伦三岛的乡村景观（图19）。而法国城市郊区的浓密森林中，常常有为打猎而开辟的放射型道路系统。高哈汝通过设计再现了这些树栅、土堤、小水渠以及直线道路切割的森林等法国特有的乡村景观（图20）。在巴黎西郊的圣·日耳曼，高哈汝恢复了塞纳河畔一片传统的农业景观，作为从勒·诺特尔设计的著名的大平台看出去的历史景观的修复（图21）。在高哈汝设计的里昂日尔兰公园（Parc de Gerland）中，一长条色彩缤纷的花卉种植带，与其说是花园，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农业与园艺的概念（图22）。

与此相似的景观概念，在法国的当代设计中还有很多例子。新近建成的法国波尔多植物园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分类植物园，设计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乡土的植物和普通的自然生境中。园中有展现不同农作物的“耕作田”（图23），还有按照波尔多附近地区典型的几种生态环境布置的“环境展廊”（图24），由土壤、岩石、地形、植被等共同构成一个人工的生境，再现典型的乡土环境。

作为低地国家的荷兰，由于国土狭小，从5世纪开始就围海造地，以便获得更多的土地用于耕作和居住。他们在不同的高程上修筑不同尺度的线状水渠，通过水泵的提升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由于经常受洪水的困扰，要沿河流修筑堤岸。结果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结构分明的、功能性的、绝大部分是线状构筑的景观（图25）。这些线性的围海堤坝、水渠、堤岸、道路、农田及由于土地轮作和生产造就的色彩变化的块面构成了国土的基本特征（图26）。这种具有高度结构化的国土特征，造就了荷兰的文化和艺术，风格派的绘画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蒙德里安绘画的格子风格最初来自分析的立体派，不过立体派曾奠基于城市风景，而蒙德里安却致力于大自然。他的作品主要隐喻海边的沙丘、平展的天空和大海、运河、果树及农田，而格子本身来自荷兰连绵的地平线和风景中的直线（图27）。荷兰的园林深受荷兰地域特征的影响，体现了荷兰国土的直线与不同色彩块面组合的地域特征。高伊策(Adriaan Geuze) 所领导的West 8景观设计事务所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荷兰的地域特征（图28）。

西班牙则完全不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由于比利牛斯山脉的分隔，长期与欧洲的中心隔阂，由于其文化交融的特殊性，西班牙的园林文化是多种文化现象的融合。西班

牙的现代园林在形式上也体现了其特殊的地域特征。

西班牙地理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只有北部比利牛斯山南麓是与欧洲大部分土地相似的绿色丘陵景观。而西班牙大部分的土地非常贫瘠，阳光太多而雨水不足，农业的发展依赖灌溉。在伊比利亚半岛正中间位置附近的马德里周围，是梅塞塔（高地）地带特有的荒凉景象。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一望无际的油橄榄树和连绵不断的被强烈的日光暴晒成茶红色地表的丘陵，构成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最常见的风景（图29）。从这样的地域景观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班牙的现代园林中，大面积的黄土铺地多于青葱的草地，成排成行的旱生植物多于自然的树丛，这不仅是气候使然，而且也是西班牙的景观特质（图30）。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与法国接壤，与意大利隔海相望，是西班牙受西欧影响最明显的地区。加泰罗尼亚人民在保留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对外来的新鲜空气保持敏感的反映。加泰罗尼亚的地域特征与中部高原有显著不同，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当地的人们在起伏的山区，依山就势构筑了层层梯田，这种梯田不同于中国的曲线梯田，是几何形的。这种地域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其实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成长的画家毕加索的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影响。毕加索的艺术并不来自于冥想，而是来自于自然和生活，他汲取了加泰罗尼亚的文化与自然的灵感（图31）。

这种特征，也深刻地影响到今天巴塞罗那地区的园林设计。巴塞罗那新植物园的设计采用了层层的三角形台地的形式，来源于地区传统的台地景观（图32、33）。在巴塞罗那城市西北部的新城Nou Barris中央公园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地形处理（图34）。因此，西班牙现代园林的原型仍在于其独特的地域特征。

地域特征是特定区域的土地上的自然和文化的特征，它包括在这块土地上天然的、由自然成因构成的景观，也包括由于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改造形成的大地的景观。近代以来，除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也对土地的面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些工业地带形成了独特的工业景观的地域特征。德国的鲁尔区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巨大的露天开采煤矿的矿坑，大型的机械设备，林立的高炉和烟囱，构成了当地的地域景观特征。

1970年代后，德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位于鲁尔区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开始衰落，留下了大片衰颓的工业废弃地。严谨务实，重视理性的德国人通过工业废弃地的保护、改造和再利用，从1980年代起完成了一批对欧洲乃至世界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工程，包括面积达800km2的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IBA Emscherpark）区域的系列项目、科特布斯露天矿区生态恢复等。这些融景观建设、生态恢复及经济重建为一体的项目，不仅保留了区域特有的工业景观特征，同时赋予了新的内容，将原有的工业废弃环境改造成为了一种良性发展的动态生态系统。这些意义深远的实践，为世界上其它旧工业区的改造树立了典范（图35）。

3、多义景观的设计实践

地域特征与景观形式的关系是我们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2001年多义景观完成的杭州西湖西进项目（见《中国园林》2001. 6），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全面地在设计中实践自己的思想。当然在西湖的西边部分恢复西湖原有的水域涉及到综合的复杂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西部水域的恢复问题，它是西湖湖西地区乃至整个西湖风景区环境整治、生态恢复、风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和旅游空间扩展的复杂工程，涉及社会、生态、水文、城市等方方面面。但恢复后的水域表现出怎样的景观形式更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始终认为西进区域的景观应该再现区域的典型的自然与乡村景观，自然的湖泊、溪流、湿地、树林、开花的草地、山村等等是西进的区域历史上即有，而后来消失了的特征，也是杭州附近乡村中典型的自然湖泊的特征（图36）。

除了西湖，2004年多义景观还完成了3个以水体为核心的区域规划项目。在这三个项目中，我们都从地域特征中寻求设计的语言，从地域特征中生成最终的形式，使得景观在具有独特的形式的同时，又延续了当地的乡土景观。

位于绍兴市镜湖新区北部的镜湖景区（见《中国园林》2004. 11），规划面积15km2。现状水域面积2.4km2 ，是绍兴平原上的第一大湖，主体湖面和周边纵横的河道交织，岸上的江南水田和大面积的湖水相映，规划目标是要成为未来绍兴城市的绿色核心。

如果像当初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把镜湖规划建设为绿色如荫、湖水宽阔的生态良好的城市绿心，在技术上是非常容易的，但这样的景观是否属于这片土地值得商榷。现状中存在大量地域景观的信息，如水面、防波堤、鱼塘、农田、水利工程、民居、小桥、石板路、产业建筑、树林……这些并不是文物，但却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由于生产、生活在区域中留下的痕迹。设计必须要抹去这些痕迹而生成一套全新的形式系统吗？

我们规划的第一步是在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区域内要保留的信息和地面肌理，得到现状层面规划图。然后再将社会层面、生态层面、视觉层面的规划图叠加到现状层面规划图上，得出最终的概念性规划总图，我们发现最终的规划既满足了镜湖作为城市绿心的功能，又具有独特的景观面貌，它的独特性来自与众不同的地域特征，这样一种规划的方式延续了世代积累的当地的景观特征（图37）。

在杭州湘湖的规划中（见《中国园林》2005. 1），我们同样仔细研究了场地的特征，这些特征来自湖面、山峦、民房村落以及砖瓦生产的产业遗存：砖厂建筑，仓库、砖窑和湖堤。规划是在满足综合性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对现状采取了最小的改动，并保留了这些历史的肌理。这样的湘湖保持了地域特征的延续（图38）。

多义景观新近完成的厦门园博园规划遵循了同样的思想。第六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将于2007年在厦门市的杏林湾举行。园博园规划范围约6.76 km2，从现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土地与众不同的特征（图39）。由于大量的水产养殖场的存在，区域表现为网格状的大地肌理，水域面积大，占了70%多，而陆地面积则不到30%。地形平坦、缺少陆地以及现状复杂的条件是设计的一个限制因素，同时也是激发灵感的重要线索。这些由众多的现状鱼塘、交通小路、大海海湾组成的肌理是当地的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反映着当地的生产生活文化，有着深层的意义。出于对场地特征的尊重，也出于对公园和未来城市新区建造经济性的考虑，我们在设计中保留了大量的场地肌理，作为未来园博园和城市新区的形式来源（图40）。并依据厦门海岛与海湾的城市形态，在规划中采用了群岛的形式。这样可以将用地分为相对独立的区域，便于展览期间的灵活布置，也便于会后的独立经营和城市新区的发展。从防洪的角度来说，岛状结构有利于汛期洪水的分流。各岛之间形成不同的水域空间，丰富了景观。现状中唯一一条车行路也被保留下来，并加以拓宽，作为园博大道，成为连接几个主岛和陆地部分的中枢。园博大道将自由有机的规划结构统一在一定的秩序之中（图41、42）。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在我们的国际竞赛中标方案基础上完善的，在规划的不断深入过程中，原方案有很大的调整和变化，但是规划的总体结构一直保留着。园博园独特的形式正是基于特殊的场地条件产生的。

4、思考

一种新的景观形式的产生，来自于多个方面，包括社会的变革、思潮的转变、历史的延续、技术的进步、新材料的出现等等，但如果我们看到上述历史的花园与现代风景园林作品，包括我们自己的实践作品，就不难看出地域特征是景观形式的主要来源之一。

景观设计是一个人为的过程，完全顺应自然过程不加任何干涉的设计是没有的。但是今

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设计，特别是大尺度的设计，在某种程度就是对自然过程进行管理，设计的本质应该遵循自然的过程，将创作作为自然演进的一个部分，延续区域的自然特征。设计是属于地块的，如同在土地中生长起来的，而非强加于某块土地的。设计师应该不仅在图纸上设计，更应该在场地上设计。正如亚历山大（C. Alexander）在《秩序的性质》中所说：其实人类的“建造活动的每一步都以遵循自然法则的'保留结构的转换'为基础，以使人类建造的结构能够同样获得那些在自然中一再重现的结构品质。”以此来理解景观设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了景观形式的来源。

从花园的演变史可以看到，中国人可能是最早欣赏纯自然的民族，“师法自然”一直是中国传统园林的艺术原则。无论是园林还是在其他艺术如绘画及诗词中，乡村景观在中国的艺术中似乎很少被关注。但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中来看，乡村景观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的植物园中都有大面积的农作物展览区域，而在中国的植物园中却没有这些植物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植物研究者非常注重乡土野生植物的研究和应用，而中国的园林植物研究者更关心中国传统观赏花卉的研究的原因。

许多人忧心于今天中国的风景园林设计已经失去了历史的传统，甚至于彻底的“西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的设计师仍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能延续中国历史园林优秀的传统。其实塑造属于中国的景观，我们不必将视野仅局限于历史园林的传承之中，不妨回到中国园林的本质——向自然学习，从自然中寻找设计的语言。我们不仅可以将天然的山水风景作为参考的对象，还可以放宽视野，将更广阔的自然，包括田园和国土都作为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并形成设计语言。任何土地都有属于它的特征，设计师可依据地块中或是更为广泛区域内的地域特征，来寻求景观设计的形式语言。从地域特征上生成的景观形式，必定是属于地区的、属于民族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我们的实践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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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15、17、32来自于参考文献，27、31来自相关画册，37-42来自于多义景观项目，其他图片为作者拍摄。

作者简介

林箐/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博士/法国凡尔赛国立景观学院访问学者

王向荣/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持设计师/德国景观设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