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政治艺术之新审视

曾国藩政治艺术之新审视

2011年11月25日10:55 转载文章我要参与(3)

2011年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现场

“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不知从何时起，流传至今，一时成为从政的和经商的信奉的圭臬。且不说，胡雪岩这种完全靠官商勾结起家，最终也落得个一败途地的商人是否值得现代人学习，即便是学曾国藩做官，也大都学偏了门径，弄坏了心术。

从现代人的视野来看，曾国藩自一介草根书生出身，做到封疆大吏，而且最后得以善终，身后备极哀荣，不管是晚清那个时势，还是今天，都是值得学习的。但是，现代人并没有真正弄懂悟透曾国藩这一成功的真谛，却千方百计挖掘曾国藩的权术权谋，这种状况令人忧思。为避免谬种流传，本文试图对曾国藩政治艺术作一番重新审视。

一、成风俗：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核心

按李鸿章的说法，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这一变局在李鸿章看来要害在于“(西方各国)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那么，乃师曾国藩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变局的。这一变局，在曾国藩眼里，则是世风的改变。对世风的忧虑几乎贯穿曾国藩的一生。

所谓世风，说得具体一点的就是人心。曾国藩反复谈到为政之道，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曾国藩通过对他所处时代流俗的分析，矛头直指社会风气，“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

因此，当他同时代的林则徐担忧：“无可御敌之兵，无可充饷之银”时，曾国藩反而其言而道之：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今日所当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

世风靠人心挽回，吏治靠用人拯救。这就是曾国藩为政之道的核心所在。

然而，在那样一个“万难挽回”的时局下，如何来拯救或弥补?在曾国藩看来，一言以蔽之，就是“成风俗”。

曾国藩“成风俗”的政治思想有着与时人、前人不同于一般的看法。他对“成风俗”的重视也前无古人。

“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

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既然风俗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如何来“移风易俗”?在今天这样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少人都在慨叹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世风，甚至自甘“同流合污”。然而，曾国藩却清醒地认识到：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风俗的好坏，取决于一两个人心之所向。曾国藩这样论述道：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且广也。”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风气无常，随人变迁。这在当今之世，恐怕也令人不得不感叹其思想之远见。一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好坏，取决于政治上领导者用人的得当与否。曾国藩没有把风俗的好坏归咎于社会、百姓，没有归咎于所谓君子、小人，这一点难能可贵。

对于一般人喜欢从君子和小人之辨来论人的做法，曾国藩明确表示，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

“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意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为君子，卯刻偏私暗暧即为小人。”

这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开明之处，是合乎发展、变化的哲学观的。在“成风俗”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曾国藩毕生都致力于“移风易俗”，为之箪精竭虑。如果要总结曾国藩的贡献，这才是他一生对社会、对历史作出的最大贡献。同时，这也为后来的政治家所推崇。

曾国藩的核心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

“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如梁启超就这样评价道：

“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甚么坏事不是智识分子才能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

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才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的。……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1927)

在《说国风》一文中梁启超阐述《国风报》命名的含义，就屡引曾国藩的话，显示出他有踵武先贤义无反顾之气概：

“吾闻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吾又征诸史而有以明其然也，昔五季之俗至败坏也，而宋振之，元之俗至败坏也，而明振之，宋明之君未闻有能师光武者也，而其所以振之者，则文正所谓不在位之一二人者播为声气，而众人蒸为习尚也。夫众人之往往听命于一二人者，盖有之矣，而文正独谓其势不能不听者何也?夫君子道长，则小人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勉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长，则君子亦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比诸小人而不可得也。此如冠带之国有不衣裤而处者，人必望而却走，被黻冕而入裸国，其相惊以异物，亦犹是也，是乃所谓势也，而势之消长，其机则在乎此一二人者心力之强弱，此一二人者如在高位，则其势最顺而其效最捷，此一二人者而不在高位，是其收效虽艰，而其势亦未始不可以成。”

甚至连蒋介石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然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也曾对曾国藩这一思想有过清晰的论述：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二、成偶像：曾国藩政治素养的核心

“由一二人为天下倡”，曾国藩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蔚成风俗，首先得由领导者自己躬身为之。现代人好领导力，却不知领导力是怎样做人的艺术，而不是怎样做事的艺术，最后决定领导者的能力是个人的品质和个性。

基于“成风俗”的政治思想，曾国藩一生着重于自己的政治素养的培养。用现代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成偶像”。政治家只有把自己打造成万民的偶像，才可能真正“成风俗”。

出身于湘中一世代耕读的农家子弟，曾国藩并非有着天赋的政治才能。早年的曾国藩，我曾

经用了三个词来概括他，是“愤青曾国藩”、“情色曾国藩”、“虚伪曾国藩”。但是，当他确立“成风俗”的政治思想后，他懂得悔、改，并痛下功夫，修身砺志。

曾国藩的智商并不高，和常人一样，属于天资平平的一类。然而，他修身砺志的做法倒颇合乎现代人讲的情商修炼，即着力打造自己的“心”、“志”、“德”、“性”。

心求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曾国藩，早在做京官时期，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天命观――不要代天主张--敬畏天命，敬畏权力，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培养正确的权力观。

曾国藩笃信天命，他多次强调天命的作用：“凡成功一事，必分一半功于天。”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

然而，曾国藩却从不认命。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从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更不必问及矣。”

“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与不精，则由我作主。”

我们现今完全可以说，天命是虚妄的。曾国藩高举天命的大旗，事实上也并没认命。

前半句讲天(命)，后半句指人。他的笃信天命、敬畏天命，其落脚点却还是在人，在于自己的支配权。我称之为“天人支配权”。

曾国藩认为，上天的意思究竟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竭力去做就是了，成败不复计较，人还是可以自己把握人生的。

天人关系中的支配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权力。

曾国藩的笃信天命，其实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敬畏的标杆。敬天命，则使人小心翼翼，不敢疏忽，不敢张狂。

有了正确的权力观，心就能做到恬然自静。所以，曾国藩从不把当官看成一辈子的事，相反，他苦心经营着他在双峰的老家，随时准备回家务农。一生信守“慎独”的工夫，不与世沉浮。“不入是非之地，不登势利之场。”

志求高。和很多成功人士一样，曾国藩心中有着“大欲望”，他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书信里直白地表达自己这种大欲望：“吾志学为圣贤”，把理想一开始就定位在“圣贤”二字上。“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沗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圣贤首先就是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前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则圣

人也。”“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曾国藩能不能称为圣贤，或者古今完人，这估且不论。但单提“移风易俗”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是在向圣贤学习。

德求厚。儒家言“道之以德”，德者，得也。为政之道，首在德。孔子也说：“不仁者不可与久处约”，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和他长久相处的，是不可能成为偶像的。曾国藩一生修德，到晚年，一向自谦的曾国藩对自己作了这样一个评价，他说：“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足见其对自己的德是颇为自诩的。

性求善。良好的性情、个性是偶像的重要素养。为什么有的人人见人爱，为什么有的人孤立无援?为什么有的人呼风唤雨，为什么有的人资源枯竭?性这个因素举足轻重。曾国藩懂得在自己的“性”和他人之“性”之间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他的核心原则就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他自言“为督抚之道，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亦如此，为父兄者之于子弟亦如此，为帝王者之于臣工亦如此，皆以君道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曾国藩的成功关键在于人才因素;而用人中最要害的在于他自身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此三者，与他的用人素养有着莫大的关系。无论是在天下纷乱之时，还是天下太平之际，是人才，并非都能为你所用;权力再大、位置再高，人才也并非能为你所用。曾国藩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用人，首先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人才的偶像，让人才主动归附你，甘愿为你所用，供你驱使。

三、成团队：曾国藩政治艺术的核心

领导者是通过其所领导的员工的努力而成功的。领导者的基本任务是建立一个高度自觉的、高产出的工作团队。

有了“成风俗”的指导思想，有了“成偶像”的政治素养，组建团队只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然而，曾国藩对组建团队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艺术和原则。

一是重视团队的使命。

领导力是把握组织的使命及动员人们围绕这个使命奋斗的一种能力。曾国藩组建湘军，就非常重视这一团队的使命。因而，当他誓师出征之前，特意亲撰《讨粤匪檄》，将团队的使命定位为“卫道”。这一使命的确立，在当时乃至如今仍然有人争议：曾国藩为什么不把湘军的使命定位在“忠君”?

其实，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其一，他的政治思想是“成风俗”，“卫道”是与“成风俗”一体两面的。其二，湘军的使命不同于曾国藩个人的使命，湘军的使命是直接针对太平军的，而太平军所要破坏和毁灭的是中华文化之道，而不仅仅是要灭君。因而，“卫道”这一使命的确立就给湘军确立了一面精神旗帜。所以，《讨粤匪檄》一出，使命一确立之初，就注定

了太平军必然失败的命运。“卫道”这面旗帜下，不仅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而且也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心。

二是确立团队的指导思想。历史上不凡有大才组建过非常出色的团队，然而，他们要么是为自己营造“狡兔三窟”，要么是为自己打江山驱使。曾国藩组建团队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那就是不为己私用。正如李瀚章所言：

扫除人才为己私用之流弊：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

因此，这个团队不必忠于曾国藩，但必须忠于团队的使命。正是这样一个团队，才能发挥出他们的战斗力。

三是确立求人自辅的团队意识。领导，本来意义上就是“孤家寡人”，再厉害的领导，仅凭一个人之力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因此，曾国藩在偶像修炼的过程中就注重求人自辅：或求名师，或求益友。奉命组建团练时，曾国藩就得出了“为政之道，得人治事并重”的结论，这就是曾国藩求人自辅的大团队意识。

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这么告诫道：“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在日记中也写道：“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是治事的前提，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此，在后来容闳请求派幼童出国留学时，曾国藩立即赞成，并约李鸿章一同上奏朝廷，促成我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并成立了专门负责此事的机关。可见，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始终一贯，目的也是为了治事：“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四是领悟“知人晓事”的领导规律。有了这样一个团队意识，曾国藩就着力于用人。他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教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

领导的核心就在于用人。曾国藩说：“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当今有人把领导理解为管理，管理就是管人理事。其实，领导不是管人理事。人是管不住的，单纯的制度也是管不住人的。领导的规律就在于“知人晓事”。宋代大儒陆九渊就说过：“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

曾国藩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用人方法，至今仍然能为我们所借鉴。

五是时时提醒自己注意变化人才。曾国藩变化人才的思想可以说是集古今之大成。变化人才，一可以变风俗;二可以育人才;三可以成团队。

怎么变化人才?曾国藩指出，天下无现成的人才，人才靠陶冶而成;天下无完美的人才，人才靠转移而成。这“陶冶”、“转移”，就是变化人才。

在曾国藩的团队训练法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曾国藩变化人才的思路和做法。他把“训练”二字分解为“训”和“练”。

训，一是训家规。曾国藩把湘军看作是一个大家庭。训的方法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

如礼。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好学，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二是训营规：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都是一个团队所必需的基本组织纪律。

练，一是练技艺，包括打抢、跑步、抢旗、跳坑、拳棒刀叉等基本技能;二是练阵法，

包括所谓的鸳鸯阵、三才阵、一字阵、四面相应阵等团队合作技能。

一言以蔽之，训是思想教育，练是技能训练。这样，人才就在这里悄然变化。

曾国藩在长达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有七年时间是虚悬客寄，只有一个空头侍郎名号的帮办团练大臣而无地方实职。然而，为什么罗泽南、胡林翼等当世大才愿意听其指挥?为什么许多知县放弃现官不做，随其出征?为什么各地富豪纷纷捐款?为什么屡战屡败军心不散?为什么很多翰林放弃京官不做、新科进士不愿留京，乐于跑到前线军中效劳?为什么许多文人学者(包括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内)都争相来到曾氏幕府?

答案尽在曾国藩“成风俗”、“成偶像”、“成团队”这“三成”中。

本文来源：报业网

(责任编辑：宋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