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化作为1个历史发展进程，它的启动，首先有赖于“近代性的挑战”和“近代化领导的强固”。前者是指近代的观念与知识、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渐受挑战；后者则是指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近代化领袖手中。对东方国家来说，近代化不是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外来冲击的产物，因而近代性的挑战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冲击与挑战，使东方民族不得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选择近代化之路。这种被迫的选择，意味着承担启动近代化之责者只能是来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和有文化修养的传统精英群体。他们在整个社会尚未自觉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本民族进行近代化变革。在这类国家，传统精英群体自身的近代化，既是近代化变革的1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民族走向近代化的先决条件。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晚清士绅的演变，从1个侧面来探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化受挫的原因。

1、迟滞的回应

在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中，士绅是1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种社会功能的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精英集团，也是政治精英集团。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士绅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享有法律、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与皇权有1致的利害关系，2者相辅相成；但作为“4民”之首，他们又是“民”的代言人，是地方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士绅群体的这种双重属性使其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承上启下，起到维持政体与社会整合的作用。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绅权与皇权的相互平衡与有效的运作是社会政治体制维持稳定的重要前提。

19世纪中叶以来，朝代衰落的传统历史变局与西方列强入侵的新的历史变局同至，为应付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正经历着或隐或显的变化，作为这1体制中坚阶层的士绅，亦相应有所变化。这表现在士绅群体的规模扩大，地方绅权大大增加。清朝政府为挽救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的灭顶之灾，以奖励功名、官衔及科举学额等手段来鼓励士绅组织团练，镇压动乱，因而太平天国以后，士绅的人数增加了约32％(Chung-li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19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164。)。更为重要的是，普遍的团练自救运动使地方权力进1步落入士绅

之手，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开始向绅权倾斜。这1重大的历史变局虽然主要局限于传统的体制之内，但另1方面已包含着新的变革的历史契机。因为皇权衰落意味着清朝对士人意识形态控制的松驰；绅权的上升、“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促使大1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走向多元化，这在过去只是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近代则为自下而上的革新势力的兴起创造了历史前提。同1时代的日本即有类似的情形。幕末的日本，政治多元化。尤其是西南雄藩为解救财政危机和应付新的变局而推行的藩政改革，均为倾向维新变革的中下级武士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他们始而倡导并致力于尊王攘夷运动，继而转向勤王倒幕，实行维新开国，终而成功地实行了明治维新。由维新武士们构成的明治政权成为促进日本国家与社会迅速走向近代化的有力杠杆。事实上在同1时期中国也出现了近代化变革的时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士绅群体中已分化出1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主张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他们的维新变革主张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难以从最有可能转化为革新势力的士绅群体中获得认同与共鸣，从而缺乏付诸实行的社会势力。

如果说日本幕末的武士是以对外患的关注为核心产生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的意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同时代的中国士绅主要是为内忧所困挠，缺乏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意向。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鼎盛的19世纪50至60年代，各地民众的起义及骚动事件达3千多次(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1985，P．190。)。在普遍而强烈的内乱的冲击下，士绅社会关注的核心是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地方社会的安宁稳定，这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前者使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目标得以实现，后者是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的保障。因而他们办团练平内乱，大而言之是维护名常纲教，曾国藩的著名的《讨粤匪檄》正是以此相号召；小而言之是“自卫身家”。外患的冲击还只局限于沿海地区，远不足以威胁到士绅的生存环境和切身利益。

在文化教育方面，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与政治的1体化结构使士绅难以对西学东渐作出积极的回应。1860年代以来，由洋务派及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以传授西方语言与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业已出现，但士绅群体对新式教育大多

持冷漠乃至抵制的态度，不屑1顾。1892年郑观应称，洋务学堂“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篓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入充学生”(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9页。)。这样直到19世纪末，西学仍不能突破以传统书院和科举为代表的正统官学而影响及士绅。这不仅使中国从传统教育到近代教育的转型姗姗来迟，与日本相比，至少延误了30年(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而且亦使清末士绅群体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迟迟不能实现，像日本幕末部分中下级武士通过接受洋学教育而转变为维新志士的士绅，在189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属凤毛麟角。

2、清末士绅演化的轨迹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严重。各地此伏彼起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频繁活动，更使清朝统治者面临灭顶之灾的统治危机。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筹备立宪，由此引起1系列的连锁反应，也促使士绅群体向近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履。

从人的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促使传统社会中的人群走向近代化的环境因素有3：其1是近代教育，其2是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关的职业或其他近代化事业，其3是大众传播媒介。20世纪初年的近代化变革在上述3方面都形成了有利于士绅转向近代化的有利环境。

从教育方面来看，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变革，对整个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化教育领域。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1个时代的结束和另1个时代的开始”(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这1变革对作为传统知识精英的士绅的冲击尤为直接，成为大批士绅转向新式教育的起点。20世纪初年不少有传统功名的士绅卷入出洋留学的热潮之中，专为中国留学官绅设立的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4、5年间接纳中国的留学官绅就达1868人，其中有约10％是有进士功名者，甚至还包括3名状元(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料集》第11集，东京1989年版。)。国内新式学堂的兴起也为士绅接受近代教育提供了机会，据清朝官方的报告，“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舒新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