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格森直觉主义对梁漱溟哲学的影响

论柏格森直觉主义对梁漱溟哲学的影响

论文导读：柏格森哲学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对梁漱溟的影响最大。本文试图简要评介柏格森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论柏格森直觉主义对梁漱溟哲学的影响。关键词：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梁漱溟

柏格森哲学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还渗透到了远在东方的中国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中。柏格森生命哲学大约是在辛亥革命后期传入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道，成为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中国对柏格森的研究随着1920年《民铎》杂志出版柏格森专号而达到高潮，当时中国的不少的思想家，尤其是新儒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其中对梁漱溟的影响最大，柏格森生命哲学成为梁漱溟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文试图简要评介柏格森直觉主义，并分析其对梁漱溟哲学的影响及二者的异同。

一、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基本内容

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说，直觉是一种本能。他给直觉下过几个定义，其中一个是：“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1]综合柏格森对直觉的相关论述，可以把他关于直觉的思想归结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直觉是理智的交融。柏格森以小说为例说明这一点。他说：“作家可以给他的主人的性格加上各种各样的特征，可以任其所好地描绘

主人的言行举止。但是，如果我有一刹那能使自己与主人本身同一起来，我就会体验到一种单纯而不可分割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与作家的上述这一切描绘不等值的。……这个人物是我一下子整个地把握到的。”[1]实际上，柏格森说的那“入戏”的过程就是直觉过程。就是说，认识者用心灵去感知对象的内在本质。对象若是认识者自己（深层意识或人格），直觉就是内省；对象若是外物（包括宇宙整体），直觉就是体会或体验。直觉是心灵直接接触，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

第二，直觉不使用僵固的、现成的概念，不使用符号。柏格森认为直觉“是一种单纯而不可分割的感受”，他说，把握小说中主人公自身的过程就是直觉的过程，所把握到的东西就是生命的纯绵延，这种东西不是从外部可以感知的。语言、概念、逻辑线索等等，把人物的符号交代给你，而直觉则使你切身感受到符号下面涌动的真实生命。因此，要把握的真正实在是符号所不能给予的，而且直觉的对象是绝对的变易、纯粹的绵延，直觉的结果是与此相一致的一种独特的经验，所有这些也不可能用任何现成的，不变的概念、符号表达出来。

第三，直觉产生于本能。柏格森认为直觉产生于本能，本能中蕴含着走向直觉的基本要素，直觉从本能那里承袭的东西是生命的本性、有机性、内在性、以及对自身的共鸣，本能从来没有脱离生命。因此，他完全有可能揭示生命的奥秘。柏格森指出，“本能是在生命形态的基础上铸成的。如果说智力是用机械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那么本能则是用有机的方式对待事物。假如沉眠于本能中的意识觉醒了，假如本能能够激起认识，而不是被怠懈为行动，假如我们能够向本能提问，

而本能又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么本能便能够向我们揭示生命最深层的秘密。”[2]

二、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的认知和吸收

梁漱溟接受生命哲学大约是在1916年前后，这个阶段他是把柏格森哲学与佛教哲学作为比较而言的；此后不久，在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漱溟把柏格森哲学作为评价世界文化趋势的依据之一；1920年以后，他又开始吸收柏格森哲学的创化论学说，并加以改造，成为了《人心与人生》的基本思想。

梁漱溟第一次谈到柏格森是在《究元决疑论》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这一概念译作“生活”；将“创化”译作“生成进化”。在《唯识家与柏格森》一文，他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柏格森哲学和佛教唯识宗进行了比较，指出：唯识学与柏格森哲学两家学说的方法不同就在于，“柏格森的方法排理智而用直觉，而唯识家却排直觉而用理智”，即柏格森的方法是直觉的方法，唯识学的方法是理智的方法。

梁漱溟全面吸收柏格森哲学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扩大了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吸收、改造与利用，全面引进柏格森哲学的基本范畴，如“生命”、“绵延”、“直觉”等等，使之成为他构建自己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除了受柏格森的生命创化论的影响外，还受叔本华生存意志论的影响，他把不同类型文化的产生归于意欲趋向的不同，从而建立起了以意欲决定生活，生活决定文化为机轴的文化比较图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三

大文化路向说”。另一方面，梁漱溟在唯识宗认识论关于“三量”、“现量”、“非量”的理论基础上，又受到柏格森直觉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了他的直觉主义认识论体系。他对理智和直觉也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分：

1．认识对象的不同。理智认识的对象是外在世界中具体的事物。梁漱溟主要通过分析和综合对感觉进行加工，得到一种抽象的概念――共相，但是感觉是以具体事物的认识开始的。只有面对具体的、客观的、静止的事物，理智才能发挥其“简”、“综”的作用，来区别异类，综合异类，得到关于事物的概念。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直觉与理智不同，它“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是主观的东西，它包含着主体的意味、感觉、价值等，而非外在世界的具体事物。直觉认识的这一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道德本性，另一方面是事物的美感。

2．认识方式不同。梁漱溟认为理智的方法是将被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主体对立起来，认识主体独立于对象之外进行客观的观察。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理智认识必须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需要进行思考和逻辑的分析，需要对“感觉”进行综合，才能得出事物的“共相”，形成明确的概念；而“直觉只认识无有判断”，不需要逻辑思维，遇事只要“当下随感而言”全凭体悟。理智认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由不知最后才到知；而“直觉所得到的意思是一种‘本能的得到’，初度一次就得到如此的意思，圆满具足无少无缺。”[3]

3．认识功能的不同。梁漱溟认为，理智与直觉的功能是不同的，理

智所具有的是完全的认知功能，它所担任的任务，就是对具体、零散的事物进行区别与归类，分析与综合，在殊相中得出其共相来。理智功能的表现虽然在不同的领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理智要将认识的对象“打碎、分析来观察。”理智是将认识对象与认知主体区分开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客观的分析。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他认为，直觉有两种功能，认知的功能和道德实践的功能。前者主要表现在艺术中的美感的认识上，我们从音乐、美食等事物中所得到的美感，即是直觉认知功能的表现。对梁漱溟来说，直觉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道德功能。他认为组成人类全部认识形式的有三种，即感觉、理智和直觉。这三种不同的认识形式各有其不同的认识对象，对于直觉来说，其认识对象即是充满道德意味的生命本体。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

三、梁漱溟直觉主义和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异同

梁漱溟的直觉主义认识论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因此，二者在有些方面具有相同点，不过，他们也有较大的差别。从这二者的区别与差异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两者的根本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将直觉看作一种同理性认识形式不相容的认识形式，认为世界的本质根本不能靠理性来认识，只能靠神秘的直觉去把握。

他们的差别体现在：梁漱溟强调直觉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方法从某种程度上个说，仍然是一种科学

的方法；柏格森的直觉是一种“进入”，而梁漱溟直觉是要一种“得到”；他们二人都以生命为直觉的对象，但生命的概念却是大相径庭；梁漱溟由于没有摆脱中国传统伦理本位主义思维模式的束缚，他的直觉与道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正如上文中我们提到的梁漱溟直觉的两种功能，即认知功能和道德实践功能，而且道德实践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对二者直觉主义的不同特点，下面我们具体展开论述。

在西方哲学中，直觉是对客观外在的一种认识形式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近代它又同某些重大的科学发现联系在一起。因此，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沿袭了西方哲学的这一观点，肯定了直觉和科学的关系，他说：“一种真正直觉的哲学必能实现科学和哲学的这种渴望已久的统一”。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同时，他还认为：“直觉是文明的根源，……我们往往把科学的逻辑工具当作科学的直觉。”[1]从柏格森的著作就可知，科学知识在他哲学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柏格森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柏格森将他的直觉主义方法说成是一种“超越实际目的的方法”。他认为，直觉的这种超实用性正是为了取得更大的应用。他说：“只要形而上学使自己摆脱了为实际的使用效果服务的责任，它就可以无限地扩大其研究领域。它与科学比较时，在效用性和精确性可能丧失，将会在范围与广度上得到补偿。……形而上学的研究无论如何是始于同实在的连续性和可能性相接触，而这种接触能够具有惊人的使用价值。”[1]这样，柏格森的形而上学的直觉主义方法，实际上成了一种科学的方法。

然而，梁漱溟认为直觉既是认识生命的唯一方法，又是一种体验精神

文化生活的实践的方法，是对价值的追求。发表论文，柏格森哲学。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在梁漱溟的思想中是统一的，并且是以对后者的追求为中心内容。在梁漱溟看来，生命的意义即在于“向上之一念”，其具体的意蕴注重对一种道德生活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