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
四、教学辅导
案例一：中牟县交通局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介绍：
王丽萍是开封市金属回收公司下岗工人，现在中牟县东漳乡小店村开办一个养猪场。2001年9月27日上午，王丽萍借用小店村村民张军明、王老虎、王书田的小四轮拖拉机，装载31头生猪，准备开到开封贸易实业公司所设的收猪点销售。路上，遇到中牟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查车，经检查，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以没有缴纳养路费为由，向张军明、王老虎、王书田3人送达了《暂扣车辆凭证》，然后将装生猪的3辆两轮拖斗摘下放在仓寨乡黑窄村村南，驾驶3台小四轮主车离去。卸下的两轮拖斗车失去车头支撑后，成45度角倾斜。拖斗内的生猪站立不住，往一侧挤压，当场因挤压受热死亡两头。王丽萍通过仓寨乡党庄村马书杰的帮助，才将剩下的29头生猪转移到收猪车上。29头生猪运抵开封时，又死亡13头。同年11月22日，王丽萍向县交通局申请赔偿，遭到拒绝，遂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县交通局赔偿生猪死亡损失10500元，交通费损失1700元。
【焦点问题】
什么是行政赔偿？中牟县交通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简要分析：
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赔偿的制度。
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要看是否符合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是主体要件。本案中，王丽萍认为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暂扣车辆致使其遭受财产损失，县交通局是行政机关，其工作人员是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的规定，县交通局符合侵权行为主体这一要件。二是行为要件。本案中，张军明、王老虎、王书田驾驶的小四轮拖拉机未缴养路费而在公路上行驶，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据此事实作出暂扣车辆的决定，这是合法的。但是，准备暂扣的小四轮拖拉机，正处在为王丽萍运送生猪的途中，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在作出暂扣车辆的决定时应当考虑到：在炎热的天气下，运输途中的生猪不宜受到挤压，更不宜在路上久留。不管这生猪归谁所有，只有及时妥善处置后再行扣车，才能保证不因扣车而使该财产遭受损失。然而，县交通局工作人员没有考虑到该财产的安全，其暂扣行为不符合合理、适当的要求，是滥用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第2项的规定，应当确认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三是损害事实，首先损害必须是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特定性与异常性、非法性与可估量性。本案中，王丽萍的15头生猪因长时间受热受压而死亡，这个实际损害足以构成请求国家赔偿的理由。四是因果关系，即职务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引起赔偿的损害必须是侵权行为主体的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本案中，王丽萍的15头生猪因长时间受热受压而死亡，是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暂扣车辆决定时实施了不合理、不适当的行政行为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暂扣车辆的行政决定是县交通局工作人员自主执行的，因执行措施不当造成的后果，自然应由县交通局承担。
案例二：尹琛琰诉卢氏县公安局110报警不作为行政赔偿案
案情介绍：
2002年6月27日凌晨3时许，尹琛琰位于卢氏县县城东门外工艺礼花渔具门市部发生盗窃，作案人的撬门声惊动了在街道对面劳动就业培训中心招待所住宿的旅客吴古栾、程发新，他们又叫醒了该招待所负责人任春风。当他们确认有人行窃时，即打电话110向警方报案，前后两次打通了卢氏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并报告了案情，但卢氏县公安局始终没有派人出警。20多分钟后，作案人将盗窃物品装上一辆摩托车后驶离了现场。尹琛琰被盗的物品为渔具、化妆品等货物，价值总计24546.50元。案发后，尹琛琰向卢氏县公安局提交了申诉材料，要求卢氏县公安局惩处有关责任人，尽快破案，并赔偿其损失。卢氏县公安局一直没有作出答复。
问题：卢氏县公安局的不作为是否属于行政赔偿范围？
简要分析：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里的违法行使职权，包括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怠于履行职责包括两部分：一是不作为，如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而公安机关拒不履行其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二是不能有效防止或者阻止风险的发生甚至扩大。
《人民警察法》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该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出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与帮助；
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由此可见，依法及时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是公安机关的法律职责。本案中，卢氏县公安局在本案中，两次接到群众的报警后，都没有按规定立即派出人员到现场对正在发生的盗窃犯罪进行查处，不履行应当履行的法律职责，其不作为的行为是违法的，该不作为与门市部的货物因盗窃犯罪而损失在法律上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尹琛琰有权向卢氏县公安局要求赔偿。
案例3：温州荣盛贸易有限公司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鹿城工商分局于2011年3月16日对荣盛公司作出温鹿工商处字（2011）第01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荣盛公司经销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已构成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根据商标法等有关规定，被告决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如下处罚：一、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二、依法扣押的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956瓶予以没收销毁，其余的“贵州茅台”牌白酒129瓶、白酒109箱予以发还；三、处以罚款500000元，上缴财政。
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贵州茅台”商标由茅台酒公司注册，授权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使用。2008年1月8日，被告鹿城工商分局接受茅台酒公司投诉，对原告荣盛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扣押了原告涉嫌假冒的“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1085瓶，其他白酒109箱。经被告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次日对涉案“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作出鉴定，结论为其中956瓶属假冒。按原告公司的标牌价计算，该956瓶“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价格总计816992元。因假冒商品的数额较大， 2008年3月19日，被告将案件移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处理。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经侦查，未能发现原告明知是假冒的茅台酒而进行销售的证据，于2010年5月19日将案件退回被告。被告经听证、审批后，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法庭审查时，双方主要针对茅台公司出具的商品真伪鉴定表能否作为证据采信展开质证与辩论。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销售的商品经商标注册人鉴定为假冒，原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告据此采纳鉴定结论认定原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非法经营额达816992元人民币，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内容，适用法律正确。据此，判决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宣判后，荣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证据应在依法收集并经行政机关审核确认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对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一般人并不熟悉的专业判断，其结论的准确性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因此，鉴别人员应当对辨认经过、使用的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进行说明，以供行政机关对其结论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和确认。但本案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五份鉴定表只简单记载“包装材料：属假冒；酒质：不是我公司生产的酒”，从而判断：“属假冒”，该所谓鉴定内容过于简单，实难确保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法院不予采信。鹿城工商分局仅以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有权鉴定及该公司可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由，而将涉案商标真伪的鉴别判断权完全交给该公司，法院不予支持。鹿城工商分局对荣盛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据此，判决撤销原判；撤销被诉处罚决定；责令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本案重新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分为行政和司法两个途径。本案是行政机关对侵权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查处，产生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因此入选2011年浙江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例。本案关键问题是商标侵权行政案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司法既应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也要履行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职责，通过行政诉讼妥善化解知识产权执法中引发的行政争议。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标注册申请日趋活跃。商标侵权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专业知识，辨别判断难度较大，故在当前对侵权商标查处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将商标真伪的鉴定工作交由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进行，并将其出具的书面鉴定结论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往往以商标注册人有权鉴定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提出抗辩，本案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发现，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因其鉴定结论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威性”，鉴定结论内容日趋简单，甚至无法反映辨认经过、使用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无法确保。严格从证据分类看，该鉴定结论在证据性质上相当于“被害人陈述”，而非证据法中的鉴定结论，况且在很多商标处罚案件中，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往往也是举报人。如果行政机关一味放
弃审查职责而径行采纳作为定案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在做法尚未完全统一之前，探讨商标侵权案件中工商行政主管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具有积极且现实的实践意义。
案例4：齐来发诉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27日，齐来发与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承包鲁A48307号客车，营运路线为济南至角峪。2012年11月9日，齐来发向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邮寄申请，认为鲁S30886号客车超线路经营，侵占了其营运路线，要求：依法查处该车超线路经营行为；禁止该车侵占其路线营运；吊销客运经营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该局收到申请后，一直未作出答复。
（二）裁判结果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本案中，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是鲁S30886客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齐来发认为上述客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应当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投诉举报，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认定违法情节严重的，才转交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处理。齐来发以自我认定鲁S30886客车违法情节严重，要求省级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处理，不符合上述级别管辖规定，应予驳回。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山东省道路交通运输条例》等明确规定，由省内各级交通稽查机构对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行为进行查处。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虽然是鲁S30886客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的颁证机关，但不具有对该客车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进行路检路查的执法权限，只有在客运经营者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况下，该局才具有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权力。但鉴于上述规定属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职责的一项特殊规定，因此该局收到申请后，应当根据其职权范围的规定作出相应指导。判决撤销原审判决，责令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自接到判决之日起60日内，按照其职权范围的规定对齐来发的申请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推进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确保权力行使公开高效便民，是十八大报告赋予法院的历史任务。而推动行政机关履行释明义务，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的事项，即使不在被申请机关职责范围之内，也要求该机关给予适当指导，是法院推动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促进权力高效便民公开的重要抓手。但在当前，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仍然停留在依法履责的层面，对释明义务问题缺乏关注。本案突出了行政机关的释明义务，明确了在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时，行政机关不能因内部职权划分问题而置之不理，应该给予必要的说明和指导，有力推进了行政权力的公开高效和便民行使。
案例5：刘自荣诉米泉市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7日，新疆米泉市铁厂沟镇三矿副矿长刘自荣得知矿井煤层采仓仓顶被拉空，将给煤矿生产安全带来隐患。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1月8日晚10时许，刘自荣与炮工余远贵一起在职工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时，雷管爆炸，将刘自荣的左手拇指、食指、中指炸去，无名指受伤。事发后，铁厂沟镇煤矿立即将刘自荣送往医院救治，并承担了刘自荣的全部医疗费用。3月21日，铁厂沟镇煤矿与刘自荣达成赔偿协议，由铁厂沟镇煤矿给刘自荣今后生活费、营养费一次性补助15000元。4月9日，刘自荣向米泉市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2002年7月3日，米泉市劳动局作出《关于不予认定刘自荣为工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二）裁判结果
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以米泉市劳动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判决撤销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米泉市劳动局对刘自荣的工伤申请所作的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决定程序合法，判决撤销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维持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维持二审行政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认为，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本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负伤、致残、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刘自荣作为米泉市铁厂沟镇第三煤矿副矿长，其基于煤矿正常生产的需要而与其他炮工一起在工人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并因雷管爆炸而受伤，该行为显然与本单位工作需要和利益具有直接关系。公安部《关于对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意见》认为，雷管中含有猛炸药、起爆药等危险物质，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属于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和民爆器材产品质量技术性能规定的行为，不应定性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的行为。据此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在收到判决之日起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典型意义
如何准确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一直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难点。该案涉及对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如何掌握、本单位利益如何界定等工伤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从维护职工切身利益的立法宗旨出发，对于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采取了从严掌握原则，明确了对职工因单位工作需要，在非工作场所从事危险工作而受伤，即使存在一定违规，仍应认定该工作与本单位重大利益具有直接关系，从而应予认定工伤的原则。该案判决充分彰显了工伤保险的立法精神，对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裁判尺度的把握和统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