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拙稿的目的在于向贵国学界介绍日本学者研究白居易的概况。其对象基本上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今发行或者发表的单行本与杂志论文。下面分类依次加以论述。

关于《白氏文集》给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这里不论。

一、关于校勘的工作

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先把《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与主要的版本的特点介绍如下。

白居易的文集经过了几次编辑。长庆四年（824），元稹编集了《白氏长庆集》五十卷。此文集前二十卷是诗，后三十卷是文。大和九年（835），编为《白氏文集》六十卷。从此白氏的文集叫《白氏文集》。此文集并不是单纯新增补了十卷，而是将增补的每一首诗文都分别编在内容相似的《长庆集》各卷的后面。翌年即开成元年（836），编成了六十五卷本，开成四年编成了六十七卷本。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七十一岁时，编成了七十五卷本。

这七十五卷本早就亡佚了。现在通行的是源于李从荣抄本的七十一卷本。

进入北宋不久，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先诗后笔本”出现了。南宋时，白居易原来编辑的“前后续集本”与“先诗后笔本”同时通行。到明代，“前后续集本”被“先诗后笔本”压倒了。从此以后，很长时间，读白居易诗文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一直用马元调校本。此马本就是“先诗后笔本”。其祖本“南宋绍兴本”也是“先诗后笔本”。其编次是与白居易亲自编辑的文集原貌大不相同的。

相反，日本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圆据朝鲜本印刷的“那波本”（1929年载于四部丛刊）保存原来编辑的样子。但是，文字上与“马本”相似往往有由于后世人修改的错误，而且白居易的自注都被削了。岑仲勉以削注为主要的原因断定“那波本”是日本人随便编辑的书以后，中国学界到现在还低估此书。

日本此外还留下来一些保存白氏亲手编定原来面目的优秀抄本（不是完本）。中国学界也不重视这些书。

其中最重要的是“金泽文库本”。此书向被认为是据白居易生存的会昌年间，日本留学僧惠萼抄写的书的重抄本。

次于“金泽本”的是已故神田喜一郎博士所藏《白氏文集卷三、四》平安抄本两卷。此两卷与敦煌残卷本一致的地方很多。可以认为唐代旧抄本的传本。

此外，还有正元元年（1259）编成的《管见抄》等。《管见抄》是抄出来《白氏文集》全卷之大略三分之一的、镰仓时代的抄本。

所以，关于编制则依据“那波本”，关于文字的异同则依据“绍兴本”和日本留下来的旧抄本推进校勘的工作，这就是恢复《白氏文集》本来面目的正确途径。

上述概略主要是据后面所举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一书整理的。

下面略说校勘的工作如何进展而现在到达什么阶段。

进行此工作的主要学者是平冈武夫、花房英树、小尾郊一、太田次男等人。研究中心是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九月，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开始了《白氏文集》的共同研究。其领导是研究室主任吉川幸次郎和《白氏文集》研究会的主席神田喜一郎。后来，平冈武夫做古典校订班和资料索引编辑的班长。花房英树也是此两班的成员。花了十五年的岁月，校勘的基本工作结束，出版了下述《白氏文集》三册。

他们一方面共同推进校勘的工作，另一方面发表个人的文章，对校勘的前进有所贡献。

小尾郊一《关于白氏文集传本》（东方学报·京都15一2，46.1）一文，对比天理图书馆所藏朝鲜本和“那波本”，断定“那波本”是朝鲜本的翻刻本，批评了以往“金泽本”为“那波本”所本的旧说。

花房英树校勘方面主要有下面几篇文章：

《白氏文集的成书》（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52.2）一文，是日本学者初次详论《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的文章。

《关于岑仲勉氏的白氏长庆集研究》（同2，52.12）一文，批评3岑仲勉“马元调本”比“那波本”优秀的误断，指出了“那波本”的优点。

《白氏文集的资料批判和作品整理（1）》（西京大学学术报告·人文9，57.11）一文，进一步探讨小尾郊一所说，提出那波本所据的朝鲜本是天理图书馆所藏十四册整版，而且其所据是铜活字本，铜活字本所据的是南宋蜀本的看法。

《同上［2］》（同上10，58.10）一文，以那波本为底本设想北宋刊本，决定了白居易全部作品的号码。日本学者发表白居易研究的文章时，一般作品题目下附记此号码。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批判》（广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支那学研究19，58.2）一文，专门对“金泽本”加以研究，提出以下几个看法：（一）金泽本不是金子彦二郎所说的那样是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而是采集早期传入的诸本在不断抄写的长期的过程里成书的。所以“金泽本”的渊源相当复杂；（二）但是，卷六十前大多是继承惠萼本的，而卷六十后是继承七十卷本的，很少受宋代刊本的影响。因此整体上说，它远比其它各种刊本更好地保存了《白氏文集》本来的面目。

花房这些成果被编入大作《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汇文堂60，朋友书店再版74）。

平冈关于校勘的工作有以下几篇文章：

《关于白氏文集的金泽文库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管见抄本》(神田博士还历记念书志学论集，57）一文，先确认《白氏文集》版本有两种，一是以保存白氏本人的编次为目标的a 系统，二是诗在前面文在后面的b系统。a系统的诸本里最好的是“金泽本”，b系统的诸本里最古的是“南宋绍兴本”。作者然后论述了日本存在的几种a系统本子(标题的诸本)的特点。《白氏文集和东急本》（大东急记念文库·鉴3，60）一文说，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十九卷占现存“金泽文库本”的大部分，非常贵重。

《白氏文集的成书》（东方学会创立十五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62）一文，详论《白氏文集》的成书过程，特别着重探讨从“前集”到“后集”的变化和引起其变化的思想原因（参看ⅱ一16）。

《白氏文集释文》（东方学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72），就《白氏文集》的注释中的音释，指出诸本之间的异同。

《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宋刊本研究》（东方学报45，78）一文，介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村本文库王校本（清王德秀据宋刊本对马元调本附加校记的书）而指出王氏所据的宋本很可能比南宋绍兴本更早的北宋刊本。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的校勘》（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86.12）一文中涉及的书卷因是个人秘藏，是“金泽文库本”里从来不能看的五卷之一。由于文化厅的好意，作者才能看到这些卷的影印件，在此篇文章报告校勘这一卷的结果。

平冈武夫·今井清校定《白氏文集》共三册(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第一册71.3［卷三、四、六、九、十二、十七］、第二册72.3［卷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第三册73.3［卷三十八、四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五、六十八、七十］)是以那波道圆初印原装的“那波本”为底本，把“敦煌本”、“南宋绍兴本”、“金泽文库本”、“神田本”等做为校勘资料的报告。关于“金泽本”和“神田本”里没有或者不能看的卷子，认为没有校勘的意义，不收入。

《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大东急记念文库所藏金泽文库本，即鎌仓抄本卷子二十一卷［有江户期补钞的两卷］与别本鎌仓抄本卷四。川濑一马监修，大东急纪念文库发行）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第一、二册，一九八四年出版了第三、四册。与原物大小相同，单色影印（一部彩色）。太田次男在东京，作为此工作的另一中心，着重推进了对于旧抄本的研究。

其工作的最大成果就是区分“金泽本”原抄本与其后由于校订被改变的部分而探讨“金泽本”的真正的面貌这一事。虽然花房已经指出了“金泽本”不是纯一的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但是日本学界里长期存在把“金泽本”基本上认为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这种看法。由于太田的研究，此观念才被彻底抛弃。

他在《关于大东急记念文库藏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上一》（鉴15，71.3）、《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管见以卷三十一为中心》（史学44，3，72.4）《关于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以卷三十三为中心》（斯道文库论集11，74.8）、《关于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小尾博士古稀记念中国学论集、83.1）、《金泽文库旧藏本白氏文集卷五十

四的复原的研究》（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等许多文章中，探讨了些问题。这些文章考证了：（1）“金泽文库本”有很多地方在校订时原文被改变为别字，所以应该恢复原来的文字；（2）按照恢复工作的结果，不能将“金泽文库本”笼统地说成是惠萼携来本的重抄本，而应该把它区分为丰原奉重校订本和别本这两种。其底本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卷三十一、三十三、五十四这三卷的文字是继承宋刊本的，卷十二、五十二、

五十九、别本卷四十九这四卷有可能其祖本是惠萼本。

太田又在《关于内阁文库藏管见抄》（斯道文库论集9，71.12）一文，指出了《管见抄》此书比以往的看法更有来历而提高了此书的地位。作者说，平冈、花房推定了此书是根据北宋刊本的，但是其正文与宋刊本不大相同，除了一部分外，与“金泽文库本”、《要文抄》很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保存了旧抄本文字的书。

以对“金泽文库本”、《管见抄》来历的正确认识为武器，太田也推进了校勘别的旧抄本与各种刊本的工作。其工作可以分为下面三种：（1）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2）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3）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诸本的研究。

关于镰仓时代的诸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关于（政事要略）所引之白氏文集》（史学45—4，73.10）一篇。作者认为《政事要略》引用的《白氏文集》的底本与《管见抄》的文字很相似，由于此书成书于1062年，很可能日本过去有北宋最初刊行的《白氏文集》。

关于新乐府诸本的研究中，《关于神田喜一郎氏所藏本文集卷三、四》（斯道文库论集14，77）一文特别重要。作者恢复“神田本原文”（还没校订时的本文）从而发现此书有很多地方与宋刊本相似。他解释此现象说，“不应该认为抄本被改变而成与宋刊本相似的正文，反而应既认为宋刊本本身与唐抄本很相似。”

《关于我国传存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及其训读》（斯道文库论集16，79）讨论了日本留下来的《秦中吟》诸本的正文和旧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关系，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传的过程中其原本如何变化的问题，然后指出了以下几点：（1）按着白居易本人的编辑过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种正文；（2）北宋刊本是否传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无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注虽然看来是据抄本的，但有时候其实是根据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3）在中国，《新乐府》、《长恨歌》等很流行的诗歌，早就作为单行本通行了，同时原文也被改变了。总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一种很复杂的工作。根据校勘的结果，作者还指出：(1)旧钞本《秦中吟》各首没有诗题，这可能是白氏亲自编辑的《文集》的面貌；（2）各种旧抄本之间也有原文的异同，其渊源可能在于白氏亲手编订的原本本身就不是一种这一事实。所以论文字的是非实际上很困难。

《关于长恨歌传·长恨歌的正文——以旧抄本为中心》（斯道文库集18，82)一文，是根据作者多年研究旧抄本的成果校订了《长恨歌传》及《长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载“金泽文库本”与神田博士所藏的《长恨歌》的模写。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仅论述了日本传存旧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时期刊本的实际情况。

笔者在拙稿开头说，中国的学界一直不重视“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资料里不包括日本存的旧

抄本。中国的学界一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绍兴本”。中国学界不重视日本留下来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实）的这一倾向，从对《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态度也可能看出。中国学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没有完本（据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等文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冯平山图书馆金禧记念论文集，82）介绍，日本留下几部五百家注完本。

两国学界今后如能更积极地推进资料及情报的交换，可免浪费时间。

但是，关于《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学界对旧抄本的过分尊重却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抵触与轻视。由于太田如此具体地探讨了旧抄本的实质，“南宋绍兴本”的优越性却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说，现在到了两国的学者都放弃成见而推进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时代。

太田最近写的《关于我国现存的汉籍旧抄本——以白氏文集为中心》（创大亚细亚研究9，88，3）一文，向中国学界指出，日本留下来的各种旧抄本与敦煌本一样是关于探讨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实际情况很有益的、很贵重的资料。这些旧抄本之间也有很多文字异同，其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二是大集成立以后白氏本人所作的改变。最后作者强调，两国学者都不应该把旧抄本单纯看作是对立的版本，而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校勘旧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这些文章还没集为一书。关于“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规共著，勉诚社32）。

神鹰德治继承太田的方法，进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发表了《关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东方学61，81.1）、《关于庆安三年刊本（新乐府）》（日本中国学会报34，82.10）)、《关于朝鲜铜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鲜学报106，83.1）等文章。

二、关于诗歌的研究

一、讽谕诗

战前有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参看ⅵ译注之章。

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东方学报15 — 3，46.11。《神田喜一郎全集ⅱ》83.11）是神田作为《白氏文集》校注班的领导举《白氏文集》开头的《贺雨》提供译述的范例的文章。以后，关于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较少。

此现象可能与此时期是日本人民根据战败的经验建立民主主义日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期有关系。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认为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而赞美的。

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说林3 — 5，51.5、3 — 6，51.6。世界思想社《白居易研究》71）一文，很热烈地论述，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即诗的世界的“经”)的传统快灭绝了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的事情。

竹治贞夫《风雅传统与白诗（德岛大学学艺纪要·人文科学2，53.2）一文，对于白居易的

《诗经》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

的风雅传统大大的复兴了。

法国文学的学者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

社会党党魁而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岩波书店，56）一书，这也是象征日本此时期思想情况的同一种现象。

五十年代后半期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下面举的文章都是不赞成中国学界给予白居易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或者人民诗人的评价的。

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历史教育 616，58.6）一文，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他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爱知县立女子大学国文学会说林2，58.7）一文，强调讽谕诗与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堤留吉《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敬文社会61，载于春秋社《白乐天研究》69）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新海一《对白乐天爱的认识——以讽谕诗（井底引银瓶）为中心一》（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13，62.6）一文，论述白乐天是个希望改造社会的理论家，他的实践并不是彻底的，而讽谕诗是根据六义复古思想想出来的诗歌，它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铃木修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围绕卖炭翁一（汉文教室100，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论述白居易《卖炭翁》里所咏的事情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白居易的新乐府则是中唐文学最后燃烧的表现，其作品里已可以看出讽谕精神衰微的预兆。平冈武夫《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74）、《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日本大学中国文学会·汉学研究11·12，75.1）《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小尾博士退休记念中国文学论集，76.1）等文章，与其著作《经书的成书》、《经书的传统》提出的观点相呼应，都贯穿着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汉字国家的文化的结晶、“天下的世界观”的表现的独特看法。

最近的研究有下面几篇。

赤井益久《李绅诗臆说》（汉文学会会报25，79）一文，以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为主要的线索探讨李绅《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内容及其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其主题都是外交、藩镇、边境防备等关于异民族的问题，其创作的背景有李绅等谏官与当时用事的李逢吉之间因对外倭的政策不同的争执。

其《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国学院大学院纪要12，81.3）一文，则从白居易讽谕诗不会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其它诗人、文学观等没有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作者论述（1）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的十种分类，虽然以“讽诗”为中心分类，但分得太零碎混乱。白居易的分类就是让自己的文学活动都进入他视野的、很简明的分类。尤其他想出来与“讽谕诗”相互补阙的“闲适诗”的分类是值得特书的。元稹《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是以统治者为读者对象的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是“讽谕诗”。对此，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而且其读者对象包括人民。他确实开拓了“讽谕诗”的新的境界。（2）作为李绅、元稹等的前驱对白居易新乐府给与影响的是韦应物与顾况。顾况拟《诗经》作的《华阳真逸诗》十三篇，类似“讽谕诗”的性格，给白诗以很大的影响，作者最后揭示的中唐诗坛以讽谕诗为中心的交游图，有助于了解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背景。

他的《韦应物和白乐天——以讽谕诗为中心一》（国学院杂志81 — 5，80.5）一文，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不但受杜甫、李绅、元稹等作品的影响，在形式上、素材上也受韦应物的歌行和杂体的很大的影响。

寺门日出男《论白居易的（新乐府〉》汉文教室160，88.5）一文，指出“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创作的，而且是打算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而创作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