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人生修养

曾国藩论人生修养

Absract:In many domains,Zeng Guofan achieced successes,this was mainlyreferred to his rich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ideas on human life ,Apart from the purpose of lif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bearing morality with reverence ,ane the life attitud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ly perfecting one’s nature and satisfying with one’s fortune ,a series of cultivating methods was included in the life philosophy of Zeng Guofan .Just these cultivating methods enabled him to stand out from his contemporaries .This paper aims at briefly discussing Zeng Guofan’s theory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曾国藩（1811～1872）立德、立功、立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他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学思想。曾国藩的人生哲学，除了“荷道以躬”的人生目的，“尽性知命”的人生态度之外，还包括一整套的修养方法。正是这些修养方法，使得曾国藩在其同时代人中，“有如鹤立鸡群，就象圣母峰突出于喜马拉雅山诸峰之上，永远在宁静之中，永远覆盖着一层白雪的明朗。”（张君励引容闳语，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新儒家思想史》第560页）本文拟就曾国藩的人生修养理论谈几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1.诚信

曾国藩继承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诚信为本”的人生原则。诚的本义是信，《说文》曰：“诚者，信也。”儒家用“诚”这个范畴来表示人生的最高境界，有时也指宇宙的最高本体。孟子、荀子都讲诚，《中庸》也多次提到诚。在宋明理学中，诚更成了重要范畴，周敦颐说诚是圣人之本，朱熹说诚是天理之本然。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把诚看作实有的东西，看作宇宙的规律。曾国藩对“诚”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诚者，不欺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周易》，岳麓书社1986年版。后文凡引自该书的都省掉书名，家书、书信等都依据该书编号。）意谓，只有心中没有私见，十分专一，才能做到真正无妄，这就是“诚”。曾国藩认为，诚是极端重要的，是宇宙人生的基本原则：“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诗文·笔记二十七则》）“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书信0001号）因此，“君子之道，莫大于以忠诚为天下倡。”（《诗文·湘乡昭忠祠记》）曾国藩一生倡导“拙诚”，其理论依据即在于此。

曾国藩认为，诚的好处是可以感动别人。“有其实必有其荣，有其荣必有其应，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读书录·汉书》）“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家书0237号）这就是说，即使奸诈之人，也能被诚所感动。因此，只要“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家书1280号）曾国藩又说，诚的功用是很大的，“一人肫诚，万众可感；一心坚定，天地可回。”（批牍0511号）“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批牍5929号）不仅如此，诚还有挽救世道人心的效力，“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合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书信0001号）“质”也就是诚的意思。他还说：“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诗文·湘乡昭忠祠记》）从这里，我们看到曾国藩极力鼓吹诚还有他政治上的目的。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有了诚，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曾国藩也说：“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家书0037号）这就是说，有了“至诚”的态度，还要注意方法，才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家人之间尚须如此，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种“委曲行之”的方法，很容易走向诚的反面。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完全不耍手段是很难做

到的。曾国藩虽然自称是笃实一路人，也承认有时不得不“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家书0237号）这种机权作用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徒惹人笑，教人怀恨，”（同上）所以曾国藩主张“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同上）

2.慎独

“慎独”语出《中庸》，在宋明理学中被发展为一种修养工夫。曾国藩也认为，要想成为圣贤，须“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家书3901号）。“方寸”就是人的内心（或谓良知），曾国藩说，如果内心“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家书1432号）“慎独”的工夫就是要做到不自欺。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在于此，“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诗文·君子慎独论》）所以“慎独”的功夫是十分重要的，“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同上）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人，曾国藩反对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知善知恶”（同上），他认为，“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独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同上）格致与慎独结合起来，才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曾国藩明确指出这是“入德之方”。

曾国藩又把慎独看作自修之道的最高境界，“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家书1432号）他认为，能做到慎独的人，“可以对天地鬼神”，“此心常快足宽平”（同上），因而他称之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同上）

慎独的内容无所不包，曾国藩特别注重“不忮不求”，曾作有《忮求诗二首》，并注曰：“将生平阅历为韵语，示儿侄辈当遗嘱。”他对忮、求二字也有明确的解释：“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家书1407号）由此看来，“不忮不求”主要是行恕、知足。曾国藩指出，“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同上）忮、求的危害是很大的，“忮不去，满怀都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同上）因此，“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箭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同上）不忮不求成了推行仁义的基础。

曾国藩对忮、求的论述，抓住了修身的关键，既深刻，又全面。

为了做到“慎独”，曾国藩采用了一些辅助性的方法。

首先是主静。北宋周子揭出“主静”之旨，程朱亦常以“静”字教人，曾国藩也说：“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诗文·书赠仲弟六则》）主张“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诗文·课程十二条》）曾国藩说：“苟其遗弃伦物而于静中别求端倪者，或不免误入歧途。若习静以涵养此心，则即《大学》所云‘定静安虑’者，又何忮趋之有？”（书信7817号）》“涵养此心”，实即慎独之一端。曾国藩认为，主静虽然与释道相似，只要得法，“犹是养生之道。”（同上）怎样才是得法？他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簌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诗文·五箴》）大意是，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使思虑绝对集中，就可以进入静虚的境界，“体验来复之仁心。”在日常事务中，也有所谓静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场，二曰不入势利之场。”（《诗文·书赠仲弟六则》）乡里之词讼曲直，官场之得失升沉，都是与己无涉的，大可一概不管，曾国藩认为这样即可保持“清福”，有益于慎独。

其次是写“日课”。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起，学习理学家倭仁的做法，“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融目克治。”（家书0025号）实际上就是记日记，把自己的毛病都写出来，决心改正，“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家书0024号）反省的标准则主要是“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曾国藩认为，这样做对于慎独工夫也是有好处的。

3.敬恕

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课程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敬。他认为敬字是“孔门持以教人”的诀窍，“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家书1432号），因而他奉为修身至宝。敬是什么？曾国藩说：“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书信0607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凡事认真。为什么要居敬呢？他说：“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诗文·五箴》）这是从反面来说的，处事松懈，就会一事无成；待人傲慢，别人也会待自己傲慢。就算别人不以傲慢待自己，自己也增长了傲气。因此，对人对事，都须居敬。曾国藩也从正面说过：“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家书1432号）这实际上就是修齐治平是思路，而把居敬看作修身的主要手段。他还特别提出“敬字切近之效”，在于“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同上）认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同上）是自然规律，只要“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强健，又何疑乎？”（同上）因此，曾国藩指出：“主敬则身强”（同上）。他举例说：“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危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同上）

主敬的具体做法使“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同上），就是说，内心要集中注意力，“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诗文·课程十二条》）不可胡思乱想；外表要端庄整齐，“不苟言……不苟笑”（《读书录·周易》）。曾国藩认为，做到了这两点，就自然会出现“敬之气象”：“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家书1432号）。但“敬”的工夫要真正到家也是很不容易的，曾国藩说：“‘有孚威如’即《论语》‘望之俨然’意。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次等气象对之方好。”（《读书录·周易》）这就未免过于古板了。

“敬是平日涵养之道，恕是临时应事之道。”（家书0680号）曾国藩常常把恕和敬连起来说。恕是什么呢？“恕则不蔽于私”，（同上）“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家书0607号）也就是不要只顾自我，心中要想着别人。曾国藩说：“大抵接人处事，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怒之际，能设身易地以处，则意气顿平。”（家书0680号）善于替别人着想，就能平息怒气，增长爱心，所以曾国藩认为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同上）反过来说，“反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诗文·笔记二十七则》）如果大家都不肯行恕，势必产生矛盾冲突，相互间造成损害。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施诸己不愿，亦勿施于人。”（同上）这就是恕的原则。在下边这段话中，曾国藩把恕的道理说得更加透彻：“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亦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诗文书赠仲弟六则》）表面上看来，行恕者吃亏；实际上，从长远看，行恕是最好的办法。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同上）因此，曾国藩十分重视恕，主张养成恕的习惯：“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诗文·笔记二十七则》）这就可以达到一种过人的境界了：“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详。”（同上）敬恕的对立面世骄，是傲，要敬恕就须去除骄傲之气。

先说傲。曾国藩认为，傲与气节很容易混淆，“自古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同上）其区别何在呢？就在于实施的对象不同，“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同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就是“守于己者”，“傲气”就是“加于人者”。曾国藩说，傲的表现有很多，“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在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家书0456号）“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矣面色凌之者矣。”（家书0246号）“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曰习于傲矣。”（家书0213号）傲的危害极大，“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家书0246号）“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家

书0456号）惰者往往是庸人，傲者往往是才人，但傲的才人与惰的庸人下场是一样的，“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家书0454号）曾国藩还认为，富贵之家最容易傲，因此，劝导子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家书0064号）“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家书0456号）

再说骄。曾国藩分析了骄产生的原因，“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诗文·笔记二十七则》）因此，骄与傲相似，也是才人的通病。曾国藩认为不能有骄气，“骄则满，满则倾矣。”（家书0510号）“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家书0437号）。“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诗文·格言四幅赠李芋仙》）自足、自矜都是骄，既不可施之于君子，也不可施之于小人。总之，“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诗文·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还举例说明了骄矜的危害，“以齐桓公之盛业，蔡邱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灭于吕蒙。”（同上）齐桓公、关公都施有名的英雄豪杰，却免不了为自己的骄矜所误。正因为看到了骄的危害，曾国藩本人“不敢稍涉骄奢”（家书0178号），还常常告诫家人“不可倚势骄人”（同上）。此外，他也谈到骄的表现：“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家书0510号）骄似乎就是傲的深化。曾国藩指出，克制骄的办法是从小事做起，“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同上）常常注意不轻非笑人，就可以养成良好习惯，避免骄气的产生。这实际上就是居敬工夫之一端。

4.求缺

曾国藩人生哲学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求缺”思想，他有称之为“自概之道”。主要意思是说：人生在世，不能把各方面的好处都占全了，总要留有一定的缺陷，作为回旋的余地。“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诗文·求阙斋记》）“凡作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批牍0381号）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好处占全了，紧跟着来的就只能是走下坡路了，“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同上）“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诗文·求阙斋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家书0043号）曾国藩看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圆满，人也是如此，“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家书0782号）其后果是遭到惩罚，“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概：本是古代量米麦时刮平斗斛的器具，此处作动词，表示“刮平、削平”的意思）。天怎样“概”呢？“余谓天概之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同上）要想不遭天概、人概，唯有“设法先自概之，”（同上）也就是“自求缺陷”。所以，曾国藩的所谓“求缺”，从最终的意义上说，还是追求最好，“求缺”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还在年轻时，曾国藩就做过很多求缺的事情。例如，故意留些欠债暂时不还，不多置衣服，不满足家人的全部要求，等等。他在解释欠债不还时说：“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家书0042号）到后来，位越高，权越重，名气越大，曾国藩就越是注意求缺。他常常表示要将权位减去少许，推让几分，并确实多次向朝廷提出这样的要求。金陵一攻下，他就立即让弟弟国荃告病还乡，说是“功成身退，愈急愈好”（家书1190号），又着手裁撤湘军。有人觉得他这是英雄自翦羽翼，曾国藩则认为这是唯一的自全之道。的确，如果太平军被消灭以后，他仍然保持很大的势力，当然会引起朝廷的猜疑。既然他不想和朝廷作对，就只有削弱自己的力量。

为了贯彻自概之道，曾国藩归纳了三种工夫：廉、谦、劳。廉就是廉洁自律，“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家书0777号）；谦就是谦以待人，“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同上），曾国藩以为要做到谦，就要从这四方面下手；劳就是习劳，“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

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抱之。”（同上）这三种工夫总的精神是，让付出与收入（指名望、地位等）相当，使别人保持心理平衡；同时洁身自好，消除“人概”的口实。

曾国藩的求缺思想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物极必反”思想的实际运用。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辩证思想十分发达。《易·象》在解释乾卦上爻时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意思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走向反面，而不可能长期保持在盈满状态。《老子》两次提到“物壮则老”（第十三章、第十五章），也有同样的意思。《经法·四度》：“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都把“物极必反”看作普遍规律。王夫之虽然说：“必”字不妥，但实际上也不过是强调一下“反”的条件而已。

曾国藩的求缺思想就直接来自《易经》，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兄尝观《易》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也者，‘’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即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即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求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家书0043号）曾国藩对《易经》的理解可以说是十分深刻的，后来，他又根据这一意思概括出一条“悔之决”，作为重要的处世之道。其次，求缺思想也可以说是他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曾国藩博览群书，对中国历史尤其熟悉，他发现，除了千载一个郭子仪，多少英雄豪杰，都没有自全末路。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功成身退，总也没有满足。曾国藩自己想要有个好的收场，作为道学家，他又不能象郭子仪那样纵情声色，就只好想出这么个求缺的法子。此外，曾国藩的思想受到他祖父的影响很大。祖父常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怕临老打扫脚棍”，等等，也是曾国藩形成求缺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的求缺思想是他为保全自己及家族而想出的一个对策，包含着凡事不肯做到头的不彻底态度，有其消极因素，但也含有丰富的辩证意味。他提出的廉、谦、劳三字工夫，对于我们洁身自好、处理人际关系、做好工作等，尤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