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

清议：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上）

（本文系《创富志》特稿，这里刊登的是原文，未有改动）

银行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对此，教科书上说：“吸收风险，控制风险，获取报酬”。然而，现实当中，国内商业银行最终获取的报酬几乎完全不来自于风险业务（以贷款为主），而是来自于主权债券投资及存放央行这两项无风险业务，也就是来自于政府。糟糕的是，国内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长期亏损，是以企业和私人承担极高的融资成本、“贷款难”、利率政策失灵为代价的。任其发展下去，银行在不断吞噬国民财富的同时，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财富增长的羁绊。于是，改革商业银行的现行商业模式，是一篇中国经济亟待破题的大文章。

人们总是被告知，在经历了一系列股份制改造后，国内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得到持续改善。不过，这恐怕只是一个表象。

与中央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负债管理与资产及负债结构调整为重点，进而调节全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商业模式相比，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当然要突出盈利的地位，说白了就是凭什么赚钱。

没错，假如中央银行是亏损的，商业银行也是亏损的，那么，整个银行体系岂不成了一部亏损机器。

遗憾的是，虽然从报表上看去，近几年国内商业银行的盈利确实在持续增长，但是，假如剔除最终来自中央财政的利润，整个商业银行体系恰恰是一部亏损机器。

国内商业银行的表观商业模式

作为分业模式下的国内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大致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各种孳息资产的利息净收入，其二是不涉及资产占用的中间业务净收入，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主。在此基础上，扣除业务及管理费，以及各种资产减值损失（以不良贷款减值损失为主），之后得到营业利润；再扣除营业外收支净额，之后得到税前利润。

以工商银行为例。2008年，工商银行营业收入3097.58亿元，其中，利息净收入2630.3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4.9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40.0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4.21％。当年业务及管理费915.06亿元，资产减值损失555.28亿元，扣除这两项费用后的营业利润为1435.31亿元，而税前利润为1453.01亿元。

表1：商业银行的表观商业模式（以工商银行为例）

报告期 2009年上半年 2008年

营业收入 1483.52亿元 3097.58亿元

利息净收入 1160.38亿元 2630.37亿元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77.44亿元 440.02亿元

业务及管理费 440.40亿元 915.06亿元

资产减值损失 102.12亿元 555.28亿元

营业利润 850.66亿元 1435.31亿元

税前利润 856.77亿元 1453.01亿元

数据来源：工商银行定期报告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不涉及风险资产占用，该等业务基本上属于无风险业务。至于传统的信贷业务，由于贷款所占用的资产有着100％的风险权数，因此属于风险业务。

国内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看上去颇为简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控制资产减值损失的前提下，增加利息净收入，同时增加中间业务净收入。这基本符合“吸收风险，控制风险，获取报酬”的要求。

也有人说，鉴于国外商业银行的盈利主要来自中间业务，而2008年工商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税前利润的比重已经占到30.3％，比2006年的22.8％有了

明显提升，于是，设法进一步增强中间业务的盈利能力，是国内商业银行未来商业模式的努力方向。

看上去的确是这样，但真实情况绝非如此。

国内商业银行的真实商业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商业银行商业不仅中间业务是无风险的，而且在孳息资产业务当中，除贷款业务之外，也存在两项无风险的业务，其一是债券投资，其二是存放央行。

债券投资业务之所以是无风险的，原因在于国内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债券投资，以政府债券、政策性银行债券、央行债券为主。后者当中的政府债券利息显然来自财政，而政策性银行债券利息虽然表面上来自各银行，但由于有政府信用担保，其本质还是来自财政。至于央行债券利息，由于国内央行损益一向由中央政府财政兜底，因此，确切的说法是，其利息收入直接来自央行，间接来自财政。根据《巴塞尔协议》，如此孳息资产的风险权数均为0，无需拨备，不产生资产减值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国内商业银行的债券投资与存放央行这两项业务无需拨备，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二者合计的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并不高，但是，占税前利润（拨备后）的比重却高得惊人。

据表3提供的数据，2006～2008年，工商银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占税前利润的比重，依次为93.38％、79.68％和70.67％。需要说明的是，尽管2009年上半年该比重降至54.39％，但作为年中数据，其可靠性较差。依据以往的经验，年中资产减值损失往往是被低估的。与此同时，工商银行存放央行利息收入占税前利润的比重依次是14.07％、12.86％和15.58％（如此高的比重可能绝大多数人没有料到）。二者合计之后占同期税前利润的比重依次为107.45％、92.54％和86.25％。

此外，工商银行2006～2008年来自手续费及佣金的收入分别占当年税前利润的22.82％、33.32％和30.28％。

问题出现了。如剔除债券投资、存放央行、手续费及佣金这三项无风险业务的收入，国内商业银行的报表盈利记录必须改写。结果是，2006～2008年，工商银行风险业务税前利润合计分别为-216.86亿元、-297.74亿元和-240.23亿元。这意味着国内最大商业银行的自营风险业务（以贷款业务为主），自上市以来一直保持着亏损记录。

其实，依据过往财务报告，工商银行自营风险业务的亏损历史岂止3年！

表2：商业银行的真实商业模式（以工商银行为例）

报告期 2009年上半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税前利润 856.77亿元 1453.01亿元 1151.14亿元 716.21亿元

占税前利润比

重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465.99亿元 1026.88亿元 917.24亿元 668.83亿元

占税前利润比

重 54.39％ 70.67％ 79.68％ 93.38％

存放央行利息收入 112.21亿元 226.34亿元 148.05亿元 100.80亿元

占税前利润比

重 13.10％ 15.58％ 12.86％ 14.0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77.44亿元 440.02亿元 383.59亿元 163.44亿元

占税前利润比

重 32.38％ 30.28％ 33.32％ 22.82％

风险业务税前利润合计 1.13亿元 -240.23亿元 -297.74亿元 -216.86亿元

占税前利润比

重 0.13％ -16.53％ -25.86％ -30.28％

原始数据来源：工商银行定期报告

那么，国内另外两大商业银行的境况如何呢？答案是，扣除无风险业务收入后，建设银行的风险业务税前利润合计2009年上半年为48.03亿元，2006～2008年分别为-51.49亿元、-113.79亿元、-165.42亿元；中国银行的风险业务税前利润合计2009年上半年为17.67亿元，2006～2008年分别为-192.01、-267.25

亿元、-266.47亿元。

严重的自营风险业务亏损，与过度依赖中央财政的盈利结构，是现阶段国内商业银行商业模式的真实写照。

必须承认，国内商业银行来自债券投资与存放央行的利息收入，其本质与普通工商企业盈利当中的政府补贴无异。然而，当一家企业的盈利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有市场效率。就此得出国内商业银行是一部无效率的金融机器的结论，推而论之，鉴于央行也是亏损的，得出国内整个银行体系是一部无效率的金融机器这一结论，都不过分。（未完待续）

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亏损的额外代价

上千亿元的自营风险业务亏损本身就是代价，确切地说是商业银行贷款占用国内三十多万亿元金融资产的代价。不过，以下要讨论的，是商业银行在贷款业务亏损之外给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代价的代价。

首先，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将买卖政府债券正式列入商业银行业务体系之前，国债主要是银行的代理发售业务，发售的对象以居民个人为主，甚至曾限制企业购买及持有国债，目的是防止企业利用银行贷款购买国债。这样的做法，主要是顾及面向居民个人的政府债券发行，可以在政府筹资的同时抑制居民消费的过快增长，进而抑制通胀。虽然此后改变这一做法的主要理由是国内通胀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得到有效治理，但是，不能否认，面向居民个人发行政府债券，也是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由于国债票面利率略高于储蓄利率，加上对国债利息收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上述改变之后急剧萎缩的凭证式国债发行规模，成为居民争相认购的对象，许多地方出现了每逢国债发行银行门口便大排长龙甚至连夜排队的景象。

想想看，既然政府债券利息原本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那么，假如政府债券以及政策性金融债券依然主要是面向居民个人发售，那么，每年数千亿元的利息支出就可以逐步转化为居民消费，由此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作用。进一步说，考虑到商业银行获得的数千万亿主权债券利息被实质性地用于弥补贷款亏损，里外里形成的内需损失就在一万亿元以上。

其次，国内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巨全球之冠为人所共识，其原因与贷款业务的长期亏损关系密切。长期以来，央行在调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时，尽可能维护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进而维护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以及相应的金融安全，是重点考虑的事项。其结果是，国内企业以及私人不得不为得到银行贷款而支付过高的利息。从商业银行贷款买房的人都知道，每贷款100万元，20年按揭期限内实际偿付的贷款本息合计便高达180～200万元（视贷款利率水平而定）。应当说，这是支撑国内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至于企业来自银行的高成本融资，在通缩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以今年7月PPI为-8.2％计算，工业企业贷款实际利率的平均水平高达13.8％左右。调查显示，除原料成本之外，目前企业贷款利息是仅次于工资的第二大费用项目，个别企业的贷款利息支出甚至高于工资。尽管如此，“贷款难”依旧是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遭遇的主要障碍。

第三，由于央行坚持维护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进而控制其贷款业务亏损，结果导致利率政策失灵。通缩时期尤为如此。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美联储之所以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来调节美国国内货币市场，原因在于美国利率已见底，并且调无可调。然而，国内央行之所以单方面采用量化宽松政策调节货币供应，显然不是由于国内利率已见底，而是担心进一步减息会缩小商业银行存贷利差。事实上，今年国内储蓄一年期实际利率曾创下近20年新高，一度超过4％。众所周知，与经济减速周期相伴的应该是低利率，与经济加速扩张周期相伴的应该是高利率。今年的情况恰好相反。早些时候，央行官员曾抱怨企业贷款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其实，这一问题恰好出在央行一边：面对13.8％的超高实际贷款利率，企业哪里承受的了，又如何会增加贷款意愿。

我的分析是，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长期巨额亏损，将导致国内利率政策将长期失灵下去：通缩时期不能充分减息，通胀时期不能充分加息，以至过度依赖量化政策。这决定了人们对国内货币政策走向的观察，不是看利率水平，而是看新增贷款数据。

然而，利率政策失灵，必然损害利率对市场经济正常的传导作用，加剧价格体系的神经性紊乱。眼下需要担心的是，像1998年之后由于央行刻意维护商业银行存贷利率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进而导致通缩一直延续到2002年那样，本轮

通缩不仅不可能在今年结束，明年甚至2011年继续通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必须承认，面对未来10年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由就业数据决定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通缩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远大于通胀。（未完待续）如何改良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银行业，有着“兴于财政，亡于财政”的教训。拿山西票号来说，之所以能够做到“汇通天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借助了封建社会的财政制度。后者可以概括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由此形成了严格的收支两条线以及实物货币解缴中央财政的业务流程。京畿之外的地方政府，视距离远近而将全年征收的财政收入分几度解缴中央财政。其病诟，在于加大了政府管护官银以及押解官银进京的费用。于是，聪明的山西商人便上书中央政府，建议由票号代理财政收入的管护及押解进京业务，并承诺裁减相关费用，由此增加中央政府实际入库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山西票号是利用了皇帝不知财富的时间价值为何物的弱点，在阶段性占用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目的。此谓银行“兴于财政”。

至于银行“亡于财政”，就山西票号的例子来讲，是在清末官府为扫平边疆动乱而大肆向票号举债之后，由于日后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加上改朝换代或革命的缘故，使得票号对政府债权纷纷成为坏账，进而导致彻底破产。

基于这段历史给出的逻辑，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应当是改良国内商业银行商业模式的重中之重。

我相信，改良的两条基本思路是：如果在削弱得自中央财政的收益的同时，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继续严重亏损，那么，眼下财政与银行的关系最好别动；如果增加得自中央财政的收益，有利于扭转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亏损的现状，那么，就应当在财政扩张的前提下实行贷款扩张的政策。

关于前一条思路，我不相信在现有条件下国内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盈利能力能够迅速改善，因此，一旦削弱得自中央财政的收益，或减少债券投资占用，国内商业银行连起码的报表盈利都做不到。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然表观的盈利说起来不够理想，但总比报表亏损好得多。如此实用主义的思路是迫不得已的。

关于后一条思路，我所说的财政扩张，是指扩大国债发行，提高国债依存度，即国债规模对GDP的比率，并将发行国债募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支出

法GDP国内最终消费下政府消费也就是公共消费的比例。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扩大企业产能，倒是能够积极消化企业过剩产能，加上扩大公共消费所产生的直接内需拉动效果，企业偿债能力以及银行贷款质量将大大好转，由此大大缓解资产减值损失拨备对贷款业务盈余的冲击。必须承认，当前商业银行的贷款减值损失拨备几乎全部来自企业贷款。如果注意到财政扩张政策可以扩大就业以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未来个人贷款的偿债能力会进一步提升。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向商业银行扩大国债或其它主权债券发行，可以进一步增加无需拨备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特定的国债使用范围，可以明显改善商业银行自营风险业务的盈利能力。

我为什么不担心增加商业银行对中央财政的债权会重蹈山西票号的覆辙，理由是目前国内的国债依存度尚处在绝对的低水平，到今年年末也不会超过23％，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水平可以达到60％左右。对比之下，日本的国债之所以不允许继续扩张，是由于其国债依存度早已超过了100％。美国则接近100％的水平，由此决定了发誓上台后要缩小美国贫富差距的奥巴马当局如今苦于囊中羞涩而举步维艰。

实际上，所谓60％的国债安全线，是依据5％左右甚至更低的GDP增长率划定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这一水平，因此，即使国债依存度达到70％以上，也是足够安全的。毋庸置疑，随着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足以加快GDP增长，并因此加快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10～15年后的国债偿还压力并不巨大。

必须注意，目前国内农业不仅不贡献中央财政收入，相反在消耗中央财政收入，未来消耗的会更多。如果透过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将农业人口更多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那么，随着高效率、高收入的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快速提升，中央财政收入注定可以加快增速。这当然有利于提高中央财政的偿债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不改良商业银行现有的商业模式是绝对不行的。理由是在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压力下，商业银行不可能提高自营风险业务的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会迫于贷款业务的严重亏损而倾向于持续紧缩贷款。结果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钱也没挣上，人也没为上，让中国人拿着金碗讨饭吃，错失大好发展良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