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内容提要:文章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过程: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从基本稳定到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双重汇率时期;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则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汇率制度沿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观考察与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目标,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与之相适应,当时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是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保持了稳定的方针,只在外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作相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联系并不密切。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 (1)从1949年到1950年3

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 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 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 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稳定阶段。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

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如图1)。

3.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1973—1978):人民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

1968年我国在国际结算中试行人民币汇价结算,人民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对外商品的价格、外汇收支和外商的盈亏。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国停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

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3月,西方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汇率波动日益频繁。在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推行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对外经贸的正常开展,我国采用钉住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选用与我国外贸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再根据“篮”中货币浮动情况及我国政策进行调整,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其权重多少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加以变动,其中,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

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

这种“钉住汇率制”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但该种方式却因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数确定客观依据不足,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证;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消失,蜕化为外贸会计核算的标准,贸易和非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拉大,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矛盾加剧,从而影响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成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但高度的计划性决定了市场力量对汇率几乎不起到任何作用,汇率水平无法真正反映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为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的经济转轨时期1979年起,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其中下放外汇经营仅,实行分散经营,使得由于汇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亏损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由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1—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高估,长期以来的贸易与非贸易单一汇率制度已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出口不利。表1为1975—1979年间我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官方汇率。如1979年我国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41元,而出口企业按银行牌价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币,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业要亏损0.855 5元,从而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而经营进口反而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

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动不大,贸易内部结算价没有变动(如图2)。同时公布牌价,仍采用“钉住汇率制”的计价原则。这样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而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侨汇等外汇结算。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采用,解决了外贸部门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以至于出口亏损的问题,加上当时国内物价较为平稳,而美元汇率因采取扩大财攻赤字、紧缩通货等政策处于升值状态,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我国的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但实行内部结算价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它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2.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

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为了消除汇率高估,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我国多次大幅度调整官方汇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下调12.5%。l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下调21.6%。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下调9.6%。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1985年12月我国改变由中国银行多年举办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虽然经过1981年到1990年汇率制度的改革,几次大幅度的下调,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汇率依然偏高。同时,鉴于前几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改为小步缓慢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官方汇率,难以解决外贸核算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增加留成外汇比例,扩大外汇调剂量,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利用市场利率,解决出口亏损,鼓励进口,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实行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从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币/美元小步调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币/美元,下调9.6%。调剂市场汇率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波动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计划汇率向市场汇率过渡的形式,双轨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币两种对外价格和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

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在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管制仍十分严格,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资本市场的成熟,利率、汇率作用的改善等条件,都有待逐步创造。

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也不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却在国内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货币稳定的态势,由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形成,并接受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对亚洲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3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李晓阳,王 钊3 (西南农业大学,重庆北碚 400716) 摘 要:通过对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其动因的综合分析,阐述了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关键词:国际货币制度;汇率制度;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79(2005)03-0022-05 EVOLUTI O N OF THE I N TERNATI O NAL MONET ARY SYSTE M AND ITS I M P L I CATI O N T O CH I N A L I Xiao-yang,WANG Zhao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bei,Chongqing40071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 resents a comp 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 on of the internati onal monetary syste m and the driving force f or it and expatiates its influence on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 onal monetary syste m;exchange rate syste m;evoluti on of the syste m 国际货币制度具备3大功能: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规定一国货币同其它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保持各国货币间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国际货币制度包括3个基本目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含本国货币可兑换问题)。在当今中国加入W T O后研究国际货币制度对中国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构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 货币自身的发展主要有两条源流:一条是货币形式的演变;一条是货币职能的发展。从货币的形式上看,迄今为止,大致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几个阶段。从总的趋势看,货币形式随着商品生产流通的发生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变时期。这一演变大致分为3个阶段:漫长的实物货币形式占主导的时期;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转化、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形式转化;现在和不远未来电子货币将占主导地位时期。 而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基本上有货币本位及汇率制度两条线索。其中,货币本位制度基本上是沿着金本位制度、金汇兑本位制度直至信用本位制度的线索发展下来的,而汇率制度似乎并没有这种继起关系。 1.1 货币本位制度分类 货币制度既可以分为3类: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又可以可分为两类,即金属本位与信用货币本位,其中金属本位又分为金本位、银本位、复本位。 1.1.1 金本位制度 从英国1813年首先确立金本位一直到1930年左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又可分为金铸币本位、金块本位和金汇兑本位3种形式: 1.1.2 银本位制 银本位从运行原理上看,类似于金本位,只是采用的是银而不是金。事实上银本位并不十分流行,主要是在一些经济不很发达的国家,如中国。其最大缺点是价格不稳定,原因在于银矿的分布广,开采成本低。随着技术革新,产量变动很大,形成了对货币流通的冲击。 1.1.3 复本位制 复本位制是指一国同时规定两种金属金和银同为本位币金属的货币制度。在复本位制下,金和银都可以自由买卖,自由铸造和自由输出入。但从各国实行复本 第3卷第3期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No.3 2005年9月 Journal of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 on) Sep t.2005 3收稿日期:2005-05-09 作者简介:李晓阳(1969—),女,四川郫县人,西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 3为通讯作者,男,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化集团HSE管理体系

中化集团HSE管理 体系

中化集团HSE管理体系 一、HSE目标、方针和理念 HSE是health、safety、environment的缩写,即健康、安全、环境。中化集团将三个专业管理职能归属于一个部门管理,便于发挥部门专业优势,强化对所属企业的专业指导。 HSE管理目标:重伤及以上事故为0,职业健康事故为0,环保事件为0。 HSE管理方针:安全健康,预防为主,环保节能,履行责任,诚信守法,全员参与,精益管理,持续改进。 HSE管理理念: (一)HSE不但仅是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更是社会责任; (二)HSE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保障; (三)HSE需要以系统和科学的方法管理; (四)管理层的领导力和承诺是取得HSE优异业绩的关键; (五)风险管理是HSE管理的核心; (六)人员的持续培训和跟踪强化是培养安全意识和习惯的有效途径;

(七)所有的缺陷都必须及时纠正; (八)应急和危机管理是HSE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HSE管理绩效能够衡量与测评; (十)HSE管理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 二、HSE作业准则 HSE作业准则用于规范我们的作业行为,是保障安全作业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企业应持之以恒地践行并强化HSE作业准则,统一对安全作业的认识,规范作业行为,培养良好的HSE习惯。 (一)安全作业是我们开展每一项业务的先决条件; (二)所有作业都有一种安全的实施方法; (三)生产任务再紧也要以安全的方式作业; (四)在进行所有作业之前应首先进行风险评估; (五)所有高风险作业都必须经过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如果不具备安全作业条件或对作业安全没有把握,则应停止作业; (七)始终按照设定的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作业; (八)确保所有安全保护装置和系统处于良好状态;

2020年最新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企业负责人2016年度薪酬情况.docx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企业负责人2016年度薪酬情况

12月8日,中化集团党组副书记、总裁张伟走进经营一线,亲自向农业事业部下属的海南芒果MAP技术服务中心一线员工宣讲十九大精神。期间,张伟与一线员工面对面交流学习体会,结合自己学习心得,为大家解读十九大精神的深刻内涵,传达中化集团党组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部署要求。中化集团农业事业部总裁覃衡德等参加宣讲会。 张伟指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全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作为中央企业,一定要将这项政治任务坚决地、持之以恒地完成好,见到成效。无论党员领导干部,还是一线普通党员,都要从内心认识到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按照习总书记强调的“全党来一个大学习”,把学习摆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把十九大精神转化为我们推进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和思想武器。 在宣讲中,张伟从十九大概况讲起,介绍了这次大会主要完成的任务、重要成果以及十九大报告的核心要义,提出从七个方面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的核心内涵,并结合中化集团和中化农业的实际提出了四点要求。 张伟指出,中化集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点是:针对企业的战略方向和蓝图,用党的十九大精神审视和完善;针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改进和优化;针对企业的变革创新,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加强和突破;针对企业的党建,用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推进和强化。 张伟强调,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推动集团和农业事业部的改革发展。 一、融入新时代,必须明确标定中化的历史方位。作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化的发展始终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中化的成长始终与国家战略相契合。这是我们的荣光,更是我们的责任。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要自觉将企业改革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全局,紧紧围绕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程中找准定位、实现发展;要按照“两步走”战略安排,重新审视内外部环境、挑战机遇,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好未来十五年乃至三十年的发展蓝图,明确到 2035 年和本世纪中叶(建司 100 周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企业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同步,展现中化作为央企的应有价值与贡献。 首先,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原则。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中化的实际,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按照有进有退原则,对业务、产品和资产结构做出调整;加快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环保产业;深入开展油品质量升级、绿色化工生产工艺改进、环境友好型农药及肥料生产、绿色建筑建造,将业务和产业逐步向价值链中高端转移,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打好基础。中化集团五大板块业务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尤其是农业事业部,更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无论是种子、化肥的研发、生产还是销售,都要把向社会提供质量更好、品质更优、更能满足美好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以此引领企业的改革发展。 其次,必须主动作为,积极抢抓业务机遇。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文化教育产业,等等。这个过程中蕴含着众多业务机会,各单位都要以敏锐的视角去寻找与主营业务的结合点,培育新的增长点。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养老地产机会,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拓展机会,推进绿色发展中的绿色金融、清洁能源、节能环保业务机会,国土绿化行动中的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海外业务拓展机会,以及国家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机会等等。农业事业部尤其要重点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深入研究、提前谋划、早做安排。 第三,必须加快实施创新升级战略。中化集团刚刚发布了三年战略指引,创新升级战略成为重要着力点。下一步,公司将加快推进产品组合、科技、商业模式和管理创新,包括能源化工互联网和 MAP 战略为代表的商业模式重构。各单位要强化创新思维,按照宁高宁董事长提出的创新三角推进四位一体创新体系的打造,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从传统实业企业向创新型企业的转型升级。 二、展现新作为,进一步加速推进中化农业转型。中化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农业投入品及现代农业服务一体化运营的中央企业,我们必须要发挥好“主力军”作用,依靠先进科技、优质产品以及专业服务一体化优势,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贡献力量。张伟表示,自己在农业板块工作过很长时间,深知农业的重要和解决吃饭问题、把粮食端在中国人自己饭碗里的重要意义。作为这个领域的“国家队”,中化农业一定要有这样的担当和追求,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推动国家农业产业做大做强的情怀。我们要看到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村、农民的关心,要看到农业产业所具有的光明未来。相信经过不断的打磨实践,农业事业部的MAP战略一定会越来越清晰,“科技创造美好农业”的愿景也一定会变为美好现实。 一是要在十九大精神框架中进一步审视MAP战略。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MAP战略必须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能够促进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业竞争力的一种商业模式。这个战略既是我们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动探索,也是聚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化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自觉转型,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农民服

科学发展观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指针(中国中化集团)

科学发展观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指针 时间:2009年08月11日23时04分来源:《求是》作者:刘德树 字号:『大字体中字体小字体』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简称“中化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骨干企业。它前身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现为四大国家石油公司之一、中国最大的化肥产供销一体化企业,已先后16次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回顾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深感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企业改革、实现战略转型的根本指针。 一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化公司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企业价值观念扭曲、经营混乱、盲目扩张、管理失控、国有资产流失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特别是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以及国家对石油、化肥经营体制的改革,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长期赖以生存的传统进出口代理经营模式难以为继。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化公司现金流急剧恶化。据国务院稽查特派员统计,公司当年新增逾期应收款15.73亿元,年底总资产410.41亿元,净资产82.26亿元,而不良资产和潜亏高达247.5亿元,实际上已资不抵债。在这生死存亡、濒临破产的危急关头,公司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下,果断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实施了全方位战略转型,终于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从一个严重依赖政策性经营资源的传统国有外贸企业,逐步转型发展为一个理念先进、管理科学并在主营领域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创新型企业,重新打造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中化”。 第一,调整组织结构,收缩经营战线,重建经营管理架构。历史上,中化公司在很多不相关领域进行了广泛投资,并大量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营机构,最多时拥有各级境内外机构近600家,许多机构存在严重的“乱投资、乱担保、乱放账”现象,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战略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扭转“横向盲目多元扩张、纵向多级法人林立”的局面,退出大量非主营业务领域。为此,共关、并、转企业267家(其中二级企业35家,三级及以下企业232家),歇业56家,保留下来的全资机构取消或淡化独立法人地位,控股和参股企业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治理。历史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是制约中化公司战略转型的又一重要因素,公司于1999年专门成立资产管理部,摸索出一套有效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到2003年底,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问题。从1999年开始,中化公司围绕拟发展的主营业务先后组建五大经营中心(石油中心、化肥中心、化工品中心、国内经营中心、物业酒店中心),将保留下来的经营机构分别纳入五大中心统一运营。为适应“走出去”战略需要,2002年,公司成立了石油勘探开发公司,负责石油上游的开发运作。公司积极推进主营业务与资本市场对接,在化工品业务重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在国内A股上市;2005年又重组化肥业务,成立中化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并在香港成功上市。目前,中化公司已形成了以石油、化肥、化工、地产为主业,以上市公司、经营中心和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为运营主体,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经营框架。 第二,明确发展战略,创新经营模式,做大做强主营业务。针对中化公司历史上产业定位模糊、经营资源分散、业务形态单一、盈利能力脆弱等问题,1999年以来,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战略,改造传统的经营模式,集中资源发展主业,拉长主营业务的产业价值链,逐步使公司业务实现从贸易代理型向营销服务型,进而向产业服务型转型。公司适时提

中国汇率制度的发展

阶段一(1949-1993):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由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汇率体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单一固定汇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以“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73~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汇率体制从单一汇率制转为双重汇率制。经历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1981~1984年)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85~1993年)两个汇率双轨制时期。 阶段二(1994-2004): 1993年12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体包括,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此后外汇管制进一步放宽。 阶段三(2005-):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15分对外公布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作为当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银行柜台交易汇率的中间价。 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反而大幅增长。 2008年,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波动幅度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 人民币汇率机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汇率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人民币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于1949年1月18日率先在天津产生。全国各地区以天津口岸的汇率为标准,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公布各自的人民币汇率。1950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以后,于同年7月8日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统一管理国家外汇,公布人民币汇率。1994年1月1日起,改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公布人民币汇率。 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 管理浮动制阶段(1949—1952年) 人民币诞生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不以黄金为基础,在实际操作中实行的是管理浮动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根据人民币对美元的出口商品比价,进口商品比价和华侨日用生活费比价三者加权平均来确定;这段时期,人民币汇率确定的依据是物价,其作用实际上是调节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 2. 固定汇率制度(1953-1972)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计划化,

“三元悖论”理论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启示

“三元悖论”理论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启示 【摘要】本文通过对“三元悖论”理论发展的简要阐述,总结了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空间,并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以汇率目标区制为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安排为我国的选择方向。 【关键词】三元悖论角点解中间汇安排 当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很少有哪个国家不是处于开放经济之中。各国或积极的参与而融入全球化,或被动的为全球化所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内外两种均衡的严峻考验。内部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低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三大目标;外部则要寻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一国政府追求的三个难以居首的目标,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三元悖论”。本文立足我国经济现状,试图阐明“三元悖论”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应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汇率政策选择。 一、理论阐述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51年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米德认为,开放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有时会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实现两个均衡,就要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米德发表这个论断时,各国仍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其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货币政策有效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2006,侯杰、雷日赣)。可以将这个“二元冲突”看成是三元冲突的理论前身。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创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汇率、利率、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他综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的政策搭配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其所得出的结论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即改变实际产出水平上是极其有力的;而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则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从而为三元悖论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元悖论”原则的首次明确提出是由克鲁格曼完成的。克鲁格曼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详细阐明了该原则。 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意味着资本要素可以在一国内外自由流动,这不仅是已过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中化中国化工的区别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中化、中国化工的区别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中化、中国化工的区别 在央企名单中,涉及石油化工的共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中化、中国化工、中国化学工程6家企业,相近,由于名称大家经常会混淆,笔者简要总结如下: 1、中石油(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第2位,营业收入12730亿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石油集团》,英文缩写:CNPC)是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1998年7月在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系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是实行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石油公司。 作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原油、天然气生产、供应商和最大的炼油化工产品生产、供应商,中国石油集团业务涉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油气炼化产品销售、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石油机械加工制造、石油贸易等各个领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加工和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2、中石化(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第1位,营业收入14624亿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英文缩写Sinopec Group)是1998年7月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是国家独资设立的国有公司、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包括: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储运(含管道运输)、销售和综合利用;石油炼制;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石油石化工程的勘探设计、施工、建筑安装;石油石化设备检修维修;机电设备制造;技术及信息、替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中国石油进口发展历史

中国进口石油,一直是让欧美国家敏感和非议的话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发展史中,有两件与石油有关的大事都发生在1993年。那一年,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签了进口沙特石油的协议,此举标志着中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成为净进口国;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秘鲁油田拉开了进军海外市场的帷幕。15年来,西方的非议无法掩盖中国进口石油战略的成功。连美国的能源安全专家都承认,中国进口石油的过程是平静的,没有为了能源去攻打过哪个国家,也没有和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中国1993年才买沙特石油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增长有多快,从城市里加油站的数量逐年增多就可以找到答案。刘金龙先生是北京朝阳区某单位的一位老司机。据他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加油站很少,司机只熟悉单位附近或本区里的加油站,去了远处就只能满世界找加油站。那时加油站的标志一般只写着“加油站”三个字,远不如现在“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那么显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街面上的车开始增多,不光是公车越来越气派,“面的”、“红夏利”等出租车满街跑,私家车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刘先生说:“那时候加油站就已经多了起来。”中国是怎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的?记者采访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2003年11月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前总经理郑敦训先生时,他拿出了自己写的一本书,里面记载着详细的数字资料。1992年,中国共进口原油和成品油1940万吨,花了31亿美元,同时又出口了原油和成品油2690万吨,创汇35.8亿美元。无论从数量和收入来看,中国1992年时还是石油净出口国。但到了1993年,中国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量与出口的量两相一抵,结果是净进口石油998万吨,净支出22.7亿美元。郑先生说:“正是从1993年起,中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到今年已经整整15年。”今年71岁的郑敦训是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到石油净进口国的历史当事人之一。郑敦训记得,中国出口的第一船石油是1973年时卖到日本的,“是100万吨大庆原油”。中国还向美国等地出口石油,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口石油曾达到3000万吨左右。1985年,郑敦训就任中化总经理,他回忆说,上任初期的那几年,中国国内对石油的需求量还不是很大,国内的石油产量有很多年都维持在1.5亿吨的水平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得非常快,石油需求迅速增大,表现在石油贸易上就是既有出口,也有日益增多的进口。开始时,中国主要从印尼和马来西亚进口石油。这里面有个技术因素,中国的原油含硫量比较低,是低硫油,因此,中国炼油企业当时的设备、技术都是针对低硫油的,高硫油炼不了。郑敦训说,东南亚的原油就是低硫油,但中东,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出的是高硫油,所以一段时间

浅谈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及改革(一)

浅谈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及改革(一) 摘要:就我国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内容着手分析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汇制对贸易的影响,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积极面,消极面,以及对我国汇率政策未来走向的启示。关键词:汇率制度;汇制改革;影响;贸易;未来走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其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指我国根据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对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揽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在指定范围内浮动。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如今时隔2年,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生的效果已逐渐清晰。本文将分析这次汇率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其影响下有关汇率政策的选择。 1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性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2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初探 2.1改革必要性 汇率制度是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调整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经济增长如此迅猛的今天,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我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这样的经济格局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市场决定汇率水平的内在压力又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更有弹性。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 2.2改革积极面 (1)截止到2007年7月23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7.56420元,以累计升值7.22%。首先,民币升值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此时国外产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下降,此时手中的人民币变得更“值钱”了。这样一来,我国对国外高质量的消费品的进口量将增加,从而刺激国内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使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购买先进生产设备的成本降低,这会推动企业的技术经营革新,也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负担,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到提高。其次,人民币升值能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能力。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尤

论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及启示(一)

论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及启示(一) 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汇率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变量;汇率制度是一国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桥梁和纽带。然而,从汇率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能适合任何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任何时期。因此,从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中找寻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路径,适时恰当地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汇率制度,对于维持我国经济的稳健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汇率制度的历史变迁 国际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内容,因而它总是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伴随着现代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国际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纸币本位制下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浮动汇率制(牙买加协议)。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轨迹清晰可鉴,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只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变革后,汇率制度由固定制走向浮动制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只有浮动汇率制才是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 (一)国际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历史上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汇率制度是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一制度中,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从而国与国之间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固定的汇率体系。这是因为,在金本位制下,黄金与金币可在国与国之间自由地输出与输入,一旦外汇市场上外汇价格偏离铸币平价太远,超过黄金输送点,这一机制就会自动地发挥作用,从而使外汇汇率始终在黄金输送点范围内波动。 从1816年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实行金本位制度。1914年一战爆发后,由于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利用纸币的大量发行来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和财政赤字,致使汇率脱离黄金平价,处于剧烈波动状态,这种新的货币条件促使经济学家们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最早的浮动汇率理论,并进而引发了早期的“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模式的争论。以霍特里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派或旧派主张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在他们看来,金本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自动均衡的理想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贸易差额、资本差额都会被利率或汇率的波动所抵消。同时金本位制度使货币币值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不变,因而,不会引起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卡赛尔(cassel)等人为代表的新派主张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他们认为货币的金平价是可以改变的,一成不变的固定货币平价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应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然而,就在这一争论仍在进行时,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却给这一争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为了尽早地摆脱危机,竞相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方法,各国货币的汇率完全脱离了黄金平价,汇率制度实际上处于浮动汇率制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这一时期,各国的通货膨胀政策、货币倾销政策、贸易限制政策和关税壁垒,使正常的货币汇率的积极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这一时期史称货币的国家主义时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争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最早期的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争论,发展到了如何促进国际合作,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以避免经济混乱和减少大萧条的影响等问题上来。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凯恩斯(Keynes)提出了著名的均衡汇率理论。他认为,如果一种汇率能使就业处于正常水平,而且使国际收支、资本余额都不发生变动,那么这样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因此,他主张根据均衡汇率来确立一个固定的货币平价。据此,就可以使各国的国际收支稳定,从而使国际经济体系趋于均衡状态。但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凯恩斯的均衡理论。他们认为固定的货币平价很难实现,利率、工资率、有效需求水平、国际储备水平等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有变动,都会导致汇率的波动。但是,主张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却提不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货币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启示

货币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启示 ——货币战争读后感 作为一名工科学生,我很少接触经济类的知识,不过一直听说《货币战争》是本很不错的经济类书籍,前段时间我终于有幸读了这本书,其生动的表述和深度的剖析无不让我折服,特别是作者在书中所阐述的思想让我惊叹不已,也引发了我对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深思。 《货币战争》讲的是欧洲银行家从十九世纪一步步发展壮大到操控政治、经济的走向,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故事。比如那些财团操纵美国国会成立了私有的美联储,使得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当政府需要发行货币则必须将美国公民未来的税收抵押给美联署向其贷款,而为此要支付庞大的利息。美联储要做的只是印钞票、再坐收利息。(政府没有权利发行货币)此外,几大财团还联合引爆两次世界大战,操控石油价格以获取石油美圆,操控各种国际组织如IMF、世界银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乃至引发多次经济危机。几大财团就是通过合伙抬高一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达到一定高度后再抽身出来打压价格,引发泡沫崩溃,导致此国公司和民众的大量破产,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大量优质资产,从而控制一国的经济,获取巨大的利益的。 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其生动的叙事,一开篇,作者以“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为题,讲述了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儿子内森是怎样通过滑铁卢战役的胜败赚钱巨额财富的,将读者引入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资本控制经济与政治的不为人知的历史。与一般的财经著述动辄引经据典、满纸高深的专业理论与详实的数据考量,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示人不同,《货币战争》十分讨巧地从历史上的“金融战争”故事切入,以生动的笔触、勇揭内幕的手法,极具亲和力地描摹出西方近代金融史上一场场“不流血”的战役,强调以史为鉴,让即使是对金融一窍不通的读者也能饶有兴味地展开阅读,并意犹未尽的读完全书。虽然作者的很多“揭秘”如美国历届总统遇刺背后的阴谋是否符合历史真相,作者的若干观点如中国金融体系防范外来打击的应对之道有多大的实操性,等等,都乃一家之言,值得商榷,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绝大多数国人对于金融开放尚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时,《货币战争》以新颖的写作手法,为普通民众补了一堂金融课,为相关从业者敲响了警钟,这是极有意义的尝试。当我们被股市和房市“虚假的繁荣”煽动得几近失去理智,整个社会浮躁不安时,《货币战争》却在一旁冷静地呼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谨慎地巩固我们的金融防线,理智地守卫我们辛苦创造的财富,这是弥足珍贵的倡导与鼓呼。 看过这本书,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被深深的震撼到,特别是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资本家通过资本控制政治的走势甚至历史,会让每个人都不禁疑惑,这是真的吗?没人能给出答案,但是这反映出得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就是货币的重要性。我越来越感觉到,以前许多人对货币问题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以为货币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肌体”上的“一张皮”,是派生物,其基本功能是服务于物质生产,也就是说要方便贸易、加快流通、增进分工。就经济学而言,不仅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的位置,在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中涉及货币及汇率政策的场合,货币都是作为一个外在物存在的,其本身并非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认为“唯有货币是重要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政策至多在短期能够对生产过程施加些影响,而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流行于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其中也几乎看不到货币的踪影。对此,宋鸿兵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货币战争》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真相是金融资本不仅主导整个物质生产过程,而且控制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因此,书中的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国家的货币发行必须牢牢的控制在政府、人民的手中,千万不能让国际银行家操纵国家的货币发行,意即私人控制国有银行。按照马克思的观

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

浅谈人民币汇率变动 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082 王志杨2008016225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汇率由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汇率体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单一固定汇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以“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73~1980年)。 早在1997年以前,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海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但此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防止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轮番贬值使危机深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减弱,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外汇管制进一步放宽,外汇市场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08年中国GDP为300670亿元,约合4.4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3,预计2010年末将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些都提升了人民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受到多因素的影响,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1、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

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这点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3、外界环境逼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

广场协议对中国汇率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经贸论坛] 广场协议对中国汇率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原二军 (苏州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系,江苏苏州215006) [摘 要]论文旨在通过介绍“广场协议”形成的始末及其对日本、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以此来对中国 未来汇率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建议。 [关键词]广场协议;汇率政策;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880(2008)06-0020-03 一、广场协议的背景及内容 “广场协议”是在美日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签订的。1982年、1983年和1984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分别为12115亿美元、18118亿美元和33018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促使日元升值来扭转美日之间急剧扩张的巨额贸易逆差。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日本财政部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G erhard S toltenberg 、法国财政部长Pierre Bereg ov oy 、英国财政部长Nigel Laws on 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 otel )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目的在于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 场协议”(Plaza 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急剧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务部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就可以了”。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Fred Bergsten 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 3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 美元升值1倍,日本对外贸易大幅度减少,贸易逆差一步步扩大。因此,业内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20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二、广场协议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一)对日本的影响 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对本国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日本政府从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一直实行2.5%的超低利率。在超低利率刺激下,日本国内泡沫空前膨胀。 日经平均股价在4年中上涨了2倍。1989年末最后一天,日本市场交易创下接近4万日元的历史最高股价,得意忘形的人们认为“明年股价可望达到5万日元”。然而以这一天为转折点,1990年市场交易的第一天,股价就落入了地狱。再来看看日本的房地产热———自1985年起,日本六大城市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6.8%。土地价格的急剧上升造成土地担保价值上升,土地所有者能借此从金融机构借到更多的钱,并以此为本金再去购买别的土地。然而,到了1997年时,住宅用地价格比最高价时已下降了52%,商业用地更是下降了74%。泡沫的崩溃造成土地交易几乎无法成交,而金融机构则被坏账紧紧包裹无法动弹。日元升值使海外企业和土地等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比较便宜,于是日本企业和投资家意气风发地大量接收已开始出现泡沫破灭征兆的美国国内资产。美国则借由美元贬值等因素成功转移了泡沫破裂成本和外债负担,充分利用这个缓冲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20世纪90年代日元再演币值上升风云,1995年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80日元,此番升值对制造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企业通过加强管理提高生产率的余地几乎全部消失,日元升值已经达到了日本经济无法承受的水平。随后,在美国的干预下日元开始贬值并引发了“抛售日本”狂潮,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笼罩在阴影中。泡沫破裂后,由于日元贬值造成日本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再加上日本金融体系中固有的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使银行体系受到市场的严厉惩罚,一些大银行纷纷破产或重组。自此,日本从“十年衰退”状态进入“退休日本”状态。 日元升值的影响较为复杂,人们的评价也莫衷一是。日元的快速升值并没有减弱日本对外贸易盈余的扩张趋势。1985、1988和1992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出口商品的96%以上是工业制成品。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加速向知识技术集约型的产业结构转变。在出口商品 — 02— 2008年第6期 总第168期黑龙江对外经贸 H LJ F 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 rade N o.6,2008 Serial N o.168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