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竞争性储蓄推高中国居民高储蓄率

魏尚进：竞争性储蓄推高中国居民高储蓄

率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政府治理和改革，中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学。

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当所有人都在节俭的时候，这可能是一种灾难。

当看到乱消费的美国人陷入金融危机之时，不少人认为节俭的传统美德帮助中国避免了这样的局面。但熟悉中国经济痼疾的人都清楚，高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高净出口等问题困扰我们已经不是一两天了，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恐怕仍要费尽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中国经济来说，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不幸的是，中国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赖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无法持续的。因此，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将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环。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消费爱国来面对这个问题，但这样做可能作用不大。对单个老百姓来说，节俭肯定不只是一种美德，而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找到其背后的原因。在关于高储蓄率成因的讨论中，观点虽多，但盲点可能更多。为此，本报最近就中国的高储蓄率，尤其是居民高储蓄率问题，专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请他来谈谈自己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现有观点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高储蓄率问题

《21世纪》：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趋势，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回升，但结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比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我知道您最近两年专门研究了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所以想听听您这方面的见解。

魏尚进：最近几年，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讨论中，大家对高储蓄率、高投资和高出口的关注比较多。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主要原因是对汇率的干预太多，因此中国经济要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对汇率的管制。不过我的研究显示，更具弹性的汇率对调整中国经济内外需的相对比重会起作用，但不一定像某些国外学者或国际机构想的那么大。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只是说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对中国经济内外需的平衡作用可能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但这并不表明缺乏弹性的汇率对中国有好处。实际上，我个人完全赞同人民币实行更为市场化的汇率，因为中国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方面我和别的一些学者已经有过很多论述，不再赘述。

《21世纪》：您认为汇率的市场化不会对中国内外需的相对比重产生太大的影响，理由是什么？

魏尚进：这源于我对中国高储蓄率中结构性因素的研究。我们知道，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恒等于净出口。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对净出口的依赖很大，而且投资率非常高，这是为什么？从上述恒等式来看，我们发现中国的投资率虽然高，但储蓄率更高。中国总体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50%，这不但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历史上以高储蓄率著称的东亚四小龙)，也远高于中国过去的储蓄率，例如自1990年以来，国内储蓄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了15个百分点。由此引出一个疑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那么高？

概括来说，以下几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一是认为中国的社保制度不健全，因此老百姓有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二是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导致的，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三是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所致，比如买房子，首付款比例较高，这使得想购房的居民必须储蓄很久才有能力支付首付；四是年龄结构所致，因为中国目前工作人口的

比例相对较大，而工作人口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较高；五是有人认为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是我们对照最新的数据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些观点还是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比如说社保制度缺失引起了预防性储蓄，这一观点乍看上去颇有道理，但中国过去五年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例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现在医疗保障都有了显著提升。然而数据显示，居民储蓄率在此期间仍在上升，这如何解释？金融发展滞后的观点也面临这样的困境，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现在中国金融业的状况比五年前有了很大好转，但储蓄率还是在上升。

要说这是传统文化的结果，那也解释不通，因为文化是比较稳定的，传统文化可以导致高储蓄率，但最近几年储蓄率的进一步升高又怎么解释？还有年龄结构问题，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得不到跨国比较研究的支持，比如说印度的年龄结构比中国年轻，但其储蓄率低于中国。

《21世纪》：但您刚才也说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升高主要是企业储蓄增加所致，并非居民储蓄率的提升。

魏尚进：是的，这个观点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在提，但我的研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近年来中国储蓄率的升高主要是企业储蓄增加所致，这一方面是中国的公司治理出了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盈利很多却不分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资源价格的猛涨，这使得上游企业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增长，由此导致了储蓄的增多。这个观点我过去认为有一点道理，但后来经过研究后发现它其实比较片面。比如说经过跨国比较之后，我发现在过去20年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司储蓄率都出现了很高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虽然过去几年其居民储蓄率很低，但美国公司的储蓄率却很高，而且是逐年上升。将中国公司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公司的储蓄率相比，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储蓄率只比其他国家略高一点，大概只有4个百分点。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储蓄率的上升并非总体储蓄率远高于他国的重要原因。

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近几年储蓄率的攀升是政府储蓄率提高所致，其理由是前几年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好，出现了盈余，而很多

国家都是赤字，因此中国政府的储蓄率相比而言是较高的。但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储蓄在过去几年的增长是很有限的，而且今年中国政府的储蓄是负的，所以我认为不能用政府储蓄率的变化来解释整体储蓄率的上升。

从分类上说，一国的总体储蓄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几个大类。刚才已经说过，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变化不足以解释近年来总体储蓄率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据表明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提升非常明显，比如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其可支配收入的30.2%，而在1990年这个比例只有16.2%。既然这几种对居民储蓄率上升的解释都有缺陷，那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因素我们没有想到？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张晓波博士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结论，就是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提升与中国社会中不断扩大的男女比例失衡存在关联。

这个看法比较新，很多人在第一次听的时候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我可以来具体谈谈其中的逻辑及证据。从1980年代中开始，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一直在不断加重。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男女出生比大概是106:100，也就是说每106个男婴出生，就会有100个女婴出生，男婴比例高一点是因为出生后男婴的死亡率要略高于女婴。现在全国新出生婴儿中的男女比例已经到了122:100，这意味着中国男人中未来有很大一部分会面临择偶难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在婚姻市场上，男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会加大。对于那些养儿子的家庭来说，父母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光棍，因此这时候家庭会努力做出牺牲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婚姻市场上竞争。要帮助孩子在婚姻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可以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一个重要的办法是提高孩子的经济地位，

竞争性储蓄激励下的居民高储蓄率

《21世纪》：生男孩的家庭可能会为了孩子未来的婚姻问题而提高储蓄率，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生女孩的家庭就可以相应减少储蓄率？因为

在未来的婚姻中，经济负担可能会主要由男方来承担，女方家庭相反就可以少储蓄、多消费。

魏尚进：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的研究发现有男孩的家庭储蓄率一般比有女孩的家庭高，但这并不表明有女孩的家庭储蓄率会随着男女比例失衡的加剧而下降。事实上，当男女失衡比例上升的时候，没有男孩的家庭，其储蓄率也会上升。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男女比例失衡的扩大，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竞争有很多形式，其中之一是为孩子买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这在无形间会增大当地对住房的需求，由此进一步推高房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中国过高的房价和男女比例失衡也存在一定关系。而高昂的房价是所有家庭都要面对的，因此那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也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储蓄率。

当然，你把我的这个理论拿去问老百姓，他们很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你要是去问老百姓他们当地男女比例的统计数字，他们很可能也不清楚。但是这里实际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比如说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男女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方，房价一般也会越高。举例来说，张大嫂在A地，马大嫂在B地，A地的男女失衡现象远高于B地，假如你去问张大嫂，A地的男女失衡现象对她家的储蓄率有什么影响，她很可能会说不知道。但她可能会告诉你，为了帮儿子讨老婆，她需要攒钱给儿子买房子，而且儿子的女友还提出要买什么家具，什么样的装修，买什么车，甚至婚后要去哪儿度蜜月等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张大嫂需要提高自己的储蓄率来多攒点钱。在我看来，A地的女方家庭能提多少要求，什么标准的要求，这背后反映的主要是当地男女比例失衡的程度。而对B地的马大嫂来说，她儿子也面临着结婚的问题，但当地找老婆比较容易，女方似乎更为通情达理，不会要求什么档次的装修或者去什么地方度蜜月，房子也便宜很多，因此马大嫂不需要过多的储蓄，这样的状况其实也反映了B地的男女比例失衡程度。

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即使老百姓没有直接把储蓄率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衡程度挂起钩来，性别比例失衡仍可能是居民储蓄行为背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我们把由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储蓄动机称为竞争性储蓄动机，意即人们储蓄的目的是为了相互攀比，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当然，竞争性储蓄动机并非储蓄的唯一原因，其他因素也有影响。只是这个因素很重要，而且还未被其他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充分认识到。

《21世纪》：您的这个结论有数据上的支持吗？

魏尚进：有，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很多证据。第一类是跨地区比较的证据。比如现在全国居民的平均储蓄率大概是30%，但有的地区高于这一水平，有的地区低于这一水平。同时，男女比例失衡的状况也不一致，有的地方比较严重，例如江西、陕西和安徽，有的地方则轻一点，比如说内蒙。在刨除了其他已知可能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之后，我们对不同地区的居民储蓄率和男女比例失衡做了一个科学的统计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也就是说，男女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区，居民储蓄率也会更高。

另外还有一类跨家庭比较的证据，比如两个经济收入、年龄及其他条件相似的三口之家，都有一个儿子，甲家庭生活在男女比例平衡的地方，乙家庭生活在性别比例失衡的地方，结果我们发现乙家庭的储蓄率会显著高于甲家庭。

汇率市场化无法根本扭转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21世纪》：那您觉得性别失衡在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上升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魏尚进：这个问题我做了推算，结果是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上升中大概有48%和性别比例失衡有关(详细论证过程，请参看魏尚进与张晓波合著的论文《TheCompetitive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Savings RatesinChina》——编者注)。这个48%说明性别比例失衡对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有很大影响，但这并非是全部的因素，所以我也没有否认别的因素会对居民储蓄率的提升产生影响。

假如我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那么这马上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未来很可能不会有明显的下降，甚至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是逐步扩大的，现在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失衡状况比10年或20年前严重，所以我们可以推算，当现在出生的这些男孩20年后进入适婚年龄时，其面临的必将是竞争更为激烈的婚姻市场，

而这将进一步强化竞争性储蓄的动机。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我们现在就意识到相关问题的存在并开始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未来20年，这方面的状况也不会有太大的缓解，居民储蓄率过高的现象可能将长期存在。

同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恒等于净出口，也就是说储蓄率和净出口状况是存在联系的。当然，你也许会说，中国可以通过提高投资率来降低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太高了，超过了GDP的40%(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可能超过70%），再提高的话会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巨额的净出口恐怕在未来很多年还会继续维持，而不会像有些人想的那样，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而结束。

从调整内外需的相对比重这方面来说，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强调了提高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性。但假如忽视男女比例失衡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对症下药的时候可能就会少一味药。

另外，刚才已经提到，竞争性储蓄并非居民储蓄的唯一原因，其他因素也有影响，因此其他方面的改革虽然无法完全解决问题，比如继续加强社保制度，但会对目前的局面有所帮助。

最后要强调的是，中国高储蓄率的问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长期问题，但假如我们现在不去推动改变这种状况，那么10年、20年后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局面。也就是说万里长征现在就要走第一步了，而在行进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竞争性储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准路线才行，不然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仍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