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创作背景与内涵

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创作背景与内涵

一、生平和创作

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一1961)是20世纪美国小说家，他所创作的独具风格的作品具有世界影响。

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于伊利诺伊斯州芝加哥附近的橡树园镇。他的父亲是医生。小时候，海明威经常随父外出行医及捕鱼打猎，对游泳、钓鱼、拳击、踢球有特殊爱好，同时也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刚强的性格。母亲是位虔诚的教徒，喜爱艺术，她经常带孩子们去芝加哥看画展。海明威自幼受到音乐和美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创作有很深刻的影响。1917年，海明威在中学毕业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报名参战，因眼疾未能如愿。同年10月，他担任了堪萨斯市《星报》见习记者。严格的新闻写作训练，为形成他简洁、明快、活泼的写作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8年，海明威作为救护车队的中尉，到意大利前线参战，被炮击受伤，住院治疗三个月，医生从他身上取出277块弹片。意大利政府授予他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各一枚，但战争给他的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同时也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提供了素材。1919年冬，海明威任《多伦多明星报》驻巴黎记者，结识旅居巴黎的美国著名女作家斯泰恩、诗人庞德和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下，海明威于1922年开始在《大西洋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作品。1923年他的第一本集子《三个短篇和十首诗》、1924年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和1926年的长篇小说《春潮》相继出版。1926年《太阳

照旧升起》；1929年《永别了，武器》迷惘的一代主题。四十年代“西班牙时期”。

二战爆发后，海明威又积极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斗争。40年代初，他曾以记者身份来中国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况。战后，他长期居住古巴，写出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成功。1952年，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出版，震动文坛。1954年，海明威因“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取材于作者早年听一个老渔夫叙述他在海上跟踪鲨鱼并与之搏斗几天的故事。小说情节十分简单，写一个古巴老渔夫在海上三天的捕鱼经历。主人公桑提亚哥是一位老迈倔强的古巴渔民，可出海84天打鱼却空手而归。第85天，他去远海捕到一条比船还长的马林鱼，于是人与鱼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经过一夜的苦战，桑地亚哥才把大马林鱼弄死，系在小船边。可是在返航途中，筋疲力尽的老人受到成群的鲨鱼攻击，马林鱼被完全撕食，最后靠岸时，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鱼骨。而疲惫不堪的老人在船上睡着了，再次梦见那威武雄壮的狮子。可这个简单的故事，海明威却构思了十几年。凭他长期在海上捕鱼的亲身经历，采用细致具体的景物描写与人物刻画等传统写实手法为基础，又巧妙地借用内心独自、象征、梦幻以及印象派绘画技巧等现代表现手法，使这个简短的故事反映了具有深刻哲理性的主题：人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逃避不了失败的命运，但面对失败，人仍要不失尊严、勇敢、决不妥协。正如小说中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作者把老迈却刚毅，孤寂却内心无比坚强的主人公桑地亚哥置于广

袤无边的大海中，只身与强大的马林鱼、凶恶的鲨鱼进行殊死搏斗，使得小说这一寓意深刻的主题与人物和环境显得无与伦比的和谐，再加上叙述的简洁凝炼，语言的朴实简短，使小说既具有寓言般的含蓄，又有《圣经》般的庄重，成为世界中篇小说的珍品，在海明威的整个创作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明威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的婚姻多变，一生结过4次婚；他也曾在战争中、狩猎中、飞机失事中多次身负重伤，却都幸免于难。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没有亲去领奖，而是委托美国大使代为受奖，自己匆匆出海捕鱼去了。同年，去非洲狩猎，途中飞机失事，摔进尼罗河，幸好被人救起。肝部受了伤。第二天，飞机又出了事，舱内起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撞门，头部又受了伤。伤好后，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但早年精神和身体上的创伤，导致他晚年病魔缠身，精神抑郁，创作力严重下降，他曾多次试图自杀。1961年7月2日，他最终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明威死后留有大量遗稿，由他夫人玛丽·威尔士整理，先后出版的有《不固定的圣节》和《海流中的岛屿》。

二、海明威的创作个性

第一，“迷惘的一代”与“迷惘”的文学主题。

1926年，海明威将斯泰恩的一句话作为《太阳照样升起》一书的题词：“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后来，“迷惘的一代”就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专门名词，用来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作家。“迷惘的一代”并非文学实体，它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盛行过一二十年的文学流派，它是对战后一代美国青年厌恶、恐惧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而痛苦迷惘的集中反映，对当时的美国文学乃

至世界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海明威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海明威对待战争的态度：二、三十年代的反战；四十年代能够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

《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在他的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间接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主人公杰克·巴恩斯侨居巴黎的生活描述，揭示了战争在整个年轻一代当中所造成的绝望和幻灭感，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中则直接描写了这场战争。小说中明显地带有自传色彩：海明威像他的主人公亨利一样，在意军中服过役，开过车，腿部受过重伤，对战争的厌恶与恐惧有其切身的体验，因此，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青年亨利志愿到意大利军队里服役。在奥地利前线，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英国籍护士凯瑟琳。起初亨利并不真心爱凯瑟琳，认为与她交往不过是一场用无聊的话语而不是用纸牌来进行的赌博，是逢场作戏。后来在一次炮击中，亨利腿部受伤，去米兰治疗，由凯瑟琳看护。亨利在凯瑟琳的细心照料下恢复了健康，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两人在米兰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亨利急于想结婚，但凯瑟琳考虑到，如果结婚，她就得回英国，便没有同意，希望战后再建家庭。秋季亨利被召回部队，正赶上德军反攻，意军败退卡波瑞托，亨利在撤退的路上，因有外国口音被保安部队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被捕。亨利看到意大利宪兵胡乱枪杀撤退中的意军军官，于是伺机逃跑，找到了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生活。冬季，他们来到洛桑，以便凯瑟琳分娩时能及时送医院。不幸的是，凯瑟琳因剖腹产大出血，大

人小孩一起离开了人间。亨利麻木地告别了“石像”似的凯瑟琳，离开医院，绝望地回到旅馆。

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描写了战争如何毁灭人的精神，扼杀人的爱情以及人与人之间无谓地相互残杀，小说无疑贯穿了反战的主题。特别是小说通过爱情与战争这对矛盾对照来展开，描写战争是怎样摧毁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和个人幸福，并通过士兵之口喊出了“打倒军官!和平万岁!”的口号，深刻地反映了这场战争的反动本质和当时人民的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永别了，武器》与当时一般的反战小说所不同的是，海明威没有重弹尚武的老调，而是辛辣地揭露了狂热的战争宣传，小说借亨利之口剥开了战争宣传的假面具：“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有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把肉拿来埋掉罢了。”当然，海明威的战争观也有其局限性，他除了诅咒战争之外，并没有对战争的深刻根源进行剖析，也根本无法指出消灭战争的正确途径。亨利逃避战争，纯粹是个人行为，只是一种求生本能的需要。

同时，海明威也没有像当时一般的反战作家那样，把希望寄托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而是给小说涂上一层深重的迷惘和悲剧色彩。他曾在1948年插图版小说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是一部悲剧，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不愉快，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一部悲剧，也知道人生只能有一个结局。”小说中，亨利不少善良勇敢的意大利同伴都死于炮火，他心爱的人凯瑟琳好容易熬过战争这一难关，却难逃死亡的厄运，亨利最后也只不过是留着一个躯壳活在这世上，生不如死。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悲观失望情绪，反映了“迷惘的一代”的心声。此外，《永别了，武器》的

悲剧色彩还集中表现在主人公亨利身上。亨利是世界大战的反对者，同时又是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从战场上逃跑，而且逃离社会，满怀沮丧绝望的情绪。在他看来，任何信仰、任何理智上的思考，都没有实际的用处，都是虚妄的，只有个人的幸福才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东西。特别是在这场灾难面前，他认为孤独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世界颠倒了”，但他不想“把它整好”。他也不去追究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而只是逃避社会，躲进自我的小天地。因此，他能做的、想做的事情唯有“吃饭、喝酒、同凯瑟琳睡觉”。这是资产阶级道德崩溃时期的一个“英雄”形象，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一个典型代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海明威的悲观主义思想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和认识的片面性，他把自己笔下的“英雄”所看到的那小部分现实当作现实的全部，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看成是人类的末日。

《丧钟为谁而鸣》罗伯特·乔丹具有三十年代硬汉特征。

“迷惘”是海明威创作个性的显著特征，是笼罩他全部作品的统一风格：他的许多作品、许多主人公都给人以迷惑、怅然若失的印象，即使在那些现实性和倾向性很强的作品里，也涂上了浓重的迷惘色彩。早期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尼克形象，表现了一个青年初次接触到一个充满暴力和性的邪恶世界的那种本能的恐惧与困惑不解，这也正是青年海明威的心灵创伤和迷惘。战争使海明威迷惘的心理素质发展成为基本的个性特征。1918年，海明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身负重伤，他清楚地看到战争摧毁了人类文明，摧毁了青年对生活美好的幻想，摧毁了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战争给海明威的精神和肉体以巨大创伤，促使他最终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言人。总之，从《在我们的时代里》

到《老人与海》，海明威迷惘的创作个性特征始终存在着，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宿命论、逃避、悲剧、放纵、毁灭。

在海明威看来，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逃了出来，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的好。但是多数都往火里跑，接着掉过头来朝尾端逃，挤在凉快的顶端，末了还是烧死在火里”。在这个世界末日面前，再好的人都免不了一死，“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勇敢的人。”

第二，“硬汉子”——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海明威的作品里，最富有魅力和打动人心的，是他塑造了众多的在迷惘中顽强拼搏的“硬汉子”形象。海明威在选择人物时特别喜欢斗牛士、拳击家、猎人、渔夫、士兵，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旺盛的精力，在同充满敌意的世界对抗中殊死搏斗，表现出共同的性格特征：坚强刚毅、勇敢正直，无畏地面对痛苦和死亡，他们都处在尖锐剧烈的外部和内心冲突中，他们都有共同严酷的悲剧命运，但无论情况多么严重，困难多么巨大，死

神多么可怕，他们都不失人的尊严，不失勇气和决心，表现出临危时的优雅风度。“硬汉子”形象随着海明威思想和创作观的发展变化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在的表现，大致可分三类：早期的硬汉子多出现在斗牛场或拳击场上，他们孤独、倔强、争强好胜，为了人格尊严和职业的荣誉不惜孤注一掷，以死相搏，夺取胜利。在短篇小说《打不败的人》中，这种硬汉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年老的斗牛士曼努尔，青年时曾以武艺超群和刚勇顽强而威震斗牛场：但青春的大好时光一经消逝，他便不再受到青睐。为了保住青年时代的荣誉，他执意再上斗牛场，与公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以压倒一切的精神力战公牛，终于把利剑戳进了公牛的身躯，从而

保住了“打不败的人”的称号。中期的“硬汉子”有了新的发展，以《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乔丹为代表，这个形象已经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奋斗的勇士，而是为人民事业献身的英雄，他已经摆脱了孤立主义，而为正义、民主而战，与人民生死与共，他的对手也不是一般的邪恶势力，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个新的硬汉形象，灌注了新的时代精神和崇高信念，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老人与海》中老渔夫桑地亚哥，是晚期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的集中体现。这个硬汉子形象同前面两个时期有所不同，具有浓厚的哲理性与象征意义。老人桑地亚哥象征着一种哲理化的硬汉子精神，一种永恒的、超时空的存在，一种压倒命运的力量。作者将富有生命的形象同朦胧的寓意融合在一起，将现实生活的诗情画意同深刻的哲理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体现着人类尊严和命运重压下仍有优雅风度的硬汉子形象。其实，海明威本人就是一个硬汉子，他一生勇于冒险、坚忍不拔、精力充沛、喜欢拳击和捕猎；他参过战，受过伤，对忍受痛苦有切身体验，从而影响了他对硬汉子性格的情有独钟。

第三，“冰山”风格——独特的形式美。他曾在《午后之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海明威就是根据“冰山”原理来创作他的作品，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在他的作品的文体与结构上。

“冰山风格”——简洁性和象征性，这是海明威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也是其创作个性的最完美表现。“冰山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海明威的

成长经历、习惯爱好；得力于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思想储蓄；得力于作家严谨的创作态度、对文字简约的刻意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真实再现。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叙述方式。海明威创作个性中“迷惘”和“硬汉子”的特征，只有在同“冰山”风格结为一体时，才使其创作个性达到完美表现。“迷惘”显示着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都存在着广大的未知领域，有探索不尽的奥秘，有言外之意。“硬汉子”有着深沉含蓄的性格、以及粗犷、不善言辞的特征，所有这些只能用“冰山风格”才适于表现。

三、《老人与海》赏析

A. 海明威“冰山文体”的写作艺术

海明威以精通叙事艺术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他的“冰山文体”就是其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关于海明威小说的文体风格，批评家们的观点基本上趋于一致，当然，具体称谓还是多有不同：“含蓄”、“简约”、“富有潜台词”等等。关于这一点，海明威更有其自己独特的说法：“冰山”。其实，把话说白了，就是小说中富有空白点。

应当说，大凡文学作品都存在着空白点，即或是作者在作品中进行了周详的交代，坦率的自我观点表白，也不可能完全限制住激发读者联想的可能。但因为作家们审美理想的差异，作品中形象与空白点的比例关系、作品中空白点的形成方式则又因人而异。和其他作家相比，在作品中设计空白点方面，海明威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意识。他孜孜以求的是利用“小说中那个有限的世界……-暗示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那么，海明威在小说创作当中是如何构建空白点从而使其作品具有含蓄、

简约风格特点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方式：简化、客观化、设置疑点。

1、简化

海明威曾告诫初学者说：“一切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其实，从心底里说，海明威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史诗类的作品，他所反对的是“过火的报刊文字插进一点虚假的史诗性的东西，”是繁复的叙述交代和辅助情节的铺陈，是旁见侧出却又一览无余的描写。海明威对于传统作家这种轻视读者的创作态度、面面俱到的行文方式的厌恶，促使其走上了追求简约的创作道路。

海明威在构筑情节之时，有着一种冷酷的男子汉做派。他从不拖泥带水，他手中的笔仿佛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剑，一切细枝末节的情节、无关紧要的背景情况全被劈削净尽、隐匿水中，而只是将事件的最主要部分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地直接呈现给读者。例如《老人与海》这篇小说，作者说：“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但在实际创作中，作者却毫不吝惜地舍弃了这一切，构思成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开篇是一个简洁的序曲：桑提亚哥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结尾是一个富有寓意的回声：老人又梦见了狮子。全篇着重突出了桑提亚哥捕捉大马林鱼及同鲨鱼的搏斗过程。整部小说象是一株枝桠砍伐净尽的树木，主干突出，行文干净，富有力度。

一般说来，所谓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偶然事件在作者意识中的主观组合。本来，这件事与那件事在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是作为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存在。但是作者在创作之时，却把

这些事件依据自己的理解给予了一种人为的注释。这件事是原因，那件事是结果，还有一件事是经过，如此等等。这样虽然线索比较分明，结构比较完整，可谓是头头是道，但难免不会给读者一种斧迹斑斑、强加于人的感觉。海明威在构筑情节中所遵循的简化原则，似乎正是为了克服传统小说情节的这一缺陷。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海明威在创作当中就象自然主义作家那样照相似的呈现生活，毫无个人主观的创造。而恰恰相反，海明威的主观创造是惊人的，他不仅仅解释事件与事件间的关系，构织有前因后果的故事情节。更为可贵的是，为了尊重读者，他尽可能地把这样一些解释连同作为解释的事件都删掉了，或者说隐匿到了海面以下，当然也可以说留给了读者。最后海明威在小说中所直接写下的与其说是情节，还不如说是事件更为确切。作品中的人、事，仿佛是作者从生活中所直接截取而来的那样，仅仅是那么一个片段，突兀而又极富自然的风貌。

海明威创作中的这种简化作风，在语言层面的叙述上也有其表现：一是叙述视角有着明显的内化倾向；二是多为关注现在的叙述。在叙述的着眼点上，在大多数创作当中，海明威放弃了传统的类似于上帝高高在上而又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把着眼点尽力与文本靠近，甚至移进文本。要么是书中人物仅仅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要么是突然伸进小说文本的一双眼睛的冷静旁观的第三人称叙述。总之是限制了视野，从而也就删去了缜密的前因后果的反复交代、背景情况的多余描写。在叙述的时态方面，海明威似乎既不乐于回顾过去，也不关心展望未来。他的故事大多是现在时的。比如《杀人者》只写未遂杀人事件的经过，至于作为它先导原因的事件是什么，作为它后继结果的事件是什么，小说没有去问津。再如《十个印地安人》，小说只写了尼克在从城镇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几个醉倒在路上的印

地安人、与朋友及朋友父母的谈话以及回家后与父亲的对话。整篇小说就是“当前”的一个生活片段，作为前因后果的事件，作品一概没有涉及。还有《白象似的群山》、《佛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老人与海》、《世上之光》、《桥畔老人》等等都是这样。当然，在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有着过去式叙述的情况，如《乞力马扎罗的雪》，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海明威这种大刀阔斧的情节简化作风，内化倾向的叙述视角以及关注现在的叙述，使其小说当中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空白点。这样，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空白点是否有确定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所涉及，此处，把它再一次提出来予以明确。海明威在与一个奥地利人的谈话中曾说“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可见，空白点尽管是空白点，但在作者的意识里是明确的，读者的填空也应有一个较为确定的方式。

2、客观化

海明威曾告诫后学者说：“如果作家想写的那个人物谈论旧时代的大师，谈论音乐，谈论现代绘画，谈论文学或者科学，那么他就应当在小说里谈论这些问题。如果人物没有谈论这些问题，而作家叫他们谈论，那么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伪造者；如果作家自己出来谈这些问题，借以表现他知道的东西多，那么，他是在炫耀。……那么他就因为突出自己而毁坏了他的作品。”“如果你在鱼跳的时候兴奋起来，你就回想一下，使你产生这种情感的确切动作是什么……找到当时产生情感的东西，找到使你激动的行动，然后写下来，要写清楚，叫读者也看得见，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作

为一个作家，你不应当下判断。你应当了解。”海明威是这样说的，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小说中，从不轻易下判断：不随意站出来作评判，更不将自己的思想硬塞进作品，或是在作品中炫耀自己的知识、经验，个人的感情也总是隐寓于有形的物象之中而不象浪漫派作家那样以致于泛滥。他采用的是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力求把作家的影子从作品中抹掉，最大限度缩短读者与艺术形象间的距离，使读者能够自由地感知艺术意境。海明威仿佛是一位非常笨拙的人，天生地不善于加工、雕琢，而只是将从生活中采摘来的片段原原本本地传达给读者，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朴素的原生状态。“他的风格是一种特别不理智化的风格。描写事迹，严格地照事情发生的次序；并没有经过一个脑子重新整理它们，或是分析它们，读者得到的观感没有一丝一毫的意见，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极端的客观；作者只给你刺激，此外什么也不给。”正因为这样，海明威被认为“对社会、道德或哲学思想根本没有明显的兴趣。”其实，这着实太冤枉了海明威。什么客观化、原生态、不下判断、没有思想等等都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作者的道德评判、情感指向在小说中是无处不在的，只是作者比传统作家更为尊贵，他总是深居于作品情节、形象的背后，通过对情节的选择、剪裁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对生活下判断。实际上，他是缺席的在场，是隐藏的上帝。

海明威这种客观化的创作态度，在叙述上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对于巴洛克矫饰语言风格的彻底清洗。他说：“散文是建筑物，不是内部装饰，巴洛克风格早已过时了。”关于海明威小说语言的这一革新倾向，英国评论家贝茨曾作过一段精彩的评述：“海明威是个拿着板斧的人。这以前，在好几代人的岁月里——几乎可以说有一百年或一百多年之久——书面英

语有增无减地变得日益浮华、罗嗦，只适用于一国一地，偏狭地叫人难受；它继续演进的趋势是要探讨和解释什么东西，而不是表现和描绘一个对象。它满载这一大堆不起作用的字，现在终于到了把这堆字割爱的时候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砍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

海明威小说这种语言风格，《白象似的群山》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在这篇小说里，写一个男人带着一位姑娘去马德里做手术。整篇小说除了开头一段是简明扼要的景物描写以外，几乎通篇皆为对话。按照巴洛克式的行文习惯，人物说话得具备作家所赋予的各种情绪、神态。因此，在对话之前往往要加上一串长长的状语修饰成分：“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她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忧郁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讲”；“他夹进来说”；“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海明威将这套老规矩一扫而光，他提供给读者的是没有任何矫饰、没有任何外加粉彩的原生状态的对白本身：“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她说。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不，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不，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到处去逛逛。”

“不，我们不能。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

“是我们的。”

“不是，一旦他们把它拿走了，你便永远失去它了。”

在其它作品里，海明威也是这样，他一丝一毫也不想去影响读者们的思想、印象、结论。“他本人从来不在作品里；他一顷一刻也不挤到对象和读者当中去碍事。”

《永别了，武器》开头的写景，便是“冰山”风格的典范，写得简练、含蓄，富于象征性：

那一年晚夏，我们住在乡下一间小房子里。从那里我们望见隔河的平原，平原同山连在一起。河底有圆石子，在太阳光下又白又滑；河水又蓝又清，水流得很快……平原上一片丰收景象，果实累累。平原的后面是紫褐色的光秃秃的山峦。山上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在黑暗中，那些炮火真像夏天的闪电。不过，夜里阴凉，不像夏天风雨未来前那么闷热。

这段文字叙述了故事的地点和时间，作者采用平原与高山的强烈对照，平原上果实累累，丰收喜人，而高山上炮声隆隆，使小说一开始就暗示了和平与战争的反差，强烈地烘托了小说反战的主题。

海明威在写景状物、塑造人物时，常把活生生的画面直接诉诸读者的视觉，读者通过人物一系列动作、语言和行动，真切而迅速地体验人物的内心感情和思想性格。他从视觉、感觉、触觉等几个方面着手去刻画人物，描写景物，并采用具体鲜明，不夹杂个人爱憎的感情色彩，真切不隔的画面映人读者的眼帘，让读者去体味凝聚在形象中的思想情绪，尽量缩短作者、形象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真实感。如

《永别了，武器》第30章那段卡别雷托老百姓随意军大溃退的描写，海明威就像一个战地摄影师，忠实地把大溃退的场面摄制下来，而读者在画面上却又感觉不到作家的存在，只看到逃难的景象，并通过画面真切而迅速地体验到当时逃难者内心的惶恐不安。像这样的画面在小说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永别了，武器》的对话和内心独自也极为精彩。对话写得简短含蓄，从不拖泥带水，却使人能真切地感受到说话者的心情甚至表情。独白非常有力量，多用重复来加强人物情绪的炽烈效果，如富有传神之笔的结尾多为人称道：

医生顺着过道走掉，我回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还不能进来，”一名护士说。

“不，我要进。”

“你还不能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一位也出去。”

我把护士赶走，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什么用，这像是同一尊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来，出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从这段文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亨利同死去的妻子告别时绝望的表情，也可以感受到他伤心而麻木的心。

3、设置疑点

在创作当中，海明威通过简化、客观化，可以说是把绝大部分的背景情节、几乎全部的主观评价及其思想观念都隐匿于了水面以下，留给了读者。八分之一与八分之七的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却也形象地道出了海明威在小说创作当中这种显少隐多的特点。由此看来，在这里就出现了这样

一个问题：读者是如何进入海明威所隐匿部分的想象空间的？从这一角度审视，我们发现，海明威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有心人，他一方面尊重读者，把大部分的工作交还给他们，另一方面，他又在作品当中发出了吁求，引导而不是完全放任读者。尊重而又体贴、引导而不包办，这应该说正是海明威在创作中所一贯遵守的原则。

那么海明威在创作中是如何竖立界标、如何引导读者的呢？细读几篇海明威的主要小说，不难发现作家主要是通过设置疑点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或者是利用标题与内容的不协调、不一致，或者是利用对比，总之是利用八分之一中所设置的疑点将读者引向广阔的想象、思索领域。例如《世上之光》这篇小说，作者叙说的是尼克和朋友汤姆在火车站候车时的一段见闻。当时与他们一同等车的还有五个妓女和一个同性恋者厨子。攀谈中，厨子无意中说起他打算去凯迪拉克，由于这地名的缘由，他们又联想起了著名的拳击家史蒂夫·凯切尔。不料这一名字随即勾起了其中两位妓女的心事。她们俩都自称是史蒂夫·凯切尔唯一的情人，于是便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舌战。两人争风吃醋，互不相让，嚎啕痛哭，都想通过自己的真情实感的宣泄赢得拳击家的归属权。可以说，标题和小说中的事件明显地不相及，“世上之光”似有所喻，那么“世上之光”究竟是指什么呢？“世上之光”和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由此，作者在作品中藏匿自己之时，又故意地留下了些许藏匿的痕迹。再如《老人与海》这篇小说，主体部分就是一次老人出海捕鱼的全过程，尽管生动、形象、富有吸引力，但也仅仅是捕鱼的生活层面而已。可作品开头老人因八十四天捕鱼失败而失去孩子与作品结尾老人因光荣地失败再一次赢得孩子的对比，却使读者感到作品似乎有着超出生活层面的形而上内涵。

海明威就是这样，在创作当中他一方面通过简化、客观化来隐藏自己，构建空白点，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疑点的方式来留下自己隐匿的痕迹。尊重而不放任，引导而不包办，这是海明威对于读者的态度，也是他自己创作的法则。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读者在阅读之中，时时有着无限想象的自由和乐趣，又时时不会因自己的想象而迷失方向。

B. 海明威“冰山文体”审美取向的形成

海明威独特的文体风格不仅影响着美国，在世界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是世界文学宝塔上一颗闪耀着奇幻光彩的明珠，独树一帜、光芒四射。然而，海明威能成其为一位世界公认的文体大师，这是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记者生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等分不开的。

1、青少年经历的影响

作为一名享有盛名的作家，海明威的性格、生活作风和习惯爱好完全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文人学者类型。幼年时期他就是一个“野小子”，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是其乃父杰作。海明威的父亲是一位出诊医生，爱好捕鱼打猎等野外活动，崇尚力量。他常常经带着儿子出诊，也常常带着儿子去捕鱼、打猎。这培养了海明威对游泳、钓鱼、拳击、踢球等野外活动的特殊爱好，同时这也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刚强的性格。等到入学后，海明威几乎参加了所有的体育活动。特别是对拳击和橄榄球的爱好如痴如醉，一直保持到晚年。在醉心于体育活动的学生时代海明威就对写作深感兴趣，不久就显示出了受人称赞的才华。十七岁当选为橡树园镇高级中学校刊的主编。具有强健性格的海明威选择要描写的人物时，特别喜欢斗牛士、拳击家、猎人、渔夫、士兵等一些富有力量感的人物，因为他们能以惊人的毅力和强健的体力在充满杀机的世界对抗中殊死搏斗，无论面对的

情况多么严重、死神多么可怕，他们都不失人的尊严，表现出临危时的幽雅风度，像《打不败的人》中的斗士曼努尔、《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弗郎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罗伯特·威尔逊、《老人与海》中的渔夫桑提亚哥等“硬汉子”形象都是如此。这种类型的人物往往注重的只是行动而很少注意表达自己，既使偶尔吐露心声语言也很朴实。海明威在创作当中喜欢塑造“硬汉子”形象，与之相应，在生活当中他更是将之直接的付诸于现实。海明威爱好狩猎和拳击、喜好看斗牛，他参过战、负过伤，喜欢冒险、对忍受痛苦有亲身经历，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已经是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硬汉”。海明威本身的这种硬汉性格以及他对硬汉性格的偏爱造成了其对语言的一种近似沉默的态度。

2、记者生涯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海明威中学毕业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报名参战，由于年龄限制未能如愿。毕业以后，十九岁的海明威通过他叔父的推荐，远离家园到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多次担任记者。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在写作上精益求精的人，在见习期间，报社要求他使用充满活力的语言，用简短的句子开头，从正面而不是从反面反映事件。叙述中不用陈旧的俗语、俚语、少用形容词，特别是那些言过其实、过分夸张的形容词等等。严格的新闻写作训练为形成他简洁明快、活泼形象的写作语言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他的简洁文体决不是轻而易举形成的。他说他常站着写初稿，以免写的冗长；但是是坐着修改稿子，因为这样可以字斟句酌、仔细修改。很快海明威就学会了怎样使用短句、如何用“明快的风格”写作、如何把笔当作照相机镜头客观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瞬间。

《星报》的规定和编辑们的要求使海明威习惯了如何用通讯报道的语言方式写作。我们都明白，即使新闻记者和严肃作家都用同一种文字创作，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语言是通讯性和概念性的，简洁明快；目的是向读者传达信息。而文学语言是表现性和情感性的，长于描述、抒情，旨在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体验、形成共鸣。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新闻工作者成为严肃作家的可能性不大。虽然海明威多次当记者，但他的目标是成为严肃作家，这个信念从没动摇过。海明威的成功也就成功在这里：将文学家的想象、情感与新闻记者的简洁性语言相结合。可以这样说，长期的记者生涯、长期的新闻文体写作，使海明威炼就了“简洁明快”的写作手法，这为其日后能在文学界独树一帜、能形成独特的文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参战经历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美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服务队，开赴意大利前线。到那里不久便被炮火击中，住院治疗三个月，医师在他身上取出二百多块弹片。而海明威居然是带着这些弹片，背着一个受伤的意大利士兵，挣扎着在自己晕倒之前到的救护站。他康复后重返前线，直到战争结束才带着满身伤疤回到美国。意大利政府授予他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各一枚。但战争的残酷恐怖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和的创伤。这对他后来创作《永别了，武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毅然投入到这场民主与独裁的生死搏斗。两年中四次去西班牙，和共和政府军并肩作战。回国后写出了长篇巨著《丧钟为谁而鸣》。一九四一年初，海明威在战火连天中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印象极为深刻，高度赞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