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伏潭镇农村人口流动现状的研究以四个行政村的比较为例 学位论文

毕业论文

关于三伏潭镇农村人口流动现状的研究———以四个行政村的比较为例

论文题目关于三伏潭镇农村人口流动现状的研究

———以四个行政村的比较为例

毕业论文写作提纲

摘要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文章以三伏潭镇四个抽样村（夏市村、三伏潭村、康王村、沟二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三伏潭镇农村人口的流动现状，发现农村在社会分层，横向流动和流动方式上存在的共性和差异。以人口社会学推拉理论为指导，从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两个角度探寻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最后结合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和三伏潭镇农村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三伏潭镇农村和村民的发展模式：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分层结构；大力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发挥人才交流网和劳务中介的就业引导作用；建设农村社区非营利组织和休闲场所，和谐农村生活；抓好长期教育，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利用回流的农村劳动力，为建设新农村储备资源。总的来说，就是让村民发展和农村发展得到双赢。

关键词人口流动流动现状社会分层横向流动流动方式流动探因

发展模式

目录

1. 引言 (3)

2. 三伏潭镇四个行政村的人口流动现状 (5)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5)

2.2 三伏潭镇概况 (5)

2.3 社会分层与农村人口流动 (6)

2.3.1 四个村的总体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收入产生差异的原因 (7)

2.4 农村人口的横向流动 (8)

2.4.1 四个村外出务工者横向流动的共性分析 (9)

2.5 农村人口的流动方式 (10)

2.5.1 从年龄和婚育状况对上述情况进行原因分析 (11)

3. 基于推-拉视角的农村人口流动探因 (11)

3.1农村推力增加 (11)

3.2 城市拉力加大 (12)

4 三伏潭镇农村人口流动现状对当地农村和村民发展道路的启示 (13)

4.1农村人口流动产生的影响 (13)

4.2探索适合三伏潭镇农村和村民的发展模式 (14)

4.2.1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分层结构，保障农村稳定和繁荣。 (14)

4.2.1.1社会学分层理论对构建三伏潭镇农村合理社会分层的启示 (14)

4.2.2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6)

4.2.3 抓好长期教育，重视职业技能培训 (17)

4.2.4培育农村社区非营利组织，增设农村休闲场所。 (18)

4.2.5 有效利用回流的农村劳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储备力量 (19)

5.结语 (20)

参考文献 (20)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年，中国社会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社会流动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已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普遍趋势，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建国以来的70多年间，人口流动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的蜕变期。

1950年代初，为了实现经济上赶超的目标，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为了配合此战略的顺利施行，防止农村人口转移，内生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和把城乡人口隔离开的户籍管理制度。当时不仅以寻求异地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几乎不存在，而且农民就业领域的变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从此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环境，要生存不仅需改革经营机制，也要提高技术水平。而技术进步的代价就是资本投入相对增加，吸收劳动力的速度放慢。“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受到挑战。

既然留在家乡不能得到就业机会，农民只好把发展方向伸到更远更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城市。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国家通过政策手段，将东南沿海和少数大城市放在优先发展位置，金融财政和其他资源都向这些地区倾斜，从而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平衡。为寻求更高的收入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千千万万的农民怀揣梦想，背井离乡，涌向城市，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候鸟大军。因此，“离土又离乡”成为了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今。

劳动力为什么流动，流向哪里，是遵循一定的信号，有目的、合规律的选择行为。然而，不同地域的农村，受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人口流动的特征会有所不同，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许多的探讨，也对不同地方的农村人口流动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当代学者方晓义、林丹华、李晓铭等对北京和南京两座城市4301人进行调查，提出了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两个主要指标：一是流动时间，二是流动城市。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相对于流动人口的年龄来说，他们的流动时间越长，更换城市也就比较频繁。俞国、陆亚玲、俞富坤从对扬州市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中提出农村的人口流动是呈现双向流动与地域性组合等特点，流动人口存在素质较低的缺陷。周捷对河北省农村流动人口研究，总结出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七个特征，分别是(一)来自较贫困地区，务农收入较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二)男性居多，女性少，而且未婚多于已婚；(三)年龄趋势递减；(四)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五)社会网络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六)大多在建筑业、纺织业和三产就业；(七)移而不迁，流动胜大。

本课题在前人对农村人口流动研究的基础上，以三伏潭镇为研究地域，通过系统抽样的方法从三伏潭镇34个行政村中抽出四个村作为研究代表，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及文献法分别对这四个村（夏市村、三伏潭村、康王村、沟二村）的农村流动人口状况进行调查，从社会分层、横向流动和流动方式三个角度出发，分析四个村人口流动状况的共性和差异，以人口社会学推拉理论为指导，探寻人口流动的原因，最后结合三伏潭镇实际情况，探索适合三伏潭镇农村和村民的发展模式。

2. 仙桃市三伏潭镇四个行政村的人口流动现状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在人口流动的定义解释上，学者盛朗（1992年）认为人口流动是指不改变户口关系而离开户籍所在地跨地域活动的人口。周冰（2004年）则表示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外地从事务工、经商、旅游等活动的人员。王积超（2006年）把人口流动的概念广泛化，一方面包括了中国社会现实情况下两种不同情形的人口流动：一是改变常住地的以户口迁移为特点的人口流动；二是不改变户籍登记地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还包含了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口在地理空间移动的同时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即具有社会流动含义。

上述学者对人口流动的定义，在概念内涵上基本一致，差异在于概念的外延以及确定概念的出发点不同。笔者更认同狭义的人口流动，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是指农民不改变户口关系，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到外地从事务工、经商、读书等活动，短期内又返回原户籍所在地的人口，而本文着重指离家外出打工一段时间（一年以内）又返乡的农村人口。

2.2 三伏潭镇概况

三伏潭镇位于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腹地，仙桃市西北部，处于北纬30°17′45〃～30°27′00〃，东经113°15′20〃～113°06′05〃，东接胡场镇，西邻毛嘴镇，南滨排湖，北依汉水，与天门市彭市镇隔水相望，宜黄高速公路、318国道穿境而过。全镇国土面积11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75677亩，东西最宽处14.25公里，南北最长处16.50公里。地势北高南低，最高地面海拔32.5米，最低地面海拔24.8米，平均地面海拔28米，属平原湖区。全镇3个工作片，34个行政村297个村民小组，250个自然村，农场、渔场、蚕场、林场各1个，1个居委会及窑场农业队，全镇总人口79717人，其中农业人口64304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82人。为研究三伏潭镇农村人口流动状况，分析村民流动的特点，笔者对三伏潭镇34个行政村进行系统抽样，抽取了夏市村、三伏潭村、康王村、沟二村四个行政村的农民作为调查对象，在问卷调查中，坚持每户一份，家庭成员不重复的原则，完成了夏市村25份、三伏潭村23份，康王村19份，沟二村20份共87份有效调查问卷。下面将对调查数据从社会分层、横向流动、流动方式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2.3 社会分层与农村人口流动

社会分层一直以来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前原有的“政治—身份型”分层结构的刚性特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封闭性，阻碍了社会流动的进行，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的先赋因素，也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社会分层结构。这无疑是正确的。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经济因素取代了政治权力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家庭经济状况成了决定人们社会层次归属的第一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由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来决定。

调查资料显示，夏市村、三伏潭村、康王村、沟二村四个行政村的社会分层根据家庭总收入情况，大致都可以分为五个阶层，分别是上等收入阶层，中上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下等收入阶层和下等收入阶层。当然这五个阶层的划分是根据调查所在农村农民的相对情况而定的。上等收入阶层的家庭月总收入在5000元以上，中上等收入阶层的家庭月总收入在3500—5000元，中等收入阶

层的家庭月总收入在1500—3500元，中下等收入阶层家庭月总收入在500—1500元，下等收入阶层家庭月总收入在500元以下。

在职业划分上，可以发现哪些人不太可能走出农村。调查发现四个村均有两种职业状态的人群，一种是在本村发展的农民，另外一种是外出务工的农民。根据与村民的访谈结果显示，在本村发展的职业者一般有四种：一是村委干部；二是在村中担任农村安全、、综合管理成员等；三是在本村自己做生意的私营业主，如餐饮大排档档主。四是务农农民。村委干部是不太可能外出打工的，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政策，在当地有可利用的各种便利条件（如社会关系，集体资源的优先使用等），他们会通过利用这些条件，巩固自己在当地的地位，而不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种是因为在本村已经完成了就业，所以他们没有加入到农村人口流动大军中去。

农村人口流动过程中，外出务工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调查发现，四个村外出务工农民群体中，按经济收入指标划分的五个阶层的家庭分布有明显差异。如下图所示。

从上述四个村的柱状图可以看出，夏市村是中下等收入阶层占最多数，有36%，其次是中等收入阶层，占24%，再次是下等收入阶层，占16%，上等和中上等收入阶层都占12%；康王村是中等收入阶层占最多数，有31%，其次是上等收入阶层，占22%，第三是中下等和下等收入阶层，均占17%，最后是中上等收入阶层，占13%；三伏潭村则是中上等和中下等收入阶层占最多数，均有26%，其次是中等收入阶层占21%，再次是下等收入阶层占16%，最后是上等阶层占11%，

而沟二村则中等阶层占最多数，有30%，其次是中上等、中下等和下等收入阶层，均占20%，最后是上等收入阶层，仅占10%。

因此，以中等收入阶层为分界线，可发现四个村中，三伏潭村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的经济收入较好，其次是沟二村，再是康王村，最后是夏市村。

2.3.1 四个村的总体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收入产生差异的原因

从四个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水平上看，都以初中为主，其次是小学和高中/中专。然而，在调查本村对外出务工人员有无优惠政策上，四个村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夏市村和康王村的调查对象对此问题的回答均是“没有”，沟二村有8%的人认为有组合过技能培训，而三伏潭村则有33%的人认为有技能培训。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知识和技能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备武器。国家劳动保障部的调查统计显示，2010年农民工的工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工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不能轻视技能培训的作用，它不仅可以促进就业，还能让务工者工资收入增高。

在农村信息化设施建设上，四个村均没有建立上网服务站。然而，上网服务站的建立，不仅可以培训村民计算机及互联网的使用技能，还为村民提供全天免费使用的权利。村内安装了互联网，村民随时随地到服务站上网获取知识或办理事情。

外来务工者是农村的一份子，村民家庭收入的差异也离不开本村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全村人均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体现。三伏潭村年人均收入6006元；沟二村年人均纯收入5830元；康王村年人均收入到5961元；夏市村年人均收入不到4700元。在政策因素上，2010年志在打造“仙桃有知识城，三伏潭有工业园”的工程——广州朵以服饰和三伏潭合作的战略性标志项目中工业园和朵以小区在三伏潭镇落户。由此带来的征地拆迁计划就在沟二村全面展开，第一期范围为夏市村（南环路东段段）到三伏潭村西路口止。沟二村和三伏潭村就属于第一期征地的范围，因此南环大道扩建征地补偿、房屋拆迁补偿、部分农田征收补偿给两村村民带来了不少经济收益。

2.4 农村人口的横向流动

农村人口的横向流动是指农村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流向的就业地方和从事职业的趋向。四个村的外出务工者的横向流动情况总结如下：

从图中可以发现，尽管四个村的外出务工者在就业地方的具体比例上有所不同，但是横向流动的趋势大致是相同的。其中，人数占最多的是广东省内城镇打工人群，以广州、深圳、东莞为主，其次是海南、上海和江浙所在地，去周边市或省内打工的人数不多。

在外出从事职业方面，四个村外出务工者的工作性质都以雇工居多，夏市村的占70%，三伏潭村占89%，康王村占78%，沟二村占83%，还有少部分分散在个体经营和失业。工作内容集中在到企业、工厂打工，这也是四个村共有的特点。

2.4.1 四个村外出务工者横向流动的共性分析

四个村的外出务工者在就业地方和职业选择的趋势上不谋而合，这恰恰符合我国当前农村流动人口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效应——地缘连锁效应

地缘连锁效应是指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在产生中普遍存在的以地缘为突出标识的连锁产生现象。其表现为地缘中某一户或几户流动并获利，会牵动地缘中流动行为连锁产生。四个村的地理距离相隔不远，最近的隔有2公里，最远的也不超过6公里。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善建设，每个村都可以搭线路车直达，大大缩小了村与村的路程时间，对不同村的村民密切交往提供了帮助，村民间通过交流可以获取更多各村的就业信息，为自身或亲人的外出就业积累了信息基础。

广州、深圳是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居民收入高，设施齐全，交通方便，生活条件好，市内企业、工厂众多，就业机会广，这是多年来农村人们对大城市向往的原因，三伏潭镇村民也不例外，500元左右的就可以方便到达广州各区，交通便利。所以当某一户或几户村民通过在广州打工获得比农村好的经济收入，这种状况将会在村内及村外获得广泛流传，从而无形中带动其他村民奔向广州各大城市谋求发展。

随着工业发展和劳动力的聚集，广州市内特别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天河区、越秀区、花都区的就业压力逐年扩大，市内交通变得拥挤，城市环境受到各种污染的威胁，可尽管如此，广州城市对外地人们和本地村民的吸引力却仍然存在。用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式分析，这是人们“预期收入”的心理因素作用，只要未来的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看起来要大于未来的预期农村收入的现值，人们就会由农村流向城市。随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流入，大城市的就业竞争日益增大，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水平相对较低，使得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只能从事底层的工作，所以四个村的外出务工者以雇员为主，多在企业底层和工厂打工。

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对外出务工者的就业地和职业选择也起到重要作用。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社会网络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社会互动会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在四个村的调查中，社会网络对外出务工人群的助力有共性，以父母、同乡/同学和亲戚三者居多。社会网络是农民外出打工重要推力因素，给外出务工者信息、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在各方面衡量下做出流动的选择。因此许多外出者都愿意选择到能获得更多就业信息，有亲人或朋友的地方工作。

2.5 农村人口的流动方式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人口流动的方式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已演变成个人独自外出，夫妻双方共同外出，夫妻与子女一起外出，与父母外出，与亲戚外出，与同学或同乡外出等多种方式。

根据调查数据，四个村的人口流动方式表现如下：

四个村中，夫妻外出打工的情况在三伏潭村流动方式上占有的比例上是最高的，第二则是与同乡/同学外出。而康王村流动方式最多的是与同乡/同学外出，其次则是个人独自外出和与丈夫/妻子共同外出。总的来说，四个村在流动方式上，夫妻外出以及与同乡/同学外出打工占大多数。与父母、子女的一起外出的情况较少。

2.5.1 从年龄和婚育状况对上述情况进行原因分析

先对四个村的被调查者的年龄进行划分，可分三个范畴：20—25岁，26—30岁，31岁以上。

夏市村的外出务工人员中，20—25岁的人占60%，31岁以上的人占40%；三伏潭村外出务工者中，20—25岁，26—30岁，31岁以上均占33%；康王村的外出务工者，20—25岁的人占11%，26—30岁的人占56%，31岁以上的人占33%；沟二村的外出务工者中，20—25岁的人占17%，26—30岁占67%，31岁以上占17%。由此可见，农村外出务工者的年龄越趋年轻，以30岁以下的青壮年为主。

再来看四个村被调查者的婚育状况，为研究方便，笔者把婚育状况分成四类：1未婚；2初婚后、生第一个孩子前；3生第一个孩子后；4生最后一个孩子后。

夏市村的未婚者占450%，第二、三种类型的占60%；三伏潭村，未婚者占11%，第二种占70%，第三种占23%；康王村，未婚者占55%，第二种占72%；沟二村，未婚者占29%，第二种情况占70%。由此可见，农村外出务工者中，初婚后，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比例高。

正是因为四个村中农村外出务工者的年龄年轻化，他们的独立性强，不希望父母跟着自己在外受累，有着理想和抱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更多的钱来养家、生活。再者由于他们初婚比例高，没有家庭的顾虑，可以更加自由地到外地打拼，因此造成了流动方式上的夫妻外出和与同乡/同学外出的情况普遍,，与父母、子女的一起外出的情况较少。

3. 基于推-拉视角的农村人口流动探因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存在着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两种力量的共同或单方面作用导致了人口的迁移。

3.1农村推力增加

人多地少，是当前许多农村的普遍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此外，农业走现代化道路已成趋势，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被机械化所代替，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就大大减少了，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迫使农民外出另谋生路。

其次，家族的纵向流动是推动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内在因素。纵向流动是指外出务工者家族人员的流动情况。调查显示，四个村外出务工者绝大多数的家族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有父母、伴侣、子女、兄弟姐妹等，其中以父母和兄弟姐妹居多。家族亲人的外出经验对后代外出打工的选择有一定影响，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前人积累的事业基础和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为自己所用，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再次，从农民增收角度上看，在农村，除去农业生产之外，由于资源数量的稀少和农民素质技能的缺失，增收途径相对较少。农村收入水平低，个人发展空间狭窄促使了大量农民到城市打工，农民期望通过外出打工解决温饱和就业问题，希望外出赚钱改善自身家庭的生活水平。所以说，经济动因始终是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力。笔者对三伏潭镇四个村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调查资料显示，对“您选择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原因”的回答，47.1%的人外出务工者选择了“在外赚钱比务农收入高”，接近一半的人选择了经济动因。

3.2 城市拉力加大

首先，是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化是一定区域内人口由封闭的乡村向开放的城市集中的社会过程①。所以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城市发展，如基础设施建设，建筑的修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都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廉价劳动力的最佳选择。

其次，是城市高收入的吸引。通过对四个村的外出务工者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得知，大多数人认为，外出打工的收入比以前在家务农要明显增加了。以前在农村，平均月收入只有六七百，有的人甚至是一百，进城务工后平均月收入提升到1500—3000元，进入好的企业或工厂的，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4000元。

再者，是城市生活条件的吸引。与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相比，城市生活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仅是较高的收入，而且还包括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便

捷的交通，丰富的资讯信息，较好的精神生活。四个村中，有26.5%的外出务工者在外出打工原因的问题中选择了“喜欢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由此可见，城市生活条件不仅吸引着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也是大多数农民追求的生活目标之一。

4. 三伏潭镇农村人口流动现状对当地农村和村民发展道路的启示

4.1农村人口流动产生的影响

外出打工是农民创收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外出打工，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四个村的调查显示，35.3%的外出务工者表示他们在外打工赚钱多了，生活变好了。除了得到物质上的改善，外出打工的农民在精神上也得到满足，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随着打工经历的增多而部分或全部改变。在问及“外出打工带给您什么样的影响”时，四个村的外出务工者中，58.8%的人表示外出打工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和才干，他们有了更多的资本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婚姻观念上，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流逝，70.6%的外来务工者的婚姻态度是“自己决定，父母认可”，可见，农民期望自主决定自己婚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农民对婚姻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而在期望子女数量和性别上，“一男一女”的子女搭配深入民心，外出农民的进步婚育观不仅体现了社会进步，还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有效实施和社会人口的优质发展。

然而，农民外出打工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在个人方面，农民被歧视的现象是农民进城务工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城市居民虽然在理智上接纳了，但在现实中并不愿意真正与农民交往，这些都让农民在交友上、生活上带来很多的不便，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同时，农民的知识技能有限，素质优化不到位，个人权益容易受损，一旦遇到黑心单位，拖欠克扣工资、单方终止或变更劳动合同等侵权事情却不懂得如何通过正确途径维权，容易铤而走险，走上违法道路。另外，法律和社会保障方面对外出打工农民的保护制度缺失，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种种因素导致外出务工者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在农村方面，由于外出务工的人以青壮年居多，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弱小，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严重，儿童老人得不到很好地照顾。农村劳动力不足，农忙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另外，一些在外读书的学生毕业后都倾向在城市或到外地工作，很少会留在农村发展，使得农村建设缺乏新元素，缺少新思想。在城市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会造成城市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方

面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多，会带来空气、水、废弃物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许多城市问题。

4.2探索适合三伏潭镇农村和村民的发展模式

农民外出带有正负效应，如何根据本镇农村人口流动的现状特点，探索适合本镇农村和村民的发展模式，让村民发展和农村发展得到双赢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4.2.1构建合理的农村社会分层结构，保障农村稳定和繁荣。

概括四个村的经济分层情况，三伏潭镇农村社会分层现状体现在：上等、中上等收入阶层少，中等收入阶层不足，中下等和下等阶层群体偏大。这种以“经济型”为主的分层体系对农村社会控制有弱化作用，不利于农村稳定发展，主要体现在身份控制的弱化和思想文化控制的弱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性分层向“经济型”分层转轨，社会身份对农民的控制作用逐渐弱化。特别是农村原来的中下等及下等收入阶层人们由于较早进入市场，外出打工使得经济地位上升，一部分甚至暴富，使得农村社会风气不再崇拜权威，许多农民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城务工经商，赚大钱回村里风光。与此同时，农村原来的中等收入阶层地位的下降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失衡。这种由社会流动导致的农村村民社会地位上升、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个社会的分化组合是诱发农村社会不稳的一个重大因素。在思想文化上，农村传统文化的解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农村社会意义的失落和信仰危机。

所以，引导农村社会构建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对促进农村稳定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4.2.1.1社会学分层理论对构建九龙镇农村合理社会分层的启示

社会学的分层理论认为，现代分层结构应是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橄榄型的社会分层结构首先必须有强大的中间阶层。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现状，学者把农村中间阶层定义为温饱有余，拥有基本生活电器如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住房条件较好，孩子上学有保障，能看得起病等①。根据这个定义可以将三伏潭镇农村存在的中等收入阶层看作是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存在使得农村人心较为稳定，因为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改革使得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对社会的满意度也大为提高。因此农村政策的制定应该能够促进农村中间

阶层的壮大。所以，造成农村贫富分化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要逐步弱化，现阶段农村政策应该支持农村公平、公正的实现，如镇政府可以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国民经济二次分配进行科学调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其次，橄榄型的结构还要有两头的小，两头小不等于不要两头，两头的存在仍是有意义的。这里的“两头”指的是农村精英层和底层群体。精英层指的是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协调、领导作用的群体，包括农村管理者(政治精英)和农村社会中有威望的民间精英。底层群体主要是指农村的贫困群体，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突出表现为孩子上学难、有病无钱医等。根据这个定义可以将三伏潭镇农村存在的下等收入阶层看作是底层群体。底层群体生活贫困，社会满意度低，很容易诱发不良行为，它的扩大是农村稳定发展的严重隐忧。因此，农村底层群体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对此，三伏潭镇农村政策应该对此种家庭适度倾斜，增加经济援助和提供就业扶持。

然而三伏潭镇农村的上等收入阶层却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精英阶层。因为上等收入阶层中有包括失职的原有管理层和素质较低的新富阶层，他们不能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农村精英阶层的存在，不但可以维持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重塑村民心中对权威的崇拜，还能解决农村社会纠纷，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还能让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减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因此保障农村精英阶层的存在，首先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让有威望的村民适度担任职务，广泛表达村民意见。其次，巩固农村管理者在农村社会的管理权威。这就要求农村管理者要洁身自爱，不要滥用职权损公肥私，一切工作要以村民的利益为先。同时要自觉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在村民中建立良好的村干部形象。再次，可以为农村管理层注入新元素，新思想。三伏潭镇各村的村委班子普遍学历较低，绝大部分只有初高中水平，虽然在对各自农村政策环境很熟悉，但是思想比较落后守旧，所以可以考虑实施大学生村干部优惠政策，鼓励优秀大学生担任农村村干部，为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推动农村创新发展。

4.2.2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就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