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读音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词书，诸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的原形字是“愙”。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海峡两岸都有）注以“旧读què却”的，但“旧”何所指，大都语焉不详。那为什么有人偏偏要读作què呢？据笔者所知，持这种读法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而且多“出身”于清华、北大的高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传人（子女、学生等等）。在20-40年代的清华，全校上下几乎一致如此读法，可是极少有人能够说出什么根据，人云亦云而已。就连泰斗级的语言学家也不例外。如赵元任先生在一篇短文里记述说：

……1924年8月7日毛子水请茶会，在座的有罗志希、傅孟真、陈寅恪，跟张幼仪，……我那时是用英文写的日记，记了“Y.C.Chen”,括弧里注“陈寅恪”。8月15日又写“Devid Yule & Y. C. Chen Here”.……到了8月20日才发现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记上就写了去访“Yinko Tschen”。“陈”字的拼法当然就是按德文的习惯，但是“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或“怯”。前者（按指“恪”字）全国都是读洪音ㄎ母，没有读细音ㄑ母的。而“却、怯”在北方是读ㄑㄩㄝ。所以我当初也跟着人叫他陈寅ㄑㄩㄝ，所以日记上也先写了Y.C.Chen”了。……

前些年笔者曾请教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他说：

“这字本来应该读“kè”，但在陈先生的名字中，大家都读què，所以我也跟着这么读了”。……

多年以来，出于好奇，笔者曾对这件“细事”作了一些调查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把恪读作què，其实是一种方音北移后的变异，就是说，在南方一些省份（如四川、湖南……），“恪”字是读quó音的，因普通话（当年叫“国语”）里无此音，所以到了北方，便有人想当然地把陈先生称为“寅què”了。于是就因袭相承，成为习惯。因属“细事”，包括陈先生本人在内，无人去作深究。但这其实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一些当年接近陈先生的人士，我的所谓“结论”就是根据他们的答复得出的。如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先生（前清华国学院李济先生的哲嗣）在一封给笔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恪”字的正音，按规范汉语自应读作kè，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但陈寅恪先生的尊讳，就我记忆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亲（如俞大维、曾昭抡、傅斯年、和家父等），都称“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带的读音），这是事实。连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错。我们也是自幼听惯了，因此至今也很自然地念成què音。……较为可能的是，读què系方音（的演化）。我不清楚江西方音如何，但据我了解，湖南中、西部是把“恪”读为quó的（如“quó守成规”），陈先生同湖南曾家、俞家关系密切，可能人们把这个地方音读法普遍化了，从而也就在普通话中念成què了！一旦称呼习惯了，“约定俗成”，就没有人再去深究了。这个看法我曾同陈先生的朋友辛树帜先生（湖南人）的儿子、我的朋友辛仲勤同志商议了一番，他倾向于我的这个假定。……

记得前些时似乎有人在报刊（似为《读书》杂志）上提起过这段“公案”，并举出了赵元任先生自我纠正的例子，但很快就遭到了“反驳”，问题又不了了之。当然，如无特殊必要，是不必无缘无故地再提出来讨论的。但眼下的问题是：1、最近正在“热演”的电视系列片《联大启示录》的解说员也堂而皇之地把陈先生的名字读为“陈寅què”；2、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寅恪先生自己就是把“恪”字读为què音的。而这两点，显然又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的。

陈先生究竟是怎样读自己的名字的呢？事实倒是恰恰相反。除上述赵元任先生的忆述外，我手头还有一些材料，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在口头方面，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在书面方面，上面引述的赵元任先生讲的那个故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此外，笔者手头还有大量的文字资料证明，陈先生本人生前凡是需要用外文署名时，一直把“恪”字拼成“ko”、“koh”或“ke”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仅举前不久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收录的一封陈先生写于1940年致牛津大学的亲笔英文信为例，以作参正：

Dear Sir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intend to sail for England from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hope that I may reach Oxford in September. Please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my lodging in the college.

with kind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Tschen Yin koh

如果上述种种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作为现代人，在口头上或日常生活中，你尽可以用方音或习惯音读字。但在正式场合，在要求用规范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时，就应该按规范汉语（普通话）行事。特别不应该用自己的习惯以至错误去“纠正”他人。事实上，我接触过许多青年人曾告诉我，他（她）们原本是根据辞书读陈先生的名字的。但受到了老师或长辈的“纠正”而改变了读法。

2、学校的启蒙老师，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解说员、广播员，应是正确使用普通话的模范，万不可根据别人的偏颇之见对自己的听众作错误引导。而事实上，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新闻媒体，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电视片的讲解员，都有意无意地误导了自己的观众或听众。我相信，他们也是受了某些“名人指点”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应该根据规范汉语办事，而不应盲目听信他人，因为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3、据说我国传统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名（字的读音）从主人”。意思是说，如果在一个人的名字上出现了多音字，应该随着主人读法读音。“恪”字既非多音字，陈先生本人的读法又同规范汉语一致，自然就应该尊重陈先生本人的读法。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也应该尊重其多年的习惯。但他们万不可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的制造混乱。……

附记：

前二年我见到一本书，书名叫《仰望陈寅恪》，其中有一小节是专谈“‘寅恪’音义及其他”的，里面用显然是在教训那些忝为“后世相知”但却“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的口吻说：

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先生，谢世还不足四十年，其名字的读音，已出现某些争议，可见后世相知并不是那么多的。有人甚至扬言，寅恪之“恪”，“读成què

是误读”，这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其实，寅恪先生的夫人、女儿、助手和学生，无一不是念“恪”为“却”的。既然所谓误读出自陈家和陈门，则其所以然之故，外人似乎不妨一问。但却不宜自下断语。

《辞海》早有解释：“恪（kè课，旧读què）……

如前所述，这“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外人”，首当其冲者应是赵元任先生，因为他是“误读”说的“始作俑”者。我似乎也算其中一个，但又不完全像，因为我虽然也一直认为把“恪”读为què是一种南方方音北移后的变异，但我却不是凭空瞎说，而是颇问了一些人，其中也包括“陈家和陈门”的人和寅恪先生的及门弟子。例子之一是：1、我手头还保存一封寅恪先生的族侄陈封雄先生于20年前写给我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大札由《人物》杂志转来。关于先叔父寅恪之恪字读音，一向有两种读法，即kè与què，前者较正确。吾家为赣籍，然先辈曾久居湘省，南音皆读恪为kè，谷县属署名为Y.K.,凡南音kè之字，北音往往读què（如“的确”、“确实”之确）。有“恪”与“格”在字形上易混淆，昔日清华（也包括其他方面）学生为使“恪”与“格”有别，乃依“确”字之北音读“恪”字。此为我之臆断，并无学术依据。如赵元任先生尚无法解释，则我之解释请作为道听途说为宜。专此奉复……。陈封雄（1985年）3月16日。

例子之二是陈先生最亲密的学生蒋天枢教授的亲笔信：

……来信悉。恪字的本字，原作“愙，从心，客声。”现在一班人都写作“恪”。读音也随着各地方音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无论如何，“愙”是正体。恪是一般写法。它的读音，从古以来就读轲音……。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所谓“旧读què”和“《辞海》早有解释”问题。我在前面说过，所谓“旧读”，应该指明是何时何地如此读过。如果指的就是所谓“《辞海》早就……”，就应该指明这个《辞海》是何时何处出版的。据我的查考，1947年中华书局印行过一种《辞海》，那上面给“恪”字的注音是：“可郝切，药韵，本作愙……”； 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的《辞海·词语分册》的注音更其简单：“kè客”。全无半点“què”音的影子；直到1989年，同一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辞海·缩印本》，才有了孤零零的“旧读què却”之说，但既无来源，又无出处，显然这种东西是不能作“法理”上的根据的。我猜想，所谓“旧读”者，全是我上面提到的20－30年代以来以清华、北大为“根据地”

的那部分高层知识界所“派生”出来的名堂。甚至可能是海峡那岸的“舶来品”。

还是那句话，作为现代人，特别是电台的播音员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令倡导说规范汉语——普通话。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尊重他们多年的习惯，不苛求他们。但他们万不可摆出“通家”的姿态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的制造混乱。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在家里或俚间，尽可以作这样那样的称呼，其中包括以方言或俚语呼叫，但在正式或“公交”场合，则就应该按照国家法令或公事程序办事。在这些“细事”上，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给后人作出了榜样：1946年，他给清华驻港的邵循正教授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就地促请在港的陈寅恪先生返校复课，其中有言（请注意“恪”字的拼法）：

Professor Hsuncheng Shao:

……Please transnit invitation for Professor Yinko Chen rejoin Tsinghua faculty next year.……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

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

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长衫、长袍、马褂，成为陈寅恪毕生形象的写照。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他应该不会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刚刚开始。

“书上有的不讲”一名学生上课，也认真备讲义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守为回忆，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更有甚者说陈寅恪可以背诵《十三经》，胡守为认为这也不准确，“说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说全能背诵”。倒是曾有学生回忆:“陈老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数、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黄萱家在中山医附近，彼时交通不便，可以说陈寅恪经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记在脑中的东西需要宣泄出来，否则太过紧张。每次都是口述完毕，陈才能放松下来。

家中上课阳台就是课堂

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遨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1957年时，选修课一周两节，但因健康原因，陈寅恪一周分上两次，每次只上一节。

大师离去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

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内心寄托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动荡乱世，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柳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其实，陈寅恪晚年处境与柳如是何其相似。

学生发难告别讲台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重修后对外开放。大师已经远去。大师不曾远去。

陈寅恪的"恪"正确读音为kè念què非误读

1月22日本版刊登的《“陈寅恪”应该怎样读》，认为“恪”的正确读音是kè而非què。本文作者提出另外的看法——

既然què不是“恪”的正确读音，为什么陈寅恪先生的家人、亲戚、学生、助手和文史学界人士，也把kè念成què呢？他们学识渊博，何以会不知道“恪”

读kè？建国后《辞海》先后有过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的将于今年9月出版，新版未读，但前几版的缩印本均承旧版(1936年)清楚标示：“恪”读音kè，旧读què。

陈寅恪先生本人怎么读“恪”的呢？经典理据是陈先生用英文拼写自己的名字为“Tschen Yinkoh”或“chen Yinke”。再就是广泛见诸于各种刊物的两则记载：一是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说应读kè，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另一是陈先生本人就说过“恪”字读què。不同的说法，很让人莫衷一是。

“恪”在宋代编纂的韵书《广韵》是“苦各切”，这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一种方法叫“反切”。根据这个反切折合成今天的北京音是kè，因此，“恪”的规范读音是kè已成为学界的一致看法。可是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为什么还有一个què的读音呢？这应该看作是汉语语音演变的一个特例。

“恪”字本作“愙”，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记载：“愙，敬也。从心，客声。”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今俗作恪”。所以，“恪”是“愙”的俗体字，表示恭敬义，字从“客”得声。而“客”在北京除了读kè，还另有一口语音qiè（《汉语方音字汇》25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山西太原和山东德州等地也念qiè，这个音大概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

此外，从“愙”派生出来的一个“愘”字，除了读kè，另有一个qià音(《集韵》：丘驾切)。“恪”读què，不仅仅是陈先生的家人、亲戚、学生、助手和文史学界人士，京津地区的人也大都读此音。清末学者吴大澂，号愙斋，所著《愙斋集古录》，京津一带就说“què斋”。陈寅恪的表叔俞明震，字恪士。近代著名诗人兼教育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四中称其好友俞明震就写作“俞确士”而不是“俞恪士”。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陈衍当然知道俞的字是“恪士”，写成“确士”是由于“恪”与“确”同音。“客”有kè和qiè两读音；“愘”有kè和qià两读音，“愙”字从“客”得声，京津地区的人也就依此读成què，而“恪”是“愙”的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成què了。

由此可见，“恪”念成què并非误读，有口语事实为依据；《辞海》除了标注现在的规范读音kè，还保留旧读què，这是对语言事实的尊重，体现了编纂者的深厚学养；而陈寅恪先生对他名字的“恪”以kè为正读而又不去纠正qu è音，表现出一个大学者对汉语语音演变复杂性的深刻了解。（黄小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