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艺批评述评

第23卷第3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5月Vol. 23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1

“十七年”文艺批评述评

齐玉朝徐丁林

(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北唐山063000)

摘要：“十七年”文艺批评进程曲折，面貌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整体环境较为宽松，文艺批评寻求着科学理性精神，但受“一体”文艺思想制约，批评开始向政治斗争异化。50年代中后期，既有科学理性精神的高扬，又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横遭践踏，科学理性与政治异化双重变奏的态势更为明显。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文艺批评在阶级斗争语境中力图自救，最终又别无选择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关键词：“十七年”文艺批评；科学理性；政治异化；批评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1）03-0037-05

文艺批评是整个文艺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十七”年的文艺批评是整个文艺事业的组成部分，它同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文艺创作实践及文艺理论研究密切相联，对新中国“十七”年文艺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说过：“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1](P373)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也说：“批评──这意味着要在个别的现象里去探寻并显示该现象所据以出现的一般的精神法则，并且要确定个别现象和它的理想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2](P258)普希金和别林斯基在这里实际上界定了文艺批评的基本性质和职能，文艺批评要研究、分析作家、作品、文艺思潮及种种文艺现象，从中发现并总结出规律性，以超越具体文艺现象的理论形态，指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等文艺实践活动。文艺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文艺的科学理性活动，基本目标在于促进文艺的发展、繁荣，建设性应该成为文艺批评活动的显要特性，这也是衡量文学史上某一时段文艺批评是否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从这一角度考察、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批评，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段的文艺批评进程呈现科学理性与非科学理性、建设性与破坏性相互对立又错综纠结的极为复杂的面貌。梳理十七年的文艺批评，探讨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建设文艺批评的科学理性精神，发展正常、健康的文艺批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1949-1955：对科学理性的寻求与扭曲

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文艺历史的开端，文艺批评继承五四以来新文艺批评特别是40年代解放区文艺批评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1949年到1955年，文艺批评的整体环境比较宽松，理论批评家们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特点的批评对象，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力图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发言。他们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为批评方法，遵循文艺规律，努力探讨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的新特征和面临的新问题，试图做出理论的回答。这一阶段文艺批评的成果首先表现为新作品评论。当时，在毛泽东工农兵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表现新题材、新人物的作品，如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结婚》、谷峪的《新事新办》等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鲁煤等人集体创作的话剧《红旗歌》、老舍的话剧《龙须沟》；赵树理的《三里湾》、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长篇小说。批评家们面对新的创作实践，迅速做出批评反映。茅盾在《读〈新事新办〉等三篇小说》一文中，比较分析了三篇小说的主题表现、素材选择和细节描写，热情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成绩。冯雪峰发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章具体深入地分析了小说主题提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成就，认为在当时出现的反映人民革命战争的文学作品中，“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老舍的《龙须沟》创作并演出成功，在批评界引起了热烈关注，周扬给予了热情肯定，提出“要学习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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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0-01-18

作者简介：齐玉朝（1955-），男，河北玉田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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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3]此外，像陈涌的《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评〈三千里江山〉》、艾青的《公刘的诗》、丁玲的《读魏巍的朝鲜通讯》等批评文章，都是热情肯定新的创作，立论中肯并做出具体分析的文章。这一阶段文艺批评的成果还体现为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有关创作问题的理论探讨，这些理论探讨更能表现出当时文艺批评的理性态度与理论品格。1949年8-10月，《文汇报》、《文艺报》就文艺作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论争的焦点在于小资产阶级人物可以不可以作为文艺作品的主角。以冼群为代表的一方持肯定的观点，认为可以把小资产阶级人物当作主角来写，为谁服务的问题并不就是以谁为主角的问题，但对小资产阶级应批判地写。[4][5]以陈白尘为代表的反对方认为，工农兵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主人公地位，工农阶级是革命的主力，文艺作品应该以工农兵为主角。[6][7]1949年10月，何其芳在《文艺报》第1卷第4期发表《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议》，强调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同时也认为“一切具体文艺作品都绝对只能以工农兵为主角，那也是一种不适当的应用”。1952-1953年，《文艺报》等报刊就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开展了讨论，此次讨论，并没有形成实际意义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在涉及能不能在矛盾冲突中写英雄人物、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如何处理英雄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上，参与讨论者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8]中，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可以不可以写缺点，周扬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写没有缺点的英雄是反现实主义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神化”英雄，同时他也认为为突出英雄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是必要的；英雄不应有“虚伪、自私，甚至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等”品质上的缺陷。1953年最后一期《文艺报》上冯雪峰发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一文，文中强调写英雄不能离开实际生活的矛盾斗争，不能离开普通群众，强调不能把英雄人物理想化。这一阶段的文艺批评，总体来讲是健康、正常的，具有建设性。对作品的评论，批评家们既重视社会政治功利价值，又重视文艺审美价值，力求从鲜活的创作实践中寻找适合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文艺规律。关于创作问题的理论探讨或争论，涉及到新时代文艺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及艺术表现等较深层的理论问题，尽管批评者观点不一，但多数都能以探寻理论为目标，心平气和，不随便以政治压人，表现了文艺批评应有的科学理性。

1949-1955年间的文艺批评是在文艺思想的“一体化”格局中进行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形成了文艺思想的“一体化”格局。由于当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片面化和教条式的理解，结果在文艺实践中“一体化”文艺思想逐渐演化为文艺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受这种被演化的“一体化”文艺思想制约，这一阶段文艺批评也发出了与科学理性不谐合以至扭曲甚至践踏科学理性的声音，集中表现为文艺批评被政治斗争异化，政治批判取代科学的文艺批评。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这是文艺批评向政治斗争异化的开端。对《武训传》在表现历史生活和历史人物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政治倾向，完全可以开展批评，但对一部文艺作品的批评，应当从文艺规律性出发进行学理批评。可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完全采取了政治斗争的方式，批判的着眼点是政治，这显然有违文艺批评的本性。1955年发生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文艺批评异化的典型个案。且不说强加在胡风头上的“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冤案，仅就胡风的文艺思想来说，在探讨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主体性、创作心理机制等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上都有独到见解，因而成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派别[9]。但是当把文艺问题纳入政治批判的框架之后，批评的科学理性精神便会让位于政治审判，复杂的学理问题便简单化为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文艺思想。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文艺批评践踏了文艺批评的科学理性，以非政治运动方式开展的某些文艺批评同样也扭曲了文艺批评的本性。1951年，《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开展了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批评者脱离现实生活实际，也不顾作品的实际，从既定的政治概念出发，认为小说歪曲、丑化工农干部形象，甚至有的批评者评定作者的阶级“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10]。

二、1956-1960：科学理性与政治异化的双重变奏

1956-1960年，文艺批评呈现极为复杂的情形，既有过张扬科学理性、表现探索精神的批评的活跃和繁荣，给文艺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经常出现政治斗争干扰并严重损害文艺批评的状况，使文艺批评充当了阻碍文艺事业发展的不光彩的角色。这是文艺批评大起大落、产生强烈反差的几年，从这种强烈的反差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何为真正的文艺批评，何为异化的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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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带来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也为文艺批评带来了新的生机，理论批评一时空前活跃。许多理论批评家和作家大胆探索，以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及文艺管理方面种种教条主义表现提出了严厉批评。何直（秦兆阳）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进行切中时弊的批评。文章强调了现实主义必须“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对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即“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提出了质疑，“这无异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11]文章一发表，引起文艺界广泛关注，很多理论批评家都参与关于现实主义的探讨，如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12]、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3]，都强调了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批评了当时文艺思想上教条主义、庸俗机械论的倾向。理论批评的活跃还表现批评界“人学意识”的觉醒。巴人发表了《论人情》[14]、王淑明发表《论人情与人性》[15]、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16]，这些文章观点尽管不完全一致，但都体现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关怀精神，目的在于促使文学在更全面、更深刻的层次上去表现人。上述文章密切结合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现状，在批评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文艺批评上的机械化、庸俗化的同时，探讨了文艺创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诸如现实主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阶级性与人性等等。这些文章反映出文艺批评思想和观念努力挣脱教条主义束缚，克服了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倾向，摆脱了政治斗争的干扰和影响，文艺批评面向创作实际和文艺工作实际，以理性的科学分析精神面对批评对象，显示了批评本身应有的品格。这些文章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它们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既实事求是，又具体分析，对理论的探讨是学理式的。此次批评的兴旺，是新中国文艺批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次大张扬，说明文艺批评逐渐走向成熟，发挥了对文艺创作的匡正、引导作用。可惜这种文艺批评的势头未能继续下去，很快就被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扼止，文艺批评再次受到严重损害。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和随之而来的1958年文艺界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大批判中，文艺批评充当了政治斗争的先锋。反右派斗争中，对上述批评教条主义、探讨创作问题的文章进行了批判，对在“双百”方针鼓舞下产生的一批干预生活、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以及描写爱情、表现人性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也进行了批判。1958年，文艺界开展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报》开辟了“再批判”专栏，对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等人1942年在延安写的一些文章和作品再次进行批判，又重点批判了反右派斗争中已被批判的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17]当时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最能代表当时文艺批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及批评方式的是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长文，文章以政治审判的口气指出：“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论点。很显然，他们攻击的目标不只对着文艺本身，而是对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18]这篇文章并非周扬个人的观点，它曾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19](P333)实际上代表了领导层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理论总结，从文艺批评角度看，它是当时文艺批评权力话语的典型文本。由周扬的长文可以看到，上述两次批判，都是从政治斗争角度评价文艺问题，文艺批评权力话语的核心是政治，批评方式是以机械社会学为指导的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形而上学，文艺批评已经丧失了科学理性精神。比如，对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正当批评，被批判为否定社会主义文艺；提倡艺术民主，被批判为反对党的领导；批评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被批判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提倡干预生活、“写真实”，被批判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扩大题材领域，被批判为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两次批判，是“左”倾文艺思潮在文艺批评中的严重表现，败坏了文艺批评的声誉，严重扭曲、践踏了文艺批评的品格，文艺批评成了政治批判，实际上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1958年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配合党中央对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错误的纠正，文艺界也力图纠正“左”倾错误。1959年2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周扬就大跃进中文艺工作的偏差发表讲话。5月，周恩来在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旨在纠正“左”倾思潮。于是，文艺批评又开始走向正路，渐趋活跃，批评者对创作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于黑丁的《文学要描写矛盾斗争》、林默涵的《关于题材》、茅盾的《创作问题漫谈》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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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就文艺作品回避矛盾、题材狭窄及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片面理解等问题发表看法。1959年，开展了对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和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讨论。《青春之歌》发表后，有人指责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20]。大多数人则从作品实际出发，依据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成就，批评了那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批评。《“锻炼锻炼”》发表后，有人认为小说歪曲了农村劳动妇女和干部的形象，但多数人认为小说真实描写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歪曲现实。关于这两部小说的讨论，对于已经受严重创伤的文艺批评很有意义。1959年8月以后，伴随着政治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文艺界的纠“左”突然演化为反右，从1959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文艺界又掀起一场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运动。在理论观点上，这次批判了巴人的“人性论”、于黑丁的提倡写矛盾冲突的主张，还批判了李何林强调文艺真实性的观点。在创作上，郭小川的《望星空》、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受到批判，被指责为表现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李古北的一篇批评浮夸风的小说《奇迹》被判为毒草。这次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与政治上反右倾斗争紧密相联，又一次助长了文艺批评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

三、科学理性的自救与最终迷失

1961-1965年，文艺批评进程又经历了剧烈起伏震荡。60年代初，文艺批评曾顽强地向文艺规律回归，向自身回归，但最后终于在强大政治力量的挟迫下别无选择地彻底走上政治斗争轨道。从1961年到1962年8月，由于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批评、纠正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历经严重创伤的文艺批评再次出现转机，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气象。此间，全国各地报刊对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上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涉及到创作题材、塑造英雄人物、历史剧、悲剧和喜剧、文艺美感共鸣、山水诗有无阶级性以及继承我国文艺理论遗产等多方面的问题。对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和茹志鹃的小说，围绕着表现人情、题材选择、作品风格等问题也展开了讨论。上述讨论，发扬了学术民主，气氛热烈，各抒己见，有些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这些讨论有助于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对文艺批评的自身建设和发展也非常有益。这次文艺批评的转机，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1962年8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这次会议，会议贯彻了党对文艺政策调整的精神，讨论了如何正确反映农村中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人物塑造问题。与会者畅所欲言，敢讲真话。邵荃麟以批评家的勇气，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前些年文艺创作中“左”的倾向，并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他批评了创作中忽视现实生活丰富性和复杂性、人物形象不够多样的倾向，主张应重视对中间状态人物的描写[21]。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的批评还不是十分直接，但作为批评家能够发出独立声音已是难能可贵。

由文艺政策调整带来的文艺批评的生机时间不长，很快便在愈来愈严重的“左”倾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夭折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影响，文艺界“左”倾思潮日益泛滥，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便是“左”倾文艺批评的恶性发展。1962年8-9月，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反党大毒草。1963年由江青插手组织对《有鬼无害论》和昆曲《李慧娘》进行批判。1965年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些批判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影射比附，利用文艺批判罗织罪名，制造冤案，文艺批评实际堕落为政治陷害的一种手段。1963-1965年，文艺界针对一批文艺作品和一些理论观点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在各种刊物上被批判，被打成宣扬“阶级调合论”、“资产阶级人性论”、“中间人物论”的修正主义影片。小说《三家巷》、《老坚决外传》等也被加以各种罪名，横遭批判。对周谷城的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等理论观点也进行了政治批判。随着“左”倾文艺批评的泛滥成灾，文艺批评的声音充斥的是杂伐之声，科学理性精神已荡然无存，完全丧失了自身应有的品格，成为“左”倾文艺思潮得以泛滥的主要形式，不仅为“左”倾文艺思潮推波助澜，而且完全成了政治批判的工具，甚至被阴谋家利用，堕落为政治阴谋的工具。

四、几点思考

“十七”年的文艺批评在风风雨雨中前行，道路曲折而艰难。它总是试图培育自身的科学理性精神，获得自身的独立品格，却总是经不住政治斗争的挤压，一次又一次跌进政治斗争的漩涡，至“文革”前夕，终于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这种带有戏剧性又令人扼腕长叹的进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1）文艺批评的正常开展与“双百”方针密切相关。考查“十七”年文艺批评历程，何时“双百”方针得以贯彻，文艺批评就能正常开展，就能积极促进文艺事业发展。反之，文艺批评就只能造成只许一家言，不许他人言-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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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就会丧失科学性、公正性，就会阻碍甚至扼杀文艺事业的发展。（2）必须重视文艺批评的科学理性精神。文艺批评当然离不开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文艺批评作为科学理性的认知活动，必须坚守自身的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往的被政治斗争异化，现今的被商品经济的毒化或被功名腐化，都是对科学理性精神的亵渎。（3）必须重视、加强文艺批评自身的建设。“十七”年的文艺批评不管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非正常情况下，它面对的总是批评对象，很少在批评实践中反观自我，建设发展自身，社会学批评方法（有时则是庸俗社会学）几乎成了“十七”年文艺批评的唯一方法，文艺批评观念、方法单一，特别是缺乏文艺批评的理论自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批评观念、方法已呈多元化格局，但要构建我国文艺批评各学派的理论体系，发展批评理论，尚需作出坚实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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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J].中国青年,1959,(2).

[21]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A].邵荃麟评论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Review on Seventeen Years’ Literary Criticism

QI Yu-chao XU Ding-l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Hebei Tangshan 063000) Abstract: The course of Seventeen Years’ literary criticism is tortuous and the physiognomy is complicated. It seeks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pirits when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is not very stringent during the initial foundation period of new China. However, it began to alienate towards political struggle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 of the idea of “An organic whole”. In mid-late 1950s’, the scientific rational spirits were dissemin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trampled wantonly. From the early 1960s to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struggled to save itself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class struggle but became means for political struggle without any choice.

Key Words: “Seventeen Year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scientific ration; critical character; political dissimilation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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