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摘要：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钱钟书；周易；围城；修辞观；文化阐释

钱钟书先生学通古今，自幼熟读经史，深得《易》理之精髓。无论他创作小说《围城》时的文心独运，还是他有关语言修辞和理论阐释的文艺批评，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文化解读，都与他对《周易》这部古老经典的深刻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周易·渐》卦与《围城》之关系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名字出自《周易·渐》卦，这是大有深意的安排，当有某种文心与义理潜存于中。

小说里有方遯翁用《周易》为即将出世的长孙占卜吉凶的情节。以此推测，其长子鸿渐出生时，方遯翁想必也少不了一番这样的思量，不然他就不会用“鸿渐”为儿子命名了。《周易·渐》卦云：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此卦六爻的位象，生动展示出一只鸿雁不断寻找栖息处所的动态过程。所以

周易的结构组成

《周易》的结构组成 ——摘录于杨兴让著《周易研究》第三章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结构组成，《周易》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周易》本身乃由符号错综而成，其结构就显得更为复杂。就简略而论，《周易》的结构乃是阴阳符号变易而成。还有，《周易》的结构乃是《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八卦相摩相荡重叠而成。如果再往详细一点，就是《周易》中的原始八卦各代表一种物象；两种物象又各互相重叠组成了新的事物象征。也有两个原始八卦相重叠组成了新的事物象征，这种事物又由六个爻位组成；这六个爻位的内容变易又赋予了这个事物的一个特定内容。就一般情况而言，这是人们所共知的常识。《周易》的研究到了宋代，一个叫邵雍的易学大师的研究颇令人关注。在《周易》的占卜方面，他发明了“数字起卦”法，对占卜术来说，可以说是一次变革。除此以外，他对《周易》的卦形结构组成也颇有研究，并推出了《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六种图形（见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我们先来看看邵雍所谈的这些结构。这些图形被朱熹首次列入他的《周易本义》之首，并加了注译。其图形（二）下注为：

《系辞转》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说卦传》曰：“《易》，逆数也。”《邵子》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未得生之卦，若逆推四时之比也。”后六十四卦次序放此。其图形（三）下注为：《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方位放此。其图形（四）下注为：前八卦次序图，即《系辞传》所谓“八卦成列”者，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画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

鲁迅生平、创作、思想发展三个阶段

鲁迅三个发展阶段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生平、创作与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1881-1917）寻求真理的爱国主义者（37岁之前）包括童少年时期、南京求学时期、留学日本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一、生平 1.童少年时期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一个日趋衰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8岁到南京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写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7岁进本宅家塾从叔祖父周兆蓝学《鉴略》，12岁又到另一个族叔周子京的私塾读书，同年进本城私塾“三味书屋”读书，直到16岁。鲁迅13岁时，祖父因科场作弊案监候7年，家庭由此衰落。16岁时，其父因患水肿病久治不愈而去世。 2.南京求学时期 1898年5月，18岁的鲁迅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分在管轮班的机关科学习，并正式改名为周树人。因不满该校的乌烟瘴气而于翌年1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编在矿务班，至1902年

1月毕业，在南京度过了四年的时光。这期间，鲁迅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尾声、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 3.日本留学时期 1902年1月，鲁迅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1902年3月，他被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同年4月，入东京弘文学院修习日文及普及速成科，课余研究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并开始了译著活动，至1904年4月30日毕业。1904年9月，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6月中止学医后，回到东京与友人许寿裳等提倡文艺运动，并在1908年加入光复会。 4.辛亥革命前后（这里所说的辛亥革命前后，是指鲁迅于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到1918年4月他写出小说《狂人日记》是为止这段时间。）鲁迅归国后，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同时担任植物学日籍教师铃木珪寿的翻译。1910年8月，鲁迅回故乡改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学及生理学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光复，鲁迅被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离绍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5日，鲁迅随部迁往北京，先后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和佥事等职。

浅论钱钟书的《围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拟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浅论钱钟书的《围城》学员：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2010级学号：***** 指导教师：论文成绩：工作单位：石河子****学校

浅论钱钟书《围城》摘要：《围城》是钱钟书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留法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的生活、工作、婚姻恋爱等方面所遇到的矛盾和纠葛，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猥琐灵魂与灰色人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病态社会中学术圈子里伪文化人的真实故事。《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但又充满浓郁的喜剧色彩。钱先生的创作根基是讽刺。《围城》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讽刺技法也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比喻、议论、夸张等的运用，有时在简短的言语或词语中显露机峰；有时却在大段的叙述或描写中深藏着；而且文章还含有深意的象征。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典型情节、语言艺术三方面来论述《围城》这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关键词：知识分子人物塑造艺术语言艺术典型情节

提纲：《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曾被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其语言深得“文字游戏三昧”，而又绝非词浮意浅的游戏文字。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钱钟书和他的《围城》。一、介绍小说《围城》的故事梗概。 1、介绍作者钱钟书。 2、介绍故事梗概。二、论述小说的人物和典型的故事情节。 1、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 2、典型的情节与评价三、论述小说的语言艺术 1、幽默的形象讽刺 2、讽刺手法的多样性（1）比喻讽刺（2）微妙的心理讽刺 3、蕴含深意的象征四、结语：杨绛所言《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围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论梅花桩的起源及其文武一体的特点

论梅花桩的起源及其文武一体的特点梅花桩不仅是一派拳术或养生的方法，而是流传在民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和“根”。相传在西周以前，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有一个祖师化名“云盘”，住在“西域天盘云程孝县清静宫玄金殿”，即现在的昆仑山一带。他创造了两种拳，一为“八卦”；一为“梅花”。它们的图谱分别是：其中“八卦”的图谱是“八卦”、“三爻”、“阴阳”、“太极”；而“梅花”的图谱则是“五行”、“八方”、“九宫”、“太极”。图谱的前三项说的是人类认识宇宙、认识万事万物时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思维顺序。例如“八卦”图谱中的“八卦”，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位或八个卦相，它们也分别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天地万物的一种简约形相。“三爻”（又称“三才”），即天、地、人。“阴阳”，也是阴、阳二爻。又如“梅花”的图谱则是：“五行”，即金、水、木、火、土，它们代表了万事万物的五种基本性质或五种基本组成因素。“八方”，即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八个方向，因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也都与方向有关。“九宫”，则指八个方向及中心一点的九个位置，在此它表示着多种多样的地域或地形，因为任何事物也都受着它所在的地域、地形的影响。在以上“八卦”和“梅花”的图谱中都有一个“太极”的图象，这表示上述的两种思维顺序，都要遵循一个共同的思维规律━━“太极”。《太极图》是一个思维规律的模式，这就是：一、万物都有阴有阳，而且要阴阳分明，达到阴阳平衡；二、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纯净的，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相渗透；三、《太极图》中的阴阳交界是一条光滑的曲线，它表示宇宙万物的阴阳变化也是逐渐地，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根据中国古代哲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解释：“太极”系由“无极”而来，“无极”为宇宙之始，由“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于是万物生矣，这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顺序。《系辞》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这里的“天下之至神”，即大脑产生的灵感。人类可以通过练功而达到心性的“寂然不动”，“静能生慧”大脑的潜意识活跃灵感被激发。（见作者所

21世纪易经的前景展望

21世纪易经的前景展望(周易与文化) 近两年来，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有关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讨论性文章纷呈并出。的确，这正是我们现时代的热门话题和重要话题。众所周知，我国已经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式加入了WTO，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式步入一个新阶段，融入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之中。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必将会加速其各自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升华吸收的过程。《周易》古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其《易传》是一部充满丰富哲理的古代哲学著作，它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上古社会史料，汉代以后一跃而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因而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身份，并成为历代学者长期研究的对象，为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汉学家们所研读，形成了一股彪炳灿烂的“易学”热潮。20 世纪以来，对《周易》以及与其相关的历代易学著作的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新的世纪里，易学的研究自然将会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成果。易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现代多个学科门类，如哲学、历史、语言学、天文学等。同样，它也是当代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关注的治学对象。作为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我们对易学著作的研究，显然更多的关注于易学文献本身的爬梳和整理，执着于通过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训诂、编纂、辨伪、辑佚等一系列文献整理研究手段，为其它相关学科层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因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只有立足于研究对象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然后才能进行哲学的、历史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关于21 世纪易经文献整理工作的发展走向，我们认为，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和反映。一、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和发展中国文献学这样一门学问，大概至迟从春秋中期孔子整理以六艺为主的古代典籍开始就已经存在，但由于我国传统文献研究重实践轻理论的原因，作为一门学科的文献学却产生很晚。目前所知最早的以“文献学”命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1］一书。此后近半个世纪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才继之而起，各类文献学著作层出不穷。这些著作，有的属于古典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现代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文献学总论性质专书，还有的属于专科文献学。据笔者所见，仅专科文献学就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2］，单淑卿、张春玲等《中国经济文献学》［3］，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4］，谢玉杰、王继光等《中国历史文献学》［5］，张伯元《法律文献学》［6］，等等。由此可见，晚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献学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来，有的学者还对中国文献学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辩证的思考和分析，并从学科本身发展建设的角度，深入论证了学科改革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冯浩菲教授先后发表了《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7］、《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8］等系列论文，就此提出了一系列中肯可行的意见。冯先生还颇具卓识地指出：“专科文献学的发展，无疑将会启迪、激发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的研究。也就是说，不难预料，21世纪前20年，不仅会有大批的、配套的专科文献学著作出现，还会有大量的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著作相继问世。”［8］从如上所述中国文献学相关的各级学科体系建设情况来看，作为专书文献学性质的易经文献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易经各专题文献学，已具备了进行学科体系初步建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易经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从现有的史书《艺文志》或《经籍志》记载情况来看，易学文献是相当丰富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周易》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著作时有出版。从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易经文献当不下3000部。从适应本学科研究发展的需要来看，建立易经文献学及各专题文献学的必要性也愈益明显，如果能够在尽可能全面吸收和反映前人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建构一门专书文献学意义上的易学文献学，显然会有利于促进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可能激发和引导当代易经研究自觉、有序地发展下去。基于上述所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方面原因，我们认为，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任务，就迫在眉睫地压在了当代文献学理论研究学者的身上。同时，我们还相信，21世纪也必将出现多部日益完善、成熟的易经专题文献学著作。二、对易学文献的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将会成为新的研究重点之一 20世纪以来，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国学特别是传统经学的研究一度受到排挤和非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不适宜也不允许经学研究问题的提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重要分支的经学的深入发展。8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和深入，国内经济形势的日趋繁盛，以及与国外学人学术交流的频繁不断，学术思想也渐趋自由和先进，因此我们认为，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和总结检讨有关易学中的经学问题，组织相关学者重新考察论定有关易经部分经学研究中的一些是是非非，诸如《周易》经传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做出总结性的评说，应该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注意到，20世纪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对经学及经学史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以易学史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徐芹庭《易学源流》(上、下)，简博贤《魏晋四家易研究》，大陆学者如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探讨易学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更注意到将易学学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往往透过学术发展背景的社会层面因素，探讨论证经学问题的是是非非，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文献学者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大量爬梳来论述问题这样一种思维角度还是不够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教育等时代潮流中的各种因素，无疑在影响着易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这已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无须在此赘述。而另一方面，当易学的传播和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儒家经学分支学科）在社会各阶层意识中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时，它必然要反过来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具体方面，甚至还可能影响到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因此，对后一方面现象的研究，就不能不引起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当代易学文献学者对此方面考虑不足，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更谈不上。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易学经学史研究，将会在这方面出现更多的闪亮之作，并在另一层面更加深入地推动易学文献本身的研究。在对有关易学的经学史研究中，不难发现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和关注的对象，更多是历朝历代经学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易学文献，如郑玄《周易注》，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朱熹《周易本义》等一类二次文献乃至三次文献的研究，强调研究对象的代表意义。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易学研究主流代表人物的文献进行深入探讨，但同时似乎还应对一些在当时乃至其后影响不深的易学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出各个阶段易经研究的实际状况。此外，还应加强对其它相关文献中潜在的易学思想的研究，例如从汉代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的释词内容，

浅谈周易与中医理论

浅谈周易与中医理论《周易》被称作“群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自《周易》一书诞生后的几千年间,历代学者对其不断的进行解读与诠释,而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即“易学”。易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医学同样受到极深的影响,故有“医易相通”之说。《周易》卦象在藏象学中的应用自宋代理学出现之后,易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大发展时期,这成为易学从庙堂走入民间,在全社会普及的一个契机。在医学领域内,宋代援儒入医的潮流导致大量儒医的出现,使得医生行业内平均的素质与学养大为提高,易学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构建医学理论的思想重要工具之一,故有“医易同源”之说。与以往易学对医学只有间接影响不同,明代之后的医家更倾向于直接引用《周易》中的引文与卦象来说明其学术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以《坎》、《离》的卦象来比喻肾藏与心藏。以卦象喻五藏最初源自其五行属性归类,《难经集注·荣卫三焦第四》曰:“八卦属五脏法三焦,以明人之三焦法象三元也。心肺在上部,心法离卦,肺法兑卦;乾卦,主上焦,乾为天,所以肺行天气;脾胃在中部,脾胃属土,统坤卦;艮亦属土,艮为运气,主治中焦;肾肝在下部,肾法坎卦,肝法震卦;巽卦,主下焦,主通地气,行水道,夫如是。乃知坎离震兑坤以法五脏,乾艮巽乃法三焦,以合八卦变用。” 而后,《坎》卦与肾藏的关系引起了医家们的注意。自刘完素首倡新“命门”学说以来,命门、相火与肾藏的关系就成了医家门讨论的热点问题,尤其是肾中藏先天真阴、真阳的结构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为说明这一理论,《坎》卦的卦象作为最佳的理论模型,而受到广泛的重视。《坎》为水,喻肾藏,其卦象为二阳夹一阴及象征二水夹一火,亦即两肾之水夹命门相火之象,代表肾中藏命门真阳。《医贯·医巫闾子医贯序》曰:“水之生于火也益信。火生乎水。亦还藏于水也。其象在坎。一阳陷于二阴之中。而命门立焉。盖火也而肾水寄之矣。”于此相对,《离》卦卦象也被用来暗指心火中藏有真阴,《周慎斋遗书·二十六字元机》曰“且真阴藏于离宫,故曰神阴。”即指“真水实生于心”。 “心肾相交”即肾升心降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魏晋时期,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曾明确指出:“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但此说只是以心肾之间静态感应,来解释《内经》中“心主耳”的说法,而并无明确的动态升降交流。首先明确提出肾升心降理论的,可见于五代时期的道家内丹学经典《钟吕传道集》中“肾气”与“心液”的理论,而在医学界内,则首见朱丹溪“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说。易学认为阳气向上运动,阴气向下运动,以乾坤二卦代表阴阳,若初始状态即是阳上阴下的话,阳气越升越高,阴气越降越低,两者分离,是为《否》卦,是不好的趋势,将会招来灾祸;反之,若初始状态即是阴上阳下的话,阴气自上而下降,阳气自下而上升,阴阳相交而融合,是《泰》卦之象,故称“阴阳交泰”,最为吉利。更进一步说,坎卦为水属阴,但其象为二阴夹一阳,又象征阴中之阳;离卦为火属阳,但其象为二阳夹一阴,象征阳中之阴。坎上离下为水火《既济》卦,阳升阴降,阴阳相济,代表事情成功与顺利;而离上坎下为火水《未济》卦,阳逾升而阴逾降,不能相交,代表事情尚未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心肾相交”理论完全是模仿《泰》卦与《既济》卦而设计的,故又有“心肾交泰”或“水火既济”之称。故《医学入门·脏腑》曰:“两肾二系相通下行,其上则与心系通而为一,所谓坎北离南,水火相感者也。” 由《坎》、《离》两卦卦象进一步分析,即得出肾阳与心阴乃人体之真阴真阳的结论,而此真阴真阳又恰恰正是人体气机升降的原动力。《周慎斋遗书·阴阳脏腑》曰:“心肾相交,全凭升降,而心气之降,由于肾气之升,肾气之升,又因心气之降。夫肾属水,水性润下,如何而升?盖因水中有真阳,故水亦随阳而升至于心,则生心中之火。心属火,火性炎上,如何而降?盖因火中有真阴,故火亦随阴而降至于肾,则生肾中之水,升降者水火,其所以使之升降者,水火中之真阴真

文学的创作过程

文学的创作过程一、创作的必要条件（一）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生活素材和广博的生活知识 1.有多样的生活兴趣，广泛地了解生活。 2.对所写的生活内容?烂熟于心?。 3.在开阔生活视野的同时，对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做深入的体察。 4.依靠直接经验的同时，还要掌握大量的间接经验，做到知识广博。（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审美观、艺术观 1.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也叫宇宙观。世界观影响着作家基本的创作原则和创作道路。 2.审美观和艺术观是对艺术的本质、特征、价值和使命的基本看法，它直接影响作家的审美个性、艺术趣味和创作质量。（三）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熟练的艺术技巧 1.艺术修养是作家进行艺术创造所必需的艺术气质、素养与才能。获得艺术修养的途径：⑴开发自己的艺术禀赋。 ⑵汲取前人艺术杰作中的艺术营养来构建自己特殊的智能结构。 2.艺术技巧是熟练地运用创作手法与技术去创造活的形象，艺术地表现生活的能力。作家要掌握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所独有的艺术表现技巧。因为艺术技巧是： ⑴使生活变成艺术的必要途径。 ⑵使艺术形象具有深厚意蕴的必要手段。 ⑶提高艺术表现力的重要条件。丰厚的生活基础、正确的世界观和熟练的创作技巧，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条件。生活经验是创作的基础，世界观是创作的灵魂，艺术技巧是创作的手段，三者相辅相成。二、创作过程文学创作活动的过程，即艺术积累、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三个阶段。理论上三者有先后次序，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错的。（一）艺术积累（材料储备）阶段艺术积累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心灵去把握生活素材的实践活动。陆文夫说：?不写小说的人观察生活，较多的着眼于事，人是作为事的参与者而存在的。小说作者较多的着眼于人，事是作为人的一种连续性表现而存在的。? 艺术积累应该把?人?当作第一目标。作家进行艺术积累和情感酝酿的基本途径，是对生活的观察、记忆、感受与体验。 1.观察：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看和审查创作对象。 ⑴观察要有广度。⑵观察要有深度。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2.记忆：把观察得来的信息、素材储存在头脑中。 ⑴艺术积累中的记忆，是经过作家筛选的印象。 ⑵记忆在艺术积累中，起酝酿、孕育、发酵的重要作用。 ⑶艺术积累中的记忆，不仅是外部材料的累积，更重要的是主体自身在观察中获得的情绪心境的聚积。《契诃夫手记》 3.感受：作家运用自己的感官去承受外物的刺激，从而产生属于艺术家自己的艺术感觉

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

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时间:2007-03-29 21:50来源:张其成国学网作者:张其成点击:2081次 ——兼论帛书《周易》五行说张其成关于《周易》与中医的关系问题，历史上有“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之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更是掀起了一场“医易热”，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一、从实践活动层面考察“医易”是否同源对易医是否同源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从实践活动、文字载体、思维方式等层面进行横向的比较，才能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从实践活动层面看，“医”是一种医疗活动，“易”是一种占卜活动，两者都来源于原始宗教巫术。汉字“医”古为“ ”或“ ”，许慎《说文解字》说“酉”即“酒”，“酒所以治病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酒有治病的作用，医与酒的关系，自不待言。“医”与“巫”有什么关系呢?按照正统说法医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实践，怎么与巫术迷信相提并论?其实医术与巫术都是原始人类的实践活动，古代即有“医巫不分”之说。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原始人类在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面前，惊恐不安，于是产生了万物皆有灵的自然观，出现了祖先崇拜、自然万物崇拜，以及原始宗教。原始人类企图找出于己有益的沟通神灵的途径，如某一患者通过祈祷鬼神而减轻了症状或者痊愈，那么这种祈祷做法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成为初步的巫术。渐渐地，巫术承担起祭祀、占卜、祈禳、祛鬼等各项活动，自然也包括诊断(找出作祟的鬼神)、治疗(用歌舞、占卜、祭祀、祝由、咒禁等方法来驱赶作祟的鬼神)。可见原始巫术中包含着医术。据《山海经》、《尚书》、《史记》、《说文》等古籍记载，中国最早的医人皆为巫，如巫彭、巫抵、巫相、巫咸皆为神医。《汲冢周书·大聚》说：“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病”。将半巫半医之人称为“巫医”。《论语·子路》

沧州周易研究会

沧州周易研究会求助编辑沧州周易研究会。英文名称为：Cangzhou Zhouyi Association，英文缩写为：CZZY。沧州周易研究会是由沧州国学院倡导并发起，由沧州市（包括市属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周易研究者和爱好者自愿联合，对周易这部传统经典进行研究交流、传播应用的非营利性质民间学术组织。研究会的宗旨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弘扬周易文化，服务现代社会。业务主管单位是沧州市社科联，并接受沧州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目录编辑本段理事会名誉会长：吕维彬何香久闫兴华武金琢名誉副会长：田松林张步云王子刚顾问：郑有才韩维通杨文元单玉吉卜广荣刘玉峰学术顾问：张志春于希贤石建和高立勋王力军裴翁刘金亮杨永林会长：孙传治常务会长：张君庆副会长：孔德才路飞王长松王宝国秘书长：杨宪章副秘书长：田雪峰秘书：侯立明杨德林朗文生吴雪梅郑景华[1] 编辑本段业务范围 (一)拟定课题，开展学术研究； (二)举办与周易相关的学术报告、研讨、讲座、培训； (三)收集整理易学资料，组织编写相关教材； (四)发布研究成果，办好学术刊物； (五)提供学术咨询，解答疑难问题。

沧州周易研究会设思想理论部、人生事业部、经营管理部、运筹策划部、建筑环境部、养生保健部，面向机关团体、大中学校、企业公司、社区街道积极开展以下服务活动。编辑本段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会定名为沧州周易研究会。沧州周易研究会英文名称为：Cangzhou Zhouyi Association 沧州周易研究会英文缩写为：CZZY 第二条沧州周易研究会是由沧州国学院倡导并发起，由沧州市（包括市属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周易研究者和爱好者自愿联合，对周易这部传统经典进行研究交流、传播应用的非营利性质民间学术组织。第三条沧州周易研究会的宗旨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弘扬周易文化，服务现代社会。第四条沧州周易研究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沧州市社科联，并接受沧州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第五条沧州周易研究会住址设在沧州市光荣路运河区政府院内。第二章业务范围第六条沧州周易研究会的业务范围是： (一)开展对周易及其应用的学术研究； (二)举办与周易相关的学术报告、研讨、讲座、培训； (三)收集整理易学资料，组织编写相关教材； (四)发布研究成果，办好学术刊物； (五)提供学术咨询，解答疑难问题。第三章会员第七条沧州周易研究会可以由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第八条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拥护本会章程； (三)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四)对周易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 (五)有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六)优先吸收党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 (七)优先吸收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 (八)有稳定的职业和工作，不吸收无营业执照，走街串巷、沿街设摊的社会闲杂人员； (九)对于在周易方面确实学有专长，或者在本市的周易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人员，对学历和职称条件可适当放宽。第九条会员入会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论钱钟书《围城》的主体思想

论钱钟书《围城》的主体思想 ——函授毕业论文内容提要：《围城》是40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讽刺性极强的一部小说。该小说中，钱钟书涉笔成趣，广泛描写了社会的形形式式，写尽了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的自我围困的主题。对在传统围困中消磨着人生的方鸿渐、高辛楣、苏文纨等中国西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从文化的中、西，现代与传统的多重背景上，从哲学、思想多重角度作了精心的审视。其间无不“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且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关键词：喜剧、小说、文化、讽刺、人生、钱钟书。《围城》一书是钱钟书1944年动笔写，成书于1946年。这时作者正在沦陷“孤岛”——上海。1944年，湘桂战役大溃败，国民政府腐朽而不可救药。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此时，作者对黑暗的诅咒、嘲谑，对光明的期待及焦躁，这作为一种创作心理，反映在《围城》上，使讽刺成为这部小说的主色调，也体现出现代文学的喜剧品格。另外，该小说还侧重于对人生的探索，但仅只是人本的、形而上的层次。首先，《围城》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映和讽刺，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围城》首先是一个流浪汉——方鸿渐的喜剧旅程。留学法国的青年方鸿渐，从海外归来，然而返回家乡后却总是不

能安顿，一再踏上漂泊的旅程。先在银行里，接着去了三闾大学，然后到了新闻社，最后又决定去重庆，每次都以希望始而以失望终。夏志清认为，“《围城》称得上是‘流浪汉’的喜剧旅程录”，即《围城》有18世纪英国“浪荡汉小说”的风险味道①。钱钟书借他一路漂泊的机会，涉笔成趣，广泛描写了社会的形形式式：西式餐馆内，“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外，面包、牛奶、红酒无一不酸”。内地旅程中所乘坐的沙丁鱼罐车又挤、又破，“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脚变成了几何学上有名的角度”，且车子随时抛锚。欧亚大旅社内，肥硕的女掌柜摊开胸膛喂孩子奶，用香肠式的帮女儿捉虱子；所喝牛奶咖啡”又黑又香，上面浮着一层白沫，像人的唾沫；“三鲜糊涂面”又腻又粘，像一碗浆糊；床铺上跳蚤无处不在，“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鹰潭客栈内，又冷又黑的红烧肉；落满苍蝇，“似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的馒头；不知多少年的一块长满蛆虫的肉，店主美其名曰“肉芽”。这些，既写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沦陷区”的人们对正常的生活都已麻木，无心也不可能有条理地打理起生意，使一切都那样萧条、不堪入目。这无不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控诉。其次，《围城》在冷静、如实的叙述中，使环境和人物心理及自身的言行构成讽刺，尤其是作者深入把握和表现了人物情感变化中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使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独特的讽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小说中，举凡道德、风俗、人情，无不笼罩在他的讽刺之下，古今中外的警句妙喻，随手

试论周易与音律论文

试论《周易》与音律摘要：《周易.系辞传》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论断，简洁明快地突显阴阳本原性的意义。阴阳之道变化发展的原理可以通融无碍地解说律吕之变化生成规律。由阴阳二气构建起来五声、十二律相生相谐序列，充分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即试图对《周易》的思想及音律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揭示其思想文化的深处底蕴。《周易》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该书有《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所构成，从总体上看它是一部指导人们和利用自然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著作。其中，《易经》是我国古代先哲通过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进行高度总结概括后而形成的。它集中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现象和发展变化的饿规律。《易传》则是对《易经》进行解说，用来阐发义理的哲学典籍。几千年来，《周易》以其外在的魅力（奇特的结构形式和抽象的符号显示），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千古永辉的义理和复杂神奇的运算机制），吸引着人们在各个领域对其进行研究和应用，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研究体系。从艺术领域来看，文学、书画、建筑、音乐等门类都受到易学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学者依据易学各种爻卦符号、象数模式来构建乐律的变化生成形态，从而使得《周易》与音律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是音律呢？通常我们把乐音体系中各音的绝对准确高度及其相互关系称为音律。音律是在长期的音乐实践发展中形成的，音律有多类，而人们熟知的主要音律有"纯律"、"五度相生律"和"十二平均律" 三种。其中"十二平均律"目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中国古代的音律，依据《周易》阴阳二气相反相成朴素唯物辩证观点，构建五声、十二律相生相谐序列。《汉书 . 律历志》指出：“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阳之应”。这说明宫声以律管九寸为基础，而商、角、徵、羽都以九、六为基数，与《易经》的九为阳，六为阴，阴阳二气相应，说明中国音乐之产生贯穿着《周易》的精神，即《周易》就是中国音律的理论依据。因此本文将集中对《周易》与音律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一、《周易》知识介绍《周易》：它是我国古代—部指导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典藉，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对其书名含义，历代有多种各有一定道理的解说，其中东汉易学家郑玄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是讲“日月之道普照周天”。为了更好地阐发《周易》与音律的关系，下面对《周易》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介绍。阴阳：《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物万象，在其内部同时存两种相反的属性，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为用，处个不断的变化之中；其运动是以彼此消长的形式进行的。并始终处于彼消此长，此进彼退的动态平衡状态之中。保持着事物的正常发展变化态势。

从_周易_辩证思维论中医发展

从《周易》辩证思维论中医发展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Zhou Yi 孙爱云Sun Aiyun1，刘兰军Liu Lanjun2 1．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84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China100084 2．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山东济南250100 Shandong Gvernment Ofice，Jinan，Shangdong，China250100 摘要：目的：探讨《周易》中的辩证思维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方法：从周易中的辩证思维及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和启示等方面论述。结果与结论：中医源于《周易》，二者密切相关，中医学是在汲取了《周易》的哲学思维的基础上建构的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 Abstract：Objective：To probe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Zhou Yi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ethods：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Zhouyi．Results and Conclusion：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riginated from Zhou Yi and was close with i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udied physical healthy which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e of drawing from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关键词：周易；内经；中医学；辨证思维；阴阳 Key words：Zhou Yi；Nei Jing；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dialectical thinking；Yinyang 中图分类号CLC number：R22文献标识码Document code：A文章编号Article ID：1674－8999（2010）05－0886－02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独特思维方式和丰富思想内容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周易》思想中具有古老而又朴素的辩证法，自始至终以阴阳辩证的思维方法，解释宇宙间所有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变化规律。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和疾病作斗争中成功地建立起来的一门有系统哲理的古老学科，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传统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自从近代的“西学东渐”以来，中医虽然不断地受到冲击和挑战，但却依然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21世纪的今天，按照什么思路来考虑中医学的发展战略问题，不仅是医学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整个传统文化中的重大问题［2］。中医理论体系之所以在世界文化史上卓然独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拥有一套有别于印度医学、西方医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由《周易》所创立的，代表着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3］。 1周易中的辩证思维《周易》中的主要问题是讲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问题。正是这种既相反又相成的对立统一运动变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易经》对每卦的每一爻均做出原则性的一般说明，认为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变化有其发展阶段。事物变化由不显著到显著到深刻、剧烈，直至最后的最高阶段，便会超过最适宜它的发展时期，得到相反的结果。以乾卦为例：初九（第一爻）潜龙，勿用；九二（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九五（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第六爻）亢龙有悔。这里用龙的出现、变化，说明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古代华夏民族相信龙是一种能飞腾变化的神物，象征着统治者。这一卦，以龙为例，说明事物有进就有退，有得就有失，有顺利就有不顺利。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招致相反的结果，过渡到它的对立面。初步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两种可能性，既有前进的运动、肯定性的变化、积极的结果，也会有后退的运动、否定性的变化、消极的结果，由此而丰富了朴素辩证法的发展观。 2《周易》的辩证法思维对中医学的影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医药学和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总要受一定的世界观的支配和影响。由于中医学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受到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尤其是《周易》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在它的理论体系中，亦包含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4］。《周易》的“位”、“时”、“中”，是阴阳对立统一的辨证法，对中医学的生理、养生、防治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位，指的是爻的阴阳与卦的初、二、三、四、五、上位的统一性。阳爻当居阳位，阴爻当居阴位，此为得位，又叫得正。正常人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也是按照属阳的必居阳位、属阴的必居阴位的法则而排列。如营血为阴，居脉中，卫气为阳，卫行脉外。“时”又称“时义”，即卦的时间意义，又叫“时用”，即卦的时 · 688 ·

外算与内算-周易研究-201103

于古代术数中内算与外算易位问题的探讨时间：2011-03-15 10:48:35 来源：周易研究作者：作者：宋芝业刘星摘要:在古代,传统术数(也称数术)中的内算与外算是一个整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从教育史、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与知识结构,以及史籍对二者的记载和二者在数术整体功能中的权重等方面来看,“外算”是以“内算”的婢女身份出现的。从《四库全书》起,这一观念发生改变,而在阮元等人所编《畴人传》中,内算与外算之关系发生了易位。通过对晚明前清中西术数、中西文化会通的考察而发现,这一易位有其必然性。但是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来看,二者关系及各自前景值得深入思考。一、引言关于内算与外算的分别,所见文献中,秦九韶的(1202 - 1261)《〈数书九章〉序》(《数书九章》也称《数术大略》)是最早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秦九韶说:“今数术之书尚三十余家。天象、历度谓之缀术,太乙、壬、甲谓之三式,皆曰内算,言其秘也。《九章》(即《九章算术》)所载,即周官九数,系于方圆者为专术,皆曰外算,对内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歧二。”①并称自己“所谓通神明,顺性命,固肤末于见;若其小者,窃尝设为问答以拟于用。”② 可以看出,内算是指数术中秘而不传的部分,是大数术,包括缀术和三式,缀术又包括天象和历度;三式又包括太乙、六壬和奇门遁甲;内算的功能是“通神明,顺性命”。外算是数术中公开传授的部分,是小数术,指“《九章》(即《九章算术》)所载,即周官九数,系于方圆者”,其功能是“经世务,类万物”。③秦九韶生活的宋代以前,内算与外算是一个整体,内外之分不甚明显,统称数术、术数、道术、历数、历算、算法、算经、算术、数学、度数之学或象数之学,数术从业者一般称为畴人。《周髀算经》是现存最早的算书之一,其中天文和数学也是融为一体的;北周甄鸾所撰《五经算术》就分别整理了贯穿于《尚书》、《孝经》、《诗经》、《周易》、《论语》等书中天文和数学问题。《孙子算经》,唐李淳风辑《算经十书》之一,是唐宋明算科科举考试的教材之一,其中就有计算生男生女的题目,其最后一题即是:“今有孕妇,行年二十九,难有九月未知所生。答曰:生男。术曰:置四十九,加难月,减行年,所余以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四十除四,五行除五,六律除六,七星除七,八风除八,九州除九,其不尽者,奇则为男,耦(偶)则为女。”④数术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之一是《周易》,秦九韶坦陈其最重要的数术创新就是大衍之术:“数术之传,以实为体。其书《九章》,唯兹(大衍之术)弗纪。”“大衍之术”,就是今天所说同余式理论,包括大衍总数术和大衍求一术,秦九韶将其列为其著作的第一卷:“述大衍第一。”他说;“圣有大衍,微寓于《易》。”⑤即他的大衍之术的理论源头就是《周易》筮法的大衍之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⑥ 清中前期的阮元(1764 - 1849)在编其名著《畴人传》时,把内算、外算称为占候、步算两家,且对二者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步算、占候,自古别为两家。《周礼》冯相、保章所司各异。《汉书艺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术谱十八家,六百六卷,亦判然为二。宋《大观算经》以商高、隶首与梓慎、裨灶同列五等,合而一之,非也。是编著录,专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吉凶,及太一(也称太乙) 、壬遁、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⑦并在其序言中直批邵雍“元、会、运、世之篇,言之无据。”⑧ 自此,以阮元为代表的外算学者,自称为“步算一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而系统地为外(步)算家树碑立传,而将以邵雍为代表的内算家放逐于“畴人”传记以外,只以“经世务、类万物”为己任,而放弃“通神明、顺性命”这一传统数术家的终极追求,内算与外算发生了易位。这一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学东渐,特别是中西数学会通有什么关系? 是一个关乎中西数学史、术数史、星占史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的有趣问题,而相关的研究却少之又少。以孤陋之所寡闻,在科学史界,江晓原先生在其《天学真原》和《天学外史》等作品中将中国天学定义为星占数术;俞晓群先生在其《数与数术的札记》和《数术探秘》等作品中为传统术数鸣冤叫屈;黄一农先生在其《社会天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