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日关系概况

二十世纪的中日关系概况
二十世纪的中日关系概况

【姓名】:程生风

【学号】:201040410102

【专业】:历史学

【年级】:社会发展学院2010级

二十世纪的中日关系概况

【内容摘要】: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影响中日关系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①: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②:台湾问题。③:钓鱼岛问题。而应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是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入。总之中日两国的关系是“政冷经热”,所谓的“政冷经热”,是指中日两国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逆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现象,主要表现为中日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而政治关系则摩擦不断,趋于冷淡。

【关键词】:

中日关系历史问题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台湾问题中日经贸摩擦历史教科书

【正文】:

首先来谈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届领导人对于中日关系的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

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历来重视中日关系,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要扎扎实实地做一

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在我们看来,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他还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中日关系,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胡锦涛也表明: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胡锦涛还指出,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历届领导人都极为重视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可为何中日两国会出现在上文提到过的“政冷经热”的现象呢?我认为之所以“政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最具代表性的当为日方领导人不顾中、韩以及遭受国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反对,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领导人中当属2001年上台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小泉于2001年上台后,先后于同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2006年8月15日6次参拜靖国神社。”此外“据日方统计战后初期至1978年日本7位首相先后34次以私人身份参拜,裕仁天皇夫妇曾于1969年纪念靖国神社100周年。”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①

这些不1顾及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二) 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1951年9月8日美国召集英、法及拉美国家等48国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国未被邀请。这个条约不承认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力主台湾当局与会。和约中只提到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的权利”,而没有采用《开罗宣言》的提法,即明确承诺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此后日本有部分人根据《旧金山和约》提出“台湾归属未定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

(三) 钓鱼岛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1979年5月28日至6月8日,日方登岛修建直升机机场。1990年“日本青年社”开始重新在岛上修建新灯塔,并得到海上保安厅指导。1993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

2将“尖阁列岛”说成日本“固有领土”。②这些行为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四)历史教科书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而极力回避作为加害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21世纪开始,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各地活动,连同某些出版社动员教科书作者删除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2001年在6家出版社的版本中,有4家将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抹掉,还有两家出版社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而有5家出版社删除了“三光政策”。更有甚者,2001版的新教科书中竟然称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入侵亚洲各国是为了“解放”亚洲,“造福”亚洲。2005年4月,日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但由于此书严重歪曲历史、美化战争,招致海内外众多抨击,没有被广泛采用。2009年4月,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员执笔、自由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获得通过。根据规定,这本教科书将从2010年春季开始投入使用。这将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而中日之间“经热”则主要原因是: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中日政府无邦交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日两国政府间只能局部地开展民间贸易与文化交往,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先行,贸易入手”,就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处理对日关系的指导思想。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10.4亿美元,2005年达到1844.4亿美元,34年中增长184.4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459.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

在过去100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正在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我们也应看到,中日关系中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中日之间的“冰山”已经融化,但要使关系彻底转暖,尚需双方进一步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增进理解和信任,建立稳固的感情纽带。同时以友好磋商的方式,妥善处理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实现互惠双赢。中日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为中日关系做出了长远规划。相信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一定会迎来一个温暖的春天,两国的互利合作一定会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基因组计划和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动物育种已逐渐进入分子水平,从传统的育种方法朝着快速改变动物基因型甚至是单倍体型的方向发展。动物分子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得到了不断完善,可以预见分子育种在动物中的广泛应用,必将迎来了新的畜牧科技革命,对21世纪世界畜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分子育种的理论基础 遗传学从产生起经历了经典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数量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通过它来研究孟德尔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即群体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组成和变化。群体遗传学使孟德尔遗传学由家庭水平发展到了群体水平,而数量遗传学则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应用于数量性状的产物,是研究群体数量性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科学。分子数量遗传学是分子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相结合诞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分子育种就是以分子数量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动物育种方法。 动物育种技术随着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经历了从表型和表型值选种,基因型值或育种值选种,发展到目前以DNA分子遗传标记为基础的标记辅助选种、转基因技术和基因诊断试剂盒等的分子育种。 2.动物分子育种 动物分子育种(animal molecular breeding)是利用分子数量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来改良畜禽品种的一门新型学科,是传统的动物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和转基因育种(transgenic breeding)。其中,基因组育种是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DNA标记技术来对畜禽数量性状座位进行直接选择,或通过标记辅助导入有利基因,通过标记辅助淘汰(marker assisted culling,MAC)清除不利基因等,以达到更有效的改良畜禽的目的。转基因育种则是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某种动物的基因组上,育成转基因畜禽新品种(系),从而达到改良重要生产性状(如生长率、遗传抗性等)或非常规性育种性状(如生产人类药用蛋白、工业用酶等)的目标。 由于动物分子育种是直接在DNA水平上对性状的基因型或基因进行选择,因此其选种的准确性会大大提高,克服了传统动物育种方法的缺陷。按照常规育种方法要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如瘦肉率、产奶量、增重速度、饲料利用率等,人们往往需要进行多代杂交,选优交配,最后培育出高产、优质、人们期望的品种。然而,这种传统的方法存在着品种育成时间长、育成后再想引入新的遗传性状困难大等许多弊端,使带有新性状的品种可能同时也携带有害基因,杂交后有可能会降低原有性状。而分子育种能够克服传统杂交选择法的各种缺陷,具有高效、快速育种的特点,目前已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的方向和21世纪动物育种的主流。 2.1基因组分析与动物分子育种

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考

中日关系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和世界拥有重大影响的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是遗憾的是,2001年中日关系中再次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等严重损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事件。同时,在经贸领域也发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互不信任,彼此警惕。那么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也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1](P.231) 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2000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主要成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2](P.3)显然,江泽民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同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和见解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指导思想所作出的新发展。其中,特别是“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曲折和风波,甚至一时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情绪,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殷切愿望和发展趋势绝不会出现根本的改变;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个根本,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 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日本起着很大作用,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同时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周边,也必须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中国早就把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定为基本国策,并一直坚持力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外交上,日本需要借助中国。在对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每当日美关系紧张时,日本只要加强对华关系,日美关系便缓解,日中关系是日本对付美国压力的一张“王牌”。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都将是困难的。其次,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需要。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21世纪合作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某些资源。再次,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日本同样需借助日中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世界,但面对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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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张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 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 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

中国近现代史 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 程 论 文 学号: 2015年11月25日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和日本都地处亚洲东部;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日本为中国之东邻,隔海相望,有史以来,日本即以吸取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生长的活力,从而使自己不断向前发展。因而中日两国的交往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距今已有2000多年。 在中日关系史上,既有2000多年的中日两国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友好交往史,也有7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不幸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日本独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两国正式开始平等交往的新起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蕴含着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的根源和两国关系巨大发展潜力的源泉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从古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划分为3个历史时期:一

是在2000多年中占主流地位的中日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时期;二是近代日本侵华70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三是20世纪50年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和平行来时期。 (一)古代中日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 古代的中国文明不仅仅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在近代西方文明兴起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先进且具有影响力的文明。作为近邻,日本曾经不断接受中国文明的洗礼。很早以前就有徐福东渡的古老传说,据考古发现,远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中日两国已有交往的关系,这都说明中日两国人民交往历史的悠久。 在约2000年间,日本需将学习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尤其隋、唐时代。中日往来比较频繁,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遗隋使”“迢唐使”、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吸收、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甚至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制度、规章,亦被日本照搬、借用或参考、借鉴。此后,宋、明时代,中日两国的通商往来也比较频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互相借鉴,共同进步,截至现代西方文明进军亚洲前,日本一方面从属于中国的文明圈,另一方面,又作为岛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二)近代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标志着两国的历史进入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内容的近代史时期。近代发端,中日两国有着几乎相同的命运。但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重点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当政者面对西方侵略的措施有异,两国的发展道路却截然相反,中日两国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 (1)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 (2)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列强的重要成员之一,妄图灭亡并独吞中国。 (3)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闰,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三)20世纪50年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和平往来 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并逐渐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后,进行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制定了和平宪法,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变化亦翻天覆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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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日关系 摘要:当今中日关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日本邻邦的地理位置,和他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强势态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关系,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如何看待并处理好中日关系,已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疑问…… 关键词:中日;关系;和谐;战略 现阶段,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不仅是两国政治家,而且是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从这几个方面看待和处理好了中日问题,便会使得我国人民在看待和处理当前我国与日本关系的发展局势方面,有更为清醒和明晰的认识,从而,在与自身相联系的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加理智的选择。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前提。“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的理解中日关系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队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角度来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及未来走向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及未 来走向 Document serial number【UU89WT-UU98YT-UU8CB-UUUT-UUT108】

1、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向 答: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关系。充分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两国政府和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刻骨铭心的伤害,一提到中日关系,自然想到这段历史,并把他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高度。但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的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表达,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辛酸的一页。 二、中日关系现状。从目前整个中日关系来看,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从战后的历史看,正是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中日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方面的分歧。近

论当代中日关系及发展现状

论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中日关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日和平,则东亚平安无事;中日矛盾激化,则会危及世界和平。两国关系何去何从,是对两国政府与人民智慧的考验。搞好中日关系将有利于中日两国政治互信、安全保障、整体合作和东亚和平稳定;有利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外交方针的展开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维护。 【关键词】中日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1.中日关系现状 1.1合作 近些年来的中日关系有不可否认的突出成就,最大的成就是中日之间的经济互惠,由于中国与日本天然的地理环境,使得两国形成了一衣带水、互相依赖的经济发展关系,而且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日两国政府都极为重视民生对于本国政治的重要性,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作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所以两国都特别重视经济水平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提升,从而为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基坚实的基础,这是两国之间经济交往密切并且持续升温的根本原因。其次,由于经济上的这种依赖关系,中日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基本上保持了最大的克制性,因此虽然中日摩擦不断,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冲突,这也应该看作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成绩,并且我们还应在未来继续将这一成绩加以保持。最后,中日民间持续交往,形成了互相交流的常态化趋势,在文化、旅游、留学生以及友好城市等诸多方面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交往活动,逐渐培育了较为良好的交流模式,这也是中日关系近些年来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绩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1.1.1经济 两国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原本不乏亮点:东京和上海启动了日元和人民币直接兑换交易,日元也因此成了继美元之后第二个直接与人民币兑换的国际货币,2012 年 6 月,日本购买103 亿美元中国国债,也是发达国家与中国首次签署此类协议,有利于推动两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元储备的过度依赖,中日经济联系也因此进一步加深。【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与趋势研究-钟亮】 1.1.2政治 中日两国于2008年6月18日共同发表了《中日东海共同开发的原则共识》,这是为落实中日两国领导人关于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也是两国本着求同存异精神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互利共赢的积极成果。“战略互惠”是多年来两国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在政治上、经济上、安全上、社会上、文化上等领域促进各个层次交流与合作,通过中日安全对话和防务交流,增进安全领域互信。 1.2冲突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日关系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势力对历史抱有极其暧昧的态度,不反思自己的侵略历史,反而一再挑战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的情感底线,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否认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并在中国的东海南海等敏感地带一再挑衅,引起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厌恶,这是中日关系出现不和谐甚至对抗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经济交往在总体向好的趋势中也出现了局部降温的可能性,政治上在几个敏感问题上不能达成基本共识,军事上更是难以做到互相信任,在日本国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舆论风潮甚嚣尘上,不断刺激其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势力的抬头。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摘要本文论述了现今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先说说近期看的书《菊花与刀》吧,之前我也是对日本咬牙切齿,觉得他们犯了滔天罪行,不管什么样都不能得到原谅,但是看完这本书后我觉得自己对日本有了一些理性的认识。此作者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的评价是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但是从长期看,两国的未来是以共取双赢为目标,世界正向着多极化发展,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虽然中日两国现状并不十分和谐,但随着领导人的协调,中日还是会走向合作。 要合理的分析复杂的中日关系现状与未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中日关系的三个时期看,即200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以来的165年和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3年。其中,2000年的主要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友好历史,165年里有侵华战争的历史伤害,33年是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从最初我们互相学习到互相伤害再到共同进步的过程,漫长而又充满了伤害,现在好不容易发展平衡了些,双方的关系也有了缓和,都是双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努力换取来的,我们应该加倍珍惜这种和平的时光,不应总是把过去血腥的历史拿出来时刻想着要报复。 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双方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中日两国尽管相隔很近,交流却远远的大于着我们的距离,不管是文化还是娱乐,日本和我们的交流甚至不及韩国的十分之一。而且由于彼此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解也在不断出现,日本开始出现大量误解中国的说法。因此,随着交往的深入和交流领域的扩大,双方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增多。钓鱼岛碰船事件是日本“不光彩的阴谋”,也是日本处理日中关系的严重误区,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像从前一样宰割中国,但是这些累积的各种问题,再次加深了中日矛盾。 但是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理论前沿2002年第3期研究动态 43 [摘要]1980年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一直呈活跃局面。本文对国内学术界引介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以及 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关键词]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7-1962(2002)03-0043-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鲁克俭 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引介 1.国内刊物对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介。 1980年以来,国内刊物先后刊发了多篇国外意识形态研 究的译文。《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刊登了西方“马克思学家”L.柯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的人》一书中的一节“意识形态和理论”,该文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并否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刊登的澳大利亚学者G ?马尔库斯的文章“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含义”,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讨马克思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同期刊登的英国《新社会》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知识社会学”,介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2期刊登的苏联学者达维久克季塔连科的文章“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莫斯克维切夫的文章“‘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产生”、格拉诺夫等人的文章“‘重新意识形态化’———克服精神危机的企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和后来出现的“重新意识形态化”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 3期刊登的波兰学者M ?杜勃罗西尔斯基的文章“科学?意 识形态?世界观”,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第5期刊登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 上述这些文章的作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都很熟悉,因而在行文中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这种渠道,国内学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2.国内研究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介。 从1980年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加之上述国内刊物对西方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译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莘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开这种研究的先河;紧接着《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张汝伦的“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考察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此后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文还有:《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金德万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乌托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译 介”;《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凤阳的“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争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1期龚政文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考察” ;《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4期陈振明的“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等。 针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评介性研究始于《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姚大志的“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此后的评介性研究还包括《求是》1989年第 11期宋惠昌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理论演变的基本特点”, 《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余平的“卡尔?曼海姆的意识 形态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姚大志的“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哲学的实质和意义”等。 此外,还有的研究者就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中争论的热点问题进行评介,如《哲学动态》1988年第3期王兼强的“国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探讨”;《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姚大志的“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岳文剑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兼析西方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理论’”等。

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 (1)

第八章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 ※“近代化”:日语中至今仍单纯使用“近代化”,不使用“现代化”概念。所谓“近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从产生到确立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 ※罗荣渠的“现代化”定义:以工业化为核心和主要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并引发经济、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重建的大转变历程。(《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1993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罗荣渠教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1997 年),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经过了三次模式的转变。 一、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历程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运动大体上都经过了从低层次改革到高层次变革两个发展阶段。所谓低层次的改革,就是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的变革则是国家政冶经济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改革派或革命派参与以至掌握国家政权。近代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进行的。但发展的进程及其成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1、日本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天保改革:日本天保年间(1830—1843)德川幕府和西南各雄藩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由于连年饥荒,各地民众不断暴动,为加强幕府的统治力量,幕府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于1841-1843年推行改革,由于没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向故收效甚微。而各雄藩同时期的改革却取得了一定成就。长州藩于1838年压制豪商,保护中下级武士,开展往来大阪的海运贸易,改善了本藩财政。萨摩藩拖延偿还债务,控制糖的收购和销售,充实了本藩的海军力量。肥前、土佐等藩也进行了改革。通过各藩的改革,中下级武士及部分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掌握了各藩的实权,为西南四强藩成为后来倒幕运动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安政改革:1853年培理舰队入侵后,为应付外国侵略,幕府和西南各藩在安政年间(1854—1859)进行的改革。幕府在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主持下进行了幕政改革,如创办洋学所,翻译西书,吸收西洋文化;编练新式海军,加强海防等。在幕政改革的同时,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藩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破格提拔有才干的武士参与藩政,发展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鼓励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创办军火工厂,购炮练兵等。改革进一步增强了西南各藩的实力,为未来的倒幕维新运

就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其解决谈谈自己的看法

就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其解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位置。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2)写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恣意窜改教科书、钓鱼岛事件等种种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将两国的关系推向深渊,而日本多次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举动更是遭到了国人的极大反感,可以说中日关系是现今中国外交事务上比较麻烦并且难以处理的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按照这样的速度在继续发展下去,不出几年,中国就会超过日本。这让日本产生了不平衡感,由此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心态日趋复杂,他们既看重中国的广阔市场,希望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得到实惠,有心存疑惧。这种复杂心态使得日本当局在对华合作的同时,试图从多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防范和牵制,以达到阻碍中国超越日本的目的。 二、中日关系的解决 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1)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2)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

时事政治之 当今中日关系现状

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学院: 管理学院 学期: 2010---2011 学年第 1 学期 专业: 工商管理 大二 年级: 09 级 学生姓名: 美合日姑丽 学号:09051184 题目: 时事政治——当今中日关系 课程名称: 政治学 任课教师姓名: 彭庆军 2010 年 12 月 26 日

时事政治——当今中日关系 100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空前的巨大变迁。双方关系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其摆动幅度之大世界少有。其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9.18事变开始长达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不待言,对战后至今甚至今后一、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对日本的观念仍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一下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

近代史,论中日关系

浅谈中日关系 背景:在参观完中国国家博物馆系列展出——复兴之路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所到之处杀伤抢掠的图片依然历历在目,馆内所陈列的文物,油画不仅仅是带给了人视觉上的冲击,更多的是人心灵上的震撼和感悟。返校之后,遂决定进一步了解和深入的探讨一下中日关系,纠正自己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弥补对中日历史的盲点。下文主要从从中日关系发展史、中日关系的现状和中日关系的症结三个方面来谈中日关系。 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发展史 “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这句话告诉我们,研究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离不开对中日关系史的考察。中日两国由于地缘相近,不管愿意与否,同处于一个对各自发展发展有至关影响的利益互动体中。因此,探求与总结二千余年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21世纪中日关系建立良性互动模式、选择最佳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隋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但到了13世纪上半期,倭寇开始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长达300多年。此时中国正处明朝,与日关系分分合合,明太祖还曾绝日本贸易,严海禁,派兵剿御倭寇,看来中国人对日本的坏印象是由“倭寇”这一侵掠形象慢慢积累加深的。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的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日军所到之处烧伤抢掠,其中就有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迫使腐朽的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如《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辽南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另一种手段,通过条约对清政府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清政府不断的割让土地,赔偿白银,转让自主权。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1945年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战争结束后,中日关系僵硬,直至1972年9月25日,田角中荣首相访华,中日量过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2001年10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2007年12月,日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关系“破冰”。2007年4月11日至13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中日关系“融冰”。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日相福田康夫访问中国,中日关系“迎春”。2008年5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乘专机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 日本首相访华——中日关系将何去何从 12月25日到2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上任以来首次访华,距2012年还有短短数天,明年中日关系将正式进入不惑之年。《论语·为政》中说,“四十而不惑”,不惑是指遇到事情能明辨不疑。孔子又说:“智者不惑。”未来中日关系发展要达到“不惑”,需要中日双方增进互信与沟通,并为之贡献更多智慧。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迅速发展,贸易总额从最初的年约11亿美元扩大到约3000亿美元;人员往来也从当时的年约1万人次增加到约540万人次,两国经贸往来、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经济依存度不断深化。然而,中日关系并非一直高歌猛进。尤其最近几年,中国崛起势头强劲,并在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终结了日本长达42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日关系出现微妙变化。 去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致使中日关系跌入低谷。野田佳彦上台后深化美日同盟,极

中日关系,心得体会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中日关系,心得体会 篇一:浅谈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 浅谈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日关系一向错综复杂——既有历史上的和平与对立,又有现实中的依存和竞争。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合作与发展始终是双边经贸领域的主题,但在政治安全领域却逐渐从友好演变为摩擦、对抗。因此,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当下的首要问题,也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作为当代青年,透彻地了解与分析中日关系对你我而言至关重要。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解决中日问题,首先应理清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周恩来总理曾用“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对中日关系历史进行了最为全面准确的说明和表达: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则是历史主流中“艰难和辛酸”的一页。中日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唐朝,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和平友好的交往过程中,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日本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

逐渐形成了具 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 “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稳定,彼此 汲取文化营养;“五十年对立”,则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国力迅速强大、野心极度膨胀,悍然挑起甲午战争;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又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短短半个世纪内,两国人民友好邦交的历史传统瞬间打破,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亦破坏殆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饱受战乱摧残。 放眼当代,中日关系的现状也是紧张与缓和并存的局面:从1972 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到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可 以说是友好合作时期;从1982年到1992年天皇访华,中日之间摩擦与合作并存;自1992年以来,为对立合作时期。“政冷经热”成为描述中日关系现状的典型词汇。首先,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据核心地位,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见,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正如历史上一样,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加强,促进了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然而,中日之间也面临领土争议、台湾问题、历史遗留等诸多问题;再加上近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中日政治关系一再陷入迟滞。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就是历史

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蜜月期

关于“黄金十年”的再思考 摘要:提到近代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很难用积极的词汇来形容那个时代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导致了至今中日之间也是问题与摩擦不断。但是,在近年的中国学界,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这样一个说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所谓的“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是美国历史学家任达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谓不新颖独特,让人们对于近代的中日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近代中日关系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不存在,那么对于那段中日关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讲成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何谓“黄金十年” 关于“黄金十年”这样一个概念,最先提出的的任达教授,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本人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一书中清楚地谈了这个概念的由来:1986年夏天他在《粉碎了的崇高愿望:东亚同文会与中国,1898——1945》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十年蜜月”这一概念。对此,东京大学的平野健一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用“十年蜜月”一词是不适当的,因为从当时日本的行为来考虑或者判断的话,完全是对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关心,用十年蜜月一词就会暗示着中日之间存在着真正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到了1986年底,任达应时任日本亚洲学会会长薛龙博士的邀请,写出了《被遗忘的黄金十年:日中关系,1898——1907》,“黄金十年”这一概念正式形成,从而也为围绕“黄金十年”这一概念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奠定了基础。 任达教授认为,中国在1898年到1910年这十二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法取得。与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的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么样,从1898年到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地相对和谐,堪称“黄金十年”。[1]7 二、以日为师——“黄金十年”出现的契机 有关“黄金十年”形成的背景,要分成清政府和日本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清政府,出现的“外交窘境”是重要的原因。甲午战争中,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给老师狠狠的上了一课,整个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耻辱。《马关条约》的签订,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日本的举动同时也刺激了列强敏感的神经,早就觊觎中国东北的俄国率先发难,联合德、法两国,共同要求日本不得染指辽东半岛,否则将实行武装干涉。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嘴边的肥肉吐了出来,另外又向清政府榨取了3000万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清政府大喜过望,不但给俄、法、德三国的数十名外交家颁发了奖章以表彰他们对中国做出的贡献,而且与俄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国内的亲俄浪潮也掀起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通过与俄国的结盟以“共同防御”日本。时人有曰:“慈禧与李鸿章固夙主亲俄,迨经三国索还辽东,内而廷臣,外而疆吏,乃无不以连俄拒日为言矣”。[2]94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日本经过维新而摆脱落后走向富强,鲜明的提出要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有驻日参赞黄遵宪及著名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但在当时他们的意见并未成为主流,无论是掌握大权的中央政府或者是颇有实权的地方督抚,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综述 郭利霞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段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成了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热点,表现在研究角度全面,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丰富。但整体而言,语段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研究者应该认真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熟悉并熟练运用各种理论,使语段研究走向深入。此外,语段研究在教材建设、个案研究、理论应用等方面还非常薄弱,以后应该加强。 关键词:对外汉语;语段;教学;研究;成就;不足;建议 中图分类号:H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603(2009)0620112207 收稿日期:2009209229 作者简介:郭利霞,女,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A Summary of Studies of P assage in T 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ince 1980 G UO Li 2xia (Dep.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 ianjin 300071,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tuality of the studies of passage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analy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demerits in current studies. K ey w ords :passage ;teaching ;study ;achievement ;demerits ;suggestion 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的“句群热”兴起 时,对外汉语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进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呼吁应该重视培养学生成段表达的能力(刘镰力,1980;李玉敬、孙瑞珍,1980;任远,1984等),但应者寥寥。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壮大,教学实践的丰富,语段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了语段的教学和研究中,如施光亨(1991)、陈灼(1991)、吕必松(1992)、李杨(1993)、吕文华(1994)等。吴为章、田小琳(2000)的《句群》从分类、组合和切分、句群与教学、句群与语言研究等方面句群研究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陆俭明(2000)则明确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推行“语段或篇章本位”的教学观,加强语段、篇章分析的意识,代替过去“句本位”的教学观。可以说,经过了 二十多年的摸索和探讨,对外汉语学界目前已经 形成了“语段热”。 什么是语段?多数学者认为句群和语段是同一种语言单位的不同表述。如:“语段也就是句 群”(杨石泉,1984);“语段指的是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相对完整的口头语言材料,常 见的是句与句组合成的句群、段落或会话。” (齐燕荣,1996);“语段又称句群”(陈福宝1998);“语段 也叫‘句群’、‘句组’、‘句段’、‘群句’”(涛亚2000);“语段指比句子大一级的语法单位,是由前后衔接连贯并有一个明晰的中心意思的一组句子 构成的语言片段,又称‘句群’、‘句组’” (张宝林,2001);“语段指由两个以上完整的句子构成的意 义连贯的一段话,语篇指话语篇章。” (郭颖雯,2003)也有学者使用“篇章”的术语,如郑锦全 第6期2009年12月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 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 ) N o.6 Dec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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