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左翻译

申左

古代谈论《春秋》三传的人很多，在战国，这样的事还很少。西汉时，《公羊传》很流行，汉宣帝以后，《榖梁传》又被立为学官。到了汉成帝时，刘昕开始重视《左氏》，但终究没有列入学官。大概自古重视《公羊》和《谷梁》，而轻视《左氏》的，不是一二个赞美《左氏》，而贬低《公羊》、《榖梁》的，也不只一二个。他们互相攻击，利用各自集团，吵吵嚷嚷，辨不清是非。然而儒家学说，如果认为他从专精为主，那么，在深求章句意思，疏通解释疑难方面，是可以这样认为的。但如果从宏观上看，纲举目张，就做不到，它很少能兼顾全篇，思想抓不住要害。所以，使古今的人们对《春秋》的疑难之处，不能得到说明。

一定要大致排列顺序的话，三传中应当以《左氏》为首。但是自古学习《左氏》的人，谈论它，又不得要领。比如贾逵作《左氏长义》，说刘氏的祖先是尧。这只是为了取悦当政者，不足以采用。又考察桓谭《新论》中说：“《左氏传》和《春秋》的关系，就像衣服的里子和面子。”，但《东观汉记》中记载陈元的奏言却说：“汉光武帝时，立《左氏》于学官，但桓谭、卫宏共同诋毁《左氏》，所以就中途而废了。”班固《艺文志》中=说：左丘明与孔子阅读鲁国史书后，作《春秋》。《春秋》删减鲁史，《传》则详细记载，害怕因为时政而遭遇迫害，所以隐藏起来。周朝末年，口述历史流行，于是就有了《公羊》、《榖梁》、《邹氏》等传。但《班固集》又搜集了谴责《左氏》的九条三评的材料。这些都是班固一人说的，且前后矛盾，不足以作为证明。

解答疑问，以义理为根本。如果没有什么道理，想有才能的人心服，不是很难吗？今天把疑惑的地方，列之于后。

《左氏》在义理方面有三个优点，《公羊传》和《榖梁传》有五个缺点。考查《春秋·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在太史氏处看书，说：“周礼都保存在鲁国。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品德，和周天子能够称王的原因。”《春秋》书，从周公旦时开始写作，到孔子时完成。左丘明的《传》增加、删改和发凡起例，都符合周代的礼法，继承孔子的思想，所以能成为有权威的史书，为以后史书写作提供原则。这是第一个优点。又考查鲁哀公三年，鲁国司铎官着火，南宫敬叙命令周人把御书抢救出来，子服、景伯命令宰人把礼书抢救出来。当时，鲁国的文献典籍是最完备的。左丘明身为太史，广泛地搜集书籍，像梼杌、纪年、《郑书》、《晋志》这类史书，没有不读完的。《左传》的内容包罗其他国家，每件事都很详细。这是第二个优点。《论语》中孔子说：“左丘明认为可耻的，我也认为可耻。”孔子和左丘明都是有才德的人，亲授孔子之托，为《春秋》作传，再加上有才能的孔子弟子七十人，普通弟子三千人，散居在四方同居在鲁国，这样左丘明上能向孔子征求意见，下能询问孔子弟子。所以，凡是他采用择取的材料，都能增长我们的见闻。这是第三个优点。

榖梁赤、公羊高，都出生在别国，在左丘明时代之后。谈论的地域和左丘明

时代的鲁地不同，谈论的时政也和孔子所说的相异。怎么能用传闻，和左丘明的亲见亲闻相争呢？这就好比，汉史由汉代人写，晋史由晋人写，才被称为“正史”。而之后的《先贤》、《耆旧》、《语林》、《世说》，则尽相瞎编乱造，强书它事。这些史书的内容，大多来自街谈巷议和访问老人所得，要和》班固、司马迁、干宝、孙盛的史书相提并论，是很难的。用《公羊传》、《榖梁传》和《左氏》相比。难道不是和上面的一样吗？这是二传的第一个缺点。《左氏》记载臧哀伯劝谏鲁桓公不仅接受郜鼎，周内史官赞美他正直的话；王子朝叛乱，失败逃往楚国，向诸侯解释，闵马父表面是为他辩解，实际是批评他的谋逆。像这类的语言，《左氏》记载的有很多。大概当时人们说的话，都被史官记录，言语没有被磨灭，并流传到他国。左丘明仍依照原话记录，只不过编排一下顺序。这和近世的《史记》记载乐毅、李斯的文章，《汉书》记载晁错、贾谊的文章是你一样的。这些文章，哪里是司马迁和班固随意删改的呢？再看《公羊传》、《榖梁传》所记载的，和这个就不同。它们记录的语言，不协调的很多，文章也很琐碎。为什么会这样呢？《左氏》的记载来源于各国史官的史书，而《二传》都是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所以详细、简略、高下的意识程度不同。这是二《传》的第二个缺点。《左氏》中记载的大夫的词令，使者的应答，都是文辞典雅优美，内容丰富，含义深远的。叙述远古的谈话，委婉含蓄，如身临其境，征引近世人的谈话，循环往复，始终围绕中心。料想，这种有深厚造诣、意志深远的记载，绝不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琢磨润色，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是因为当时各国有成文的史书，左丘明不过是重视编排顺序，使之与《春秋》一一相对而已。至如二《传》，记言载事，都失去精华部分；探寻事情、言论的起因，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这种以自我为主，没有推测的记载，导致义理迂腐怪僻，文字鄙陋，与《左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第三个缺点。考查二《传》虽然以解释《春秋》为主，但它们缺漏的地方，不胜枚举。例如，《春秋》上说：“楚子麇死了。”《左传》中解释说：楚子麇被公子围杀死。到了《公羊传》、《榖梁传》，它们引用《春秋》原文，没有注解，依旧而已。这是第四个缺点。《汉书》中记载，成方遂诈称是戾太子，到了京城。隽不疑说：“昔日卫国的蒯聩得罪了他的君主，想要回国，但他的儿子太子辄拒绝让他回来。《春秋》认为辄是对的。”于是就命人拘捕成方遂，交给官署。霍光也因此开始重视儒学。考查隽生所引用的典故，是《公羊传》的正文。《论语》记载：冉有说：“先生您要帮助卫国吗？”子贡回答：“孔子不会。为什么呢？卫国父子争夺权位，像枭獍一样，这样礼法不能容忍的，也是名教憎恨的。”但是《公羊传》中对这件事的注解，反而认为辄是贤明的，这种理解违背了父子伦理，丧失了圣人意旨，鼓励了恶人，迷惑耽误后人。这是第五个缺点。如果用《左氏》的三个优点，和这五个缺点相比，胜负一幕了然。

如果一定要引用二《传》中的材料，唯一可取的是，它完全按照《春秋》的内容注解。《春秋》在内为鲁国隐恶，在外则只记载被告之的事情，追溯事情的本原，大半与事实不符。这些在《惑经》篇已有详细论述。探寻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孔子因袭周礼旧法和鲁国的史书，修改而完成《春秋》，并保持了旧的体制。这样的所谓“实录”的《春秋》。交给了左丘明，让他作传，使好的、坏的、真的、假的一起呈现出来。假如孔子的《春秋》单独流行于世，《左传》不作，那么当时的历史，岂能详细了解？有人说：孔子修《春秋》，使逆臣贼子感到害怕。探寻《春秋》记载的内容，兼顾这方面的意义，但《左传》记载的内容，无

愧于此。这就是《春秋》和《左传》是一体，不能偏废其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又有谁能说它们是劝善劝恶的史书呢？

儒家学者讥讽《左氏》，多叙述《春秋》中没有的事。比如楚、郑、齐三国国君被弑，《春秋》只记“卒”，鲁隐公、桓公、昭公、哀公被篡位，或死、或被逐，《春秋》却记“薨”或“逊位”。对外，只记载别国使者告之的事，对内则如此隐讳。如果没有左丘明的《传》，这些事就没有办法知道。假设世上的人学习《春秋》只参考《公羊传》和《榖梁传》，那么《春秋》所记240年间的事情，就会因缺乏记载，而茫然不知了。使后世的学者成了瞎子、聋子。

秦汉时期，《左氏》还不流行，使得《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各家讲述历史浮夸，不知道要听从哪个的。他们记事比如晋景公称霸时，王室的势力强大，却说有屠案攻打赵，程婴、杵臼救孤的事；鲁侯抗击宋国，得到儁地，却说鲁庄公的战骑中了流失，战败；邲战中，楚、晋两国军队相遇，，却说两国交战，布兵与两棠；子罕帮忙治理宋国时，宋、晋和睦，却说晋国将要讨伐宋国，还派人偷偷查看，子罕因守阳门人的死而伤心；鲁国灭掉项，晋国扣留鲁僖公，却说是齐桓公灭了项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春秋》“为贤者讳”；鲁哀公三年时，各诸侯国再次会盟，君臣和睦，却说各诸侯失去权力，大夫开始掌握国家权力。他们记时间，秦穆公是春秋初年的人却说他的女儿是楚平王的夫人；韩、魏处于战国时期，却说他们的国君陪同楚庄王埋葬自己的马；《列子》书中还谈论孔子，却说列生在郑穆公时期；扁鹊曾为虢公治病，却说当时是赵简子执政；栾书曾经在周朝为官，却说他在晋文公打猎的时候，犯颜直谏；荀息在奚齐时期就死了，却说他观看晋灵公作高台，累棋子来劝谏灵公。这些记载，时间顺序颠倒。但自古以来的君子，没有怀疑过。等到《左传》流行，这些错误才显露出来。《左氏》带来的益处，不是很大吗？但世上的学者，还没有醒悟到这点。这就是所谓的“忘了我的大恩，天天受益却不知道。”

然而，从左丘明到三国魏灭亡。一千年的时间，《左氏》一直不被重视。到了太康年间，汲冢书被发现，记载的史事和《左氏》一样。所以束皙说：“如果《汲冢书》在汉代被发现，刘歆就做不成五原太守了。”自此，挚虞、束皙、王接、荀顗都引用《汲冢书》，佐证和丰富《左氏》，使其更加清楚明白，杜预又为它作注释，干宝把它作为修史的榜样。此次以后，世人都说《左氏》是一部真实记载的史书，不再说他的坏话，《左氏》就慢慢地流行起来，对他的评价不再有异议。

所以孔子说：我的道德思想在《春秋》中体现，行为规范的准则在《孝经》中。所以他把《春秋》传授给左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说：孔子西去访问周室后，论述史书和旧闻，编成《春秋》一书。孔子七十个得意弟子，向人们口授《春秋》，因此《春秋》中讽刺、褒奖、避讳的微言大义的文章，人们不能从书上看到。鲁国左丘明害怕他们各有自己的观点，失去《春秋》本来的意

思，所以根据孔子的《春秋》，具体的论述其内容，成《左氏春秋》。如果学者能重视孔子和司马迁的说明，用它们来考查三《传》，足以断定谁是谁非，明辨真伪。又何必去阅读汲冢书后才相信《左氏》呢？从此可知，三《传》谁优谁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