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九大边镇

明朝九大边镇

明初, 元顺帝北逃后屯于“ 盖里,’开平, 北平城即过去的元大都成为元军必欲夺回的主要目标。当时, 明王朝虽然十分天下已得其七, 毕竟还没有混于一宇, 平元都是北控中原的重要步骤。元都始克时, “ 秦、晋未定, 滇、夏未平。” 虽然洪武元年十二月由于徐达抄袭太原, 迫使元将王保保逃窜甘肃, 粉碎了元主收复北平的最初计划, 但是元人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 元主也一直以不能“ 收复失地” 为恨, 作歌日“ 失我大都兮, 冬无宁处, 失我上都兮, 夏无以谊署, 惟予狂惑兮, 招此大侮??”。当时, “ 忽答一军驻云州, 王保保一军驻沈尔塔, 纳哈出一军驻金山, 失喇罕一军驻西凉, 引弓之士, 不下百万众也, 归附之部落, 不下数千里也, 资装恺甲尚赖而用也。” 转引自王剑英《萧询故宫遗录考辨》, 载北京史研究第一集, 燕山出版社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 仅明太祖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 元垂相也速就曾两次进犯通州。为了坚决反击, 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一直打到上都, 将元顺帝逐至漠北, 但在是年七月, 元将孔兴、脱列伯又以重兵攻大同, 欲图恢复。虽然再次被明军挫败, 但北部边患都一直使明统治者优心忡忡, 不得安宁。以致后来不断有残元势力对明朝多次进犯, 使朱元璋除了赶杀之外, 不得不采取“ 但保障清野, 使来无所得” 皇明世法录》卷十四的办法, 来对付这些进犯。其中包括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十八百户散处各卫府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为彻底消除北患, 廓清残元军事实力, 明统治者不断向漠北地区用兵, 开始采取“ 以攻为守” 的军事战略。但至洪武五年初, 明军大将徐达、李文忠进击漠北的军事行动失利明史· 徐达传》、《明史· 李文忠传, 直接导致明政府确立了攻守并重的方略。翌年, “ 从淮安侯华去龙言, 自永平、蓟州、密云迄西二千余里, 关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 《明史· 兵志洪武九年, 分兵戍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口等处峰垠达一百九十六处。十四年, “ 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 永平府志· 关隘这些初步的军事设施, 均是为了对付残元军队南犯的被动措施, 从军事上来看, 还完全谈不上完善。军事特点;

靖难之役（1399）之后, “ 凡天下要害之处, 专设官统兵镇守” 。大明会典· 兵志当时,“ 总镇一方者, 日镇守独守一路者, 日分守独守一城一堡者, 日守备。” 此时长城沿线“ 皆,峻垣深壕, 烽猴相接。隘口通车骑者, 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 《明史· 兵志即所谓“ 一一为乘障, 一一列戌守” 。《四镇三关志并造成“ 边军皆屯田, 且战且守” 轰辅人物考· 宋呐传的局面。永乐十三年, 因明成祖朱棣已定下迁都北京的决策, 而此地三面临塞, 故边防犹重。当时明朝的北部边防, 东起鸭绿江, 西抵嘉峪关, 绵亘万里, 为防备盘踞漠北地区的蒙古诸部南下侵扰, 威胁京师北京的安全, 明政府开始正式决定采取分地防御的办法。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 陕西镇巡统驭固原, 亦称二镇。以上各军镇因其均设在长城沿边地区, 故被称为“ 九边” 见《明史》卷九十一明会要》卷六十三及明人魏焕撰《九边考》。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明代北部边防最重要的九处军事重镇。各镇设置非常险要, 构筑十分坚固, 特别是长城饯上的

营堡更是林立密布, 如大同镇约公里的管辖段内, 就有个营堡, 几乎达到了每公里两堡的密度。它们可容兵百万, 宜于长期坚守。至终明之世,明政府均在九边地区委良将率重兵屯守按后期“ 九边” 东段主要是对付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后金军事力量。如公元年勾引清军人关的明朝辽东镇总兵吴三桂即驻防山海关, 以期达到其战略防御功能。值得一提的是, 明穆宗隆庆三年, 一代抗楼名将戚继光经当时的蓟辽保定总督谭纶推荐, 就任蓟州镇总兵后, 始于延裹二千里的蓟镇边垣,跨墙筑台一千二百座万历初又增筑蓟镇, 昌平敌台二百座, “ 每台设百总一名, 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台副二名, 专管台内军器辐重。两旁主、客军士三、五十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 节节而之,’“ 尽将通人马处堵塞。” 戚继光撰《练兵杂记卷六在此期间, 戚继光还增建了类似瓮城的挡马墙与每座敌楼的战台相配合, 使长城开始摆脱一线式防御的被动局面, 这比恩格斯称道为开辟了筑城新纪元的蒙塔朗贝尔法国人的堡垒体系, 要早两个多世纪就这样, 戚继光率兵镇守蓟州镇前后达十五年, 其防守地段竟成了蒙古人欲南侵而无法逾越的铁壁铜墙。难怪当朝首辅张居正在写给戚继光信中称赞道“ 贼不得人, 即为上功。蓟门无事, 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书犊卷五笔者认为, 明代“ 九边”设置的最大军事特点, 是以“ 九边” 正式设置前的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开平今内蒙古的自治区多伦县、东胜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三卫, 然后辅之以“ 九边” 重镇, 并且分别以居庸、紫荆、倒马“ 内三关” 和雁门、宁武、偏关“ 外三关” 为枢纽, 构成两道长城防线。占燕山、军都山、太行山及恒山、管滓山、吕梁山之地利, 加大了除御纵深, 瞰制了主要战场。这种防御布势, 不但考虑了敌军从正面即蓟州、宣府、大同诸镇发起的进攻, 而且充分考虑了敌军取甘、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 其军事考虑是相当填密的, 战略眼光是独到的, 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故有的历史学家和军事史家认为, 以“ 九边” 为主体的明朝长城体系为历代中最称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 此说不无道理。

辽东镇：

辽东镇总兵驻今辽宁省辽阳市，后迁北镇市。所辖辽东边墙，东起凤凰城（今凤城县），西至山海关，长一千九百五十里。其走向是：自今凤城以东的鸭绿江西岸伸向北去，经宽甸、新宾，又转趋东北，绕过开原县北，又伸向西南，经铁岭、逾辽河，由台安县东趋向西北，绕过北镇县北，又转向西南，经过义县、锦州、绥中诸县西部，抵达山海关。

明初，被推翻的蒙古的殖民集团残余势力仍在西北、东北进行顽强反抗，图谋恢复，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中国明政府开始在东北地区屯兵筑城。正统七年（1442年）及成化五年（1469年），先后建立了边堡，修筑了长城，建立了由山海关至辽东都指挥使司的驿站。继而建立了屯田、冶铁及煮盐等制度，以供军需；并委派总兵守辽东镇，使广大辽东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陆海防御体系。

辽东镇长城的东段，前后经过两次修筑，有二条走向。第一次修筑镇北关至鸭绿

江一段，建于明成化五年。其东端，在今鸭绿江西岸的虎山下（明代叫马耳山，也称险山，属长城一部）老边墙（明时称也叫边墙），其所属今丹东市宽甸县虎山乡老边墙村。第二次修筑东端点，即今宽甸县永甸乡长甸村东山，与鸭绿江支流拉古哨相连。这就是“新疆”一段长城。这段长城，由本溪县碱场堡公社东南张其哈喇佃起，经过宽甸东至长甸村而与鸭绿江连结。这段长城建于明万历四年，主持者为镇守辽东总兵李成梁及辽东巡抚张学颜。明万历三十七年在辽东巡抚熊迁弼的主持下，从山海关西锥子山起，东经开原东南至宽甸（新疆六堡之一）的鸭绿江上，重新整修了辽东长城1050余公里。根据其行径的地理环境及其修筑时间等因素，一般分为三部分：辽河西段长城、辽河套段长城、辽河东段长城。

辽东镇按防御体系建立了各种屯兵城。辽阳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是副总兵和巡按等的驻地；广宁为都指挥使分司，是巡抚及总兵驻地；因而建立了两座防御性的镇城，都指挥使司下设东、西、南、北、中五路屯兵。而实际屯兵的路城，只有三座，即南路的前屯卫城，西路的义州卫城，北路的开原卫城等；其他路城则与镇城在一起。路下有二十五卫，分属于各路。另外，还单独建立了防御城，如广宁中左屯卫城，广宁右屯卫城，宁远卫城，铁岭卫城，沈阳卫城，海州卫城，盖州卫城，复州卫城，金州卫城等九座。卫下计有一百二十七所，所下设堡城一百零七座（包括新疆六座，还有一座堡城是计划建立而未建）。共同防御辽东长城防线约975公里、关城十二座。

辽东镇的防御除了陆路防御系统，其地域西、南、东南濒临渤海、黄海和鸭绿江，西起山海关外芝麻湾，东至鸭绿江共“千三百余里”，由于“岛夷、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设有卫、所、堡等屯兵城，称之为海防防御系统。它按军事地点的缓、冲，配备了防御军驻在其地，并建筑了堡、墩、架等设施。职宁远卫的海防五城，葫芦套城；另外还有堡城，如五十寨堡、羊官堡、望海堡、红嘴堡、归服堡、黄骨岛等。现在渤海之滨仍存在不少这时期的传烽台，如锦州南渤海边的四方台、白台子、杨台子、张台子等一系列墩台，就是在丹东地区鸭绿江边的古楼子（宽甸县古楼子公社）也还有传烽台及其遗址存在。

辽东镇长城的防御目的主要是“拒胡”，防止蒙古人颠覆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地区逐渐被一股新强大起来的外族，建州女真的势力所控制和影响，对中国在辽东的统治利益构成了新的威胁，因此也迫使明政府不断修补完善辽东镇长城的防御系统，辽东镇成为明朝晚期投入财力物力与兵力最多的一镇，直至建州女真所建立的后金政权越过鸦鹘关、清河堡攻入辽东镇腹地与中国军共据辽东时，辽东镇长城才逐渐逝去了它的军事屏障作用。后金在改国号为“清”之后，对中国军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土地。在松锦战役之后，明王朝在辽东的势力被基本肃清，已无力与满洲军再战，退守山海关，这时，中国辽东镇长城彻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辽东长城为什么被人遗忘了呢？又在什么时候从地图上抹掉的呢？是在满洲窃华时期。当满洲人取代中国在东北的统治时，特别是顺治酋长入北京后，

中国尚未屈膝投降，政局不稳，前方有李自成领导的强大的农民军相对抗，后方有蒙古贵族势力的威协，满洲人为了巩固其东北“祖宗肇兴之所”，“发祥之地”，就在辽东划了禁区。在禁区范围，首先利用了明辽东长城加以修补，并插以柳条，作为禁区的标志，号称柳条边（以后它又向外扩展三次），并下令将山海关定为关卡，限制中国人出入。《全辽备考??山海关》和《柳边纪略》都较详细地记载了有关山海关及其出入此关的制度。

蓟州镇：

蓟州镇总兵驻蓟州，即今河北遵化东的三屯营。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抵居庸关的灰岭口，长一千二百馀里。这段边墙在明京师北方，是维系京城安危的重要屏障，因此边墙是用条石、青砖垒砌成的，非常坚固。居庸关一带的城墙有三重之多，长城沿线关口众多，分为东、中、西三段防守。

《四镇三关志》卷一《建置考·蓟镇建置》载：“永乐二年设总兵官，驻寺子谷，镇守边关，遂为蓟州云。”该书卷八《职官考·蓟镇职官·部署》载：“总兵府，永乐二年建于寺子谷，景泰四年改建于三屯营城。”同卷《蓟镇职官·武阶》载：“永乐二年设总兵，货候或伯充任，今用都督货同知一员镇守。隆庆三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仍旧镇守。”该书并具体出从陈敬起至戚继光止先后总兵43人，这个记载是否可靠，可从《明实录》中得到佐证，《明宪宗实录》卷三，天顺八年三月壬申载：“召甘肃总兵宣城柏卫颖、辽东总兵官成山伯王倧，宣府总兵官成宁伯董兴，蓟州等处总兵官都指挥。。。。还京。。。这是明宪宗即位不久。采取的一项边防措施，撤职一批边防重镇的总兵官，任命一批新的总兵官，其中就有蓟州镇，以沈煜代替马荣。成化八年，从居庸关中分为二巡抚，其中东部为整饬蓟州等边防储备，巡抚顺，永二府都御使，以居庸关等关隶之，驻遵化，遂为定设。蓟州作为一个完全的边防重镇的确立于成化八年（1472）

宣府镇：

宣府镇总兵驻今河北宣化县，所辖长城东起居庸关四海治，西达今山西东北隅阳高县的西洋河，长一千零二十三里。宣府镇地处京师西北，对保卫京城的安全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蓟州镇，边墙也俾得十分坚固，有的地段排列几道城墙。镇下又分成东、西、北、中四路设防把守。东路的四海治，中路的葛峪，西路的张家口和西洋河等处，都是重要的隘口，当中又以北路的独石口最为重要，堪称咽喉要地。

宣化城历史悠久，历来为北方军事重镇，素有“北方古城”之称。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两千多年来，宣化或为州县治，或为府镇治，始终是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的中心城镇。宣化之名始称于金代。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改辽归化州为宣化州，取宣扬教化之意。明王朝建立九镇长城之后，宣化便成为宣府镇的指挥中心。明朝的宣府城，是洪武二十七年( 公元1394年)在元朝宣德府土城的基础上扩展而建的。城周12公里，设有7座城门。建文元年 (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发靖难之兵时，驻在宣北的谷王进京之前塞堵了3座城门，只留有东、

西、南、北4座城门。永乐年间，在城门之上，修了4座威武雄壮的城门楼，在城墙四角之上还建了角楼4座。但这时的宣化城城墙仍为土筑，直到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才包砌的青砖。

大同镇：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军事进攻的目标直指中原。元顺帝在明军的压力之下，主动退出京师，撤回塞北，元朝灭亡。次年，明军攻大同，元朝大同守将亦不战而逃，大同从此归属明朝。

蒙古势力虽然退出中原，但军事力量因主动撤回塞北而得以保存，给明王朝留下了严重的边患，“终明之世，(北部)边防甚重”。[1](卷91，P2235)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在北方边境先后设置了“九边”重镇。

大同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称镇，[2]属于早期设置的“九边”之一，决非偶然。明时，阴山和黄河天险已非所属。加之永乐初，在兴和卫已经废弃的情况下，大宁都司和东胜卫又先后内徙，整个防线向南推移数百里，这样大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边防一线。其次，大同战略地位重要，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藩屏”，[3](卷44，P1833)成为通向内地的咽喉要道。再次，大同以北“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1](卷200，P5287)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大同易受攻击。第四，自洪武朝对蒙古贵族实行招抚政策以来，大同便成为蒙古贵族前往北京进行官方贸易的通道。

正因如此，大同自称镇伊始，一方面肩负起“拱卫神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史载，明初常在大同驻牧的有哈喇真、哈连二部，两部兵力约五万，扰边无常。(据《九边考捷录》，河北大学馆藏旧抄残本。)此后，随着鞑靼与瓦剌各大部的交迭兴起，大同又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冲击。

瓦剌于英宗正统年间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盛时期，遂于正统十四年(1449)发动对明朝的攻击。七月十五日，大同守将战殁于阳和，边军多逃匿，大同所属诸堡依次陷没。羽书飞至京师，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唆使下率兵亲征，但很快于土木堡丧师被俘。瓦剌军统帅也先挟持英宗，继续深入内地。

此时，大同镇“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1](卷173，P4618)参将郭登于关键时刻激励将士，修缮兵甲，并于当地实行招募，充实兵源，坚城备战。也先见以英宗为质、欲下大同的计划不能实现，便转攻白羊口，逼近京师，不想在北京亦受挫，遂又转而于景泰元年三、四、五、八月频频攻大同。这当然是也先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攻下大同，迂回到北京侧背，仍不失为图取之的一个方案，史载：“也先欲取大同为巢穴，故数来攻。”[1](卷173，P4619)朝廷此时出于对大同地位的清醒认识，战时政策即包括了景泰元年二月以石亨率军三万出巡大同。这样，大同守军与瓦剌军队之间对抗达一年，大小数十战，很少败北。特别是栲栳山(今山西阳高县)一役，郭登以骑兵八百破对方数千，“为一时战功第一”。[4](卷33，P486)大同官兵出色的表现，加重了明军对也先的打击力度，

加速了瓦剌军队的撤离。

此次兵火之后，明朝中央积极在大同强化边备。景泰二年十月，“复修宣、大外边城堡”。[5](卷75，P1466)后来经过郭登的经营，大同“马至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1](卷173，P4620)而在同瓦剌的交战中，大同守军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伍编制，将士兵五人一伍，十伍一队，十队统领于一都指挥，并配合以战车火器等，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同可谓兵利城坚。

英宗天顺间，蒙古诸部进入河套，从此河套关中一带成了重灾区，而以大同距离之近，自然不能清静，所谓：“(诸部)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5](卷63，P1222)而世宗嘉靖初，蒙古军事力量逐渐深入到山西三关一带，明王朝开始经营太原镇，而以大同与之关系唇齿，遂和太原镇之间应援协防。但由于明朝边政腐败，“大同之境时被侵犯”，“势难他及”。[5](卷63，P1220)特别是弘治后期，达延汗的蒙古各部暂时统一起来，对明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其后继者俺答于嘉靖中期更是频繁进攻。[6](P632-633)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下令罢各边马市后，双方无年不大战。而“庚戌之变”前夕，大同镇方面更加不堪，“不闻发一矢、交一锋，使用长驱深入，如蹈无人之境，至令旁观之士，窃相诟笑”。[7](卷246，P2580)这是明朝政治腐败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明世宗本人、内阁大臣和边将对此都难辞其咎。总督翁万达、巡抚詹荣等修葺大同长城边堡后，再“无能添一掊土”。[8]宣大总督王崇古在一次上疏中言，九边实际上已是“有险不修，有边不守”，“养兵不战，督兵无略”。[7](卷318，p3384)加以明朝政府对边境互市的认识也并不明确，边将往往不知所计，“官兵不能防御，惟平日专恃马市，全不提防”。[9](卷7)而对于不负责任的将领来说，更是找到了一个消极的借口，大将军仇鸾“恃通市，不为戍守”，大同巡抚何思“亦以通市故，禁边军，敢拒杀者抵死”。[9](卷7)嘉靖中期以后，蒙古骑兵几乎年年突破边防，深入大同邻近的浑源、怀仁、朔州等地，大同也屡屡损兵折将。嘉靖四十一年后，俺答的进攻重点转向蓟镇和山西，“盖缘宣、大二镇，萧条之甚，无可劫掠”。到穆宗隆庆初年，大同在蒙古眼中，更成了“兵弱，可以逞”[1](卷327，P8486)的好地方。连年烽火下的大同镇，可谓疲惫已极。

隆庆四年，出现了转折性的“俺答封贡”，于是双方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明朝在大同开市贸易。

崇祯年间，明朝统治的腐败综合症大爆发，党争、边患、民变、财政，无一事可收拾。大同边军参加对农民军的征剿，边镇固有矛盾激化了，一部分将领开始脱离明政府。1644年初，大同总兵姜向李自成农民军投诚，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纵观明代历史，大同自属于明朝的第一天起，就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朝早期，政治修明，边备肃然，大同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屏卫着内地及京师的安全。中后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大同已不能充分按明朝君臣的设想去发挥作用，而内政的腐败是这一切原因的总领。官员不思效力，将领任非其人，边兵多被占役。边镇积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大同镇的防务

明代大同镇的防御工事是由边墙以及沿线的堡、城、墩、堠等组成，着眼于防守、侦察和战斗的全面结合。据《云中郡志》载，大同镇“外拒守必得长城，长城必有台以利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数留暗门以便出哨”。[9](卷7)

大同镇所属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省天镇县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省偏关县东北)。它的修建基本贯穿于整个明代，其中永乐一朝首开大同镇长城的修建，《明史》记载：“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1](卷91，P2235)

其后景泰和成化年间都有修建，但大部分的防御工事修筑于世宗嘉靖年间，翟鹏、詹荣、翁万达、周尚文、杨博等在任期都有规模不小的修建活动。而“隆庆和议”特别是张居正殁后，朝廷上很少有人再关心边事，边墙逐渐严重废弃，直到明末。

山西镇；

明代山西镇亦称太原镇、三关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外三关。山西镇防守的边墙西起山西保德县黄河岸，向北经河曲、偏关、内蒙古清水河县老牛湾，转向东行，至鸦角山又趋向东南，历神池、宁武关等地折向东北，过代县、繁峙等县北，抵灵邱县平型关。再由始转向南去，经龙泉关（今河北阜平县西）、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县东），长一千六百馀里。治所先设偏关，明嘉靖十九年移驻宁武。它与大同镇边、宣府镇边号称明代北防九边的“中三边”。从位置上看，山西镇边在大同镇边之后，起着支撑加固大同镇边，阻敌深入的作用。明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三关的重要军事地位有精辟的论述，宁武关，“居两关之间”，为“东西要害”；偏关“西接黄河，与套虏仅隔一水”，“三关险要虽同，偏关尤急”；雁门关，是西部“大州之冲”，南部“郡县之路”，“皆为虏冲”。这一镇边“山势连亘，实天造之险固”。为了更有效地抵御蒙古人的侵袭，明朝于此设卫所，开军屯，修边墙，立烽燧，营筑堡寨。有明一代，山西边地究竟修筑了多少堡寨呢？明朝沿边行屯田制。洪武三年，太原、朔州诸处已有了屯田，以后不断发展，目的在于使北边军士完全用屯田自给，不再劳民输纳。为了加强屯田管理，明政府规定每百户为一屯，六七屯或四五屯择近建堡，屯设正副屯长各一人，大堡有守备、操守等官，小堡则只设防御操堡官或总旗官，屯堡成了军屯的最基层组织。万历十一年，三关塞下有荒田3万余亩，都御史侯公于赵题请准作官垦田，“且相险阻，就水草立堡十五，立仓二十，立庄二十有二，分官库居耕其地，而委官督率。”其实庄也就是堡，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万历十一年屯军堡就有37处。以下是根据《太原府志》所作的《明代山西镇边屯堡表》（见表2），通过此表，我们可以对当时屯军堡有一个

粗浅的了解。

乡堡又称民堡，是百姓为了避“贼所必掠”,“民居散乱远在郊外者”，“或百十余家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筑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为守，少者徙以附焉”。时人尹耕也说：边方村落多，民堡缘役起，闾阊谋鲜周密，亦有一乡数堡，一堡数家者，又素无弓驽火器，虏入，守空陴坐视恒有陷失，杀戮动千数百人，宜著为令：凡孤悬寡弱，度不可守者废之，并其民于附近大堡，俾协力拒守，每堡择材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垒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当时沿边州县、卫所的乡堡数量很多，这些民堡的建置没有一定的规制，设置较官堡简单，只是把当时的乡村聚落用墙围起来即可。小的、较小的村落或一两个或两三个村落合建一堡，大的村落则独建一堡或分建几堡。这类堡寨的数量很大，几乎占到当时村落的百分之七十五。

明亡清兴，这些军事城堡随着军事职能的转化，一些转化为府县治所，如偏关、五寨、神池、宁武等，而大多数堡寨则转化为乡村聚落。

延绥镇：

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总兵府驻榆林城。所辖边墙东起清水营（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东境）界，长一千二百馀里。长城沿线划为东、中、西三路防守，共辖三十齐座城堡。其中以东路的神木、孤山、清水诸营堡，中路的榆林、鱼河、清平等堡，西路的安边、定边等堡最为重要。

延绥镇也称榆林镇，据程道生《九边图考》载：榆林镇原因总兵驻绥德而称延绥镇。延绥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濒我国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南沿，位于万里长城的中段，历史上素为边陲重地。延绥镇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也是明朝与蒙古人交战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为了防备蒙古军的入侵，明朝政府曾先后在延绥镇一带数次大规模的修筑长城。

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筑边墙是在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统十年（1445年）。正统年间，明朝政府面临的主要劲敌是蒙古族最强悍的瓦刺部大肆入侵北方边境。所以在正统元年开始，都督王祯修建了延绥沿边城堡、墩台、卫仓等以控制边防。正统十年，延绥巡抚马恭更扩展了边墙和各营堡城池。虽使延绥长城初具规模，但这只是修筑了边墙的一些营堡防守据点，并没有把长城由点连成线。从英宗正统年间到明代宗景泰年间，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的“土木之变”明英宗也被瓦刺俘去，瓦刺军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幸亏当时主战派的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守，才一举击溃瓦刺军。

瓦刺失败以后，蒙古族的另一支勒靶部兴起。它的统治者在明代宗景泰年间和复位后的明英宗天顺时期的索来、毛里孩、明素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时的达延汗，明世宗嘉靖时的俺达汗，都经常率兵入内地掠夺，杀掳居民，使北方地区

生产遭到破坏。这样迫使明朝政府再次修筑长城，以固边防。第二次大修延绥边墙是在明宪宗成务与长城的修筑41祥化年间，这次才把榆林一带的长城由点连接成了线。

在成化时期，勒靶各部落频繁入侵延绥各地，它们主要有：阿罗世、满鲁都、迎思兰、索罗忽、毛里孩等。它们或东或西，出没无常，连年不断犯境。成化元年（1467年）九月，阿罗世、迎思兰、索罗忽、毛里孩连续数次侵犯榆林塞。成化三年（1447年）七月，阿罗世入侵榆林塞。成化四年（1468年）十一月，毛里孩大举进犯延绥。同年十二月，迎思兰再犯榆林塞。成化六年（1468年）十一月，阿罗世直入延绥车路。这样连续不断的入侵，使延绥各地长期鸡犬不安，民无宁日，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成化八年（1472年）三月，余子俊为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将延绥镇的镇治由绥德迁到愉林。镇治迁来榆林后，大大有利于对蒙古骑兵入侵的防御。余子俊还拓展了延绥镇城，增加了卫兵，设置了攻守器械。同年的七月，他亲率明军击败了入侵的迎思兰，初步巩固了镇治的防守。

掘（延绥镇志）记载，成化十年《1474年）润六月，为加强防卫能力，余子俊率军四万，仅用三月就修补和增筑了东起清水营（今府谷清水）西到花马池（今宁夏自治区盐池县）全长一千七百华里（一说一千四百里）延绥边墙；又构筑了黄甫（今府谷皇甫川）以西至定边营一千二百余里的墩台都互能相望，横截了河套入内地之口，还遇山铲削，逢谷填堑，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

延绥长城三十六营堡到成化年中期基本全部告成。边墙内外墩台烽隧东西衔千余里，声应乞求，遂互有联络，这段长城才由点连接成为线。余子俊经营延绥二十余年，整边备，扩充兵员，使延绥镇防守能力大大加强。有很长一段时间，蒙古人不敢轻易越边南下，军民相安，蒙汉出现了和谐气氛，延绥边境各处开始了蒙汉互市。余子俊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延绥镇巡抚中最有政绩的一人。从（延绥镇志》、《榆林府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明孝宗弘治年到明神宗万历年的百余年间，明朝与勒靶各部落的战争虽然时起时伏，但始终都在威胁着明朝的政权。为此，正德十三年（15哭年）十一月，明武宗亲自巡视延绥等各镇的军备防务。

明穆宗隆庆年间，明朝军事力量较为强大，使勒靶部俺达汗掠夺野心有所收敛，表示愿意与明朝言和，希望和内地开展互市。1571年（隆庆五年），明政府答应俺达“封我为王，永长北方”的请求，封他为顺义王。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间，延绥镇的镇城以北十里的红山（今红石峡顶上），明朝政府也允许河套蒙古人来此处互市。俺达封王后与其妻三娘子在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修筑城廓和板升（房屋），明朝政府扬名为”旧化’，后更名为“归绥”，今名“呼和浩特。第三次修筑延绥边墙是在万历年间。在隆庆年间也对一些边墙作了部分的加高。隆庆时期，蒙古族勒靶部对整个北方边境的入侵只是稍有收敛，并非停止。在延绥的蒙汉战争仍然不断。明朝到了神宗万历时期，蒙古族各部对明朝的威胁已逐渐成了强弩之末，满族（后金）的威胁反而开始露头。但明政府继续在延绥加修

长城的目的还是为了防御蒙古各部的入侵。因此万历六年（1578年）大张旗鼓地重修沿边各诸堡和墩台，并砖砌了一些大堡城的牌墙。在镇城以西修了保宁堡垣长二十里，墩台三十六座。响水堡在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牌墙。波罗堡重修砖墙垛。怀远堡修砌砖牌墙边垣长四十三里零三十七步，墩台二十七座。威武堡在隆庆六年加高，万庆六年修砖砌牌墙边长三十四里零三百二十一步，墩台二十六座。清平堡在隆庆二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一里零二百六十九步，墩台三十一座。龙州堡，隆庆六年加高，万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四里，墩台四十五座。镇靖堡，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四十七里，墩台四十三座。靖边营，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四十五里，墩台三十二座。柳树涧堡，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三里零二百三十六步，墩台四十八座。四安边营，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三里零二十三步，墩台五十一座。定边营，万历元年（1573年），拓展西关，三年加高，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五十四里，墩台七十七座。镇城以南的归德堡，万历年间重修周围二里六十九步。鱼河堡，万历四年，砖砌牌墙。镇城以东，常乐堡，万历六年重修边长十八里零一百七十六步，墩台三座。双山堡，方历六年重修边长三十里零四十五步，墩台四十座以上。明朝从1463年到1578年的142年期间，历经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八个皇帝，连续大修长城。劳民伤财，也是明王朝最后灭亡的原因之一。长达一个世纪多的修筑长城，难怪至今还留传着“明修长城，清修庙”的口头语。

甘肃镇；

甘肃镇总兵驻今甘肃张掖，所辖边墙东起景泰县黄河岸，另有一分支起自兰州市北河岸，北到景泰县西北境会合成一线，斜向西北，经民勤、永昌、山丹、张掖、高台、酒泉诸县境，又绕过嘉峪关市向南，抵达祁连山北麓而止，长一千六百馀里。沿线重要关隘有甘州卫、肃州卫（酒泉）、永昌卫（永昌）、凉州卫（武威）、镇番卫（民勤）和嘉峪关等处，尤以嘉峪关最为重要。

宁夏镇：

宁夏镇总兵府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边墙东起大盐池，西达兰靖。大盐池在宁夏盐池县东，由此向西北，经今灵武北，沿河而下至陶乐县，转而西去，经平罗县北而西抵贺兰山，又由贺兰山折而向南，经中卫县西而止于该县西南的黄河南岸，长二千里。从今灵武到陶乐一段，凭借黄河天险，没有构筑墙垣，而在平罗北，筑有东西并列的两道边墙，封锁了黄河至贺兰山之间的地带。在贺兰山各个通向银川平原的山口，也筑有南北向的二至四道边墙。

固原镇：

固原镇总制府（三边总兵）驻固原州，即今宁夏固原县城。所辖边墙位于宁夏镇以南，东起今陕西定边县西南，经宁夏盐池县南、同心县北、海原县北、甘肃靖远县北，然後沿黄河东岸南伸，至今兰州市西、洮河注入黄河处附近止，长一千里。全线分东、中、西三路，东路白马城，中路下马房关，西路兰州都是重

要关口。

明初，将元朝的开城路(州级)降为开城县。及正统以后，西北边境防御渐趋紧张，经常有蒙元军队南下，沿清水河(萧关道)袭攻固原等地。明政府为防御元朝势力南侵，先后在北方边境设置了九个重镇，号称“九边”。固原为“九边”之一。明朝景泰二年(1451年)，重新修筑固原城。固原城的再次修筑，标志着政权建置的重新转移。重修固原城的第二年(公元1452年)，即迁徙平凉卫右所于固原城，为固原守御千户所。从此，随着明西北边备防御的不断变化，固原的军政机构设置亦随之升格。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升固原守御千户所为固原卫；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置固原兵备道。明中叶以后，蒙元余部鞑靼、瓦剌等入侵加剧，明政府为进一步加强防御，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置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此任由部院大臣充任总督。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再设固原镇，次年升固原卫为固原州。至此，固原遂成为一个在西北边地防务中举足轻重的要镇。

固原城的扩筑就是在明代定型的。自明景泰二年增筑固原城始，成化五年，兵备佥事杨勉再行增筑，并设楼橹。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三边总制秦又增筑外关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总制石茂华始将固原外城用砖石包砌，并增设角楼、炮台和东道。已成为一座既坚固又具有很好防御功能的巨大城池。固原城在明代之所以能数次增筑。一是由于固原当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政权建置所致；二是由于明政府的统一策略;第三，也是由于当时文化和时尚的一种表现和反映。如当时的山西太原城，也是总制驻节地，同时也得到大力扩修，城墙的高、厚及其型制与固原城基本相同，两城同为砖包，都有角楼、炮台等。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明代的道路交通也基本在军事控制之下。三边总督驻节地固原与延绥、宁夏、甘州成犄角之势，与三镇之间交通畅达。固原连接宁夏府的南北纵轴线——萧关古道仍通达。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由于固原州的政权建制，特别是集军政于一体的三边总制驻节固原，并成为西北政治、军事中心所致。

九边评价：

对明代“ 九边”设置的得失, 臾学界历史历来争议颇大。有人以明英宗正统之后, 蒙古瓦刺部与糙靶部相继强盛, 不断南进, 最终, 突破“ 九边” 防线, 先后酿成“ 土木之变” 与“ 庚戌之变” 为依据, 彻底否定“ 九边” 的战略防御功能, 认为“ 九边” 的设置不过是明朝国力衰竭聊保边安的被动举措。也有人撰文批评了防御为主不是高明战略的说法, 认为“ 九边”重镇据险制塞, 总比没有任何设防工程的原始阵地更利防守, 并认为, 某些段落的长城长期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 恰恰说明那些方向使来犯进视为畏途。笔者同意后说, 依据是, 明代长城“ 九边” 防线重点经营的战略枢纽, 敌人几乎是未曾越雷池一步。如辽东镇所在的山海关, “ 内拱神京, 外捍夷虏” , 是后金和满清从东北进人华北的咽喉, 明代后期, 倾力经略, 形成了纵深梯次的设防部署,

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损兵折将, 至死也没有突破山海关。皇太极上台后, 也几无建树, 后来他从血的教训中悟出“ 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 徒劳我师, 攻之何益惟当深八内地, 攻其无备城邑可也。” 清太宗实录》卷十二他后来假道蒙古迂回, 从“ 九边” 防线中比较薄弱的洪山口取道遵化人关,占领了中原的一些城邑, 俘掠大量人口、财物, 但终因有山海关挠其后路, 仍退回关外。一直到吴三桂降清, 他们也未能涉足山海关门, 这怎么能够说, 明代“ 九边”重镇从不没有发挥过防御作用呢至于对明英宗正统年间之后, 发生的“ 土木之变” 与“ 庚戌之变” , 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分析。因为任何军事筑城都不是万能的, 要想把长城的潜能最大限度调动出来, 还需要正确的战争指导。正如《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所指出的“ 金城汤池, 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娄之丘, ” “ 得其人, 即枯木朽株, 皆可以为敌难” , “ 故设险以得人为本, 保险以智计为先。” “ 土木之变” 中明军惨败, 长城防线被瓦刺军队突破的原因, 主要是随处分兵, 过分地依赖“ 九边”重镇, 忘了从机动中汲取力量。其时, 瓦刺军攻大同镇防区, 兵氛正恶。全然不懂军事的太监王振挟持英宗“ 亲征” , 然而当万明军浩浩荡荡从京师开到前线,尚未稳住战局便又仓皇班师, 结果被敌军追踪包围于土木堡, 以至全军覆没, 死伤无算, 英宗朱祁镇也被掳往塞外。倘若当时这万大军不去作徒劳无益的远征, 而是在大同、宣府或宣府、居庸之间的有利战场隐蔽待机, 利用内外长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纵不能全歼来犯之敌, 也足以赢得从容。当时有人便看到这种消极防御的危害, 提出“ 把守之兵不可废, 而策应之兵犹不可缺也” 的正确建议, 但未被统治者所采纳, 故酿成大祸。这场大祸的恶果, 正如高文襄公文集》卷一所记载蒙古人“ 或在宣大, 或在山西, 或在蓟昌, 甚或直抵京钱, 三十余年迄无宁日, 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地, 父子夫妻不能相保, 膏腆之地, 弃而不耕, ”使长城沿边地区的汉族人民陷人水深火热之中。但此后百余年中, 明统治者吸取教训, 加强和完善“ 九边”地区的军事设防如前所述戚继光在蓟镇里长城防线上增设的各种军事设施, 从此彻底阻止了蒙古诸部的南下, 赢得了“ 九边”地区沿线“ 数千里军民乐业, 不用兵革” 的安定景象, 这说明, 在明代“ 九边” 设置的绝大多数时间内, 仍是充分地发挥了其巨大的战略防御功能, 对此作用绝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