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君臣关系研究综述

北宋君臣关系研究综述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唐，五代以来从阶级关系到政治制度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大致到宋代定型，宋朝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作为当时的世界大国，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成就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①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也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正是因为宋代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宋史研究在国内外有着丰硕的成果。20世纪头三十年是中国宋史学的酝酿期，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对宋史做了开拓性研究。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宋史学的开创期，以蒙文通，陈乐素，张荫麟，邓广铭为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将宋史研究推向20世纪最高学术水准，而第四代学者将在21世纪做出更大的贡献。②

宋代文明在经济，思想，文化，政治上颇具特色，其独特的君臣关系与文人政治正是其中之一。宋人笔记《避暑漫抄》中记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之。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子孙逾此事者，天必殛之。”宋代自开国以来，似乎就奠定了士大夫的政治基础。而文彦博说“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③更指出了宋代政治最为特殊的时代风貌。宋太宗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④南宋理宗的谢皇后也说“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而士大夫也承认说“国朝待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⑤宋代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厚和君臣关系的亲密，似乎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是登峰造极的了，这也是公认的观点。然而，传统的看法，宋代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君权得到了强化。君权走向顶峰与士大夫治理天下，这其间自然产生许多微妙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想探讨的。限于学力，本文仅对北宋的君臣关系进行思考。在这方面，前人做过许多研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试论述如下。

对于宋代君臣关系，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其时代的特征和新发展。南开大学胡宝华《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期）在文中，作者以先秦与唐宋两个不同时期的文献所反映的对君臣关系的看法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君臣关系的发展变化。作者首先提出了君臣之义三个由低到高不同层次的内涵：一：君臣之义即父子之亲，臣对君绝对的效忠和服从。二：君臣之间是仁和忠的关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三：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指向道，君臣合而为一，共同追求。唐宋时出现君臣道合，君臣同志的思想，与上古偏重维护君臣差异，礼仪秩序不同，宋代君臣之间是相互支持，

①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221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24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⑤王栐：《燕翼贻谋录》卷5 ，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体现了盛世的开放与包容。相似的，河南大学叶建平《北宋中期诸儒君臣朋友的观念与政治理想》（《华章》2009年14期）也探讨了北宋君臣关系的发展。作者认为随着北宋儒学复兴，士大夫们开始追求专制君权之前的三代之治，即君臣共治，君臣朋友。从王安石，苏辙，二程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出其对君臣关系的新追求：君臣协心勤求，力为之而已。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谈：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09年4期）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瑞来先生认为先秦时君臣关系没有绝对的君权，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此时的君与秦以后的皇帝有本质的不同。经过五代十国对君主权威的冲击，君臣关系发生了变化，士大夫开始重建一种新的君臣关系。范仲淹把早期儒家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作为对宋代君主的要求，把先秦的君臣关系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搞成一样，将错就错以塑造王与士共治天下的时代风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戴金波《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关系与宋代的政治文化》（《齐鲁学刊》2010年5期）与上述三位学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胡安国通过对《春秋》作传，对《春秋》进行阐发解释，以其中蕴含的君臣关系思想来塑造当代，提出君臣一体，荣辱共之。要求君臣一人，任以大事，重用士人，共天位共天职。中山大学夏令伟《君臣关系视阀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北方论丛》2010年6期）对宋初论文最重要的三位士人徐铉，田锡，王禹偁所做论文进行解读，提出君臣赤心相待，批判绝对君权，大臣要勇直好谏，致君为用的新君臣关系。通过对上述五篇论文的解读，都能看出作者的共识：宋代出现了君臣朋友，平等，共进的新君臣关系。

通过研究北宋君臣共同构成的北宋政治，我们也能从中对君臣关系得出认识。唐兆梅《北宋的封建专制和官僚政治小议》（《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02期）认为，北宋扫除了绝对君权的障碍，宰相权力大为削弱，官僚政治趋于成熟，专制皇权对于自己御用仆从官僚有更高的权威和控制方法，而官僚对于专治皇帝，有绝对服从的奴仆性。赵宋专制主义处于一方面限制官僚政治权利，一方面赋予其特权的矛盾中。赵宋对官僚士大夫的限制，仅仅限制其对专制皇权有害的一面，而最主要是赋予其经济，政治上的许多特权以换取官僚士人的支持。王才忠《略论北宋的政治统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认为北宋政治除徽宗钦宗两代外优于前期的秦汉和后期的明清，有许多可取之处，崇尚文治，知识分子管理国家，出现清明的统治力量。君臣共商国是，有封建民主意味。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03期）作者认为专制皇权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都是秦始皇，明太祖式的。在有的时期，有的方面，君主专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缚和削弱，从而限制皇权无限制膨胀。经过五代战乱，百姓形成了自我意识，这样的环境也使思想界掀起了改革，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使人们敢于放言，走向激进。要求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但这样的文人政治首先是满足士大夫利益，是与皇帝对百姓的共同统治。林建平《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宋代的君臣关系》（《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5期）作者认为自宋太祖开始即善待士人，以祖宗家法确定下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任

用文人为政，跳出了儒，法，道三家，形成全新的防弊之政，以制度而非人事作为执政核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化雨博士后《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对宋代的君臣夜对进行研究。与君夜对的臣子都有较高素养，地位，同时与君主关系密切。在夜晚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君臣议论国事，放开心怀。君主通过夜对对大臣进行监控，广开言路，决议大事，而臣子通过夜对可以对皇帝直言进谏，君臣以朋友的亲密关系相交流，形成独特的政治现象。

论及君臣关系，其主角自然是皇帝和士大夫，通过对这两个群体的研究，也能从中得出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在对士大夫的研究上，唐任伍《论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02期）做了高屋建瓴的宏论，宋代大兴重用知识分子以对抗武人，好文治以净化社会，形成文治局面，对士大夫特别礼重。顾全芳《漫评北宋的知识分子》（《山东社会科学》1987），作者肯定北宋的知识分子有职有权，北宋君主专制不意味着皇帝决定一切，皇帝个人说了算，更不是把知识分子当摆设。皇帝受各方面的约束，士人可与皇帝分庭抗礼。士人敢作敢为，较少后顾之忧，形成了比较廉明的社会气氛。皇权多方面受约束，知识分子阶层起主导作用。与对宋代知识分子传统的评价相反，内江师范学院余桂林《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中州学刊》1993年2期）给予宋代士大夫较为消极的评价。作者认为宋代士大夫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先天矛盾，经济财富的增加，诱惑，官僚政治下的不稳定，地主与土地联系的不紧密，缺乏物质基础的生活，对功名利禄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人，就是明哲保身的活死人。宋代士大夫心志由淡薄功名富贵到皈依宗教，中国士大夫由奋发进取转向社会退避，为北宋划下了积贫积弱的标记。宰相是士大夫的代表，相权与皇权的斗阵贯穿了中国历史很长时段，通过对北宋相权与皇权的研究，君臣关系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日本学者梅元都《日本研究宋史之现状》（《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9月）中指出，在日本，一般把宋代之后的皇帝统治特别称之为君主独裁，以此区别于唐代以前的皇帝统治，认为一切权利和责任从组织上真正独揽于皇帝一身，这是始于宋代以后。传统观点上宋代皇权加强，宰相权力削弱，这已成为公论，而原中华书局编辑，现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则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论述：宋代相权加强而皇权削弱。在《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02期），《论宋代的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01期），《皇权再论》（《史学集刊》2010年01期）他对此进行了集中论述。他认为，就相权而言，宋代对相权的限制徒具形式，皇权反而受限。1皇帝任官权受限2皇帝免官权受限3皇帝谕旨需宰相副署方可颁布4皇帝往往成为宰相工具，而宰相可以操控皇帝的废立和亲政。经过五代，人们开始怀疑作为天子的皇帝的天赋，把皇帝仅仅作为国家象征。士大夫把皇帝与国家，社稷，天下分开，君主也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下降，极不情愿地把自己的权力让出。在《皇权再论》中，他进一步分析。宋代士大夫挖掘出先秦言论中对君权的限制，形成天，道，法三个紧箍咒，不文律，公议，青史留名三堵墙，皇权由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发挥作用余地越来越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越来越大。四川师范大学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四川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9月）则提出了宋代皇权和相权都得到了加强。作者认为有的学者提出宋代有两样东西比皇帝大，其实不是。道理大于皇帝，而道无定性。上天大于皇帝，而上天不存在。宋代皇权至大，皇权并未虚化。皇帝有最终决定权和宰相任免权。但作为皇帝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相权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皇权。皇权，相权之所以得到加强，是因为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小而群体力量大，宋代政治是士大夫政治，也是皇权政治。

除了上述综合性研究，对君臣关系的个案研究也促进了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赵振博士《君臣关系与北宋前期政治—以寇准为个案》（《北方论丛》2001年04期）文中认为，寇准历经太宗，真宗两个时期，多次受贬而又起任，深受太宗信任加以重用，在澶渊之盟后权势达到顶峰，但因个性刚直而后受贬，提出君臣关系受环境和性格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孙大川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论君主专制下的君臣关系—以神宗与王安石为中心》，作者认为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君臣相知，但这是和一定的条件有关的。日本学习院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宋代相权第一人：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他指出，丁谓有才干，有实学，但与世浮沉，后成为宋代第一权相，在真宗晚期专横跋扈，控制朝政，皇权被士大夫利用，而后与寇准争夺统治权，扶立新帝。宋代形成士大夫官僚政治，权臣辈出，竞争酷于以往，皇权作为工具被最大限度利用。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03）提出对官僚制度要变化，整体，中间阶层地看。从中等层次进行论证，以微观的考订作为支撑，形成问题意识，过程意识，动态，长远，广阔地将关系问题还原到特定环境中去认识。

通过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综述，可以发现其高远深邃的历史眼光，极强的问题意识与从大时代背景下对君臣关系的考察。对个体，微观人物，事件的研究其指向也多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对北宋君臣关系，君权与相权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也都肯定了北宋君臣关系的新发展。本文想以一种平淡，不带意识指向的客观态度对北宋君臣关系进行微观的考察，以发掘史料，得出微末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