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增选
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增选
诗意的象征境界 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
——《竹林的故事》赏析
废名的乡土抒情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文学史研究者习惯于称他的小说为田园小说，其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作品主要收入了其第一个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表现带有古民风采的人物的纯朴美德，具有一种“田园牧歌”情调；二是表现由于宗法社会关系的渐趋解体给农民带来的凄苦命运，对这种生活的逝去表现了深深的惋惜之情，具有一种挽歌情调。《竹林的故事》就是其前期的代表作之一。30年代后，废名成为了京派的重要小说家，文体上的实验色彩更加的明显，抒情性发挥到了极致，而文字却越来越简僻、晦涩。
主题：《竹林的故事》是新文学初期最富有诗情画意和青春气息的作品之一。作者以诗化的语言，写竹林、菜园、茅舍、少女，把自然景物灵化，把世间人物雅化，以真挚、友好的感情，塑造了一个生长在宁静的宗法制农村的纯洁、天真、优雅、生气勃勃的乡村劳动少女——三姑娘的形象。
废名和五四时期其他乡土作家一样，也是从古老的乡村来到都市，怀着深厚的感情抒写家乡的自然和人事。“五四”时期其他的乡土作家，大多是采用写实的笔触，描写败落的农村，愚昧野蛮的乡风，古老的宗法制下上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乡间悲剧，而废名却绕开了这些，追求一种超越悲哀、达观睿智、亲自然、乐人生的人生境界。他的小说中并非没有痛苦和悲剧，只是他以“悲慈之心写人间悲苦，再美好的人性人情中得到解脱”。在《竹林的故事》中，妻子失去丈夫，女儿失去父亲，是人生莫大的痛苦，但我们在小说中却看到，即使这样的痛苦，也被化解在静穆的竹林和三姑娘母女平静的生活中，母女彼此的体贴，三姑娘的乖巧勤敏，冲淡了失去亲人的悲恸。废名是以欣慕的心情，描写纯朴的乡风民俗，赞美纯朴善良的乡间翁媪男女的，因此他的小说就没有五四其他乡土小说中常见的凝重、阴郁格调和悲剧气氛，而显得轻灵、冲淡，有一种飘逸超脱的古趣。
废名受禅宗的影响很深，他的不少小说都透露出一种禅味，尤其喜欢追求一种平淡而辽远，朴讷而超脱的禅境，把人放到宇宙自然之中，以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合一。因此，在废名的小说中，人与自然往往是浑然一体的，人物或作者的情思融于自然之中，构成宁静淡泊的“物我合一”的境界。在《竹林的故事》中，葱郁的竹林似乎是专门为三姑娘而生长，三姑娘好像也是专为这片竹林而生，竹林里
蕴藏着三姑娘的青春与性格，大自然的灵秀聚成三姑娘的魂魄。三姑娘与竹林之间已达成了一种诗情的象征境界：竹林的清幽与三姑娘的清纯，翠竹的生机勃勃与三姑娘的青春健美、竹子的清新挺拔与三姑娘的美丽坚韧，都形成了一种象征的关系。在这里，自然作为一个表层意象，与人物性灵融合一体，人物被赋予了更深的意味，人的主体精神沉浸在自然之中，达到造化与心灵的凝合，三姑娘的纯和真甚至使得拿铜子买菜的青年顾客也自觉得俗气。尽管废名的小说没能正视旧农村中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但是他以郑重和欣幕的心情，赞美古朴纯洁的乡间老翁、妇女和少年男女，可以说是为五四退潮期充满苦闷和感伤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传统可以说是由废名奠定的，作为一种融合了叙述方式和诗意方式的类型，从废名到沈从文、何其芳、冯至、汪曾祺，构成了一条连贯的线索。
艺术成就：
首先，具有古朴和静美的艺术风格，是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超尘脱俗。这也是废名小说最大的特点。童年湖北家乡的小桥流水沙滩枫柳，县城外的禅宗圣地四祖寺和五祖寺，给冯文炳留下了终生受用的文学回忆，所以其小说都是以没有受到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封建宗法制农村为背景，用冲淡质朴的笔调表现尚没有被现代社会污染的宗法制农村世界，表现带有古民风采的人物的淳朴美德，展示农村的老翁、妇女、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灵魂，流露出一种寂静的美，笼罩着淡淡的忧郁与悲哀，具有一种田园诗般的宁静、和谐、幻美的韵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别具一格。
其次，小说诗化、散文化，具有独特的文体价值。废名的小说不重视故事情节，而具有散文化的倾向，并且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语言精炼、浓缩，充满了跳跃、省略和空白，擅长直接引古诗入小说，将现代白话和古典诗词融在了一起，营造出一种诗的意境。
第三，重视意境的营造，充满了诗情画意。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在废名的笔下就能够化为一个空灵的意境，充满了诗情画意。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宗教文化和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小说同时还有一种出世的味道在里面，具有一定的消极避世倾向。
第四，受佛教和禅宗的影响，追求禅趣和玄学意味。废名的小说对沈从文等作家产生过一定影响，为中国现代小说贡献出一种奇特的诗体形式。
现代都市男女曲折隐秘内心欲望的深刻揭示
——《梅雨之夕》赏析
施蛰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擅长描写现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独感和疏离感，特
别注重挖掘都市市民的深层心理世界，这种倾向最终发展为他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与新感觉派的其他作家相比，施蛰存的小说虽然有着同样鲜明的现代意识，但是叙事的技巧相对传统些，节奏比较平缓，故事性较强，并且有一种怀旧的气息和古典的诗情。他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是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且付诸了实践，他自己评价自己给中国小说带来的影响时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是比较公允的说法。《梅雨之夕》是他的代表作。
主题：《梅雨之夕》是新感觉派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都具有心理分析的典型性特点。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很简单（绅士雨中送淑女），但却揭示了都市男女隐秘而曲折的内心流程，描写了写他们卑微的渴望的萌动和这种渴望的无声无息的破灭，展现了现代都市男女特有的情爱方式，这也正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故事中的绅士所有的行为看起来都像是不可理喻，实际上是他的潜意识在作祟，所有的不可理喻都是因为一个理由：对真实的爱情的向往。文章的题目“梅雨之夕”暗示的就是他的情感的现实处境，其中的少女就是他情感的梦寐以求的伴侣，但这所有的一切都绝对不可以诉诸于理性，所以他一回到家，梦立刻醒过来，向妻子撒了一个谎后，自然的真实的情感和性意识又重新被压抑了起来。这种情感的来或去，都不是刻意的，事先没有丝毫的征兆，潜在的意识和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一切，同时又毁灭了一切。
艺术成就：通过潜意识探索人性，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核心追求，《梅雨之夕》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竭力模仿西方意识流方法，打破故事情节结构作品的传统方式，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理意识，大量采用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极有层次地、立体地展示了男主人公的心灵历程，从欣赏、注意、好奇、旁观到怜惜、关心、疑虑、羞赧，当她再次传来心灵的信息，露出微笑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去帮助她。这个细微曲折的人物心绪的变化，造成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感联系，韵味绵长。
其次，在人物意识流动中，把思想和感情，回忆与印象，想象与幻觉全部奇妙地糅合在一切，深层地开掘出人物的潜意识。当男女主人公在浸染着桔黄色灯光的迷濛雨雾中并肩而行时，一种新奇的感觉使他陶醉，超常的喜悦和激动引起了他心理感觉的错位，直到与少女分手之后，才
开始从错觉中走出来。
第三，运用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人物塑造，突出了以性冲动为主要内容的潜意识在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虽然结过婚却对别的女子充满了新的欲望，由于“力比多”的驱使以种种方式去寻求欲望的满足，小说十分细腻地表现了人物这方面的心理活动。
第四，作者有意把西方新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做到了中西结合，一方面表现出了主人公潜意识倾倒于对美丽女郎的追慕，带有现代心理小说的色彩，另一方面，主人公又能够“发乎情而止乎礼”，明显地带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心灵的自由跳动与强烈的自控意识相交叉，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的反映，也是施蛰存新感觉主义小说的一大特色。
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
——《华威先生》赏析
张天翼是一个优秀的、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讽刺幽默短篇小说家，长于漫画式的、粗笔勾勒的夸张，批判尖锐、内涵深远、笔调冷峭、节奏明快、语言劲捷、体制圆熟，短篇制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华威先生》是他的代表作，发表于1938年武汉失守之前，它的问世，引起了长达数年的关于抗战文学要不要排斥“暴露和讽刺”的争论，为整个国统区的讽刺暴露文学开了先河。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凭借着他长期丰厚的生活观察和体验，透过在当时高涨的抗战热情，而敏锐地发现了在其掩盖下的社会现实的严酷性和潜伏的危机。
主题：《华威先生》的主要成就，就是提供了一个“包而不办”、到处出席抢权的文化官僚形象，暴露了在全民抗战的热情下潜藏的党派利益和个人私利之争，具有一定的时代典型性和历史预见性。通过对 华威 先生匆匆忙忙以相同的方式和发言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对各种组织进行所谓“领导”的描写，小说讽刺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只对限制和控制抗日工作的“领导”感兴趣，而对加强和促进抗日的实际工作不感兴趣的国民党政客，与此相应，也以满腔的热情写出了与这种“领导”相对立的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与力量。
人物形象： 华威先生的性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有“开会迷”、“会议阀”的外部特征。作者赋予了 华威 先生一个贯穿的动作“忙”，仿佛是一个热心抗日的积极分子，但他的忙却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包而不办”、伸手攫取一切领导权力。
其次，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和投机性，企图垄断和操纵一切群众性组织的活动，到处探听和监视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由此内现出了国民党反动派争夺领导权的阴谋。
第三，具有虚伪
而做作、色厉内荏的性格本质。华威先生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一副现代文明人兼绅士的派头，实质却是独断专横，在遭到冷落的时候，更是会立刻撕下其斯文的假面具，抛弃文明人的教养，显得气急败坏、骄横跋扈。在遇到沉重打击的时候，还会露出其本质虚弱的一面。
华威先生可以说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新官僚进行高度概括性的人物，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冷静分析，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限制、防范、敌视人民群众抗日活动的罪行。在华威先生的身上，一个党派的狭隘利益和个人的私利被充分地混合起来。这一形象的出现，令读者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历史氛围。华威先生所具有的攫取权力的亢奋劲头和狂热的性质，再加上其外部具有的开会迷的特征，都使这个典型特别的隽永。人们不难在自己的周围看到类似的带点流氓的气质、要权不要命的小官僚，这样就使这个写的并不复杂，甚至还有点类型化的人物，具有了某种超越时代的意义。
艺术成就：
首先表现为人物描写的片断性。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只有 华威 先生匆匆忙忙地钻进各种抗战会场表演的几个片断：开会、赴宴、作报告、发指示、插手各种抗日组织活动、对不听他指挥的人进行讹诈和恐吓，像是一个人物小品。作者从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截取了最能反映生活特征的横断面进行艺术的典型化创造，从而揭示出了重大的历史主题。
其次，人物描写手法的漫画化。张天翼着力于人物的刻画而不刻意于故事的叙述，故事本身没有生动性、趣味性，而是着意追求通过人物形象的生动的滑稽表演，给人耐人寻味的好笑，所有对 华威 先生的出场的描绘，采用的都是漫画化的手法，处处揭示出了华威先生虚伪做作的性格特征，如手指的兰花图样。
第三，采用了精微的细节描写，善于运用小特点来描写大性格， 华威先生的每一个小特点，都是和他的权力欲相联系并能穿透其灵魂的。如华威先生每次到会场，“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地把踏铃踏一下，叮！”，一笔就把 华威先生那种 君临一切的心理揭示出来了。
第四，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华威先生语言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看场合说话。当他到处高喊“一个领导中心”时，语气是干巴巴的；当他与人低声谈起赴宴喝酒时，用的是开玩笑的活泼口气，在文化界抗敌总会发言，可谓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可当听说青年们中有个会没有找他参加，就开始粗话连篇，急不择言。无论在什么场合，华威只要一出口，我们便能够感到他的虚伪做作，
写得既夸张又富有生气。
现代儒林人物的众生相 犀利睿智的喜剧艺术
——《围城》赏析
在中国蔚为大观的现代讽刺艺术之中，继鲁迅的深刻、老舍的温厚、张天翼的俏皮、沙汀的沉郁之后， 又增添了钱钟书式的机敏，他以学者兼作家的身份，以其渊博精深的学识为利器，剖析世相，品察人物，犀利睿智。长篇小说《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之中机趣溢出，良堪压卷，被誉为“新《儒林外史》”，1946年连载于《文艺复兴》，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问世。
主题：《围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以方鸿渐人生途中留学深造、谈情说爱、谋事求职和婚姻家庭几个方面为主线，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和抗战时期国难家仇的时代潮流之中，反讽地描绘出现代儒林人物群像。小说所揭示的并不是科举制度的宠儿或者弃儿的迂腐心酸的悲喜剧，而是洋学衔和旧学问相错综时期的新儒林的众生相，揭示了他们从国外回到国内，从家庭走向社会，又复归家庭的彷徨无主、无所归宿的灵魂。
“围城”涵义：小说标题《围城》，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书中人物点明：“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婚姻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主人公方鸿渐在经历了一番人世沧桑之后，切身地感觉到了“人生万事都是围城”：归国轮船的舱房是围城，上海孤岛是围城，内地大学是围城，婚姻家庭也是围城，围城一词，包含着作家浓郁的人生忧患意识，它象征着一个难以解开的阿芬克斯之谜，一个充满了期待和懊恼、寻找和失落的悲喜剧的人生连环结。
人物形象：《围城》中的人物众多，主人公方鸿渐则是重点描述的对象。他的遭际和命运构成了全书的主要情节，同时也使作者得以展示自己对人类存在状况抽象性思考的有效方式。小说成功地通过方鸿渐的人生戏剧营造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围城世界。作为一个在中西文化边缘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方鸿渐的身上交织了东西文化和新旧矛盾的冲突，传统文化在他的心理结构中已沉淀到最底层，同时也受到了新文化的影响，既有对传统思想道德的屈从，又有着自由民主的渴望，在这种思想的杂糅下形成的多重性格特征，往往使他在遇到挫折时表现出“思想大于行动和行动的延宕性”等缺点，无论对于爱情、事业还是婚姻家庭无不表现出这种特点。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而是芸芸时代弄潮儿中特殊的一位：生性软弱和顺，也不乏事后的聪明，耽于
想象和言谈，却缺乏行动的勇气。在每个转折关头，他都有更好的选择机会，但文人的清高和自尊却使他羞于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个人的利益，在他的身上始终没有泯灭做人的基本原则和对理想的追寻，但这一点却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节节败退，生存的空间越缩越小，以致陷入死一般的绝境之中。他的每一个努力，都是在试图进入一座围城之中，进去之后才发现并不是其所需要的，而继续奋斗的结果，是又进入了另一座同样的围城之中，他不断地从一个有形的或者无形的牢笼进入另一个牢笼之中，似乎总是被动地等待着救援，然而却谁也救不了他。
艺术成就：
首先，《围城》是知识密度最大的现代“学人小说”。 在小说中，作家旁征博引，自然融入了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法律、教育、民俗、语言等各领域的知识材料，凭借他那渊博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联想能力，对中外风习、典故、名人轶事和诸多学科的学问，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涉笔成趣，既切合人物的身份、口吻、脾性，又显得非常的深刻。
其次，《围城》的讽刺艺术幽默而富于哲理。钱钟书无拘无束地在小说中挥洒着其贯穿经传、驰骋古今、融汇中西的讽刺笔墨，妙语接踵而至，在习以为常的事物和概念中构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悖论，在看似漫无边际的笔法中，始终贯穿着对存在于中国传统中的因循守旧意识的反讽，尽现其人生智慧和艺术才华，展示出广博的学识、辩证思维的能力和独特的文体特征。
第三，塑造了一批洋学衔和旧学问相错综时期的新儒林的众生相，如靠与外国哲学家通信来猎取名气的所谓哲学家褚慎明，抄袭德国民歌的女诗人苏文纨，以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教授头衔的韩学愈，随身携带大量卡片和西药进行学术和市场投机的李梅亭等，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第四，采用了旅行者的游记式结构。方鸿渐从上海到巴黎再回到上海，从上海经宁波、金华、鹰坛、吉安到三闾大学，再由三闾大学经桂林、香港回到上海，这种以纵向型的线索为结构的叙述方法，取决于作者所认识和理解的人生方式，在简洁明快中蕴涵了丰富的人生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