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振兴

浅论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振兴*

翁达来

郝淼

*基金项目：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09Y JC ZH 063）

【摘要】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焦点是其“过时性”与“稀缺性”的矛盾统一。在当代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修复与更新来达到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空间的振兴，另一方面需要市场经济介入其中，达到其经济活动振兴的目标。本文通过实例比较与分析得出结论：只有当物质振兴与经济活动振兴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时，才可以真正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持续的、良性的延续与发展，即文化振兴。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物质结构；经济；文化；振兴

1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发展进程

历史文化街区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不同时代、不同机构对其做出的定义

是不同的。学术界比较认同吴良镛先生（1998）的观点：

“历史街区是指在某一地

区（主要是指城市）历史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这一地区文化脉络和集中反映地区特色的建筑群，其中或许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文物保护建筑。”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GB50357－2005）中的定义是：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地段(historic area)”指：

“保

留遗存较为丰富，能够比较完整、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或民族、地方特色，存有较多文物古迹、近现代史迹和历史建筑，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区。”

1.1国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发展进程1.1.1保护历史建筑的阶段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CIAM ）第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

后来被称作《雅典宪章》。其中第七章“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中指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可以看出，当时虽然已经提出了“有历史价值的地区”这样的概念，但是侧重点仍放在保护“古建筑”上，而之后国际上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观念的转变就是从保护历史建筑演变而来的。

1.1.2明确提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1964年5月31日，第二届历史古迹建

筑师和技师国际会议通过了《国际文物古迹保护及修复的宪章》

（简称《威尼斯宪章》）。宪章中第十四项提到：

“必须把文物建筑所

在的地段当作专门注意的对象，要保护它们的整体性，要保证用恰当的方式清理和展示它们。”该宪章进一步扩大了历史文物建筑的概念，指出“历史文物建筑”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还包括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乡环境。

1.1.3强调历史文化街区的“延续性”1976年11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华沙内罗毕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

毕建议》)。《内罗毕建议》指出，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在社会方面、历史和实用方面具有普遍的价值：

“历史地区是丰富多彩的文化、

宗教及社会的最生动的写照，必须延续到后世，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与土地开发的基本要素。”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有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理论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延续性的必要性，并指出应当将它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以保证自身的持续发展。

1.1.4强调历史文化街区与当代城市的重

要关系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

大会第八届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期间通过

《华盛顿宪章》。《华盛顿宪章》有关保护“历史地段”的概念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做了迄今最为完善的概括：“城镇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小地区，包括城镇的古老中心区或其它保存着历史风貌的地区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

1.2国内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发展进程

1.2.1保护历史建筑阶段

鸦片战争后，文物古迹损毁严重，促使我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立法。清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是我国最早涉及古迹保护的法律。民国五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及《保存古物暂行办法》；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现代第一个文物保护机构——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文物古迹保护的法律法规。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国务院于1961年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

1.2.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阶段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时虽未形成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但已认识到单个文物建筑以外地区的保护问题。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将“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作为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此时许多学者专家比较关注城市发展中的新旧延续和文化继承问题，提出例如“有机更新”、“类四合院”理论，并开展了一批实践项目，取得了较大进展。

1.2.3文物古建——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格局形成

1997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抢救和保护一批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同年，《黄山市屯溪老街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文物古建——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格局的正式形成。2005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2008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开发工作提供了依据。这一阶段，专家学者更为关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由单纯的文化振兴向经济带动下的文化振兴转变，资金筹集也开始采用多元化的方式。

2历史文化街区振兴的典型案例

2.1街区原真功能再利用案例

所谓的“原真功能在利用”，即在街区的改造过程中，保留其原先的使用功能，在保证街区格局完整的前提之下，进行改造和优化，使其原先的使用功能得到更加积极的利用。这一模式的历史比较久远，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针对老城住区的改造都展开了不同的尝试。

2.1.1早期案例——

—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地区位于北京二环路以内，鼓楼正东600～1100m处，整个街区面积8.28ha，分属菊儿胡同、南锣鼓巷、寿比胡同三个居委会管理。1987年，由吴良镛先生领导的清华城市规划教研组选定菊儿胡同41号作为北京旧城整治的试点。随后对整个菊儿胡同地区进行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优化旧城人居环境，试图寻找一种历史风貌与居住质量兼顾的新的人居模式。

由于受政府的支持，菊儿胡同改造工程拥有较为充足的资金、较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和政府强制力的保证，因此在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较少，改造的结果也较为理想，达到了既保护旧城风貌又优化居住环境的目的。因此，1993年在一、二期工程完成之后，该项目获得了各界关注，并获得了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2.1.2北京南池子

在菊儿胡同之后，有关历史居住区的改造在各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探索，其中可对比同处北京城的南池子街区的改造。

北京南池子街区位于故宫东南侧，修缮改建工程始于2002年5月，完成于2003年8月。工程采用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保存较好的四合院和可以修复的四合院，并辅以建造围合式“四合楼”的形式。此外，改造后的“南池子”仍作为居住之用，但在改造时考虑到居民生活需求，其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状况等已有很大改善。

2.1.3街区原真功能再利用案例评析

图1

乌镇西栅景区幽静而整洁

菊儿胡同、北京南池子工程都是针对城市居民住区进行改造的项目，菊儿胡同的设计非常精心，其在专业领域获得的成功（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也是有目共睹，但是这种完全由政府出面出资金、出技术一手操办的项目只能是极个别的案例，对于全国各地众多的有保存价值和保护必要的历史地段而言，能享受如此“待遇”的无疑是幸运儿。对比菊儿胡同，南池子街区就做出了另外一种尝试：即在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的主导力量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使得项目既达到保护效果，又能获得一定经济收益，从而走向“双赢”的良性循环的道路。

街区原真功能的再利用，由于前期投入较高、成本回收周期较长、产出低，很难吸引开发商参与，而同时政府又无力大范围出资，因此这种再利用方式近年来鲜有更加成功的案例出现。

2.2历史文化街区商业再利用案例

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再利用”，即其再利用的目的就是“商业”，而原先的使用功能被完全地替代了。因它能在更新旧城的同时有效地实现土地增值，故成为近年来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一种改造模式。其中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是其中非常典型的案例。

2.2.1南京“1912”

南京“1912”位于大行宫的中心地带，它濒临太平北路和长江后街，西面即为南京总统府。该街区原为国民政府人员的办公和居住用地。南京“1912”采用的是彻底改换历史文化街区功能，以商业化的运营方式促进街区历史延续的改造模式。该模式中参与改造的主体为房地产开发商。对于街区中建筑实体的保护，开发商采用了修复和重建相结合的做法：保留一部分较有价值的原有建筑，修复其外观及立面细部，并且对其内部结构加以调整，以适应其新的商业功能的需求；拆除一部分损毁较严重建筑，并仿照原状新建，在满足街区功能需求的同时，尽可能使街区风貌保持一致。

2.2.2乌镇西栅旅游区

位于浙北桐乡市杭嘉湖平原上的乌镇，由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块，人称东南西北四栅。乌镇从1998年采取旅游保护、开发模式，在保护过程中也采取了划分片区的做法，将历史风貌区单

独划出以利于保护。其中乌镇西栅是近年来开发的一片较完整的旅游度假区。不同于东栅，具体做法是：开发者在西栅外建立新居住区———

——旅游开发公司将民居全部买下，并将原居民迁至新区居住———部分居民申请返回原来的住所，为游客提供住宿与餐饮服务。这样，乌镇旅游开发公司拥有民居客栈的所有权，对原有民居进行全面的改造，选择“具备条件”的居民提供相关服务，并对客栈作整体的宣传、采取统一的管理(包括预订、入住等)。客栈住宿的收益归旅游开发公司所有，而原居民提供餐饮服务的收入则归居民经营所得。因此,乌镇民居客栈的管理属于企业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具有高度统一与集中的特点。

与之前类似的乌镇东栅、丽江大研古城等不同，西栅在开发的最初阶段就迁出了全部的居民，由旅游开发公司进行统一的规划和修复，改造开发之后的整个街区功能单纯（旅游休闲），整个景区管理非常规范（图1），服务质量得到不断提升。

2.2.3街区商业再利用模式评析

历史文化街区“商业再利用”模式最为冒险的做法就是彻底改变了原街区的使用功能，功能的改变势必会对原先的建筑风貌、街区肌理提出挑战。由于使用功能的改变，街区建筑中原有的居民已搬迁，日常保护行为的主体为商家所取代。这种日常的、持续性的自发保护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关键一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得商家能够减少商业行为对街区的破坏、有效提高他们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积极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现今高速扩张的城市中，历史文化街区要完全保留其原先的功能其实也是难上加难，尽管商业再利用的模式是欲借街区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

值来

图2

798—原先的厂区，今天的艺术街区

提高商业活动的格调，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经济目的，但其在修缮建筑外观方面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使城市的历史记忆以实物方式得以延续。并且由于街区的商业、旅游新功能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流，对于弘扬街区文化和促使人们接触、认识历史建筑风貌有一定帮助，同时也增加了街区的活力，所以这样的“商业再利用模式”就街区活力与统一管理而言无疑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3旧工业街区艺术再利用模式

旧的工业厂房、工业街区也许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所谓“历史文化街区”，但是如果对照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会发现旧的厂房和工业街区对于记录某一个时代的工业文化甚至于时代精神都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因旧的工业区能够提供较为完整的街区空间和大的建筑空间，所以自纽约曼哈顿的苏荷区日益成熟并受到关注以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会寻求城市废弃工业区作为栖身之所。

2.3.1LOFT 开发模式简述

所谓LOFT 风格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纽约的艺术家为逃避市区工作生活的限制和高昂租金，聚集在曼哈顿的苏荷区（SOHO ），利用废弃的工业厂房，从中分隔出居住、工作需要的各种空间，使旧工业建筑获得了新生，保护和延续了城市文脉，增强了城市的历史厚重感，同时带动了区域复兴，逐渐探索出一条对旧工业建筑改造更新的有效途径。LOFT 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

于旧建筑的利用，更重要的是留住了城市的

记忆。

2.3.2北京798街区

“798”即原国营798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前苏联援建、原民主德国负责设计施工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的轻工业厂房，这里曾被称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随着时代的变迁，受工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大片厂房逐渐荒寂。2002年开始，一批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开始进驻这里，成规模地租用和改造空置厂房作为进行艺术创作的场地（图2），798工厂逐渐发展成为艺术中心、画廊、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公司、餐饮酒吧等各种现代空间的聚合，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SOHO 式艺术聚落和LOFT 生活方式。

2.3.3工业街区艺术再利用模式评述

除了北京798，也出现了诸如上海苏州河、昆明“上河创库”、深圳华侨城等诸多由旧的工业废弃区而改建的艺术街区。798街区的出现曾经一度吸引了包括艺术家在内的众人惊喜的眼光，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魅力，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艺术街区完全是艺术家的自发行为，街区的出现、发展到繁荣的整个过程有如艺术本身一样摒弃了利益、商业等功利因素，再加上几乎毫无修饰的工业厂房，整个街区呈现出朴实、童真的趣味。

然而随着街区的日臻成熟，更多商业的因素加入其中，这一方面给街区带来了更加完善的经营模式从而增强其生命力，另一方面日趋高昂的租金也使得很多艺术家望而却步，从而原先单纯的“艺术街区”的模式被打破。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街区原先的包豪斯式的厂房的保护问题表示担忧。

2.4三种再利用模式对比分析

以上三种再利用模式为历史文化街区再利用中最为常见与普遍的模式，它们各自以其独到的方式给历史文化街区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再利用模式的不同，对于物质结构、经济的振兴与文化的诠释有着不同的效果（见表1

）。

表1

历史文化街区再利用模式对比

3历史文化街区的振兴之路

回顾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理论进程，可以看到近年来人们更加关注于历史文化街区与现代城市的关系。这里所谓的“现代城市”，既包括城市空间，又包含了城市生活的概念。各种历史建筑和街区的过时性产生于它们的功能与当代需求的不相协调。当然可以通过维修、功能置换等来完成街区的更新，但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仅有“更新”是不够的，要达到“振兴”的目标，所谓“振兴”，即不仅仅关注于街区暂时的修复面貌或功能置换等，而是要放眼街区的长期发展，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从而获得持续的活力。

3.1历史文化街区物质结构的振兴

所谓的“物质振兴”，包含了有关历史文化街区的硬件设施、功能使用等一切物质形态的修复与更新，在现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实例中，集中体现于街区功能的重组与更新。

3.1.1功能的重组

上述南京1912街区，乌镇的西栅、北京798艺术街区等都是用新的功能来彻底替换原有的功能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更新，即“旧瓶装新酒”。这种“功能重组”常常发生在原有的街区功能衰退而导致街区空间的破败与衰落的地区，其本质是通过寻求更加适合于街区空间与文化特点的功能来加以替代，从而达到街区振兴的目标。

3.1.2功能的更新

上述北京菊儿胡同、南池子居住街区并未改变街区原先的使用功能，而是保留了居住的主体功能，但通过种种措施与手段使它的运作更为有效或有利。这种方式比之“功能重组”更加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修修补补往往比彻底的替换难度更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何在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必须完成的课题。

3.2历史文化街区经济活动的振兴

理论界有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诸如美学、社会、文化价值上，而较少涉及到其经济与商业价值。基于市场与经济目的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常常被置于保护和维护的对立面上，即人们认为过多的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不能够得到应有的保证，其社会、文化、美学价值将遭到破坏。但实际的情况是大多数无法得到公共资金资助的历史文化街区如果想要得到动态的、良性的和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则必须走向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城市功能和结构不断发生改变，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肌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保护必然要融入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

经济的振兴与文脉的传承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上述南京1912街区、乌镇西栅旅游区都是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商业运作相结合而获得成功的案例。经济活动以文化为亮点，可以吸引更多消费，创造更大效益；同时有了持续的资金支持，才有能力对历史文化街区

不断进行修缮，保持它永久的活力。事实已经证实，只有建筑或街区内部的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才能够为历史文化街区的维持与发展提供持续的、有力的物质保障。

3.3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的振兴

有了物质结构的振兴，又有相应的良性的经济活动作为保证，才能够真正达到文化振兴的目标，文化的振兴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振兴。

3.3.1历史文化街区的“博物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历史文化街区内部常常会有一些应当完全保存其历史风貌的建筑空间，他们不适合开放为城市生活的空间，也不适合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比较典型的就是上海1912的一大会址。这一类建筑应该是成为“博物馆”的，并将会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振兴做出无法替代的贡献。在街区振兴的过程中，“博物馆”们自身不应该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而是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元素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和单纯性，进一步提升街区的文化价值和稀缺性，从而促进其物质空间振兴和物质空间内的经济活动的振兴。

3.3.2必须坚持文化资源公众共享的平等性原则

之前提到有很多人对于频繁而密集的商业活动介入历史文化街区的振兴表示了担忧，我们固然可以看到经济利益的增长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必须承认过多的商业活动确实威胁到了文化资源公众共享的平等性原则，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最近沸沸扬扬的故宫建福宫会所事件。虽然建福宫不是在一个标准意义的历史文化街区之内，在没有缜密的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对事件本身妄加断言，但是这个事件确实在提醒我们：文化资源的公众平等共享是否因为商业活动的介入而遭遇挑战？其实错不在商业活动本身，而在于文化资源的管理者们，这里必须提出：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振兴过程之中，必须坚持文化资源公众共享的平等性原则，才能够真正做到“文化振兴”！

4结语

在现代城市中，历史文化街区承担着文化记忆、文脉延续、空间活动、经济与商业

等多重价值。过去我们通常更加关注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与物质形态的保护与利用，而现今我们所提出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振兴”不应该仅停留在物质空间的振兴，而是要同样关注于街区的经济活动的振兴，并在二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从而达到良性的、持续的发展和真正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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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98”艺术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中国勘察设计，2007，3：54-57.

【作者简介】

翁达来，南京农业大学讲师，硕士

郝淼，南京农业大学公管院城规专业，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