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的思想改观以及对近代史的新掘认识

对李鸿章的思想改观以及对近代史的新掘认识：

在我以前所接受的知识中，就说李鸿章是一个惟命是从的顽固守旧派，还签下了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当时就认为李鸿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而看了《走向共和》后我对李鸿章的认识完全改变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李鸿章是一个比较悲情`憋屈的历史人物，在才能和智谋方面他不输给任何人，至于那莫名的卖国贼之名，这不该是李鸿章所应背负的，在此我要为李鸿章平反。

1894年11月，大清王朝的军队早已经无影无踪了，偌大的大连已经逃得没有了一兵一卒。日本人不费一枪一炮，攻陷了大连，而就在这时，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隆重庆祝大清国慈禧太后的60大寿。由于甲午战争战败，光绪想起了身为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海军实际负责人的李鸿章，你李鸿章干什么去了，搞这么多年的海军，就这样被消灭，于是光绪宣布李鸿章下课，拔去三眼花翎，削去黄马褂。我不知道光绪在问责李鸿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更有责任，有没有想过自己更有责任，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大姨妈慈禧为了修建颐和园用了多少海军军费，自己的爹爹头号拜金哥奕挥霍了多少海军军费，自己大婚用了多少银子……打败仗了，想起李鸿章了，开始收拾李鸿章了，为什么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呢？打不过就要求和，这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朝的法宝，后来光绪派了两个人去议和，日本人认为他们不够档次，这时候，他们又想起了李鸿章，皇帝嘛，在外国人面前很阳，但在自己的臣民面前却很爷们，召曰：李鸿章著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这哪里是对大臣的口气，简直是狗的待遇。用着李鸿章了，怎么办？赏还翎顶，开复革，赏还黄马褂。李鸿章也当然知道，怎么办？敢不去吗，必须得去。战败者去和战胜者谈判，本身就是很丢人的事情，愿意去就是一种勇气，为了和谈成功，清政府连割让土地的权限都交给了李鸿章，这样一来，李鸿章就成了“全权大臣”。说是全权，这次和日本谈判割不割地`赔多少款以及最后的决定权，又岂能是李鸿章这个被呼来唤去的大臣所能决定了的。所谓的“全权”，其实就是能不能发挥口舌之能少割一些土地少赔一些款，然后成替罪羊把条约签了。和法国签条约的教训，李鸿章当然不会忘，但皇帝让去，只能咬牙挺着。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由天津乘船前往日本，踏上了中日谈判的艰难之路。李鸿章深知此次议和的最大难题是割地问题，于是他奉召到京后首先“访问”列强驻华公使，再次请求美·英·俄·法等国出面干涉，促使日本放弃割地要求，但这怎么可能呢，列强正准备利益均沾呢，谁会帮你啊？据说，在《马关条约》签字的最后时刻，李鸿章老泪纵横地对身边的美国顾问说过这样一句话：“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当时，李鸿章依然是清醒的，但他没有决定权。可是，他却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改良和革命是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的，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主要夸大和拔高了农民革命的意义和作用，把太平天国说成“彻底反帝反封建”，而对太平天国中暴露的农民阶级局限性缺乏深入剖析。认为凡是主张改良就是抵制改革，以致把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改良运动一概加以否定。如称洋务运动是“反动卖国运动”，把戊戌维新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而加以批判，清末新政则被全盘否定为“一场政治骗局”。诚然，慈禧太后和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意图当然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但我们判断历史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更要考虑其内容和客观效果，清末改变从废除科举到预备立宪，对思想启蒙和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意义极大，怎能用“政治骗局”来一言以蔽之呢？

2013年6月12日，下午2:35，我张园，燕雪艳，丁慈三人在宿舍围坐一团开始讨论李鸿章这个人。

第一个，燕雪艳开始提问：“甲午战败后，清廷中大家纷纷要求改练新军，当时袁世凯来求李鸿章为他举荐，在此之前他曾因为袁世凯是翁同龢的说客而大怒，但为何他最终还是选择为他举荐？”

张园的见解：李鸿章之所以举荐袁世凯主要还是看重了袁世凯的才能，虽然他以前做了很多落井下石的事，但毕竟这是在为整个大清做事牟利，所以为了顾全大局，他只有选择袁世凯，要论才能，当时没有一个人比袁世凯更合适做这件事，再说他也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来继承自己的衣钵，所以他决定找袁世凯，再说李鸿章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他根本不会把私人情绪带到公事中去，他觉得袁世凯能够有勇气自荐，就说明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自信，即使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这一点也是促使李鸿章选袁世凯的原因之一。

丁慈的见解：当时在荣中堂的提醒下，他又去求见李鸿章，求他为自己举荐，而之前李鸿章曾怒斥袁世凯，说他在自己背后捅刀子。但李鸿章最后还是见了袁世凯，再见面时，李鸿章先是将袁世凯骂了个狗血喷头，袁世凯只能向他道歉并唯唯而退，但李鸿章又把他给叫了回来，并把自己的那只金手枪赠与袁世凯。他知道以袁世凯的才能是可以训练出一支很好的军队，但他也担心袁世凯日后会生出谋逆之心，但当时的情况下，能启用的人才也就是袁世凯了，于公无论如何，他都要举荐袁世凯的，因为袁世凯有这个能力，且大清的局势已是如此，他别无选择。

燕雪艳的见解：我觉得李鸿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虽然他曾为袁世凯在自己背后捅刀子的事大怒，但是他也明白，人都是自私的，像袁世凯这样有理想有野心的现实主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再说从才能上说袁世凯也有这个能力，为了大清的海军实力，为了不受日本牵制，这一切的事实都摆在眼前并在告诉他，他应该举荐袁世凯。当时的大清因为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又对大清国虎视眈眈，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而训练这个军队的人选也就是袁世凯了，以他的能力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个，丁慈开始提问“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张园的见解：我觉得李鸿章不是“卖国贼”，他只不过是一个大臣，他又没有事情的决定权，虽然《马关条约》等很多的条约都是出自他手，但他只是个跑路的，最终的决定者是皇帝和慈禧，李鸿章有什么办法呢？皇帝要他去，他能不去么？当然不能，他为清廷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却换了个“卖国贼”的名头，真的很不应该，应该李鸿章是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他为巩固大清政权付出了多少，有人注意过吗？为什么就签了个条约就说他是卖国贼，这是他想的吗？当然不是，所以我觉得李鸿章不仅不是“卖国贼”还是个大好人。

燕雪艳的见解：我觉得李鸿章不是卖国贼。李鸿章确实没有做过很多实事，没有从根本上救治当时岌岌可危的中国，但是他所作的补救措施使中国有了发展的时间，从侧面体现出了救国之策，虽然这些决策在某些人看来是卖国之举，但是他顶着天下压力和后世骂名这么做了，并且做得毫不犹豫，足以看出李鸿章的救国之心，因此我觉得综观整个时期，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功大于过。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他做了这么多难道就是为了卖国吗？当然不是，所以我觉得李鸿章不是卖国贼。

丁慈的见解：李鸿章所处的年代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

未有的大转型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是处于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的，并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中国当时的局势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

第三个，我开始发问“你们觉得李鸿章内心是想守旧还是维新，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燕雪艳开始发表见解：我觉得李鸿章守旧多一点。总的来说，李鸿章是清朝的一位大臣，他的思想总会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而展开，他是不会违背清朝的传统制度的，可以说如果他内心真的想维新的话，也是受到清朝制度束缚的，根本不可能做成什么大事，就像洋务运动这事，表面上打着“自立”，“自强”口号来实行一定意义上的维新改革，但在外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清廷守旧派在思想边缘的垂死挣扎，对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进步和社会技术的改变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也就正好验证了一句话“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是干不出什么大事的”。所以我说李鸿章守旧多一点。

接着丁慈开始发表见解：我觉得李鸿章也是守旧多一点。就如燕雪艳前面说的，李鸿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为了不干扰到清廷的统治制度，你说李鸿章会做出什么维新的举措，就说即使他心里想维新变革，那他敢吗？当然不敢，他在君臣礼仪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唯命是从的，他根本不敢在皇帝和慈禧面前说一个“不”字，而清廷就是实行的制度是与维新相对立的，所以李鸿章是不敢大张旗鼓的维新的，可是从洋务运动这一可以看出他还是想让中国发展强大起来，可这还是在清廷封建统治的束缚下进行的，所以也就注定了失败，这根本是行不通的，而且从真正意义上说他也不是要改革，只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而已罢了。所以我说李鸿章守旧多一点。

张园的见解：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从这一点上似乎就代表了李鸿章再怎么也无法与顽固派脱不了干系。

这次讨论首先使我对李鸿章的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我觉得他真是太不容易

了，要不停的附和迁就于光绪和慈禧，他活得该是有多累啊，作为一个清廷忠臣，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作为大臣代表，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对于整个近代史看法我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就是觉得近代中国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现在我觉得这似乎是中国必须走的一个过程，是过滤中国制度和文化的一个过滤器，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