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气：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历史的再检1

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史的再检讨

廖育群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在远东一些以精白米为主食的国家中，脚气病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然而，直到19世纪末，日本海军报道了由于在常规饮食中增加了肉、鱼、

蔬菜等，海员中间的脚气病已经根除这一情况后，人们才认识到脚气病的发

生与饮食有关。在此之前，几乎有半数的海员易发生脚气病，并且有不少人

因此丧命。脚气病在亚洲的发病率后来明显降低，部分原因是由于生活水平

提高，使饮食变得多样化，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人们逐渐接受了部分脱壳

米、蒸谷米及强化米。在西方国家，维生素B1缺乏症几乎只见于慢性酒精

中毒的患者。1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这段描述，概括了近代以来有关脚气病历史的普遍看法，可谓颇具代表性的“经典之说”。但历史的本貌，也许要比这复杂得多。首先，虽然东方的历史文献、医学著作中有不少有关“脚气”的记述，但是否真的都是现代医学所说的“脚气病”（即因维生素B1缺乏而引发的疾病），似乎还大有可商榷之处。因为维生素B1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当中，仅仅是“以米为主食”，并不足以导致脚气病的发生。事实上，医学史家大都注意到了在古代的“脚气病”记述当中，曾经“历史”地包含了某些其他疾病。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的深度还远远不够。例如通常只是考虑到，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恐怕未能将风湿性关节炎等一些其他肌肉关节病变排除在外。而对于某些按照现代医学的病因分类来看，纯属风马牛不相及的疾病也被“历史性”地纳入脚气病范畴的可能性，则缺乏“大胆”的考虑。本文所欲说明的是：在医学史，尤其是疾病史的史料诠释中，没有对现代医学知识的充分了解，或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于史学分析，乃是导致研究结果“惑于似是而反失其真”的根本原因。

引文中所言“脚气病在亚洲的发病率后来明显降低”虽是事实，但将其原因归结于“部分原因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使饮食变得多样化”，却不够严谨。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饮食结构单一还是多样化，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东方诸国虽然是以米为主食，但无论是权族豪贵还是平民百姓，其饮食始终都是多样化的。同样，认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人们逐渐接受了部分脱壳米、蒸谷米及强化米”，亦缺乏必要的说服力。因为众所周知，虽然科学教育不绝于耳，但并没有人真的在生产与食用“部分脱壳米”（dehusked rice）、“蒸谷米”（parboiled rice）、“强化米”（enriched rice）；特别是近代使用机械脱糠后，大米的“精白”程度与古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脚气病却基本上销声匿迹。因而饮食多样化在预防脚气方面，

1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第4册，第346页。

只有对海员、囚犯等特殊人群才有意义。以日本海军脚气多发、实行“兵食改良”而大获成功的事例2，来说明发生在处于完全不同生活条件下的一般民众中的事情，并不完全合适。

“脚气”这一病名最早出现在中国3，且历代的医学著作中确也多有论说，但实际上其流行与危害程度均远不及日本。在昭和十四年（1939）以前，日本民众罹此者甚众、亡于此者极多，故“脚气”在日本素有“国民病”、“风土病”之称。此乃本文欲就日本历史上的脚气病、及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再加探讨的原因所在。总之，脚气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已成为某种历史性的疾病，但就其历史而言，仍有许多神秘之处值得思考。

一、日本的脚气病流行史撮要

日本史书中首次出现“脚气”一词，是在《日本后记》4平城天皇大同三年（808）的记事之中：

甲子（12月17日），藤原朝臣绪嗣言：“臣生年未几，眼精稍暗，复患脚气，发动无期，此病岁积”。

此后，藤原绪嗣终身为脚气所恼，七十岁时死于非命。

然而日本的脚气病史研究，与中国方面的情况一样，研究者大多认为：在“脚气”病名出现之前，这种疾病早已客观存在5。这是因为在开始使用“脚气”这一病名之前的日本古代文献中，如同中国一样，可以看到许多有关脚病的记载。如《日本书纪》6允恭天皇（五世纪初）即位前记中有“我之不天，久离（罹）笃疾，不能步行”之语，皇极三年（644）记中有“皇子患脚不朝”之语；《古事记》7景行天皇记中有“然今吾足不得步”之语；《续日本纪》8圣武天皇天平十六年（744）记中有“安积亲王缘脚病从樱井顿宫还，丁丑薨，时年十七。”之语；等等。史家以为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在脚气病名出现之前，该病早已客观存在9。

当日本的语言文字因受中国古代医学的影响，开始使用这一病名之后，诸如史书、文学著作、日记、医书等各类文献中有关脚气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但正因为仅仅依据历史的病名记载和简单的症状描述，并不足以判断其确属真脚气，所以对于这些记载是否属于“真脚气”，历来就有两种看法。否定者以为鎌仓时代（1191～）之后10，甚

2日本海军于1884年实行兵食改良，增加饮食中的营养，从而基本解决了脚气病的问题。参见拙文：《麦饭男爵——高木兼宽》。

3脚气作为病名，始见于晋代葛洪（281～341，或283～364）所著《肘后方》。但应该说这仅仅是就汉字文化圈中的记载而言。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其他古代文字记载中是否有相当于“脚气”的病名；以至在这一病名出现时，是否存在域外文化的影响。

4藤原绪嗣等撰，40卷，成于仁明天皇承和七年（840）。

5一般认为，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所言“厥”、“痿躄”、“厥气生足悗”之类疾病，以及《史记》、《诗经》、《左传》等书中涉及脚病的记述，都可能含有脚气病。

6舍人亲王等撰，30卷，成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

7太安麻侣等撰，3卷，成于元明天皇和铜五年（712）。

8藤原继绳等撰，14卷，成于桓武天皇延暦十三年（794）。

9以上所述均据山下政三：《脚气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61～72页。

10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日新书院，1941年，第页。

至要到江户时代的宝历（1751～）之后，始有“真脚气”存在11。但不管怎样，进入江户时代（1603～）之后，脚气的确成为一种普遍流行、并引起极大社会关注的严重疾病。例如在松井众甫所著《脚气方论》（1748）的“松井泰序”中，见有下述之语：“当今时也，脚气大行矣。上之公侯贵主，下之闾阎乡党，离此患者迋迋有焉。”

又如秋山宜修《脚气辨惑论》亦云：

“当今之世，王侯至庶人罹此疾者尤多。”

由于脚气在日本国民上迄将军、下至庶民间广泛流行、因此而亡的记载比比皆是，因而自江户中期开始，专论脚气的医学著作亦不断涌现（表1）。这也可以说明江户时期脚气病确实十分猖獗。据日本疾病史著作12记载，其大体情况是：脚气首先流行于江户（东京）、大阪等大都会，有时达到极为猖獗的地步，引起了普遍的关心。元禄（1688～1703）、享保（1716～35）、宝历（1751～63）年间，脚气大行，被称之为‘江户烦’。虽明和、安永、天明（1764～88，此间有天灾、饥荒）时未见流行，但到了国泰民安、庶民生活水平提高、饮食丰富的宽政、享和、文化、文政（1789～1829）年间，又见脚气再度流行。自享保后，京都、大阪亦见此病，蔓延诸国。到了嘉永、安政（1848～59）以后，江户、京都、大阪之外的大都会亦广见流行。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治（1868～）、大正（1912～）及昭和（1926～）初期。不仅在一般民众中仍旧广泛存在，且尤以军队士兵的发病率最为惊人。据载，当时一艘周游世界归来的训练舰，其376名水兵中有多达169名的脚气患者，业已死去的不下25人。1878年，日本海军计有1485人患脚气，占全员人数的33%；次年为1979名，发病率上升至39%13。为此，天皇力主政府要设立专门病院进行研究，并破例给予二万圆资助。明治十一年（1878），由陆军系统的要员、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及汉、洋两方面的医学权威为核心，组成了脚气病院。尽管脚气病院在经济上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权威医家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在研究与治疗方面却毫无成果。与此同时，海军军医总监高木兼宽通过调查、比较，提出脚气病是由于白米（碳水化合物）中含有某种毒素，而蛋白质具有解毒（中和）功能，因而当蛋白质缺乏时则不足以中和这种毒素的病因解释。并据此积极推行“兵食改良”——增加饮食构成中的蛋白质含量与食物品种，从而使得海军中的脚气发病率大大降低。然而必须看到，饮食结构改善在预防脚气方面，只是在军队、囚犯这些具有特定饮食结构的人群中才有显著作用。根据山极胜三郎的报告，他在明治二十年（1887）后的若干年中仍在不断地大量解剖因脚气而亡之一般民众的尸体，进行着脚气病因的探索14。自昭和十四年

15

11详见山下政三：《脚气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61页。

12藤井尚久：《明治前本邦疾病史》，第373～376页。载于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刊《明治前日本医学史》第1卷。13L.J.H arri s著，张鸿钧、孙岩森译：《维生素的理论与实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第34页。

14山极胜三郎：《脚气病论》，报文社，1898年。

15据藤井尚久《本邦疾病史》作成。

后，脚气发病激减，现在在日本已几乎不见。本世纪中叶，曾有日本西部脚气散发的报告，但并无确切的诊断16。

由于日本古代的汉方医学基本上是蹈袭中国传统医学而成，所以两者间虽有些寸长尺短的差异，但从总体上讲，仍可谓是大同小异。然而就“脚气”而论，尽管中日两国皆属东方米食大国、同样具有脚气多发的客观条件，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差异却非常明显。例如就脚气专著而论，中国自宋代以降，唯有董汲《脚气治法总要》一本，且书中所云“腿肿、皮肉紫白、裂破作疮，内自脓坏”，“十年之间，凡七八发动，每发之剧而证候差异”等，与真正的脚气病并不吻合。再者，日本人在谈到“脚气”这

种历史的疾病时，“稍上年纪者会想起：‘医生要用木锤敲击患者的膝盖’；年纪再大一些的人会说：‘脚肿得很大，很快就变得不能走路’；而老年人则视其为可怕的疾病，‘一旦脚气攻心，数日即亡’；还会有人告诉你：‘日俄战争时，数十万的士兵患脚气，数万人因此而亡’等等”17。而在中国民众的语言中，“脚气”通常只会被理解为是指因真菌感染所造成的“脚癣”（俗称“香港脚”）；甚至药店出售的“脚气水”上，亦曾错误地写着“beri beri”（脚气的英文名）。可见，就中日两国而言，只有日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脚气大国。然而历史上的“脚气”，是否都真正的脚气呢？

二、“脚气”与“真脚气”

脚气者脚气也，何以又有“真脚气”之说？其原因在于脚气这一病名所具有的两重性。它既是一个历史的病名——在中国及汉字文化圈中已然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并一直沿用至今；又是一个在现代医学中具有特定含义的病名——专指因维生素B1缺乏引发的疾病。为要标识两者间的区别，所以在讨论中就往往不得不将后者称为“真脚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病名”亦可说就是“诊断”。一个新病名的成立，代表着人们对于疾病认识的深化，并往往可因此而带来医学理论与治疗方法的发展。一般说来，无论古、今、中、外，疾病的诊断过程不外是医生根据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对眼前之患者的种种不正常表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作出对于疾病性质的判断。然而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医学体系中，实际掌握与利用的技术手段有所不同，故所能获取的“症状信息”亦有所不同。尽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物理、化学的先进技术手段，不过是感官认知功能的延伸，并不妨碍说诊断所依据的乃是最直观的临床症状，但通过先进手段获得的“症状信息”并非仅仅是量的增多，往往还有质的区别，由此决定了古今病名的本质不同。从这一点上讲，古代的“脚气”病名，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基于外表症候诊断的历史病名”。一切将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脚气”等同于近代医学所言“脚气”的解释，都是不够谨慎的。再者，近代医学所掌握与利用的技术手段，并非仅仅是用于获取“症状信息”，而且在临床诊断的检证中亦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肠伤寒的临床诊断，一般是根据典型的发热曲线、皮疹等等，但最后的确认必须等待两周后血液细菌培养的结果。此外，尸检对于疾病性质的认知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古代医学自然不含这些实证医学的要素，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实证性的、病因性的诊断。一般说来，古代医学的病名或诊断，主要是源于外在的直观症状或推理性的病因学说。

严格地讲，真脚气的确切诊断，是在认识到病因为饮食中缺少某种物质的基础上，以补充该物质可获得疗效为验证手段而实现的。因而现代的医学教科书在谈到脚气病的诊断时说：对于有脚气症状的患者，应给予具有治疗与诊断两方面作用的维生素B1，如有明显的症状改善，则可做出最后的诊断。其原因在于脚气的种种临床表现，并不具有特异性，也可能出现于许多其他疾病当中，故很难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因而对

于古代之脚气诊断的可信度，不得不大打折扣。

虽然日本医史学家对于“日本历史上真脚气始于何时”的看法不一，但在承认“江户以来的有关记载确属真脚气”这一点上却是基本一致。其原因在于，尽管历代有关脚气病的描述并无本质区别，但通过考察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状况，却发现江户前后的饮食有所不同——米食在江户时代才相当普遍。总之，以米为主食则易患脚气的“科学观念”在研究者头脑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成为分析问题的立足点。然而问题就恰恰出在“以米为主食则易患脚气”这个立足的基石并不牢固。这就是本文前面已指出的问题：维生素B1广泛存在于各类食物当中，并不会仅仅是因为以其含量较低的白米为主食，就导致脚气病。好比“近亲婚配则会产生劣质后代”的说法，虽然已成尽人皆知的“科学知识”，但却并不正确一样18。那么，在江户时期脚气多发的大都市中，一般民众的饮食结构究竟如何，是否匮乏到不具备从其他途径获取维生素B1的境地呢？桔宗仙院《脚气说》（1787）在分析脚气病因时涉及到了饮食问题，但从中所能看到的却是反面的证词：

“太平累洽，大都福祐之地，虽擔人马夫，恣口腹欲美食，十字街头多皆食物，海陆鲑餚无所不备。况复贵人，生而乳母精其食，长而膳羞得其宜，侍医膳宰，口虽言其淡薄，

亦每食自有鱼。云云。”

又如在山下政三所著《脚气的历史》中，虽然一方面强调江户时期米食的普及，但同时也谈到：“在江户时代，随着调味品的发达，与现代无大差异的菜肴已发展成熟。天妇罗、荞麦面、生鱼片饭团、烧烤等新的菜肴被创造出来，野生动物的肉火锅等亦行于世。”可见江户时代的副食绝不贫乏。幕府“俭约令”中的一汤一菜、一汤三菜、二汤五菜之规定，被释为营养不足的证据19,但即便是最可怜的“一汤一菜”也还是要好于当代许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显然，仅仅是根据江户时期米食已然普及，并不足以断言当时的饮食状况具备了构成脚气流行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对于从一般民众到统治阶级的饮食结构，根本没有进行详细推敲的必要。因为只需看一下明治时期海军的脚气频发，均是在远洋航程过半之后才出现，即可明白特定的生活条件对于构成脚气发病是何等重要。换言之，只要没有这个特定的必要条件，就很难构成脚气流行。同样，1937年发生于中国难民中的脚气流行，也是在吃了两个月的陈米与咸菜之后，才大量出现的20。由此可见，除了海员、囚犯、难民等处于特定生活条件下的特定人群外，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由于确实很容易从其他食物中获得必要的维生素B1，因而“以米为主食”并不足以造成脚气流行。

以上分析丝毫没有否定历史上存在着真脚气的意思，更没有要对当时之记载是否属于“误诊”加以鉴别。因为当时的脚气概念，原本就是一个历史的病名。如果认为其中含有“误诊”，则纯属以现代病名的概念去规范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诊”行为。对于医史研究者来说，以现代医学的病因学或疾病分类来归纳整理古代的病名或

18近亲繁殖，只不过增加了有病基因相遇而成为显性遗传的可能。如果父本与母本皆为健康基因，则这种繁殖方式本身并不会导致劣质后代。动植物中近亲繁殖的现象极为普遍，但并未出现劣质后代。

19山下政三：《脚气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358页。

20侯祥川：《营养缺乏病纲要及图谱》，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第40页。

概念，可以说是最容易的作业方法，但如果只是机械地套用则也最容易步入歧途。如前所述，古代的疾病分类与概念，乃是基于当时的理论与认识，一般说来主要是着眼于临床的症状表现。因而近代医学中的一种疾病，在古代可能被分为若干种疾病；反之，从近代医学的视角来看，性质完全不同的某些疾病，仅仅是因为临床症状相同，而被古人视为一种疾病的现象，亦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必然如此。脚气，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

三、依据症状的诊断

为要层层深入地说清古代脚气病的问题，还得具体考察一下历史资料中的有关记述。在日本的医史著作中，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脚气病，常被作为食白米之人易患脚气的代表而加以介绍（以下所据为山下氏收集整理的资料21）。

1、德川家光的脚气

“宽永五年（1628；24岁）五月十八日，患瘧”；六月十五日，出现“脚痛”的症状，被诊断为“脚气”（《德川实纪》）。

其后，“成为缠身痼疾”。例如，“宽永十年秋、十二年秋、十三年冬、十六年春秋、十七年秋，恼于‘咳气’”。至庆安四年（1651；47岁），有“烦心”、“胸闷”之记载，三月廿四日亡。史家据此分析说：“由于是廿四岁之年龄、六月这一季节，尤以明确记载了脚气之病名，且召针医施治，故毫无疑义可以认为是‘真脚气’”；“可以推知，家光之死是由于突发性的脚气冲心。”

然而如此分析与推知中的想象成分还是略嫌多了一点。因为“脚痛”并非脚气的特有症状；而且在被诊断为脚气的一个月前，曾有“患瘧”（即发热）的过程，这已与“得之无渐”（《肘后方》）、“多不即觉”（《诸病源候论》）等真脚气的特征不符。此后，春、秋、冬季咳病缠身，23年后胸闷而亡，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慢性肺心病患者。

2、德川家纲的脚疾

在有关家纲的史料中，仅可见“足痛”的记载。山下氏云：“由于既无病名之记载，又乏症状之描述，”故疾病的性质“难以确定”。但同时又说：“并非不可想象，家纲难道不是如其父家光一样，也被轻度的脚气所困扰着吗？”

看来脚气研究者真是太想把“脚”和“气”联系在一起了。再者，即便当时的医生对于这样一位“足痛”的患者，真的给出了“脚气”的诊断，就可以相信其足痛是由于“真脚气”引发的吗？

3、德川家定的脚气死

在家定的《御实纪》中仅仅记载了患“疝积气”，经一月而亡。但《昨梦纪事》记述了在此一个月中，明显表现出“气喘”、“小便昼夜一合”、“虚脱”、“不食”等水肿病的症状。而研究者又认为：“将其病状解释成脚气最为妥当。即可以考虑是脚气的急速加剧引起冲心”。“虽无引用文献之记载，不明所据为何，但《本朝疾病沿革考》云：‘如前大将军家温恭、昭德之两庙，皆以此疾而逝’，的确是记述了真实的情况。”

21山下政三：《脚气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73～191页。

按照上述症状描述，完全有理由说家定是死于急性肾炎等以水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河内全节的《本朝疾病沿革考》（1902），只能作为分析“脚气病研究史”的资料，但却不能用以作为说明家定死于真脚气的证据。

4、德川家茂的脚气死

有关家茂病情的记载很多。其要点是：庆应二年（1866）四月，21岁的家茂曾一度觉得胸痛；进入六月后再发，下旬开始出现脚肿；七月水肿加剧，二十日薨于大阪城。在此数月之间，众多医生昼夜不停地忙于治疗，但始终未能解决小便不利的问题，故水肿日见加重而亡。因汉方医浅田宗伯将家茂之疾诊断为脚气，故此病例一直是作为真脚气的典型故事而广被引用。然而何以断定该时代的脚气诊断确系真脚气？何以胸痛、水肿的临床表现没有可能是其他疾病？从未见有任何说明。众所周知，凡心脏病之场合，水肿、小便不利及喘息胸动等乃是最常见的症状，或勿宁说应将其视为心脏病的主要临床表现。然而有意思的是千万不要忘记，这样的心脏病概念乃是近代医学的认识。在古代医学中，除“心痛，旦发夕死”外，“心之病”通常都是指精神方面的疾患。在尚不知晓循环生理的时代，是不可能认识到上述症状全都是来源于心脏疾患的。江户时代的部分医家，充分思考晋、唐医书所述脚气病的特征——肢体症状与“冲心”相关联，最终是将心脏的见症与循环障碍视为脚气诊断的要点。并以此作为鉴别脚气与一般水肿、痹症等其他疾病的关键。今村亮所著《脚气钩要》，之所以备受脚气名家浅田宗伯的称赞，恰恰是因为该书强调了脚气诊断的要点在于“心”：“鉴之之要，在于胸动、呼吸、小便，此三者须细察之”；“人身中，莫不有动气，而动气亦察病之一端，独于脚气动气之候居重矣。”浅田宗伯在支持将此三点作为脚气诊断之要点的同时，还点破了这一问题的本质：“盖古今名一而病则异，和汉证齐而因不同。”

中国自宋代以降，时有全然不知脚气为何，却要强加解说之辈。此类医家亦同样存在于日本古代。例如源养德的《脚气类方》在列举“肢体黄肿、胸腹为胀”（肝硬变？）、“足胫为肿、起居如常、甚者难步履，今时屡见两足粗大、与疾偕老者”（絲虫病所致象皮腿？）等等之后，总结说：“予谓皆是脚气之类也”。又如：

“脚气为症（中略）两足胫肿大如瓜瓠之状，不疗者众矣，故笔而备参考也。”22

“一少年两脚麻痹不能步。诊之，源脉数而两臂肉坚。曰：是脚气也（中略）。病者曰：且医禁鱼肉及米盐，惟麦食之，乃一身无精力，先生亦然耶？

曰：岂其然。肉益佳，况米盐乎？”23。

“脚气，老年之男左脚痛甚”24。

诸如此类的论说与案例，在江户时期的医学著作中极易看到。其共同之处在于基本上均是从“脚痛”、“水肿”等症状来认识脚气的。其中，唯左脚痛甚的案例，丝毫没有是真脚气的可能（必须左右对称）。而唯食麦，反致一身无力的案例，对于以为“该时代已然形成了正确的脚气概念”的看法，无疑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22桐井丹山：《医范圣意无尽藏》，“脚气易难”。

23山崎正亭：《诊尺录》，卷下，“脚气”。

24冈本玄冶：《玄冶药方口解》，二十八，“脚气”。

实际上，在江户时代的医家当中，确也有个别人认识到真脚气的若干特点。因此可以见到有关脚气与一般水肿、痹症之区别的论说。例如，山本鹿洲在《橘黄医谈》中说，对于有“初觉足之不自由，由此而两足不能屈伸”等症状的患者，要考虑到“此症当中，有属脚气者、有属痿躄者‘二症’”。竟然能够从相同症状中区分出两种疾病，实属难得。村濑豆洲的《方汇续貂》云：“诊脚气，试按足承山穴，而痛难堪者，是为冲心之候。”承山穴位于腓肠肌中点，此处疼痛乃是脚气的特征之一。然而细观村濑之语，他并不是将腓肠肌痛作为真脚气的诊断要点，而是将其作为“冲心”的征兆。关心的焦点仍旧是在“心”。

总之，如果想用现代医学的某一个病名，来概括江户时代医学著作所描述的脚气，必然会遇到种种问题。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当时的整个医学构造，是“依据体表症状进行诊断”而不是“实证性的病因诊断”。例如在百分之百清楚病因属蛔虫症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出现了“冲心”的症状（胆道蛔虫症），却也要将其从蛔虫病中区分出来，而名之曰“脚气”25。桔宗仙院《脚气说》也同样是将梅毒引起的“冲心”（梅毒性心脏病）纳入脚气的范畴，名之曰：“疮气发动”。今村亮《脚气钩要》云：“伤寒中风、鼓胀瘧痢、寒疝梅毒、娩产之后、皆瘿此疾”，这也就是说：只要症见胸动、气促、小便不利，即可诊断为脚气。换言之，脚气诊断的关键，仅仅在于要有“冲心”的症状。

然而不管是真脚气，还是假脚气，在江户时代医家围绕脚气的论说中，毕竟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要点：

1、脚气是日本古代没有的新疾病

“东方有脚气之病，流行三十余年”（松井众甫《脚气方论》序）。

香川景舆亦有相似之说26。

2、升平时代多发

“太平之时节乎哉！当今时也，脚气大行矣”（松井众甫《脚气方论》序）。

“盖升平日久，人人遊惰，奉身饱暖，处形安逸，加之膏腴过分，房闺越节，云云”（今村亮《脚气钩要》）。

3、老、少、女性少发，多为壮年男性

“尚见此病多在壮年，而少在老人也”；“多在四十、五十也”；“女子病脚气稀于男子”（桔宗仙院《脚气说》）。

“男子春心未动，女子情窦未开，并不睹发脚气；老人还童，欲念断绝者亦复然”（今村亮《脚气钩要》）。

“多在男子壮年之人，在弱龄之人及妇人者甚鲜矣”（浅田宗伯《脚气概要》）。

4、流行于都市

“余漫游诸州，熟视此病，江户（东京）最多，京师（京都）、浪华（大阪）次之，僻陬地方希见”（今村亮《脚气钩要》）。

25柘植彰常的《蔓难录》为专论蛔虫病的医学著作。其卷五却将脚气作为“并发症”之一，云：“冲心之际，可与蛔药。”可见，凡有“冲心”，即为脚气。

26见于香川修庵《一本唐行余医言》卷十八中的“景舆笔记”。

“唯江户称最多此疾，而京摄次之”（《脚气钩要》丹波元佶序）。

5、关键在“心”

脚的症状并不重要，《千金》等中国医籍所描述的众多症状“是徒论派症，而似遗源本”（今村亮《脚气钩要》）。所谓“源本”，即心脏的症状。

从总体上看，这些特征与真脚气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甚至有相悖之处。例如，“发病与性别、年龄无关”乃是脚气流行的特征之一，且因哺乳期妇女需要更多的维生素B1，故产后往往多发此病。又如宗田一《日本医疗文化史》将“战时多发”与“平时暴减，几乎呈终熄之姿”作为脚气流行的时间特征，与中国近代史上难民多发此病的实际情况相符，而此处却言“太平盛世因生活优裕”而脚气多发。因而如果承认“以米为主食”并非造成脚气流行的充分条件，那么就只能对流行于“太平盛世”之脚气的性质表示怀疑。

结合社会生活对疾病的历史进行考察，不仅是一种好的方法，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囿于现代医学有关脚气与饮食关系的认知，仅仅是将目光局限在“以米为主食”这一点上，则未免有盲人摸象之嫌。因而不妨摘掉这副“有色眼镜”，尝试一下更加宽泛的综合研究，看看是否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四、脚气与梅毒

关于梅毒究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世界各地，还是伴随着交通的发达，从某一特定原发地蔓延到各地的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在此只需知道，梅毒自16世纪开始已流行于日本就足够了。细观江户时期之脚气与梅毒两方面的医学著作，确可发现在这两种疾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在桔宗仙院的《脚气说》中，见有如下之语：“尝视一病者。谓去年患臁疮，近日悉愈，则脚挛麻痹、跟踝软痛、不能步行，不但足部软痛，而手指亦麻粗、如贴干糊，于是予知：皆此诸症，

名此为脚气者，本因身内疮气郁遏，不能发泄其肌表，而攻其筋脉者也。

见患其足，则以为痿躄脚气；或眼目口舌及淋沥痔痛，亦惟依其各门而立论，偏拘其见症而处方也。其不效者，本自为分。

是（脚气）必下疳新瘳，而后多发此症。

是下疳梅疮新愈后，多有自汗、寐汗，不必为忧。

数月之后，忽然遍身发疮如杨梅。

一内室产后月余（中略）延余诊，见傍则其主人疥疮满身，犹未愈。

（中略）主人亦曰：贱妇产前小发疥疮，（中略）方知相染者也。

予经试多有因郁毒而见皮肤黑胀者。

以上所论，以及涉及的案例，在当时之人看来无疑都是脚气患者。再看中神琴溪《生生堂治验》中所载一例：

“一男子自小腹引两脚挛缩、不能屈伸，医以为肾虚、若脚气治之。先生目之曰：汝梅毒也。病者大惊，曰：然！”

又，山崎正亭《诊尺录》中所载脚气病例，亦强烈地表现出梅毒的特征：“一夫请诊，其臂肉硬而前段掌侧热，肘前如絮，尺泽两侧亦同。”

此外因有“小便滴沥有年”、“双脚重”、“无气力”等症状，而被诊断为脚气。

另一方面，在专论梅毒的医学著作当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有关两种疾病共通之处的叙说：“或似脚气” 27；“与脚气相类，足脚疼痛”28。在谈到梅毒发病的“时”、“地”特征时，亦与脚气之书所言相同，即“夫升平二百有余年，人人饱暖”；“都会繁花之地最易滋蔓”等等。

感染梅毒后，经潜伏期而现“下疳”、“横痃”之症，谓之一期；继而出现杨梅状的疮，是为二期。此时如侵犯骨骼，“此常可与风湿病、神经炎、传染性关节炎、淋病性关节炎、痢疾性关节炎、结核性骨炎及关节炎、急性骨髓炎、坏血病等相近”或神经受到侵犯，则“与多种非梅毒性之病症，可呈相似之症状，诊断困难。”29江户时代之所以会有将梅毒误诊为脚气的医家，正是因为从病理学的角度讲，两种疾病都能造成多发性神经炎等相同的病理损害，因而临床表现也往往会十分相似。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并不仅在于此，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梅毒对于神经、骨骼内脏的伤害，往往要经历数年、乃至十多年的时间，而此时早期梅毒的皮肤、粘膜症状早已消失。因而现代医学的教科书，在脚气与梅毒的有关论述中，都要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病理改变相同而病因却迥异之疾病的相互鉴别。然而这个正确的认识，却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大量的病理解剖才实现的。在早期，人们误以为“人体有多处不受梅毒损害，……虽有若干权威叙述脑、心、胃、肾及其他内脏有梅毒损害，然吾等尚未见之。”直到“Warthin氏详细解剖490例梅毒尸体，结果达90%呈主动脉损害。”人们才知道，心脏损害的“发生率甚高，为各种晚期梅毒之冠。”而在此之前，据“近代M oore氏之调查，105例死亡者仅3.8%在死亡前有正确诊断。”30

既然存在着梅毒，也就必然存在着与其流行程度相应的梅毒性心脏病，这与人们对于该病是否有所认识毫无关系。有意思的是，梅毒性心脏病的发病特征，竟在许多方面与前述的“脚气”相似。首先，由于梅毒性心脏病的潜伏期通常为15～20年，因而发病大都是在年壮力强之时，平均年龄为40岁；但潜伏期短者仅为6个月，重者暴卒。其次，男性较女性多发，其比例约为3～5 :131。Frazier与李洪迥氏曾调查9459名男性及7209名女性梅毒病人，其结果显示女性之梅毒无论于早期或晚期中，除皮肤粘膜损害较多外，神经系及心脏循环系梅毒皆比较少（与雌激素有关）。32再看梅毒性心脏病的一些主要临床症状表现33：

1、单纯主动脉炎

症状不典型，诊断不易。可见胸骨下不适，轻微不安至剧痛不等。阵发性呼吸困难，常骤然于酣睡时突发，心悸脉速、周身冷汗、可见足踝等处呈轻微水肿。稍劳累呼吸加促、心悸加剧。

27今村长顺：《梅疮奇验》。

28和气惟享：《梅疮约言》。

29李洪迥：《梅毒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270页。

30李洪迥：《梅毒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418页。

31中山医学院：《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636页。

32李洪迥：《梅毒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14页。

33据李洪迥：《梅毒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418～445页。

2、主动脉反流（男性较多）

呈水肿之病人常有厌食、肠胃充气、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及端坐呼吸等。脉搏为水冲性急速高涨、急速退落。毛细管搏跳。下垂部呈少许水肿，重者尚有腹水、胸水。多于2年内死亡。

3、主动脉瘤（80%为梅毒所致）

疼痛，多发于胸骨上部。跳动，胸或腹部自觉有搏动。呼吸困难、咳、吐血、呃逆、水肿、声嘶、嚥下困难。

不难看出，梅毒性心脏病不仅在发病年龄、性别特征方面与江户时期的“脚气”暗合，而且在临床表现方面尤与前述今村亮、浅田宗伯等脚气名家所强调的“重在胸动、呼吸、小便”、“诊断之要在心不在脚”的观点吻合。显然，在古代是不可能将晚期梅毒的复杂表现，尤其是心脏病变，都与相隔10～15年的早期梅毒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晚期梅毒所引发的“冲心”之症，在古代医学中只能被视为是一种与梅毒毫无关系的独立疾病。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应该看一下古代对于梅毒的总体认识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由于江户时代梅毒的广泛流行，因而该时代的医家不仅对其传播方式、可以遗传等有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各期梅毒的症状与特征，亦如现代医学一样，分而述之。最值得注意的，自然是有关晚期梅毒——“结毒”的内容。和气惟享《梅疮约言》在“结毒”与“梅毒属证”项中，述之如下：

毒之结也，其状不一矣。结于筋骨者，筋挛骨痛、动履艰涩，或不能纔起床，或偏枯似中风；结于里者，咳溃盗汗、下利不食，似肺痿；结于肌肉

者，肌肉关节肿嗽、腐烂脓水淋漓；结于头项者，头项强痛，或眩晕不能挙

头，或颈项生结核数个累累可数；结于面头者，面目腐烂臭秽不可近；结于

耳者，为聋为肿，或耳鸣如钟、如风雨、如鸟雀之啾啾、如川流之泷泷之类；

结于目者，目赤肿痛或内障失明；结于鼻者，脑漏、鼻渊，或鼻柱溃蚀；结

于口舌者，口舌腐烂，或舌傍焦黑肿痛，或穿微孔、脓血时出；结于牙齿者，

齿龈肿痛脓溃殆类牙疳，或为牙宣；结于咽喉者，失音声哑，或咽喉腐烂饮

食不能进；结于胃管者，噎膈反胃；结于心胸者，胸膈突肿、肿溃穿孔，或

心痛、失心、狂妄；结于腹部者，腹满、腹痛，或水肿瘕聚；结于腰脊者，

腰脊拘痛不可屈伸，或麻痹不仁；结于前阴者，阳物疳蚀；结于后阴者，痔

疾漏疮；结于四肢者，四肢生肉瘤、结核、臁疮，或疼痛，或溃烂。其他，

肤则为顽癣如牛皮，骨则为附骨疽，或腿脚骨节摧出、变紫黑色之类焉。

属证品类：淋疾痔漏疥癣鹅掌风结核阴癣囊痛悬癰脑漏杂证

以上论说真可谓十分全面了。但其中毕竟没有包括最常见、同时也是危害最严重的梅毒性心脏病。据统计，死于梅毒者，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于心脏病变 34。

34中山医学院：《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8年，上册，第636页。

为要证明能够导致“冲心”之症的梅毒性心脏病，足以在广泛流行于江户至昭和初年的“脚气”病中，占据一定份额，还必须对该时期梅毒的流行情况有所了解。苅谷春郎《江户的性病》35一书对此有详细介绍。其中谈到，传教士、外国医生对于当时梅毒流行的严重程度皆深感震惊，以为梅毒的蔓延已呈“亡国病”之状；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以梅毒研究第一人而闻名的竹内胜博士曾深有感慨地说：“二战结束后，约五年间，每日面对大量呈重笃之状的梅毒患者，深感日本民族的没落之日已然不远！”再者，书中列举了撰于江户时期的梅毒专著（表2），其数量亦远远多于中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户梅毒盛行的状况。

与梅毒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在青霉素问世以前，曾广泛使用含有砒霜（砷）、水银（汞）的“轻粉”、“生生乳”治疗此病。由于矿物药中毒亦往往是以多发性神经炎为主要病理改变，故其临床表现自然就与脚气相同。虽然按照现代医学的病因分类来看，这又是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但毕竟与梅毒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无论是梅毒也好，还是矿物药中毒也罢，两者都会导致“冲心”之症。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虽

对梅毒性心脏病的发病年龄

做了必要的说明与强调，但

绝非是说出现在壮年之期的

心脏病就必然、或大部分是

梅毒性心脏病。实际上，急

性心内膜炎、风湿性心脏病

的多发年龄虽与梅毒性心脏

病有所不同，但亦多发于20

～40岁之间（参见图1），同

样符合日本历史上所说“脚气”

35苅谷春郎：《江户的性病》，三一书房，1993年。

的发病年龄特征。但这不仅不妨碍我们从“冲心”的角度对脚气病的历史加以认识，而且可谓相得益彰。然而“冲心”的话题还无法结束。

五、还有未知的“冲心”之病

即便是在今天，也仍旧存在着未被认识的，在发病上具有明显地区、时间、人群特征的流行性“冲心”之症，这就是“克山病”。我们不妨再将此病与日本的脚气做个比较。

克山病是一种地区性流行的原发性心肌病。1935年在中国黑龙江省克山县首先被发现，故名。但其他国家也有疑似病例报道。本病起病突然，病后迅速发展为心原性休克、严重心律失常或心力衰竭，常伴恶心、呕吐。有的以隐匿或缓慢发作的慢性心力衰竭或心律失常为主要表现。慢性、亚急型病人心脏明显扩大、又多次发生心力衰竭者预后较差。过去死亡率一直很高。

病因尚不清楚。多认为与水土和感染（可能是肠道库克萨基A或B组病毒）有关，即病区的水土化学组成异常，可能病区的水及粮食中硒含量低，或有铜镁等某些微量元素及有关营养物质的缺乏或失平衡，或水土中某些有毒物质通过饮水、蔬菜、粮食作用于人体，而干扰或破坏心肌代谢引起心肌损伤。亦可能是在以上多种因素协同作用下发病。

流行学特点：本病发生在中国由东北到西南的一条过渡地带上，即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云南、贵州、

西藏、安徽、湖南、湖北等省、自治区的一些地区，主要发生在农村。克山病在时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多发年和多发季节。急性多发生在冬季，而慢性和亚急型则多发生在夏季和秋季。在人群分布上的特点，本病主要发生在农业人口中的妊娠和哺乳期妇女和断奶后学龄前儿童及自产自给的农民，而病区的非农业人口一般多不发病。且有家庭发病趋向。

诊断：根据流行学特点，即地区、时间、人群发病特点，结合心脏扩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的体征，可考虑为慢性亚急型克山病。对某些发生在克山病地区、不能用其他心脏病解释的心原性休克或心律失常，可诊断为急性克山病。36毫无疑问，不会有人要将克山病与脚气混为一谈。但两者间的共性实在太多了。这不由得要引出些问题与思考：

1、克山病的存在，足以证明疾病现象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病因学方面，上述所引现代医学围绕着水土问题对于克山病病因的种种分析与推测，实际上仍不足以解释该病明显具有“多发年”的特点。那么，难道历史上的疾病就不具有同样的复杂性吗？千余年间形形色色的“冲心”之症，难道会简单到都是因“以米为主食”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原因所引起的吗？

2、广泛流行于中国大地的克山病，或者像克山病这样原因不明的流行性心脏疾患，是否同样有可能出现在日本的历史上？如果出现过，那么，是否可以根据以上有关日本历史上脚气病，不过是以“冲心”为主要特征的介绍而推断：这种疾病理所当然地会被纳入“脚气”的范畴。

3、近代以来，日本的一些医学家对于尸检以心脏扩大为主要病变之一般民众的“脚气病”，依据时间、地域、人群等方面存在的发病特征，曾提出过与上述所引现代医学有关克山病之病因推测极为相似的观点37。其后由于认为“江户以来之脚气皆为真脚气，故病因只能是维生素B1缺乏”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也就宣判了其他观点的死刑。然而如果充分考虑到疾病的复杂性，考虑到那些吃着一般的饮食但却出现了以心脏扩大为主要病变之一般民众的“脚气”，未必都是真脚气，那么立足于时间、地域、人群等方面存在之发病特征的病因推测，或许未必毫无价值。

六、关于米食的认识

与其说“米”与脚气病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不如说实际上是与脚气病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江户时期的若干医学著作中，确实可以见到“患脚气之时，应禁米食，只可食麦、豆”的说法。由于这种“饮食疗法”完全符合现代科学对于维生素的认识，因而自然要引起医史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例如，山下政三在详加介绍后，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在药物基本上毫无作为的时代，依靠这一系列食饵疗法的力量，挽救了相当多的脚气患者。‘脚气食小豆饭、麦饭’，不久即成为巷间常识，并一直流传到明治时期。”

36以上均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725页。

37详见山极胜三郎：《脚气病论》，报文社，1898年。

38如果这种食饵疗法确有疗效的话，那么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可以证明：当时的医家非常了不起地发现了有效解决脚气病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就足以证明：当时的脚气确是由维生素B1缺乏所引发的真脚气。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有意思的是，在多纪元坚《时还读我书》中反有这样的记载：“到都下见患脚气者多。准都下治此之例，使淡食则反无疗效。若敢令食膏梁、时时与肉、饭亦仍食稻米，必得愈。”恰如前引山崎正亭《诊尺录》中所载，医令脚气患者禁米食面，非但病不愈，反见“身无精力”一样。如果“脚气食小豆饭、麦饭”这一“巷间常识”真的在脚气预防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明治海军的脚气大流行、汉洋医家的困惑、高木兼宽的苦心探索，就都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与必要。因此虽然在医学著作的“饮食宜忌”项下确时有“禁米食”之说，但其本质勿宁说是像桔宗仙院《脚气说》所云：“今俗习有病，则不问寒热虚实，必禁厚味肥脂及豆腐，比比皆然耳。”米食的禁忌，同样见于有关痘疮的论说中，因而并不是什么具有针对性的认识。

汉方医远田澄庵（1818～1890）的言论：“脚气其原在米”，对于高木兼宽推行兵食改良、以面代米具有极强的启发与潜在影响。但这位内侍医在面对家定、家茂两位将军的脚气病时，亦不过只是给出了“脚气冲心”的诊断而已，而在治疗方面也是毫无建树。足见所谓的“食饵疗法”并未在历史上起到如同研究者所渲染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毫无任何“营养成分”理论指导的历史时代，汉方医之所以会将米与脚气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得益于经验，而是依据自身固有的理论。即脚气源于水湿之毒，故先从脚起；米生于水，自然带有水湿之气，所以应加禁忌。中国医学言脚气禁面，虽然从表面上看与此完全不同，但实质上也是依据同样的思维模式，即面具粘滑之性，不利于病因为湿的脚气。即便是高木兼宽这位留学英国的海军军医，在推行兵食改良时，也同样是认为米（碳水化合物）中含有某种毒素，需要用蛋白质加以中和。还有相似者，1886年被派往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医生艾伊克曼（C . Eijkman ，1858～1930），虽然发现了米糠具有治疗脚气的作用、并因此与霍普金斯（F . G . Hopki ns ，1861～1947）分享了1929年度诺贝尔奖，但他的理论解释亦是认为白米含有毒素、米糠具有解毒（中和）性。直到艾伊克曼的弟子格里金斯（G . Grijns , 1865～1944）在1901年提出不是“毒素”与“中和”的问题，而是白米中缺乏某种存在于米糠之中的因子。才在理论上建立了正确的解释。

研究者在讨论脚气与米食的关系时，可以说在极大程度上是受了“以米为主食，易发脚气”这一说法的影响。以为日本民族既然是以米为主食，因而自古以来脚气多发，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又据史书所载多为王公贵族罹患此疾，而进一步加以阐释曰：因平民百姓是以杂粮为主食，故不患此疾。正如中国学者读到唐代医家孙思邈论脚气流行时所说“自永嘉南度（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39，便强释其病因为：南渡后改食米，故罹此疾一样。又如在利用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脚气记录时，不仅不对其是否为真脚气详加考证，反而以此作为贵人才有条件食米、故脚气多发的证据。似乎忘记了历史文献所载，必然多是权贵起居这一不言而喻的基本道理。

38山下政三：《脚气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260～270页。

39《千金要方》卷七·论风毒状第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第138页。

最后，来看一个当代著名汉方医学家的脚气病例，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思考之事：某女 30岁

主诉：自十个月前产后患脚气，持续注射维生素B剂而效果全无。

现症：下肢与下腹麻痹，及脚软无力，步行困难。虽见气促，但无动悸。小便正常。

处方：八味丸（即金匮肾气丸）

效果：足渐有力，麻痹消失，服药八周而痊愈。此间停止注射维生素B剂。

按：脚气既有用维生素B剂获效者，但亦有全然无效的情况。此例即为维生素B剂无效，而八味丸有效之例。若问何以对此患者要用八味丸，

乃据“八味丸治脚气上如小腹不仁”这一《金匮要略》之条文。40

此患者被诊断为脚气，显然不是出自汉方医，因而才会有持续注射维生素的过程。但何以效果全无？是现代医学的脚气诊断也发生了错误呢，还是像大塚氏所言：“脚气既有用维生素B剂获效者，但亦有全然无效的情况。”从现代医学的立场出发，对于后一种解释是绝对不能认同的。那么剩下的只能是前一种解释，即：由于使用了维生素B剂而无效，那么就必定不是真脚气。至此，自然就会引出下述两个问题：其一，既然存在着表现出如此典型之症状，且经现代医学诊断为脚气，但在使用维生素B剂后却全然无效的病例，那么是否还存在着对历史上的脚气记述与诊断，做出何真何假之判断的可能？对于诸如德川家族等非典型性病情记述，何以无人质疑？除了前述“以米为主食，则易患脚气”错误观念的强烈主导作用外，诚如医史学家中川米造在批判不良学风时所指出的那样：一旦形成了学说，则人人信而不疑，渐渐被凝固于不变的位置上。

其二，如果相信大塚所言并非无稽之谈，那么对于“不了解疾病本质，则没有产生根本疗法之道理”；“药物基本上毫无作为”41；“有关是等之记述，乃徒增烦杂”42,即唯有维生素B1才是有效药物之立足于现代医学的“科学”论说，则有再加检讨的必要。但这已不是脚气病史的研究，而是临床医学所要关心的问题。

A Reinvestigation about the Records and Annot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Disease Kakke in Japan

内容提要：脚气被称之为是日本的“国民病”、“风土病”，足见其流行之广、危害之大。史书、小说、日记、医书等各类文献对此病多有记载。进入江户时期，患此病

40《大塚敬节著作集》，春阳堂书店，1980年，第四卷，第126～127页。

41山下政三：《脚气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260、270页。

42藤井尚久：《明治前本邦疾病史》，第379页。载于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刊《明治前日本医学史》第1卷。

者更是数量大增，故史称脚气为江户三大奇病之一。这自然也引起了医家的广泛关注，因而出现了大量专论此病的医学著作。虽然日本医史界对于早期的“脚气”记载是否为“真脚气”（维生素B1缺乏症）看法不一，但从未有人怀疑江户以后的“脚气”记载仍有可能不是“真脚气”。但通过检证可以看出：江户时期的脚气仍不能译成现代医学所言“beri beri”。其原因并不在于“脚气”的记载与诊断中，含有腰脚痛、关节疾患等源于望文敷衍的成分，而是因为：脚气作为一个历史的病名，原本就是建立在以临床表现为诊断依据的基础之上。在明知病因为梅毒、胆道蛔虫等时，只要症见肢体运动、感觉异常，特别是出现“冲心”（心脏症状）之症，即名之曰“脚气”。这是由于在当时医家的思想中，没有要将不同病因所产生的疾病加以区分的要求。明治海军因饮食单一（只吃大米和少量咸菜），因而脚气多发；通过兵食改良，在预防此病方面获得极大成功。但对于发生在一般民众当中、具有相似症状表现之“脚气病”的性质，却不宜过于简单地断言为都是“真脚气”。至少，就脚气多发于东京地区（故有“江户烦”之名）、一定的多发时期，以及突发心脏病变而致人暴死的症状特点观之，就与曾广泛流行于中国许多省份的“克山病”十分相近。

总之，“脚气”病名及其存在历史中包含着十分复杂的情况。对于这一问题重加考察，并不在于要分清那些是真脚气，那些不是。其目的与意义仅为指出：古代之“症状诊断”与当代之“病因诊断”的不同，此乃疾病史研究需加特别注意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病因，诊断，疾病史，脚气，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