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宋代理学的思想史研究：从《宋史道学传》到《朱熹的历史世
第四讲：宋代理学的思想史研究：从《宋史道学传》到《朱熹的历史世界》
【重点阅读文本】：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中华书局校点本，12709-12710页）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徳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讃《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逺矣。
孔子沒，曽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传，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説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説》、《通書》，推明隂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奥，下至初學入徳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颠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闗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复天徳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邵雍髙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它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提纲】
引言：宋代理学史脉络的来源
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叙事脉络的三个来源：一，古代的“道统”叙事，二，日本和西方的中国哲学史叙事，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
古代“道统”叙事：
《诸儒鸣道集》与《伊洛渊源录》。
《宋史道学传》的体例。清代钱大昕的批评。
元代吴澄《道统图》、明代黎温《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
清代：孙奇逢（1584-1675）《理学宗传》二十六卷；熊赐履（1635-1709）《学统》五十三卷；张伯行《道统传》二卷；《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日本早期支那哲学史：
小柳司气太《宋学概论》（1896）、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1898）、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1900-1903），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1914）、《二程子の哲学》（1920）、渡边秀方《支那哲学史概论》（1924）、秋月胤继《朱子研究》（1926）等。
中国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论著：
谢无量（1916，中华）、钟泰（1929，商务）、冯友兰（清华学校，1930-1933）。
贾丰臻《宋学》（1933，商务）、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1933，商务）、谭丕模《宋
元明思想史纲》（1936，上海开明）。
范寿康、侯外庐、任继愈等。
一、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典范意义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内容及其争论（略）
二、“遗失的环节”：朱熹入朝与孝宗晚年部署
淳熙九年（1182）九月，王淮为左相，梁克家为右相。
淳熙十年（1183），以施师点签书枢密院事，随即权知参知政事。
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以周必大为枢密使。
淳熙十二年（1185）四月，谍报辽国大石林牙借夏之道伐金国。
淳熙十三年（1186）闰七月，以留正签书枢密院事。十一月，梁克家罢。
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以周必大为右相，以施师点为知枢密院事。七月，周必大和杨万里推荐朱熹为江西提点刑狱公事。十月八日，太上皇即宋高宗薨。
淳熙十五年（1188）：
正月，周必大推荐朱熹入朝言事。
三月十八日朱熹启程。
三月三十日到信州，四月一日上札因病辞，四月四日到玉山，再上书札辞。在玉山逗留四十余天。
五月，沈清臣上言批评朝廷，用薛叔似言罢王淮。五月下旬，朱熹到临安，与陈亮见面。
六月一日，林栗求见。七日，孝宗召朱熹于延和殿。九日林栗上书攻击朱熹；
稍后，薛叔似、叶适、胡晋臣等先后反驳。
七月，林栗出知泉州。
淳熙十六年即绍熙元年（1189）：
正月，以周必大为左相，留正为右相，萧燧为权知枢密院事，王蔺为参知政事，葛邲为同知枢密院事。
二月，孝宗退位，内禅给光宗。
闰五月，沈清臣罢官，周必大也罢官。
绍熙元年（1190）：
七月，光宗以留正为左相，葛邲为参知政事，胡晋臣为签书枢密院事，王蔺为枢密院使。
刘光祖上疏，批评攻击道学的官僚，被罢官。
绍熙的五年间，朱熹始终不再朝廷中。
绍熙五年（1194）七月，皇太子即位为宁宗。
黄裳和彭龟年推荐下，召朱熹，八月又召朱熹为焕章待制、侍讲。
九月，朱熹入京途中到信州，听说内批逐去首相留正。
十月，朱熹入朝给宁宗讲《大学》。
十一月，朱熹罢，接着，陈傅良、彭龟年、刘光祖均罢给事中及中书舍人。
从这里面，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什么？
三、余著的典范性意义
首先，它改变了宋代政治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分期的定论。
其次，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
再次，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拓宽了思想史领域。
因此，余英时这部书的典范意义，就是重新确立了思想史的历史学意味，（一）它要求我们在大量的文献资料里面，重建历史语境，寻找和推测古人“可能的动机”，从而确定他对“环境的反应”，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反应，这里的“思想”不仅包括理智的，也包括感受的。（二）再确定这种这种理智的和感受的反应，如何被后来的解释所“升华”，也就是如何被简约化和理论化为某种“思想”或“哲学”的，因此就可以看出这些表面上看来很抽象的理论背后有很具体的背景。（三）最近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些“思想”是怎么样被放在某种“道统”或“谱系”里面，脉络化为一种所谓“历史”的。
四、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些疑问
疑问：第一，宋孝宗晚年部署究竟是什么？第二，他是有意扶植道学吗？第三，孝宗为什么马上退位？
特别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要注意理想化的士大夫（特别是道学家）的政治设计，和皇帝的政治策略，是有不同的。第二，要注意的是皇权的复杂取舍和皇帝的复杂心情。
由于余先生把思想史拉进了政治史背景中，一切都变得很复杂了，思想史的脉络，也不是那么单纯的。
结语：打通思想、学术、政治和社会史领域：在历史背景中的“新思想史”
宋代思想史上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道理最大”。
第二个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第三个是“国是”。“国是”又分了“正论”和“异论”，是恪守“祖宗家法”还是违背“祖宗家法”？
第四个是“一道德同风俗”。
————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风俗化的过程。
余先生的书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能不能打通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之间的界限呢？或者说，这些学科界限原本就是划地为牢？
【讨论题】：（一）学术史的回顾：关于道统叙事和哲学史传统。
（二）重新检查历史文献的记载：理学中的高调理想主义及历史
中的现实考虑
（三）如何沟通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和社会史。
【参考书】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陈荣捷（Wing-tsit Chan）《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允晨出版事业公司，2003。
【有关朱熹研究的基本文献】
《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又有《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朱子全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
2000）
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
王懋竑《朱子年谱》（中华书局，1998）
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又，《宋史》（尤其是《儒林传》及孝、光、宁宗本纪）、《宋史全文》（尤其是卷二十七、二十八）、《续修两朝纲目备要》（尤其是卷三）、《续资治通鉴》（尤其是卷一五一）、《宋元学案》等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朱熹(1130一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婺源(现江西婺源县)，出生在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他18岁中举人，19岁登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曾先后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已65岁，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皇帝迸讲《大学》。但仅40天即被罢免，从此结束了坎坷不平的仕途生涯。 朱熹一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大教育家，毕生讲学活动不断。他曾长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授徒讲学。绍熙二年(1191年)，他由崇安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绍熙五年(1194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多，他扩建精舍，并改名为“沧洲精舍”，表示“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的志向。即使在为官从政期间，他每到一地，也不忘设学育才，并亲自讲学。他在任同安县主簿时，从选择俊秀之民为学生，访求名士为教师，亲自讲授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这三个方面整顿县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知南康军时，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直接参与书院的组织管理，派人四处搜寻、购置图书典籍，亲临讲学，而且还亲自拟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和各地方官学共同遵守的学规。在知漳州时，仍“时诣学校训诱诸生”。知潭州时，除热心提倡州、县学外，他又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亲自规制擘画，扩建校舍，增加学田，还利用晚上从政之暇，亲临书院，教诲诸生。 朱熹一生还编撰了多种教材。例如，他与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合作编成的《近思录》一书，精选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语录622条，分成14卷，是学习理学的重要入门书。又如，他于淳熙十四年编成的《小学》一书，辑录了"古圣先贤"的言行，共6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嘉言》、《善行》，是中国封建时代颇有影响的蒙学教材。当然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其中《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于淳熙四年编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早已撰成，直至淳熙十六年才改定。朱熹知漳州时，于绍熙元年(1190年)首次刊刻。《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培养的学生多达几千人。其中有名可查者即有378人。他的著述浩瀚，除《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四书集注》等20多种专著外，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三种共计121卷，《朱子语类》140卷。主要教育著作有《大学章句序》、《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童蒙须知》等。 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①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②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性即理”，“性”的具体内含是“仁、义、礼、智”，那么为何还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性呢?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接受了张载、程颐的观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所谓“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 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②《朱子四书或问》卷十四。
理学代表人物及作品
朱熹 理学思想 武夷书院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3]，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
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4]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 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5]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 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6] 动静观 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
宋：理学家 朱熹简介
宋：理学家朱熹简介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徐州府萧县，南宋时朱氏家族移居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朱熹，字元晦。宋朝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
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朱熹归自同
朱熹及其思想简介
朱熹 简介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哲学思想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宋史历史脉络
1，历史的脉络有赖于我们去探求，所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2，黄仁宇：每个朝代各有不同，尤以宋代最为显著 3，一般的通史学者和著作，在提到宋朝的时候，大都语焉不详。 4，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个以军人为首脑组成的国家，自始至终注重国防，偏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它任何主要朝代。他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概念所蒙蔽，而在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的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学家（形而上）为多。（是一种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现象） 5，北宋初年进行过统一战争，而且其策略基本也是有效的，但最终没有完成真正统一。 6，宋代统一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五代十国旧境，没能统一的地区大都是此前都丢掉的。 7，自然与地理区域叠压图:北宋属于东部季风区，契丹属于西北干旱区，吐蕃诸部属于青藏高原区。北宋西北的疆域线基本与叠压图界线重合。 8，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也是外部压力之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两宋时期的基本历史线索（二） 1，内藤湖南：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称之为内藤假说，唐宋变革论。 2，严复：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3，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4，上述论断都是侧重于文化的,但还要考虑到国势的问题。和其它国家相比较而言，有其特点，也有突出的问题。 5，钱钟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 6，邓小南文章《宋代历史再认识》。我们现在对宋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近代是一段什么样的时期呢？学者们始终摆脱不了一种民族情结，希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渴望。这是很正常的，在这种心境下，所以羡慕汉唐盛世。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时，没有这种情结，所以大都关注某一时期的真实成就。当时的文明为世界做出过辉煌贡献，所以他们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 7，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8，唐宋之际的变迁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呢？概括起来：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这里的化就是一种变迁的过程，但绝不是终结。 9、历史重大事件是由历史线索窜连起来的，但这条线索并不真实存在，需要我们去发现。 10，宋代的重大事件与基本历史线索：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守成与变革的争论；南宋：战、守、和——中国转向内在。 11，北宋：祖宗之法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士大夫政治与改革运动；经济发展与都市繁荣；宋学（新儒学的觉醒）。 12，镇定二州在河北。主少国疑 13，契丹入侵的军报真实性；陈桥兵变为什么不直接发动政变，而是把队伍拉出去再回来？关系到当时的军事制度问题。 14，杯酒释兵权背后的权力角逐。皇帝做思想工作。哪怕没有杯酒的现场，也一定有释兵权的事实。 15，有些史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它的脉络还是清晰的。收兵权比较平和。
朱熹理学养生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274· 2015年9月文史教育教育 教育与文化 朱熹理学养生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王琦 西安工业大学，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朱熹理学；养生文化；养生方法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624(2015)12-0274-01 1 研究现状 朱熹在理学上的创获与影响为后世所称颂。在当今，有关他的学术思想依然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之一。不过，倘若回顾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历程，即可发现，学者专家关于朱熹学术思想的论述大多集中在经学文化方面，至于他的养生思想与养生实践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有鉴于此，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考察。 2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基本精神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概括起来，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静。此乃源自老庄道家思想。《老子》曾云:“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清净为天下静”；而庄子则进一步提出“心斋”、“坐忘”等静坐方法，道家的“主静”说遂为儒生们所雅好。他在注释《周易》时说:“安静以养微阳也。”在朱熹看来，静可使人气理平和，从而达到涵养阳气的目的。其二，居敬。朱熹将“居敬”作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在朱熹心目中，“敬”的真精神是“畏”与“收敛”。他说:“敬为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身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凭地放纵，便是敬。”敬无疑对身心健康具有正面的暗示作用，因为敬意味着自然和乐，这正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其三，顺道。朱熹的养生论是与其理气观、性命论及生死观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熹认为，理气结合从而产生了生命。他说:“天以阴阳可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这意思是说，人的生命由两部分所组成:一是由理构成的非形体部分；二是由气构成的形体部分。“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气聚则成形，气散则身无；反之，有理则生，无理则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因此，若理气分离，则命亡人死。 3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基本方法 第一，格物致知，谐和养生环境。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其“理气论”、“人性论”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理”既是“生物之本”，又是“天命之性”。格物致知的过程实际上既是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自我存在状态的感受过程。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文化养生的过程。因为文化养生不仅要利用各种可能的精神资源来完善自我，而且要处理好人与养生环境的关系。在这里，养生环境包括自身精神环境、社会人际环境、自然环境。第二，即物穷理，激发养生功能。之所以把“致知格物”当作“入德”处，是因为“致知格物”从伦理学的角度讲乃是要明了道德的自然根据。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道德本之于天。所以，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推究到底，这实际上就是促使自己的精神境界与天道相合，从根本上看，这与顺道养生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因此，“即物穷理”也是以德养生的过程。第三，超凡入圣，升华养生境界。这是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终极目标。研读古典哲学的人们不会忘记，“超凡入圣”是儒家一贯重视的修身方法与人生理想目标。在儒家的教导中，“超凡入圣”肇端于人生志向的确立。孔子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朱熹注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得，则亦不足谓之志之。”这说明“志”对于人们立身养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朱熹一直强调“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去学尧舜。”朱熹所谓“学尧舜”也就是以尧舜为人生理想典型，自觉行动，成圣成贤。 4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现代意义 第一，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对精神健康的看重。传统儒学强调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既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思想纲要，也是身心健康的一种精神原则。朱熹在继承传统儒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儒家养生学的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则吸纳佛道身心健康的思想精华与养生技术，他把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文化养生精神统合起来，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体系可以帮助当今人们走出那种过分重视肉体健康却忽略自身精神健康的误区。第二，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启发人们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境界。由于立志明道，朱熹一生尽到了一个儒者的本分。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所以能在坎坷仕途上超然面对现实。即使在“伪学党禁”阴霆密布的时期，他也没有丧失信心。他曾经颇为坦荡地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和精神追求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足以支撑他在逆境中自我调整、保持相对平稳的心态。由于时代不同，当今的人们尽管不能按照朱熹的模式来确立人生的理想信念，但他那种对于信念执着追求的精神与积极的人生态度却是值得借鉴的。第三，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帮助人们在喧闹中调节情绪，怡情悦志，延年益寿。朱熹以“主静”和“居敬”的原则指导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实效明显的养生方法。作为一介儒生，朱熹颇能体会怡情悦志在延年益寿中的作用。由“静”而“慧”，由“慧”而“生”，这就是传统儒家延年益寿的妙用。“静”中持“敬”，以“敬”领“静”，这就是“静敬双持”。朱熹理学这种“静敬双持”的法度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依然不会过时，行持得法，则心气平和，思路清晰，活力持久。第四，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可以帮助人们不断增加知识，在求知过程中提升生活品位。作为一个读书人，朱熹最为擅长的应该说就是“读”与“写”。这初看起来似乎与养生关系不大，其实养生的真谛就在其中。查找朱熹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诗歌作品。可见，朱熹不仅读诗，而且写诗。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方式，“读写”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将会有不同的功能。古人有所谓“善书者寿”的说法，这说明“书写”也可以成为养生的手段，并且在书写实践过程中获益，从而丰富文化生活，有益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1]昭麟居士.为有源头活水来——理学家朱熹参禅记[J].佛教文化，2011(4)：108-109. [2]王依群.教育心理学大师——朱熹[J].我们爱科学，2012 (13)：88-89. 作者信息：王琦，西安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道家道教与朱熹理学的关系
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远绍孔孟以来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周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规模庞大，论证精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13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学说已经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学说。 这一学说的形成与道家道教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朱熹出身在一个衰败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1）。父亲朱松深受二程理学的熏陶。朱熹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儒家经典，也涉猎一些其他书籍。他后来回忆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2）”。14岁时，遵从父亲遗嘱，拜当地名儒胡宪、刘勉之为师，其中“事籍溪先生为最久”（3）。籍溪即胡宪，古书记载他既“会悟程氏之说”（4），“又好佛老”(5).朱熹受到他们的悉心教诲，“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6)。朱熹的泛览群书，出入佛、老几十年，对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他后来虽以集成儒家“道统”自居，专以儒学为本，但仍重视道家道教。朱熹作《周易本义》一书，就继承了陈抟、少用的象数学。陈抟是北宋道士，邵雍与道教亦有渊源(7)。朱熹曾以“空同道士邹祈”署名著《阴符经考异》和《周易参同契考异》。《阴符经》和《参同契》是道教经典。对此书进行考证研究，“非深于道者不能做”。他用道士署名，是因“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瘦词”(8)。 其次，朱熹与道教徒有过密切的交往。朱熹居福建崇安四十余年，道教名山——武夷山近在咫尺，山中道人便成为朱熹最早的密友。从十四岁起，朱熹便与他们频繁往来。除与本地道教徒交往外，朱熹还广泛结交外地道人。他们之中很多不远千里，前往福建拜访朱熹。朱熹为其作赠序者即有徐瑞叔、李尧举、南浦徐师表、清江周道士等人。 在与道教徒密切交往的基础上，朱熹本人也直接参与道教活动。他曾经在家中专门另筑一室，作为供奉天尊和修炼的场所，每天焚香礼拜。在同安做官时，因慕庄子之书“辞指经奇，有可观者”，便取其中语名寓居之所为“畏垒庵”，并为文记之。他曾多次创作步虚词，表达对道教的仰慕之情。对导引之术，他也有所研究，曾与和刘韫诗中论之。而游览道教名胜，与道教徒论道，更为朱熹所喜爱。武夷山、庐山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他的题诗、序跋。朱熹还在道气修炼上下过功夫。近代学者缪天绶在《宋元学案选注》中记载：朱熹曾作《调息箴》。明代学者黄佐指出：“朱子之《调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9）历史上有些道教徒、方士正是把“玄牝”理解为老生之术。就是说，朱熹的《调息箴》一书讲的是道教胎生养神的养生之道。 再次，朱熹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还表现在：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虽然朱熹坚守儒学立场，在公开场合较少谈及老道，并且在讲到道家的时候都是使用批判的口吻。他口口声声反对老子的空虚之“道”，认为老庄以“无”为宗，就是超脱人伦物理，逃避现实，就是违反封建纲常伦理。但是在指斥的同时，也时有褒词，屡有肯定。如他说：“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10）“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灭绝之未尽，佛则人伦已坏！”（11）这些言论表达了朱熹对于道教和道家若干思想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朱熹进行了一番以道补儒的工作，从而促进了他理学体系的形成。可以说倘若没有对道家和道教思想的援用，也就没有朱熹对宋代理学的完成。朱熹理学对道教思想的援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大概被他包括在这个概括中)。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例见,卷1,33页)。这一看法与上一段的论述是一致的,因为余先生抱怨说,由于将道学主要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因此学者们对道学党争通常缺乏足够的重视(例见,卷2,104页)。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张载抱怨人们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卷1,172页)深有同感。余先生有翔实的史证支持他的看法,这里我只简要地评介一下他关于张载的《西铭》以及程颐的评论的解释。程颐认为,张载既讲用(实际功用),又讲体(本质),因为理一分殊。林栗由于持更古典的看法,故反对张载将君比作天之宗子,因为人人为兄弟(这是相对平等的观念)将引发思想与天下的混乱。与林栗固守君主专制的立场不同,朱熹接受了张载的比喻,并以此作为士大夫须承当与君共治天下这一主题的另一种表达。这显示了道学是如何将起初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提升到抽象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余先生强调,假如我们仅仅将理一分殊解读为纯粹的哲学命题,那我们是迷了路(卷1,200-218页,238-239页)。朱熹之所以要接受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是为了抗衡孔安国将传统的皇极训解为大中。朱熹以为,正如无极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一样,君应该无为而依靠大臣们(卷1,242-249页)。余先生之所以这样解释,不仅是为了凸显道学家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譬如,余先生对内圣外王作了广泛的讨论,以说明修身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与皇帝共治的步骤。尽管有人可能想把余教授的研究看成是朱熹的政治活动的扎实研究(即仅视为政治史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余先生是以其专论来说明对朱熹以及其他道学家而言,政治文化比哲学思辩更为基础。 即使有人不同意余先生关于政治文化及其涵义的强硬论述,他的两卷本专着中针对一系列不同论题所作的细密深刻的释证仍富启发。这里举两个特别重要且富新意的例子。其一是运用心理史学来分析宋高宗、孝宗与光宗父子间的张力;其二是对国是(今人所谓基本国策)的强调。揭示皇帝父子间的张力,并使之与最终引发针对道学的庆元党禁的党争联系在一起,实需严密的考证。这一开创性的工作长达200余页的一章,本身已基本上是一专论(卷2,383-587页)。国是当然是一个四季不断的问题。北宋后期的国是核心议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守与战。既然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专题作过研究,则起初不免要问,为什么余先生还会认为国是问题受到忽视,要求用国是概念来解释宋代党争的变化。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余先生率先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国是体制化、法制化,并给予政治制度的保障,以及为政治争论涂抹上道德的色彩,使党派分极化的王朝。此外,他还通过分析论述具体事例,说明皇帝和大臣怎样以操纵国是的修辞权压制其他士大夫的异议。质疑国是,最终会被顽冥不化的官员视为犯罪或不忠(卷1,340-387页)。人们也许可以说,余先生对此历史专题的关注,或有感于他对9/11之后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们利用国家安全的议题大做文章的观察,当然这无损于他的鲜活洞察与历史文献的厚实。 对余先生来说,关于朱熹的这一研究最终只是宋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大范式和新进路的开端而己。他的研究涉及多方面,洞见甚多,我仅举数例。首先,这个范式涉及宋史的分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道学史与宋代政治史,余先生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前王安石与前道学阶段,即北宋最初的60-70年;第二是围绕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展开斗争的北宋后期,也是道学成为一个思想派别的时期;第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时期,余先生也称之为朱熹的时代,这时期国是已转为和战问题,同时道学已慢慢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派别。 其次,在余先生重要且富洞见的研究范式中,强调王安石与道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共同的基础。例如,欧阳修以及其他古文运动的思想家与王安石不同,他们没有将内圣与外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古文运动转向道学的关键环节是王安石将内圣看成是外王的基础。寻求三代之治和重返经典等等,王安石与道学家处在同一个谈辩境域或话语中。只是,相对于王安石的内圣进路及其思想中显见的佛教影响,道学是在反对王安石新学与新法的脉络中发展的(卷 1,67-102页)。王安石作为宋代第一位成功地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其崛起构成了另一条脉络中的关键转折点,他鼓舞了其他士大夫致力于共治天下的理想。既然朱熹和其他道学领袖们都
历史趣谈：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事 朱熹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事朱熹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导语：朱熹(1130 9 151200 4 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 生活常识分享
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完整资料).doc
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他的教育作用论是从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2)、论“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朱熹把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看做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事”，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教理”，注意到了从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规律来考虑教育阶段的划分。 (3)、教育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 王守仁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 (2)、关于儿童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其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读书；此外，他强调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二者的异同点： (1)、王守仁和朱熹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都把“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把“理”当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根据，所不同的是，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性即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在本心”，“心即理”，在内不在外。(2)、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而王守仁则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本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报告
《朱熹的历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读书报告 目录
一、作者简介 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 三、本书简介 四、写作背景 五、读书心得 一、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
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朱熹主要思想概括: (一)教育思想:
论述教育：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理气论：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动静观：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格物致知论：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 心性理欲论：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二）美学思想 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 三、本书简介：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诗词和诗句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诗词和诗句 【篇一】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诗词 1、春日—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观书有感—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3、偶成—朱熹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悟叶已秋声。 4、鹧鸪天—朱熹 暮雨朝云不自怜，放教春涨绿浮天。 只令画阁临无地，宿昔新诗满系船。 青鸟外，白鸥前，几生香火旧因缘。 酒阑山月移雕槛，歌罢江风拂玳筵。 5、浣溪沙—朱熹 压架年来雪作堆，珍丛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却恐阴晴无定度，从教红白一时开。多情蜂蝶早飞来。 6、菩萨蛮—朱熹 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 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7、忆秦娥—朱熹 梅花发，寒梢挂著瑶台月。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 野桥流水声呜咽，行人立马空愁绝。空愁绝，为谁凝伫，为谁攀折。 8、好事近—朱熹 春色欲来时，先散满天风雪。坐使七闽松竹，变珠幢玉节。 中原佳气郁葱葱，河山壮宫阙。丞相功成千载，映黄流清澈。 9、西江月—朱熹 睡处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池凉馆。 句稳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兰膏元自少陵残，好处金章不换。 10、南乡子—朱熹 落日照楼船，稳过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 风月从今别一川。离绪悄危弦，永夜清霜透幕毡。 明日回头江树远，怀贤。目断晴空雁字连。 【篇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诗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朱熹《春日》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朱熹《偶成》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朱熹《劝学诗》
朱熹的理学思想及评介
朱熹的理学思想及评介 张志强 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人。他在程颢、程颐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严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相应地,他本人也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家,后人为纪念朱熹在思想上的贡献,谥其为“朱子”;又因朱熹生于福建尤溪,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被称为“闽学”。 朱熹治学严谨,对经学、史学、文学等文化典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太极图谱解》、《西铭解》、《通书解》等。 朱熹思想是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内核,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成为了那个时代思想的范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朱熹思想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维高度。可见,首先应对朱熹的思想做一种全面、多角度的审视,以理解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及意义。 一、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在前期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中,儒家着重于伦理实践而缺乏哲学论证,佛学、玄学精于思辨,可流于空无。在唯物主义思想的批判下,唯心主义思想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就是把出世的神学变为入世的哲学,着重于本体思辨和现实的纲常内容。 随着二程的理一元论与张载的气一元论的辩论,理气关系问题的争论很大。二程认为,“虚皆是理”;张载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虚空皆气”。可见,哲学把理气关系的思辨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不仅对理气孰为先后作出承诺,而且要让理气有一个更好的结合度。这个任务朱熹完成了。 朱熹认为,哲学在论证精神本体时,或者把精神本体规定为“有”或某种特殊的“物事”。由此精神本体异化为“一物”而不能成为万物的本体;或者把精神本体规定为“无”或“空”,使得精神本体的存在虚无化。朱熹认为,要重新解释“理”,以摆脱精神本体存在的困惑。在朱熹看来,“以理言之,则不可谓之有;以物言之,则不可谓之无”,“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显然,经过朱熹的再解释,理既不是简单的有,也不是简单的无,而是有无的统一。从“以理言之”,即作为抽象的道理而言,由于其没有具体对象的可感觉特性,所以就难以称之为有,而应称之为无。但就其作为观念存在这一“物”的角度而言,因为它又是“有此道理”,所以又不能称之为“无”,而要称之为“有”。在这里,理即被朱熹加工为“无形而有理”的纯逻辑存在。 把“理”加工为“无形而有理”的纯逻辑存在的同时,朱熹还进一步在理气关系上论证了理的绝对实在性。他说:“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而至论太极,则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可见,朱熹一方面强调理气相依,一方面又强调理气相离。之所以强调理气相依,是因为只有“理不离乎气”才能保证理的普遍实在性。而理气相离,是因为理对气的优先。因此,理气相依、理气相离都为了一个目的,即理气关系是本未关系,而不是平行关系。所谓理气相依,是指每一个具体物事中理气是相互依存的。而理气相离,则是在理上看,从本体上看,是相离的。他又形象地说:“理犹人,气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因而,理是乘气,气是载理,理气相依诚然妙合,可气依理是“依傍”,而理之依气仅仅是附着而已,理气相依只能是主从的相依。 朱熹提出,理在气中,“如一个明珠在水中”。所以,理与气的关系如同明珠之与水。理是如明珠的一个通体透明体。因此,水是水,珠是珠,理在气中是外在。很显然,这种理所在于气的观点与张载所言的理为1998年4月 Jou rnal of Fuzhou U n 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A p r .1998
南宋理学家刘克庄传
南宋理学家刘克庄传 真德秀门生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淳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