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贬官文化

海南的贬官文化

海南，这方碧波簇拥的热土，像传说中的仙境，以其旖旎的热带风光和纯朴独特的风土人情，让中外游客心醉神秘。

大海边，苍山、碧海、银沙、巨石、礁盘浑然一体；椰树、波涛、渔帆、鸥鸟、云霞相映成辉。望着蔚蓝的海岸线，吹着咸咸的海风，脚踏着柔软的沙滩上，瞅着不同肤色的游客来来往往，看着渔船日出航行，日落归港，你的心里会有说不清缘由的喜悦与舒畅……

在海南长达1528公里的“阳光海岸”上，遍布着可开发的旅游资源，这是世间少有的“净土”。这里气候宜人，阳光充足，长夏无冬，空气湿润，当北国风雪让你裹足不前的时候，你可以来海南踏浪海浴。这里环境洁净，天蓝海碧，沙白如雪，绿草如茵，你可以随处席地而坐，尘埃无染。这里空气质量指数名列世界前茅，遍地皆绿，可以使你静心洁肺。蓝色的海洋，总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刺激的冲浪潜水、纯天然味的海鲜、丰富的矿产资源、神秘的海底世界——远远望去，只见一个个白色的浪头犹如千军万马吼叫着向着岸边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锋。

山崖太阳，水荡月亮，花儿飘香，鸟儿欢唱。望不尽的雨林，连同堆积的山峰，重重叠叠，雾气缭绕；走不完的蹊径，伴着流泉哗啦，陡峭如旋，蜿蜒起伏；看不够的奇景，好似天上仙境，多姿多彩，风光不限。

海南的美丽是丰富多样的，五颜六色的……大海、高山、阳光、小溪、田野、森林、温泉、沙滩……到处流淌着诗意，是心中的美域，一个现代美学的圣地，这里放松身体、心灵超脱的地方……

海南开发很早。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便在海南设郡，从此中原文化便开始在海南岛扎根，与海南本地民族文化互相滋润融汇，这是海南文化的主流。所以，海南的特色文化源远流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海南这块热土，曾经活跃过一大批历史名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反映海南人杰地灵的丘浚的六岁诗作《五指山诗》“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此咏物明志之杰作，至今读来仍然撼人心魄。

海南虽然建省时间不长，历史上却是人才辈出：唐代太子洗马兼侍读刘纳言，唐高僧鉴真和尚；宋代画家、书法家、诗人白玉蟾，宋诗僧惠洪，北宋宰相卢多逊、丁谓，南宋曾任右司谏侍御史（宰相）、参知政事的赵鼎，南宋曾任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的李光，南宋曾任秘书南宋时四位抗金主战派忠臣相继被贬海南。公元1129年李纲来海南，不过六天后就被赦北返。两年后，李光来此。这位被秦桧恨之入骨的主战派大臣被贬海南达十七年，是五公中居琼时间最长的，后蒙皇恩召返江洲。赵鼎因为力荐岳飞抗金而被贬至吉阳军（今三亚崖城），后绝食而死。胡铨也因为上书请斩秦桧而与赵鼎同时双双被贬至吉阳军。胡曾作《哭赵鼎》一首：“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以歌颂赵鼎的高贵品质。

在海南的贬官历史上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皇亲国戚那就是元代元英宗的亲王图贴睦尔。这位亲王因卷入宫廷斗争而被贬至海南，当时他才17岁。年纪轻轻遭此大劫，他心灰意冷，一度曾看破红尘，吃斋念佛，并在居所修建了一批佛塔寺庙。然而这位亲王毕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在造访元帅陈谦时，被其府上一侍女青梅所吸引，回来后朝思暮想，最后冲破门第俗见，托人前往陈府求亲。不料侍女对其婉言谢绝，亲王羞愧难当，于是写下了如下诗句：“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僻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也高”。世事弄人。数年

后，这位亲王回到大都并最终成为皇帝，史称元文帝。

在所有被贬人士中，对海南的历史进程、风俗习惯影响最大、最有成就的无疑首推苏轼。苏轼在海南的地位相当于孔子在中原。今天在海南有两处纪念苏轼的胜地，一是与五公祠相连的苏公祠，一是位于儋州的东坡书院。东坡祠是东坡前往儋州及北归路过住宿的地方，东坡书院则是苏轼被贬儋州后的居住地。此外，儋州也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巷”、“东坡田”等地方。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心里不服气，写了一首诗讥讽朝廷，结果再次被发配至海南岛昌化（今儋州中和镇）。在来海南的途中苏轼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诗的最后两句是：“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可见，苏轼当时到海南是抱着“生还无期”的心情的。这从他写给朋友王敏仲的信也能看出：“某垂老投荒，无复生之望，贻与长子迈决，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想想也是，让一个年已六十二岁的老人面对一个潮湿蒸郁，暗无天日，蛇蝎横行，人烟稀少之地，那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悲凉？

苏轼到达后，昌化军使张中知道苏轼是一代文豪因此不敢怠慢，安排苏轼及幼子苏过“住官房，吃官粮”。后来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听说苏轼住在昌化官舍，遂谴使渡海，逐出官舍（苏轼当时是以琼州别驾的虚衔远谪儋州的）。张中也因此受到处分。从此苏轼便开始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悲惨生活。

尽管面对厄运，苏轼却能随遇而安、超然物外，并与海南人民结下深厚情谊。黎族同胞在城南污池旁的桄榔林中为苏轼盖了一间草房，苏轼称其为“桄榔庵”。不仅如此，当地百姓还为苏轼送来食物和粗布，供其饱肚御寒。每年腊月二十三是海南百姓的祭灶日，送灶神。他们在拜过神灵之后就把祭肉送给苏轼。正是因为此，苏轼在海南才能过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当年苏轼居儋耳，当地民众多取咸滩积水饮用，以致常年患病。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取水饮用，疾病便少了，此后，远近乡亲民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塘水习惯。后来人民纪念他的功绩，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

苏轼对海南风俗习惯的影响，最具特色的是被贬地人民的语言习惯的影响了。苏轼在儋州，常接近劳苦大众，颇受爱戴。苏轼当时讲学用的语言是他的家长话——四川官话。同时他还带动当地的塾师用四川官话讲学，虽然苏轼当时的四川官话不等于现在的普通话，但却为后来儋州人用普通话授课，推广普通话打下了基础。“这种口音在当地乃至省内少数年长的读书人流传。”

苏轼居儋州时对当地人的迷信、民族关系、生产劳动习俗等都曾做过积极的影响。通过他的倡导，身体力行而改变了当地人的陋习。苏轼居儋州时，海井冈山恶疾流行，而人民又缺少医药的知识，通常是通过迷信活动来治病。为改变当地人的这种陋习，苏轼对药物进行了研究，并为百姓开方治病，还曾专门向居住在广州城的王敏仲索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中药淡豆豉，为民治病，自此以后，当地百姓纷纷种黑豆，后人称为“东坡黑豆”。

苏轼不仅要改变海南人的生活习惯，还要积极地要改进海南人的生产劳动习惯。苏轼在其著名《劝和农六首》诗中，苦口婆心，竭诚功说黎族同胞改变“不麦不稷”的状况，“改变朝射夜逐”这种单纯狩猎的劳动习惯，革除恶习，重视农耕，改进工具戮垦荒种植发展水稻生产，这样就会“其福永久”。苏轼的这首《和劝农》诗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苏轼在海南，所进行的移风易欲活动，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他北归过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时，有人问他：“海南风土，情如何”？他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另外，苏轼还在儋州开辟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史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者姜唐佐，就是苏轼精心培养的得意

弟子。苏轼获赦北归后，他的弟子连续不断的考上了功名，仅宋一代，海南历史共出十二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史书指出苏轼后十余年文学彬彬，“科目自隋莫胜于进士，琼在四榜连破天荒”，邵学之制，则始于庆历，详于谆熙有自来矣。人物之盛，有宋时有杨誉苏门者焉，有声驰甲科者焉，亦有文坛乡帮者焉。“所以后人评价”苏文忠公之谛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胜实自公启之。苏轼作为海南文化的启蒙者对海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标琼海之先声”的启迪诱发的重大贡献，在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元符三年庚辰（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离开海南岛，走时写下了著名的《六月二十日渡海》，诗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不仅如此，苏轼在离开海南一年后回到镇江，游金山寺时也曾写《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书写自己一生的贬谪生涯，题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充分地说明了苏轼对三年海南生活的无限眷恋之情。

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历尽艰辛困苦，就他个人的命运来说，是悲惨的。但是他随遇而安，带来了中原文化，开馆授徒，敷扬文教，讲学明道，教育人才，提倡移风易俗，劝导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对于孤悬海外的海南来说，倒是难得的机遇。所以后人评论苏东坡的这一段经历，发出了“东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在东坡当年所居住的中和镇一带，大人小孩都熟知东坡故事。这里的人崇尚读书，读书人之间经常诗歌唱和。甚至这里讲的方言称“东坡话”，尾调颇似四川方言。对苏东坡的情感，体现了海南民众对中原文化的向往。慢慢的在冥想中来到了东坡书院的大门，一股微风从院内吹来，仿佛东坡先生的魂魄在为我接风洗尘。东坡书院前有一棵黛色遮天的古树，树不知在这里挺立了多久，我走上前去，抚摩那已经蕴涵了太多岁月的树干，想从中吸取那历史的痕迹，可是那故事太多，我又从哪里下手才好呢？

抬头上看，“东坡书院”四个大字横匾悬挂在书院大门上方，笔力端庄刚劲，那是清代书法家张积的手迹。穿过山门，跨过石桥，先是载酒亭。亭分上下两层，上层四角飞檐，十二根据色的圆柱支撑起翠顶，造型古朴，气势雄伟。亭内镶着以东坡惜别儋州百姓为内容的木刻。

载酒亭后，便是有名的载酒堂。这里没有华丽的龙头风角作装饰，也没有竹松掩映相点缀，更没有清幽诱人的庭园芳草。和许多富丽堂皇的琼楼玉宇相比较，载酒堂显得平淡无奇，只不过是一间陋室平房而矣。遥想当年这里讲台上一人英姿勃发的滔滔不决的引经据典，台下众生听得头头是道，场面何其恢弘……如今只留下了这空置的厅堂以及那历代名人的诗文碑刻。载酒堂的后墙上的两幅大理石刻，右边一幅为明代大文学家宋濂所题，左边一幅是明代大画家唐寅所画的《坡仙笠屐图》：苏东坡拜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借来竹笠戴在头上少监、起居郎的胡铨；元代纺织革新家黄道婆；明代名医、经济思想家丘浚；流芳百世的清官典范海瑞；清代探花布政使张岳崧；著名的辛亥革命活动家林文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等。无论历史渊源、地理位置、开发程度如何，海南都绕不过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贬官文化。

海南历史上是一个贬谪之地，流放之地，古人有“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鸟飞犹需半年程”之叹。被流放的名相文士留下的诗作历代传颂。如唐相李德裕被贬海南时的诗作《望阙亭》：“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感人地表现了思国怀乡的情怀。较集中体现海南流放文化的是三亚崖城镇水南村，从汉到明，被贬到海南的贤相、名臣、学士有15人之多，其中有10人居住在水南村，至今村中仍有多位被贬名相、大臣、学士的后人居住。因他们的先人来自不同地方，所以不同姓氏的民居建筑

风格各异。

古制中国，宦海沉浮。在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或因参与朝政遭遇挫折或因触犯龙颜而被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日常行动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这些人，史称“贬官”。余秋雨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提到：“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也是此种现象。

古时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历史上的海南岛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一个荒岛，地处边陲，孤悬海外，闭塞落后，相去京城几千里，“鸟飞犹用半年程”，实乃“天之崖、海之角”，因此中原人称之为“蛮荒之地”，唐宋以来多为贬谪之地。被贬人士中，不乏名臣巨儒。

据史书记载在海南岛积极传播封建文化教育的第一人应是唐代的王义芳。贞观二十三年，王义芳因事抵罪，被贬为吉安县（属今昌江县境内）函。唐时皆为俚人（今黎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到达吉安后，王义芳深入俚人村寨，体察民情，面对人民处于究乡避壤，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状况，决心从兴办教育以启迪人民学习文化着手。于是在吉安任职期间，他召集黎族各洞首领，商议教化“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笛，登降跽立，从悦顺”。为海南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而被誉为“传播中原礼乐文化第一人”。

继王义芳之后第二位被贬来的官员是唐德宗时代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炎。杨炎在历史上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主张改革赋税制度，被达官贵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久被宰相卢杞陷害，公元781年被贬为崖州（今琼山）司户。杨炎在前往崖州的路途中途经广西“鬼门关”时面对穷山恶水以及自己生死未卜的前程禁不住仰天长叹：“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在杨炎之后的是吴贤秀。这位官至户部侍郎、尚书的老忠臣并不是触犯龙颜，而是到了退休年龄时，唐顺宗特赐铜牌避世迁琼，居琼山县张吴图都化村。

晚唐时有两位宰相作为朝廷党派斗争的牺牲品而被贬至海南。他们一是韦执谊，一是李德裕。韦执谊是唐顺宗时的丞相，参与了王叔文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柳宗元、刘禹锡等大名鼎鼎的文人都曾是其门徒。遗憾的是支持改革派的唐顺宗在位八个月就病死了，支持保守派的唐宪宗继位后第一个将韦执谊发配到崖州（今琼山县）充当司户参军，摄理琼郡事。另一位是唐武宗时代的丞相李德裕。李德裕因参与“牛李党争”败北先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三贬崖州（今琼山县）。李德裕与李光、李纲、胡铨、赵鼎合称“五公”。“五公祠”即为纪念他们而为。

宋代有“刑不上大夫”的训诫，贬谪官员就成为惩罚官吏的一项主要制度长期坚持下来。宋代第一位被贬来海南的是宋太祖时的宰相卢多逊，其人因触犯龙颜而被全家发配至崖州古城（载酒堂背后是祀苏东坡神位的东坡祠。奥堂龛左右两侧是廊舍，与载酒堂相连，形成一个四合合院，中间有宽敞的开井，种有一棵400多年的芒果树。在书院中种植芒果树的，恐怕只有这里了。传说果树是在载酒堂重修的时候种植的。说也奇怪，平时种植后要三五年才能开花结果的芒果树，在种植后的第二年变硕果累累。这也大抵是受到东坡先生的英灵泽被的缘故了吧。

距东坡书院不远处，有一口“东坡井”。据《儋县志》记载，古时当地“诸黎百姓多取河沟圹渠积水饮用”，极不卫生，经常闹病。苏东坡了解到此况后，便与当地百姓商量，一起挖

了这口井。此井四季不枯，井水清甜，受益者甚众也。后人为了纪念东坡先生，便取名“东坡井”，并在井旁竖一石碑，以记此事。

离别书院的时候，我来到了东坡笠屐铜像下。回想起林语堂先生的话：“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在书院里漫游了这么，我的感觉也确是如此。带着一种朝圣而归的心情在余晖里离开了东坡书院，心头早已经没有了来时的凉意。举目四望，秋稻正浓，村舍掩映在绿树丛中。此地本平凡，但有了东坡先生的足迹与身影，就让它成为非凡之地了。

海南，曾被人们误认为南荒之岛，一直孤悬海外，不被外界所重视。但她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四方的宾朋，不论是失势的政客还是落魄的文人，甚至是贩夫走卒。海南纯朴的民风，以及大自然的洗涤，使他们的心胸变得如大海般宽广，心灵如浮粟泉般纯净。他们在感慨命运多舛的同时，也为海南带来了当时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并在海南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文化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