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西医结合发展史

中国中西医结合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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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的时候，几千年来传统中医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中西医学的碰撞、交流与互补形成了中国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

中西两种异质医学体系的交流并非一帆风顺。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学者，先后提出了“中西医汇通”、“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等多种不同的主张，形成了长期而激烈的学术争鸣，争鸣的焦点在于面对西医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应当对中国传统医学采取怎样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政府继承延安时期的卫生政策，注重扶持和保护中医。但由于受废止中医思想回潮的影响，卫生部门的某些领导人在中医科学化的旗帜下，制定了若干错误的卫生政策，对中医的正常传承和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阻碍。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并批评了这种错误，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开始扭转“轻视和歧视”中医的倾向，后来逐步确立了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针，在对待中医药学的态度方面，实现了思想认识上及方针政策上的一次革命。

作者王振瑞照片

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的过程。在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就和宝贵经验，事实证明中西医结合是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医药学可以沿着传统的和现代的两条道路不断进步。

“中西医结合”之前中西医交流的指导思想

西洋医学传入中国，首先是作为取信于中国人的手段受到西方人的特别重视。近代西方各国都热衷于在中国开展医疗活动，竞相兴办医院，招收中国学徒，兴办医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创办中文医学期刊，翻译出版西医书籍，致力于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通过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团体的努力，西医学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和医学体系，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随着中国引进西学规模的扩大，西医学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也逐渐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兴办西医药事业的力度，陆续在各地建立医学院校和医院，并向国外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传入的西洋医学凭借国内国外两种力量在中国得到较快的传播和发展，国内培养的医科毕业生和学成归国的医科留学生形成了一支新的卫生队伍，从此中国医学界出现了中医、西医两支亘不相同的医疗力量并存的局面。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学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遭到了日趋激烈的批判。一些西医界人士以西医学为标准力斥中医学之“短”，甚至形成了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派，企图通过政府立法消灭中医于一旦。废止中医派的言行激起了中医界人士的愤怒和反击，恽铁樵、杨则民、陆渊雷等大批中医名家毅然参加论战，为维护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界反废止、图生存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废止中医派的论战中所表述的学术观点及关于中医发展前途的认识却各不相同。“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是当时最具代表性而且影响深远的两种学术主张，这两种主张是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之前中西医交流的指导思想。

“中西医汇通派”是在西医的传入和发展使中医学和中医界面临严峻挑战和严重危机的

时候产生的一个学术流派，其基本观点是：中医、西医虽属两种互有优劣的不同学术体系，但二者研究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所以两种医学是应该也是能够相通互补的。从认识论的原理来看，人们对于同一客体的认识，往往表现出层次的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认识，只要具有同一的研究客体，就能在交流过程中实现真实反映客体本质这一基础上的统一，所以汇通派的方向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他们融洽中西、创立统一的新医学的思想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所传承、改革和发展。然而，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中医学术的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没有兼通中西医的饱学之士。他们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创造一个新的先进医学体系，毋宁说是为中医学的存续寻求一种合乎时宜的手段和途径。

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者虽然同中西医汇通派医家一样，认为中西医两种医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因而可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最后形成统一的新医学，但他们的立场、研究方法和所要创立的新医学的面貌却与汇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再是单纯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的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恽铁樵所说的“新中医”，而是站在两种医学之上，用现代科学即实证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互交叉和融合，建立统一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发展是主要的，是一种质的飞跃。

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科技界著名学者又发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就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医的主张。陆渊雷、施今墨、余无言、张赞臣、叶橘泉、时逸人等都是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其中以陆渊雷最具代表性。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不仅指责中医理论“不合科学”，而且把中医的临床疗效也说成是“偶合幸中”；而陆渊雷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经验，却基本上否定了中医学理论，后来竟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气化”的口号。不难看出，“中医科学化”与“废止中医派”的主张具有某些一致的倾向，两种主张所导致的结果也趋于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成为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酝酿形成的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而那时的“中医科学化”又有了与近代“中医科学化”不同的含义：不再是指中医理论的科学化，而是指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师，通过现代医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进修”，使其变成“科学医”。至于中医理论，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1954年批判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开始，至1960年逐步确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方针。不仅肯定了中医学的丰富经验，而且承认中医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具有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并认为这些理论内核可以弥补西医学认识论及方法论的不足，因而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中西医结合”是对“中医科学化”的直接否定。然而，“中西医结合”为达到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建立中国新医药学的目的所运用的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与“中医科学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虽然发展水平不同，但都属于实证科学范畴，这又表现出“中西医结合”向“中医科学化”的回归。科学史同其它门类的历史一样总是在辩证的否定中逐步前进，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

中国中西医结合发展史

2008年12月09日编辑：王振瑞李经纬陈可冀【大中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程

中西医关系问题是一个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毛泽东关怀下确定的新中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以及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虽然明确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但具体的中医政策的制定，还有赖于决策者更加细致的工作。建国初期卫生部领导人一方面借鉴延安卫生工作经验，一方面受废止中医思潮的影响，把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确定为中医政策的两大主题。1951年先后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执业，而且开始了改造中医使之成为“科学医”的中医进修教育，使中医学面临着不能正常传承和发展的危险。

1953年4月开始，毛泽东发现卫生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后，多次对中医工作过问、批评和教育，对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及时进行了批判和纠正。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在《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的产销管理，

整理出版中医书籍，中华医学会吸收中医参加，使之成为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这些建议于1954年11月23日被中央批准执行，后来基本上得到了落实。1958年6月，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个中医研究班结业。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各省市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全国迅速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广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群众运动。

自然灾害加之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经济遭到严重损失，1962年开始不得不进入调整阶段，中西医结合工作也随之进入低潮。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家受到迫害，除“赤脚医生”用中西医两法治病得到鼓励外，初步取得成果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基本停顿下来。

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周恩来对中西医结合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70年夏，他特意指示卫生部着手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筹备工作，一些中西医结合研究项目开始重新启动。1970年底，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对22项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进行了表彰，并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与取得重要成就的专家一一亲切交谈，肯定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成绩，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1977年7月22日～8月15日，卫生部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规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制定了《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十年发展规划》。该《规划》将此前党和政府提倡的作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的“现代科学方法”改为“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将作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目标的“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改为“逐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在教学、医疗、科研方面将中西医结合“规划”为中国医学发展的主流。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的提法，不可能得到中医界和西医界的认可。中西医结合研究既无法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取代自成体系的中医理论，也不应阻碍中国现代医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1979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广州召开有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自然辩证法各界人士600人参加的医学辩证法讲习会，展开了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卫生部面对明显而严重的意见分歧，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思考，最后的结论是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必须坚持。

1980年3月6～13日，卫生部组织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总结经验，重申党的中医政策，提出了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依靠这三支力量，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为保护人民健康，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是一个适合中国现实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正确方针，制定这一方针并使医学界的思想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统一起来，是这次会议的重大成功。这一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医学发展的史册！

“广州会议”上关于中西医能不能结合的学术争议，引起了中西医结合界学术带头人们的反响，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坚持中西医结合，用事实来回答认为不可能结合的人们，于是发起了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的倡议。1980年3月召开的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将创办《中西医结合杂志》和创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列为“今后的任务”。1981年7月20日《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行创刊号。11月8～12日，隶属于中国科协为一

级学会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

站到21世纪初期的阶梯上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医结合发展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医学界内部的矛盾与多种社会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一转折的动因。

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和号召是确定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导思想。但医学并不是毛泽东最为关心的科学。“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首先为中华民族运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计；作为思想意识的导师只是授予人们一般的思想原则，不可能提供直接可以用于科学研究的法宝。然而对于敬爱领袖的信仰却有时使得人们放弃了思考和意志，例如后来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专家的学术带头人，当初加入学习中医的队伍时，有些并不是出于自觉，而是为了“服从组织”去做内心不情愿的事情。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西医结合研究者们不顾有些人的反对和误解，决心坚持走中西医结合之路，已不再是响应领袖的伟大号召，而是在亲身体会到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看到从事这项研究的光明前途的基础上，做出的一种自认为正确的重大抉择。相对摆脱了号召的鼓动，把被动的执行政策变成了自觉的科学研究，是80年代初期以后中西医结合研究者表现出的一大特征，首先根据这一特征，将前此约30年的时间，划成了中西医结合史的第一阶段。

中西医结合第二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医疗、科研队伍的相对独立。中西医结合界的学术组织“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每年组织召开多次全国性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对加强中西医结合队伍的团结和促进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10月该会改称“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全国各省市相继建立了中西医结合分会，并先后成立了30多个专业委员会，深入开展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理论研究工作。至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员已达6万余人。《中西医结合杂志》作为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学术载体，不仅及时反映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成果和结论，而且在宣传中西医结合方针、增强中西医结合研究者的信念、树立中西医结合队伍的形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1992年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5年英文版创刊（现称“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中国结合医学杂志]，内容与中文版不同，有欧美等多国著名医学家担任编委），其科学性和应用性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中国中西医结合发展史

2008年12月09日编辑：王振瑞李经纬陈可冀【大中小】中西医结合队伍的相对独立是针对中医队伍而言的，而相对独立的意识最先产生在中医界。1982年4月16～22日，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学院》三个文件，主要提出了加强中医事业建设、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认为不把中医机构建立起来，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就没有基地；有了中医机构而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则仍不可能起到发展中医事业的作用，也就失去了作为中医机构的意义。“衡阳会议”精神的贯彻，引发了一阵“纯中医”的思潮，甚至有人提出“非中医人员一律要从中医机构中调走”的要求。1982年11月14日，《健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面理解保持中医特色问题”，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驳。

1982年11月26～29日卫生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其中心议题是为“衡阳会议”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研究对策。“石家庄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中，强调了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需要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中西医结合队伍，加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阵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的相对独立发展。《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还强调了“中西医结合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这是对既往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存在的急躁情绪的极有意义的反思。

“衡阳会议”和“石家庄会议”是中国现代医学史上两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两次会议精神的落实，使中国医学界真正出现了三支力量并存的新局面。中医机构的中医特色得到了加强，中医学院的西医课时大幅度削减；中西医结合界则加强了综合医院中医科的建设，并创建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重建自己的医疗和科研基地；创办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高等教育，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被迫撤出中医阵地的中西医结合队伍不断壮大，日渐人才济济，并有几位学术带头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跻身于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殿堂。

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

中西医结合研究是从临床研究开始的。中医治疗“乙脑”经验的总结和推广、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原则的确立、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和骨折、针刺麻醉的成功等，都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中西医结合早期临床研究成果。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以白虎汤为主治疗“乙脑”取得较好疗效。卫生部先后两次派调查组调查核实后，开始将治疗方法和方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推广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取得预期的疗效。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经过调查认为，某些中医师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是不能取效的重要原因。于是他们因证调整方药，终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当时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充分肯定，极大地鼓舞了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医被请进医院工作后，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实行了中西医综合疗法。1959年以后的二、三年间，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几乎被推广到临床各科各病种，普及于各地各层次的医疗机构。人们常以研究中医为目的，在明确西医诊断的基础上首选中医辨证治疗，观察和总结疗效，进而研究中药作用机理，逐步确立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诊治方法和研究方法。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采取必要的中西医综合疗法，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1958年，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用中药治疗急性阑尾炎获得成功，可谓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开端。同年始，以于载畿为首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小组，用中药治疗陈旧性和新鲜破裂的宫外孕都取得了奇特疗效。他们总结出的一套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的规律和护理常规，改变了过去认为宫外孕必须手术治疗的定论。

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天津市第一、二中心医院外科，从1960年即开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工作。他们首先广泛收集中医文献，认真学习各地经验，制定了统一的诊治方案及观察方法，然后在几个月间治疗各种急腹症数百例。1961至1965年，以吴咸中为

首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小组，除对急性阑尾炎、溃疡病穿孔、急性肠梗阻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更丰富、更深刻的经验和认识外，又开展了中医中药治疗胆道蛔虫、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的研究工作，对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规律以及针灸、中药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总结出了可贵的理性认识。在不断深入开展临床研究的同时，他们还利用实验手段对中医通里攻下等治疗方法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著名骨科学家方先之及其学生尚天裕为首的天津医院骨科，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他们在骨折复位传统八法的基础上，配合应用现代科学成果，经过实践总结出可以灵活用于各种骨折的十大手法，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内因为主导、小夹板固定为特点、手法整复和患者自觉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并提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配合”等新的骨折治疗原则，打破了西医治疗骨折的传统观念，使骨折治疗在学术理论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针刺麻醉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颗硕果。1972年《人民日报》关于针刺麻醉的首次公开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敦促下，首先从神经和神经化学角度展开了针刺镇痛作用机理的研究，韩济生等通过动物实验证明针刺可引起脑内释放出某些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中枢镇痛物质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中国的有关学科推向了世界科学的前沿。

不少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向基础研究延伸。如50年代即率先尝试应用以压电晶体为换能原件的脉象仪对中医脉象作客观检测研究的陈可冀，70年代与中国中医研究院郭士魁、中国医学科学院吴英恺、黄宛、陈在嘉等一起组织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对冠心II号方进行临床验证，成为活血化瘀研究的先导。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研究影响广及多种疾病的临床研究和多种学科的基础研究，成为推动、繁荣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活血化瘀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优势曾为世界所公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介入疗法的推广应用使急性心肌梗死的病死率明显下降，但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及支架（stent）植入术后从当时分别在半年内可有30%～40%及20%左右的复发再狭窄率成为西医界面对的不易攻克的难题。陈可冀等从“血瘀证”入手，通过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了由古方血府逐瘀汤改进的血府逐瘀浓缩丸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生、防止PTCA术后再狭窄的作用。血府逐瘀浓缩丸及川芎、赤芍有效部位的应用，将冠脉介入术（PCI）后再狭窄的发生率降低了50％。中西医结合专家正在深化此课题研究，可望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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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发展史

2008年12月09日编辑：王振瑞李经纬陈可冀【大中小】中医基础理论的实验研究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阴阳学说和“肾”的研究。邝安？为中国第一位开展实验中医学研究的医学家。沈自尹在“肾实质”研究过程中，用现代科学方法阐释了“异病同治”的客观机理，发现了尿-17羟值与肾阳虚证的内在联系，证实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相对性，证明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必要性，为补肾中药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客观、稳定、可靠的应用指征，弥补了中医仅靠四诊获取诊断资料途径的不足，提出了

“微观辨证”这一崭新的概念，为中医临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和借鉴。20世纪80年代后，实验研究方法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阴阳、脏象、经络、气血、诊法、治则等基础理论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日益活跃，并有人为建立中西医结合生理学、中西医结合病理学的专门学科付出了诸多努力，在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这个繁难的领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中药的现代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重要方面。20世纪50年代初即成立了中药研究机构，逐步从中药资源普查、药用动植物的饲养和种植、中药质量的理化鉴定、饮片加工及中成药生产工艺研究，扩展到中药的综合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有效药物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和开发等，都是现代科学知识方法与古代用药经验相结合而取得的科研成果，其丰富现代医学的重要意义已为世界所公认。由国家组织和支持的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中药现代化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对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西医结合的光明前途

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几十年的努力，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在临床上得到越来越多的结合，许多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了较之单纯西医或单纯中医更好的疗效，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体系逐步建立，必将开创治疗学和保健医学的美好未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不仅更加广泛地取信于民，而且得到国家政府更充分的肯定和政策法规更有力的支持。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颁布，自2003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三条规定：“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从法规层面上确认了中西医结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2003年11月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了[2003]5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温家宝总理2005年3月21日为《中医杂志》创刊50周年题词：“实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传统医药学”，更加激发大家的进取精神。2007年1月11日印发的科学技术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6个部委联合制定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指出：“中医药具有易于普及和…预防、治疗、康复、保健?一体化的医疗模式”，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领域”，“但用传统概念表达的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所以中医药创新发展指导思想的核心是“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证实、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中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医疗保健模式”。《纲要》提出的“促进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奠定基础”的战略目标，将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国家法律层面的中医药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中西医结合作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在法律的维护下，在学科交叉和维护病人利益的客观规律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越走越宽广，前途必定越来越光明！

本文是在“20世纪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史学考察”[王振瑞，李经纬，陈可冀《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25（11）：1033-1037]的基础上略作补充修改而成。

中国中西医发展史上的三次交锋

2012-08-31 08:36:30| 分类：医学人文| 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

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同时随着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导致了中医面临着衰落的危险。同时，在这过程中，中西医学之间进行过三次大的交锋与碰撞。

一、中西医第一次交锋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令中医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者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后，发奋崛起，居然击败中国。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医学被称作“汉方医”，汉方界医师占主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国医学，“灭汉兴洋”运动启幕，汉方界医师最终被全面取缔。

此时在变革思潮涌动的中国国内，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置于西方制度、西方学术等的对立

面，遭到知识界的抨击，甚至是政府的排斥。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导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

案”。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评该项政策，开启了中西医第一

次论争。

全国19个省市的部分中医界人士等，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遭北洋政

府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维权”以失败告终。

二、中西医第二次交锋

1929年，官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此即“废止中医案”。

早在1917年，余岩即著《灵素商兑》，用西医理论批判《黄帝内经》，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轩然

大波。该书被认为是全面攻击中医的一部代表作。

余岩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且

“以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手法并进”。

余岩提案一旦实施，中医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向请愿代表表

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王振瑞说：“中医界虽然在此次斗争后获得一定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

他们后来的很多政策令中医陷入困境。”

三、中西医第三次交锋

中西医的第三次大交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余岩又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

定程度的实施。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将中医归为“封建医”，认为其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大会虽然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却注重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引起中医界人士不满。

“这其实是在用…科学?这个漂亮的口号消灭中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杜艳艳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评论道。

据她介绍，当时中央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党中央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教育、科研、医疗机构等各方面的问题，使得中医的处境越来越窘迫。为了保护和发展中医，中国中医网担起了这个重任，它以“传承华夏医药真谛，弘扬中医文化精粹，推动中华医学发展、分享中医养生之道”为宗旨，在普及中医药知识与提供医药服务的基础上，推广中医药，进而扩大中医影响力。但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只有大家携起手来，中医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中西医结合的感想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

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而且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有称“综合医学”或“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

理论层面有：中西医比较研究及发展史研究；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对象；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目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学科职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内部结构及学科族结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特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知识构成；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探索；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实践层面有：中西医结合医疗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保健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护理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体系研究。

方法论层面有：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研究；中西医结合技术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思维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领域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研究；哲学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数理统计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应用研究。

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却仍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

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绝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

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

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

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

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1.6％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

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含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

(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

(四)中西医结合医学(包括临床与基础)学科建设将逐步完善，形成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保证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居国际领先地位。

(五)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

(六)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七)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将更加普及，进一步形成“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的社会

共识。

(八)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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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尔亚| 2010-02-05 10: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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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炳奎，男，朝鲜族。1937年生，吉林省梅河口市人，现任全国中医肿瘤医疗中心主任，广安门医院肿瘤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特邀评审员、中华肿瘤学会委员及《中华肿瘤杂志》编委、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肿瘤学会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抗癌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学会委员等。在科研工作中，1975年～1976年在河北邯郸地区参加食管癌的普查及中药治疗食管癌的临床观察研究。1982年～1984年参加猪苓多糖注射液治疗肺癌的临床观察研究，此项课题获中医研究院科技成果奖。1981年～1985年参加“健脾益肾冲剂治疗Ⅲ期胃癌（术后）的研究”，此项课题获卫生部科技奖。1986年～1990年他主持研究的国家七五攻关课题“益气养阴清热解毒之剂治疗晚期原发性肺癌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中国中医研究院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奖。

并研制出专治晚期肺癌的中成药“肺瘤平膏”，已取得生产批号，由天津达仁堂药厂生产。1991

年--1995年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八五”攻关课题“肺瘤平系列药治疗晚期肺癌的临床

与实验研究”。他参加编写了《建国四十年中医科技成就》和《中医诊疗常规》，并与他人合写《东洋医学入门》（日本版）一书和《糖尿病知识问答》一书，他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肺癌391例分析”、“纤维支气管镜在诊治肺部疾患及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应用”、“活血化瘀在肿瘤治疗中的运用”等论文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关于气道疾病的中医治疗”、“癌的中西医治疗”、“中药治疗肿瘤复方制剂的临床试验”等发表在日本或韩国的学术刊物上，共30余篇。曾先后培养6名硕士,5名博士，1名博士后和1名外籍硕士，并有一名博士和一名博士后在工作。他先后到日本、朝鲜、韩国、美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进行二十多次学术访问, 并在日本、韩国有一定声望。现在担任国际东洋医学会理事、韩国庆熙大学客籍教授、

景园大学韩医科大学名誉教授、汉那病院顾问等，也曾是园光大学校医疗院客籍教授、日本全体医学名誉会员等。在国内主持过三次国际中医治疗肿瘤研讨会议,并为中日、中韩传统医学交流做了不少工作。目前，尚承担多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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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芝，女，1937年生，籍贯山东。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安门医院中医肿瘤医疗中心副主任。1964年山东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参加了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嗣后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从事中医临床及实验研究工作。社会兼职：国际癌病康复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北京分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肿瘤专业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国中医药中医康复学会理事等兼职。业务专长：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常见肿瘤及癌前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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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绵，女，汉族，1939年出生于天津市，职称：主任医师，专业：中医肿瘤，主治：乳腺癌、胃癌、肝癌，1966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在天津结核病医院工作，1968年━1971年在河北省宣化县医院工作，1971年8月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来院后脱产学习中医一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学习1年半，1980年晋升为主治医师，1988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94年晋升为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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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秀，女汉族，1940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市，职称：主任医师，专业：中医肿瘤，主治：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肿瘤，1961年9月至1966年7月在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70年12月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工作，1981年10月晋升为主治医师，1994年11月晋升为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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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洪生，女，1949年，职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专长：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职务：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全国中医肿瘤医疗中心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肿瘤）主任，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有较宽知识面，思路活跃，近三十年来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在肺癌，乳腺癌，淋巴瘤，脑瘤，肾癌等病的治疗上，特别是在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程设计上和康复疗养方面有较好的经验和疗效。能充分总结前辈经验，提出自己的思路和方法，立方“葶苈消水合剂”治疗恶性胸腹水，以“当归补血汤”为主方立方“生血冲剂”治疗放化疗血象下降，应用于临床且获得患者好评。负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工作和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由于长期从事实验和临床两方面工作和一直在国家科研题中承担主要工作，因此在中医肿瘤科研工作中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在全国率先提出中药抗转移研究，并确立实验室的主攻方向为中药抗转移，主要手段为细胞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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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彤，男，汉，出生：1963年，毕业学校北京中医学院文化程度研究生，毕业时间1985 学位博士，职务、职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专业: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肿瘤主治：肺癌及消化系统肿瘤，1985-1988 中日友好医院肿瘤科住院医，1988-1991 中国中医院研院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1991-1994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治医师，1994-1997 中国中医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97-1999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副主任医师，2000-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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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歧，汉，出生：1945年，毕业学校：北京中医药大学文化程度大学，毕业时间1976年学位，职称主任医师，专业：中医肿瘤,主治: 乳腺癌、恶性胸水、肺癌，张宗歧民族：汉籍贯河南出生：1945年，毕业学校：北京中医药大学文化程度大学，毕业时间1976年学位，职称主任医师，专业：中医肿瘤,主治: 乳腺癌、恶性胸水、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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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宝金，男，汉族，1964年出生，职称：主任医师，学历：医学博士、博士后，1.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16年，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2.1999年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后，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能结合肿瘤专业,针对临床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晚期肿瘤患者恶液质、癌性疼痛、发热等，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取得较好的疗效。3.在临床过程中，始终贯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如晚期肿瘤的中医辨证分型与细胞免疫功能的关系，扶正中药对肿瘤患者细胞因子的调节与胃癌的治疗及预后相关性研究，活血化瘀法防治肿瘤转移等等，通过临床与科研的相结合，使自己的临床与科研水平同时得以提高，同时充分发挥自己在临床及科研方面的优势，参加了多项临床科研工作。4．现参加的主要科研项目：中国中医研究院创新项目、首都医学发展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科技部基础性公益项目。5.获黑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5项。6.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论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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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莉，女，出生：1947年，毕业学校：北京中医药大学，职称：副主任医师，专业：中医内科、肿瘤科，主治：肠癌、胃癌、肺癌、乳腺癌等常见肿瘤。临床27年来主要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肿瘤的临床及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对肺癌、肠癌、胃癌、肝癌、乳腺癌等实体瘤，曾做过系统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对各种晚期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有较丰富的治疗经验，能提高肿瘤患者的手术、放疗、化疗的治愈率，在减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改善症状、提高免疫、延长寿命等方面有独到之处。作为主要研究成员曾多次参加国家级“六五”、“七五”、“八五”中医肿瘤攻关项目的临床实验研究。对肺癌、胃癌的中医药研究成果曾获得卫生部二等奖。作为访问学者曾先后赴印尼、马来西亚进行讲学及学术交流，博得好评。作为临床医师，多年来完成大量教学任务。自从组建并担任社区医疗科主任以来，曾参加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首期“全科医师培训班”，获得全科医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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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怀，男，1945年出生，职称：副主任医师，专业：中西医结合肿病专业，主治：胃癌、肝癌、肠癌，从事中西医肿瘤专业二十余年，参加过三项全国中医肿瘤攻关课题研究工作，担任科内肝症研究小组组长，初步研究肝康冲剂的临床研究工作，先后在全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医杂志、癌症等杂志上发表8篇文章。作为副主编、编辑出版了“历代中医肿瘤案论先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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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涛，男，1962年出生，专业：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主治：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职称：副主任医师，个人简历：1979—1984 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1984—今广安门医院肿瘤科、1991、2—8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科进修、1997、5—11 北京市急救中心放射科进修、肿瘤的血管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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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宇，男，副主任医师，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中医药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宣武区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其间在其导师著名肿瘤专家朴炳奎、林洪生教授的指导下在头颈部肿瘤、淋巴瘤、乳腺癌、呼吸系统肿瘤及消化系统肿瘤防治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并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疗效。父张代钊也为我国著名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故其在学术上也部分得益于其父的言传身教。曾参与了两项国家级、一项局级和一项研究院级科研课题。并作为一项二期临床药物和一项三期临床药物观察的负责人，圆满完成任务。发表论文8篇（其中4篇发表在国家级杂志上），参与著书5本。精通英语，多次参与国际中医肿瘤学术活动。在掌握最新西医肿瘤医疗技术、信息和向世界传播祖国医学精华等中西医结合领域多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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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用和，男，已婚，1964-10-23出生湖南省常德市人，工作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

瘤科，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北线阁5号邮政编码：100053，电话号码：

00-86-10-88001013（医生办公室）传真号码：00-86-10-88001340，电子信箱：heyonghe@hotmail heyonghe@163，自大学毕业以来，坚持从事一线肿瘤临床工作，熟练掌握常见多发恶性肿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肿瘤的综合治疗原则。熟练应用肿瘤的化学治疗、生物治疗、癌痛治疗、支持对症治疗。动手能力强，掌握肿瘤的影象学诊断（X片、B超、CT、ECT、MRI、DSA等）及部分内窥镜检查技术如支气管镜检查。能熟练进行多种恶性肿瘤的诊疗技术如胸腔穿刺、腹腔穿刺、骨髓穿刺；B超或CT引导下心包穿刺、肺穿刺、肝穿刺；B超、CT引导下肝内肿瘤穿刺并无水酒精注射术；锁骨下静脉和股静脉穿刺置管术。突出中医特色，擅长运用中医药知识对各种良恶性肿瘤进行辨证施治，对肿瘤的理法方药有较深入的研究。目前正结合中医历代古籍理论，探讨恶性肿瘤和肿瘤转移的机制，写出了《恶性肿瘤络病论》、《内风概论》、《恶性肿瘤转移的中西医研究概况》、《论“风”与恶性肿瘤转移》等文章，以期在中医理论上有新的发现和突破，为癌症的治疗和控制肿瘤转移找到新的治则和方药。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毒副反应，以及严重肿瘤并发症和肿瘤急症的治疗等方面都有较丰富经验。93年至今主持开展了本院恶性肿瘤的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治疗即肿瘤介入治疗，病种涉及肝、胆囊、胰腺、肺、胃、脾、肾、卵巢、膀胱、大肠、乳腺、骨等器官的原发或转移性肿瘤，除常规化疗栓塞术外，还在国内外较早开展了抗癌中药制剂的动脉灌注即中药介入治疗，以及中医药防治介入治疗严重毒副反应的临床研究，疗效显著。还开展了DSA下经皮肝穿胆道引流并支架植入术、大血管栓塞止血术等。重视癌症患者的饮食、心理调摄以及运动康复指导。2001－2004年连续荣获医院组织评选的年度优秀医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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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艳，女，汉族，1964年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职称：副主任医师，专业：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主治：消化系统肿瘤、胃肠肝胆胰腺癌症及骨、脑转移癌，主要参与二项“八五”国家攻关课题“益气养阴治疗肺癌—肺瘤平膏临床和实验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扶正防癌口服液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养胃抗瘤冲剂对胃癌带瘤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和“肺瘤平合并化疗治疗肺癌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二项研究院课题“益血灵防治化疗产生骨髓抑制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和“肺癌患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的研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六篇，主编《淋巴瘤》、副主编《新编药茶千方治百病》，参与编写《临床肿瘤综合治疗大全》。在临床上，一直热衷于癌症转移方面的探讨和总结，先后总结和发表了肺癌胸膜转移、心包转移、肾上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等文章，部分资料和数据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虚心向余桂清、朴炳奎、孙桂芝等前辈学习，运用中医健脾益肾、养阴清肺、活血化瘀等扶正祛邪法，配合化疗及免疫治疗等多种治疗手段，在术后及中晚期癌症的治疗，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改善癌症患者生命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方面颇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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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炜，男，民族：汉，籍贯：甘肃，出生：1964年，职称: 副主任医师，专业：中西医结合肿瘤诊疗，主治：肿瘤放射治疗，擅长于头颈部肿瘤、肺癌、食道癌、直肠癌及骨转移脑转移瘤。学习工作简历：1982-1988 北京中医药大学，1991、8 在河北秦皇岛市参加全国肿瘤化疗学习班，1992、10 在协和医科大学参加消化道内窥镜诊断和治疗学习班，1997、11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参加全军肿瘤放射治疗学习班，1998、1-1998、7在北京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学习肿瘤放射治疗，2001、9 在上海市参加全国消化道肿瘤治疗进展学习班，1999、4-至今担任肿瘤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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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的首要任务仍是汇通

由于世界的整体性，不同区域文明的互相融合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但要在短期内使两种各自都有数千年历史，且皆有不同文化基础的医学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结合在一起，是很困难的。

人们的认识只能依据医学发展的规律和条件，在实践中分阶段地，从部分到整体地趋近。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西医结合仍处于较低层面和水平的探索阶段。虽然与19世纪早期提出中西医汇通时相比产生了飞跃性进步；从宏观到微观的实践范围大大扩展；以病证结合为切入点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把带有虚拟性的中医理论变得实际化来探讨，均将中西结合推入了一个较高级的水平。

但是中西医学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一个独立的、能指导实践的中西结合的新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即符合“中西结合医学”定义的“新理论、新方法”尚没有真正形成。

尤其是基本理论层面的诸多重大课题还是汇而不通，更谈不到结合。我们说中西医结合目前仍处于中西汇通阶段，但是属于中西医汇通较高级的新阶段。

中西医结合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又是我们的远期目标。但只有明确了目前的实际情况，才会抓住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实际问题；还可防止对于现阶段的中西医结合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与指责。

正如早期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朱沛文所言：“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因只是有所长短，而都非绝对有或无，故进而认为中西医可以“通其可通，而并存其异”，现在这种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改观。新中国成立前的中西汇通，主要是部分中医学家们的“中体西用”、“衷中参西”；而之后，中西医结合启动的主要方式是在职西医学习中医；但是最终结果都是中医学较多地学习了西医的方法和知识，而西医从中医学这边吸收的精华很少。

现在虽说是“三支力量并存”，但是中西结合医还是属于中医学术共同体，而不属于西医。中西汇通本应成为中西医家共同的努力，但是近年来，中西医结合在中医学术共同体内和西医学术共同体内却都有边缘化的倾向，往往被某些人指责为“中医西化”的“罪魁祸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西医汇通还很不够，还要花大力气继续补足汇通这一课。

我国医学界对于中西汇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至于急于求成，往往陷入了“对号入座”、“以偏赅全”、“中西混搭”等结合误区。所以，现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学的首要任务仍是消除误区，加强汇通。(王强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中西医结合应从病证结合切入

某中医院骨伤科过去一直采用牵引、按摩、中药、小针刀等中医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可谓远近闻名，但总有一些患者疗效不佳。于是，他们就在微创方面动脑筋，在采用中医方法辨证施治的同时，选择有适应症的患者，针对性地开展了臭氧髓核消溶等疗法治疗该病；手段多了，疗效也更加显著了。笔者认为，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好。

以往有一段时间，谈起中西医结合多存在认识误区，不是中药加西药，就是中医诊断加西医诊断；患者也认为中药配些西药疗效更好。岂不知这样做有时也是资源的浪费，甚至会造成一些副作用。

由于中西医结合特色不明显，方向不明确，因而发展乏力，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中西医结合现在已不时兴了。其实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解决所有疑难病症。比如中医在治疗慢性病、治未病、养生保健等方面就具有优势，而采用西医治疗往往“鞭长莫及”。

医学发展需要不断创新。中医师不仅要掌握中医学的精髓，同时还要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向西医学习，取长补短，吸收西医学及相关现代高科技知识。如中医治疗效果不好，应寻求西医方法，瞄准新技术新方法，或将两种科学结合起来。像中医骨伤科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病等采用微创疗法，就是一种新的突破。如一味机械地采用传统方法，治疗所有疾患也是保守局限的。同样西医也应向中医学习、请教，吸取有益精华，探索治病新途径。如今，中医走向海外，逐渐受到人们欢迎并占有一席之地，就说明西方并不排斥中医。

回顾世界医学发展史，我们看到，中西医治疗各有所长，两者都是在不同历史文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医学科学，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也都同样面临着当今社会的种种挑战。《中医药创新发展纲要》将中医现代化和国际化列为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基本任务，明确提出了“中西医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主张。

最近，召开的第三届国家中医药发展论坛(珠江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应瞄准病证结合。中医药在保持特色的同时，“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结合”是今后中西医结合的切入点。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地1加1等于2，应该是1加1大于2的效应，中西医结合只有不断发展创新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郭仲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院)

本篇文章来自百拇医药网 原文链接：https://www.360docs.net/doc/877799422.html,/html/201107/1508/7645.htm

对中西医结合的思考

2008-12-10 12:00 【大中小】【我要纠错】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摘要］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传统医药学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基于科学体系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是医疗领域寻求最优效益的需求，都决定了在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是历史的必然。加

强国际合作研究，重视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借助现代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和融合，以及鼓励西医工作者学习中医等都是发展中西医结合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应抓住机遇，谋求发展，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更上一个

台阶。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发展研究；方针政策

Pondering on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BSTRACT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TCWM）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mplementing ITCWM is necessa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ing rule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the optimum profits pursued in medical areas.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 and problems，collabo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ITCWM，striving to resolve some problems and puzzles in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of ITCWM，introducing new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rom any other subjects into the research of ITCWM，and encourag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investigators from different scientific areas are suggested to be carried out. It is actually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TCWM at present.

KEY WORD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research on

development；guidelines

温家宝总理关于“实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传统医药学”的题词，代表了党和政府重申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决心，并对中西医结合的地位和作用给出了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再次确认了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传统医药学的重要途径。鉴于我国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并存的现实，无论是基于科学体系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是医疗领域寻求最优效益的需求，都决定了在我国实

行中西医结合是历史的必然。

1 成绩显著，特色明显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事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也是我们缩短与医学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以自己的特色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优势所在。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仅以上海为例，首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奖上海就有9个项目获奖，占公示总数的20%，其中包括1项一等奖。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建成全国最大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医教研及管理等各项工作走在同类医院的前列。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召开有关针刺治疗作用的听证会，上海医科大学的曹小定教授和俞瑾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扩大了针刺治疗及其机制研究在国外的影响，对于美国社会公众和医疗保险认可并接纳针刺治疗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在国际合作方面也有重大突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美国同行在完成“The use of TCM in cancer treatment”先期研究的基础上，2005年与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联合申报课题U19已获得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通过，获得分课题经费215万美元；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妇女健康中心联合申请了以“中医药与女性生殖健康”为主题的NIH课题，经费达数十万美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与美国New York City大学正在合作进行中药对早期糖代谢紊乱的治疗研究，为下一步申报NIH课题做前期准备。高层次的国际临床和科研合作是上海“十五”期间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取得的突出进步。上海要建设成为亚洲一流的医学中心，就必须将发展中西医结合、构筑中

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医学体系作为其重要内容。

2 基础临床，值得关注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存在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中西医结合学科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探索科学思路、研究方法和结合的切入点。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应该是通过比较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在医疗实践中所采用的思维方式、认识手段和应对措施的异同，吸收各自的长处，逐步做到在理论体系上融会贯通，在临床实践中优势互补。现代科学可以帮助理解和阐明深奥复杂的中医理论，而中医药学对人体生命现象的独特认识和对疾病独到的治疗手段又能丰富和充实现代生命科学的内涵。

目前，中西医结合学科基础和临床方面存在的问题均值得我们关注。

在基础研究中应该正确处理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中西医结合不是中医西医化，不能用简单的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中医。如果用还原论的方法，就算你观察得再仔细、指标再先进，哪怕应用的都是分子生物学手段，也不能准确地阐明中医学理论的真谛。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西医结合研究曾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指标”热。从cAMP、cGMP，各种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细胞亚群，一氧化氮、内皮素、一氧化氮合酶，到现在的基因等，虽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但是又有几项真正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进展？更不要说是突破！不是说不需要分析的方法和手段，问题是必须与整体研究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中医学是一门经验医学，但更是一门朴素的整体医学；而西医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一门实验医学。医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仅建立在生物学个体的基础上，还要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强调个体差异，建立起立足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新型整体医学，而中西医结合可以将现代科学微观化的优势和中医学整体化的理念有机地统一起来。一些有影响的中西医结合的重大成果，如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1］，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奖“肾本质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2］等，都是将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典范。这种结合要求研究者不但要有扎实的现代科学的基础，更要具备较高水平的中医理论的造诣。所以必须强调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认真学习中

医理论和努力提高中医素养。

在临床实践中应该合理开展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特别是中西药物的合用。中西医联合治疗是体现中西医结合优势的重要方面，对于提高疗效，特别是对于提高一些难治性疾病的治疗效果以及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已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病证结合、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等等，但中西药的合用并不等同于中西医结合。泛泛的中西药物合用是否科学、是否合理、药物之间有无不良反应、是否适得其反、或者造成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就要求首先弄清楚中西医治疗各自的优势病种是哪些；对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中西医治疗各有哪些特色；在疾病的同一阶段，中西医对不同的病理环节分别有哪些作用；中西药物同时应用相互之间有没有影响等。临床上存在许多这样的疑问有待解答，但这些均未引起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