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与印度古代交流史述略_下_

中国云南与印度古代交流史述略(下)

周智生

以贝币为链环的滇缅印贸易圈的形成　《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中明确记载:南诏“以缯帛及贝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政和证类本草》引《海药》记载云:“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交易。”前一条记载说明了贝币使用的单位和规制,后则反映了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用贝币的普遍性。直到元代,贝币依然在云南通行,而且计量手段更成熟,更系统。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经记道:“离开大理城,西行十天便到达哈喇省(大理)的一个主要城市,居民也同样用贝作为货币。不过这种贝壳不是本地出产,而是从印度进口的。”元初李京所著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大理国时期云南“交易用贝子。”元初的《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中的记载说明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已经形成较系统的贝币使用体系,“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虽租赋亦用之。”南诏、大理时期,不仅云南使用贝币,印度、缅甸等国都普遍使用。《旧唐书?西戎传?天竺国》说天竺“以齿贝为货”,《新唐书?天竺国传》及赵汝适的《诸蕃志?天竺国条》也有同样的记载。《宋会要稿》第197册记曰:“天竺国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哈威的《缅甸史》引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自波斯湾而来之旅行家苏雷曼的笔记记载:“(下

缅甸)居民市易,常用海贝以为货币”。①马可?波罗在元朝初年到缅甸南部的班加刺时所见的

是“此地习用海贝、黄金”。②不仅云南、印度、缅甸用贝为币,暹罗也是如此。黄省曾《西洋朝贡

录》卷中“暹罗”条说:“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不仅当时南诏、缅、印、逻罗等国以贝为币,而且贝的计量方法也一致。正如《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中所记,云南用贝的计量方式是四四五进制,马欢的《瀛涯胜览》“榜葛剌国”条记载云:“国王发铸银钱名曰倘贝,殆仿自天竺国。其贝子计算之法,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云南和印度的贝币计量方法完全相同。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在论及云南长期以贝为币这一问题时,曾谨慎地说道:“古代云南也许同孟加拉湾沿岸的印度和缅甸属于同一货币体系,因而云南用贝可能不是来自

中国的古制,而是受印度等地的影响。”③夏光南先生也在《中印缅道交通史》一书中指出:“以

是言之,云南用贝,殆仿自天竺矣。其贝子计算之法,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用四四五进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知其时对于印度贸易之盛矣。”我们认为,云南省用贝为币及贝的计量方法并不单纯是习自印度的问题,而是因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与印缅等国同属于以贝为币的货币流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贝币的使用为链环的滇缅印、甚至辐射到印度洋沿岸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圈,贝币也就成为这一贸易圈内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当时云南所以纳入这一贸易圈,一方面得益于南诏、大理国时期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外商贸交流的加深以及云南本地长途贩运商人的出现,另一方面则与云南及缅印等周边国家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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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亚研究　2002年第2期 史海钩沉

①②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马可波罗行纪》第128章《秃落蛮州》。

哈威:《缅甸史》,姚　译注,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0页。

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密切相关。“唐宋时期,云南的商品交换又一次得到较大发展,但由于这种发展仍然十分有限,具有很大的细碎性和分散性,而海贝单位细小、价值不高,正好与商品交换

发展的特点相适应,所以,贝币的流通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发展成为一种主要货币。”①云南周

边国家用贝为币的原因可能如此。

综合以上材料,南诏、大理国时期滇印商贸交流达到了一个历史性高潮。滇印贸易作为当时云南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元时云南人张道宗在其《纪古滇说集》中记道:“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皆西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棉、毡布、珲琚、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渐有昌也。”《旧唐书?张谏之传》说到永昌:“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岁时不阙。”云南的南诏国与印度境内大秦婆罗门、小婆罗门等国间的商贸往还,不仅使贸易品种、贸易数量大为增加,加快了滇印贸易的民间化进程,而且还促进了滇印通道上一些云南商贸城市的兴起,如阳苴咩(今大理)、永昌等。

(三)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滇印科技交流

对于这一时期的滇印间科技交流,李晓岑先生在其《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提供了较清晰的线索。“历史上,我国的一些最重要的科技成就,如构皮纸及造法,养蚕方法、茶叶栽培和生产(关于养蚕方法和茶叶栽培及生产这两项农业技术,笔者认为在此之前便已西传印度)就是通过南诏大理国输入南亚次大陆的孟加拉、印度直至不丹一带。而印度的一些天文知识(如恒星知识、日月食理论)、医药知识(如荜拔、诃力勒的输入以及佛教医学的传入)、炼锌技术也传入了南诏、大理国,印度的铁器防锈处理技术传到南诏后,对中国冶金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产于小婆罗门的越诺布可能也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对我国西南地区纺织业产生了影响。以上情况

说明南诏大理国在增进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科技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影响。”②南诏、大理国

时期云南与印度间科技交流状况的增多,与南诏、大理国时期君民普遍笃信佛教密切相关。佛教徒在传播佛经的同时,也把一些印度的文化科技知识带到了云南,成为滇印科技交流的主要载体之一。

四、元明至清前期的滇印关系

我国的海上交通自吴、晋始,唐宋时期逐渐走向活跃,元代远航贸易逐渐趋于繁荣。从我国沿海经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到缅印的海道,虽较由蜀滇至印缅的陆路为远,但因航海事业的发展,海运具有运货量大、费用省、较安全的特点,于是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商人宁愿走海道而不愿走这穿越“蛮箐烟瘴”的滇缅印通道了。中国海外贸易对滇缅印通道上的商品运输造成的影响

与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水运开拓了比陆路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③随着海路贸易的冲

击,随着云南与内地间经济文化发展上的逐渐趋同从而纳入了与中原的一体化进程,随着唐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南移进程的加速,云南与印度间的商贸交流关系逐渐走向低谷。

元代,云南与印度间似乎还存在着一定的商贸往来。可是到了明代及至清前期,在历史文献中已很难找到这一时期云南与印度进行贸易的记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有关滇缅贸易的记载不绝于书。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滇印贸易的衰落趋势与滇缅贸易的日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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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海钩沉 南亚研究　2002年第2期①②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页。

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林文勋:《云南古代货币文化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1998年第6期。

盛。《黑水禹贡考》说:“滇人经商皆在缅甸境内,无一至印度者。”①此话虽有绝对之嫌,因为滇

缅印商贸是一种主要以货物转输为主的民间商贸,言者未必能窥其全部,但从中也可以忖度出当时陆上滇印贸易之颓势。虽然自元代以后,滇印贸易交流已不复昔日之盛,但是总的说来,元明清时期滇印之商贸联系并未完全断绝。一个有力说明就是从元至明末清初,以贝为币一直仍是云南货币市场上的主流现象。元初统一云南后,原本打算推行全国统一货币中统钞,可是中统钞的推行在云南碰到了困难,元政府不得已加以变通,特许在云南贝与钞并行。《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说:“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素。”而在民间,云南民众仍把贝币视为财富的主要象征。《寰宇通志》卷一零二临安府说:“以贝为交

易,多积为富有。”②《滇云历年传》卷十二引张允随言:“云南古不毛之地,贝盈千索,便为富家,

以银而论,未及百金……”虽然正如谢肇　在其《滇略》中所言:“海贝其数多,既不胜荷挈,而又易于破坏,缘其值甚轻,故亦不惜。”然而旧贝不断破坏被迫退出流通领域的同时,新贝依然源源不断从缅印海岸运来(有学者认为,确切地说应来自马尔代夫③),并未如政府限制所愿使贝子绝迹。因此,我们认为元明至清前期以海贝的输入和贝币的使用为联系基础的滇印商贸并未中断,而是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可能已逐渐化解为滇缅贸易的一部分,虽然滇印双方的商人已逐渐退出了艰苦卓绝的滇印陆上通道上的直接商贸往来,而由缅商的缅印间海上转输所取代,但是滇印间往还商人的稀有并不能等同于滇印商贸联系的完全中止。

到了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云南终于“废贝行钱”走上了与中原货币一体化的道路。但是这一结果的产生,并不单纯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对南亚

沿海各国的经济侵略所造成。④确切地说,是因为马尔代夫的海贝供给发生困难造成滇贝崩

溃。欧洲人到亚洲特别是马尔代夫大量购取海贝作西非黑奴贸易支付之用,而当时西非也主要

以贝为币。这就使十七世纪时的贝币需求猛增,使得云南的贝币来源逐渐趋于枯竭。⑤本来就

已渐显颓势的滇印间以贝币的使用和传输为主要联系的商贸交流在这一突然而来的打击下,终于沉向滇印商贸的历史低谷。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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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张彬村上引文。

转引自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张彬村:《十七世纪云南贝币崩溃的原因》,《贝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转引自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李根源等辑:《永昌府文征》文录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