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的概念和类型

1.1 集市的概念和类型

集市是指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买者和卖者会聚在一起进行商品交易等活动的一个有组织的公共场所。集市贸易是我国商品流通的一种形式。在广大农村，几乎到处都有集市。它是人们懋迁有无和商贾凑集的场所。中原地区称之为“集”，长江流域称之为“市”，华南地区称之为“墟”，西南地区称之为“场”或“街”。行商多于坐商谓之市，坐商多于行商谓之“集”。这些市场往往在开阔的广场、街道、开旷的空地、公路交汇处、车站旁、厂矿企业门口等地举办。具有一个或多个市场的地方通常称为市场中心。我国的集贸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集市的类型很多，根据集市发生的频率或周期性，可将集市分为如下四类：

（1）每日市场或连续性市场：每天都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市场，这类集市主要分布在城市、县城和部分中心集镇。

（2）周期性市场。间歇性地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市场，如每旬三次(一、四、七逢集，二、五、八逢集，三、六、九逢集)、每旬两次(五、十逢集)、双日逢集、单门逢集等。

（3）特殊市场。如季节性的交易会。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庙会，不定期举办的备种小型交易会等。

（4）国际集市。又称博览会，是一种定期地在同一地点、在规定的期限内举办的有众多厂家参加的展销结合的国际市场。举办博览会的目的是使参展者展示科学技术成果、商品样品，以便进行宣传，发展业务联系，促成交易。国际博览会有综合性和专业性两种，综合性博览会上各种商品均可展出与交易，专业性博览会只限某些商品的展出与交易。世界著名的国际集市有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里昂，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慕尼黑、科隆、汉诺威，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意大利的米兰等。

也可根据商业活动的规模和交易量、参与者的人数、特定的专业化商品、商品流通量或社会经济组织等指标对集市进行分类。比较普遍的分类有以下几种：按开市时间分，有不定期市、半定期市、定期市和常没市等。按市场的规模分，有大市(大集)和小市(小集)等。按市场所在的地理位置分，有庙会(寺庙会期)和山市(名山所在地)等。按交易的商品分，主要有牛市、骡马市、猪市、米市、菜市、果子市、布市、丝市、柴炭市、杂货市等。

单个的市场和市场中心通过人员、商品的流动及与市场中心有关的功能组织而连接起来，则可称为“市场系统”。因此，集市是由生活在市场中心及其周围腹地的不同社会、经济、职业和种族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的相互作用节点。集市所在的聚落和场所称为集镇。集镇是集市的依托和据点，而集市贸易则是集镇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之一。

在农民社会和欠发达国家的城市社会中，具有悠久的集市贸易传统。市场通常是周期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周期性市场在推进农村地区的交换和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买者和卖者在这些市场上的相会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买者和卖者出现的数目存在一定的韵律，以致“活动强度”在市场周内是变化的。在集市日，人员和商品大量地涌入市场，而在集间日，活动水平则大大降低。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与个人直接见面的交易方式可归因于教育水平低及邮电、电话、广告、金融和信贷服务设施匮乏、成本高和可信性差。由于农村人口分散，交通不便，购买力水平低，不足以维持固定商业中心的门槛需求(见图1一1)。故以周期性集市和流动性贸易为特征。另一方面，周期性集市容许将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集中起来，从而积累农村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节省其往返集镇的次数和路程；流动性贸易则可以增加中心地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范围，从而达到或超过其所要求的门槛值。1

1刘盛和：《我国周期性集市与乡村发展研究》，《经济地理》1991年第1期第79页。

周期性集市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经济地理现象。它们一直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本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这些社会中诞生的正规交换机制的基本类型之一。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海地、牙买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巴西的东北部和中东部，在亚洲的中国、朝鲜、印度及东南亚、中东各国，在非洲的北非、东非和西非诸国，集市贸易是非常重要的。英、德、美、日等发达国家均还遗留有农村集市现象。

市场活动中的参与者可能因多种原因而存在。一些人以买为主，一些人以卖为主，另一些人既买又卖。当地的上市者到市场销售他们的剩余农产品和购买其日常生活必需品。他们既是销售者又是购买者，但他们从事的是水平交换。相反，商人要么购买农产品到其它市场上重新出售，要么将城市商品出售给当地上市者，他们的目标则是获取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套利。因此，对当地上市者或商人而言，尽管进入市场中心也有其他社会原因，但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动机是经济交换。

1.2 集贸市场的基本特征

1.2.1 集日的周期性

在农民社会中，市场通常是周期性的而不是每天都进行交易的。但在商品经济和城市化迅猛发展过程中，每日市场亦在与日俱增。据调查，我国集贸市场的集期有每日集(天天集)、隔日集(单日集、双日集)、三日集(一、四、七逢集，二、五、八逢集，三、六、九逢集)、五日集、十日集等。此外，在城市设立了众多的早市、夜市，一般均为每日集。在广大农村，一些季节性、年度性的传统的古庙会、物质交流会、“骡马大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如在宝鸡县，主要集期有每日集、单日集、双日集和三日集(见表l—1)。在宝鸡市区，除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的交易时间为周一至周六外，其余49个集贸市场均为天天集，主要夜市有河滨夜市和红旗路夜市。在宝鸡县，一年中传统的物质交流大会共有lO次，它们是：县城古历“四月八”物质交流大会(共历时12天)，虢镇火车站阳历10月25号的秋季物质交流大会(共历时10天)，贾村、坪头、县功和凤阁岭的古历“三月三”物质交流大会，另外在阳平、窑底、天王、桥镇也有一年一度的物质交流大会。市场周的长度的确定包含了各种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如需求、经济效率等）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

表1—1 宝鸡县集期频率(％)的空间差异

1.2.2 商人的流动性

周期性市场上的许多商贩是流动的。而且，欠发达经济中的商贩比发达经济中的商贩流动的程度更高。当然，在多数周期性市场系统中，也有一些服务设施在区位上是固定的。因此，所形成的中心地既有固定设施，又有流动设施。将一个系统中的市场联系在一起，是通过这些商_人及其商品流通来完成的。正是这些相互作用的方式构成了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网络。据宝鸡县30个集贸市场和11个集贸摊群点的调查，绝大多数集市上的临时摊位数多于固定摊位数，亦是商贩流动性的一种表征。

1.2.3 销售者的集聚性

周期性市场的第三个特征是销售者的集聚性，销售者的集聚性是形成集贸市场的基本条件。集聚既大大增加了成交机会，又便于共同建设和利用基础设施。因而它带来了很大的贸易集聚效益。这种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在发达经济中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因此，农民社会中的周期性市场与发达经济中的市场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商人集聚性这一事实。据宝鸡县30个集贸市场调查，商人集聚的最小规模为60户，最大规模为738户；据宝鸡市区50个集贸市场调查，商人集聚的最小规模为43户，最大规模为1285户。

1.2.4 交易活动的脉动性

集日的周期性与农业生产的季节节律性相结合，导致了集市贸易活动的脉动性。每逢集市日，商品和人员从周围大量涌入市场，而在集间市，集市上的贸易量则大大缩减，这种脉动性既表现为逐日差异、逐周差异，也表现为月季差异和年际差异。据宝鸡县1993年集市贸易成交额的调查统计(见表l-2)，粮食类、油脂油料类和其他类的成交高峰期为9-12月；肉食禽蛋类的成交高峰期为12-1月；大牲畜类的成交高峰期为9-10月；棉烟麻类、日用杂品类、家畜幼禽类、工业品类、废旧品类的成交高峰期为6-7月；柴草类的成交高峰期为2-3月；水产品类的成交高峰月为1月；蔬菜类的成交高峰期为8-9月；干鲜果类的成交高峰月为10月和7月；饲料农具种苗类的成交高峰月为9月和3月。

表1—2 宝鸡县1993年各月综合集贸市场成交额(元)

1.2.5 集市和集镇的等级层次性

一定区域范围内存在的多个周期性集市和集镇，相互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不同的集镇，在规模、职能、服务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相互间通过地域、职能上的竞争和互补，形成了区域集镇的等级体系。必须指出的是，在我国，笼统地将城镇体系划分为乡镇、县城和城市三个等级层次的做法是欠科学的。正确的划分方法应该避免指标单一化倾向，采用综合性指标来划分区域集镇的等级体系。国外一般采用中心性值这一综合指标来划分，具有全面、简明的优点。宝鸡县的36个集镇大致可划分为中心集镇、片中心集镇、一般集镇和雏型集镇四个等级层次。

1.2.6 集市类型的多样性与行业结构的地域差异性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我国城乡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集贸市场：(1)综合性集市；(2)工业小商品市场；(3)废旧物资市场(包括旧机动车辆市场和旧自行车市场)；(4)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5)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6)专业市场。一个大中小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永久性与简易性相结合、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集市贸易网络已经形成，遍布城乡2。在宝鸡市区的50个集贸市场中，有40个综合市场，7个专业市场，3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在宝鸡县的30个集贸市场中，有24个综合市场，4个专业市场，2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集市类型的多样性导致其行业结构的地域差异性。表1—3例举了宝鸡县部分集市的行业结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综合市场、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三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表1-3 宝鸡县农村集贸市场的行业结构（1991年）

2《中国经济年鉴》，1987年第4期，第169—170页。

国内外农村集市研究述要

史密斯教授(R·H·T·Smith，1979年)认为，世界上大体存在三类交换系统，即国际贸易系统、内部市场系统及互赠和礼仪交换系统，周期性市场系统则为内部市场系统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是农村社会和经济景观的重要要素，具有空间上的、时间上的、制度上的和行为上的属性。农村市场系统既是一个空间经济系统，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因而引起了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共同兴趣。人类学家主要研究集市的起源、演变及其内部组织，也有一些人类学家运用经济区位理论来解释区域社会系统中的周期性市场和不同聚落的功能。经济学家往往侧重于研究集市上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经济基础、价格形成机制、市场系统的空间效率、市场体系的培育等方面。社会学家主要关注市场参与者的特征、行为、感应和偏好等方面，强调社会一心理因素在市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或探讨周期性集市对农村发展和农村规划的重要影响。一些学者还强调了市场贸易的社会功能和地方性贸易组织的作用。对农村集市的地理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把集市作为空间系统的组成部分来分析，主要研究四个相关的课题，即集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同和一体化；相邻集市组成的循环圈；集镇的等级体系；贸易与市场的空间组织。(2)集市的周期性，其起因、规律及周期长度的最优化。(3)研究集市场地的参与者即购买者与销售者的特性，包括个人特征、企业性质及市场参与者活动的地域范围三个方面。下面对农村集市的主要研究内容述要如下。

2.1 周期性集市的空间组织系统研究

2.1.1 集市的时空协同

有关周期性市场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课题就是时空协同。在许多周期性集市的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市场赶集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进行安排是为了使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获得方便的服务。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都认为，市场间合作的一种基本形式就是合理地安排相邻市场之闻的集市日，以便使它们的市场活动不相互冲突，从而给销售者和购买者以充裕的回旋余地。

时间间距和区位间距之间的含蓄关系被称为“时空协同”。乌克温(Hodder and ukwu，1969年)认为，市场周期性的结果就是用时间竞争去部分地代替空间竞争，这就是后来费格兰德和史密斯(Fagerlund and Smith，1970年)所表述的一个正式的假设：“空间上的接近意味着时间上的分离。”即两个市场分隔的距离和它们赶集时间的间隔存在一种逆相关关系。如果在同一天赶集的两个市场相互靠近，它们将对相同的消费者展开竞争。其中一个市场最终将成为主要市场，而另一个市场将消失，或市场区范围急剧缩小。相反，集市日相隔更远的市场中心能够配置得近一些，因为它们不会同时对相同的消费者展开竞争。这一假设起初似乎得到了证实，但几乎所有这些分析的结果至少部分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同日赶集的市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比具有其它时间间隔的市场在空间上分隔得更远，但相反的情况也频繁地发生，时间间距的增加并不一定伴随区位间距的减少。因此“消费者假设”所期望的时间间距与区位间距之间的逆关系对各种类型的时间间距是否适合尚难证实。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在一个特定的周期性市场网络系统中，旅行商的最佳赶集顺序可能不同于农村消费者的最佳赶集顺序。赫尔和史密斯(Hill and Smith，1972年)提出了“商人假设”，认为流动性商人将遵循使旅行到所有市场中心的总距离最小的顺序，这意味着在时间上接近的市场在空间上也是接近的。不过，直到现在，支持商人假设的经验证据甚少。如果商人是从家里去光顾市场中心的话，那么商人假设不一定代表最佳旅行方式。而且，认为商人对流动性的选择是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而不只是为了降低成本，也是合理的。一个想赚取最大利润的商人必须权衡各选择性地点的利润与重新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Ghosh，1982年）。农村集市的经验研究中很少将注意力集中到商人的流动性特征上，这可视为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然而，这些假设对理解周期性市场系统的作用却被史密斯(C·A·Smith，1974年)否定了。她认为，有关消费者假设的证据是不完善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她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商品假设”来解释赶集安排的方式。她认识到，市场在处理各种商品方面的差异(即等级差异)能够解释集市日的差异，而且，不同层次的服务中心比相同层次的服务中心可能更相互接近(最低层次除外)。但是，史密斯的“商品假设”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2.1.2 集市环

集市环是指相邻集市可被视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网络，是时间周期性的空间表现形式。每一个环又与另一个环相联系，以致整个区域被一个相互连接的市场环的网络所覆盖。因而霍得（Hodder，1961年）说“存在一个完整的和一体化的市场顺序”，类似于“连环信”的形式。

艾劳(Alao，1968年)给集市环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即“服务于一个特定区域并有一个已知的迁移顺序的统一集镇群”。市场迁移的方式被定义为“从一个市场地赶集到另一个市场地赶集的流动顺序”。艾德勒模(Adalemo，1975年)认为，“如果市场是以一种协同方式组织起来的话，那么遵循这一时间顺序就能使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还提出了一些有关集市环的经验证据。另一些学者也暗示了这类相互联系的市场系统的存在，但却怀疑它们能否持续存在。乌克温(Ukwu，1969年)指出，“必须谨慎地使用集市环的概念，因为它表示了一种制度化的顺序及一种可能并不存在的均一性”。

有关集市环的许多讨论很少考虑到可能利用市场环的人们的活动与感应。显然，市场环一般涉及到两组人，即消费者和商人。按照霍得(Hodder，1961年)的说法，市场环最好从消费者的观点来定义。这种环是由一组市场中心所组成的，一个区域中的消费者隶属于特定的时空环。许多消费者不只光顾一个市场中心，他们而是将自己视为若干个相邻的市场中心服务的对象。因此，市场环是在市场周内消费者可能光顾的选择性地点的组合。但是，由于相邻聚落的市场环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性，同一个市场或若干个市场可能被不同区位的消费者视为不同市场环的一部分。因而从消费者的观点来定义市场环是困难的。正如乌克温(Ukwu，1969年)所观察到的，“一个市场环只是针对一个特定区域中的单个市场而言的。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域单元来说，只是在表示那个单元中的人们最频繁地光顾的市场时，市场环才有意义”。

尽管艾迈(Ejghmy，1972年)和布洛里(Bromley，1973年)认为应该将流动商贩的流动性与市场环区分开来，但杰克逊(Jackson，1977年)认为，市场环的定义是以商人行为为基础的。斯曼斯基和韦伯(Symanski and Webber，1974年)则完全根据商人的流动性来定义复杂的周期性市场环。他们认为市场环应当根据其用户(小农商人、中介人、消费者和其他人)来定义，由于这些用户的活动方式是变化多样的，因而周期性市场环是复杂的。里得尔(Riddell，1974年)观察到，“市场环在下列三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频繁光顾的市场多于他们当地的市场；多数商人在一个市场周在一个以上的市场上进行交换；在一个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在另一个市场上出售”。刘盛和(1991年)认为，“集市环是对专业流动商贩而言，对于到集镇出售农副产品或购销日用工业品的农村居民和兼业商贩来说，一般不做这种完整的循环。”

2.1.3 周期性集市和集镇的等级体系

一定区域范围内存在的多个周期性集市和集镇，相互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不同的集镇，在规模、功能、服务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相互间通过地域、功能上的竞争和互补，形成了区域集镇的等级体系。麦金(Mekim，1972年)认为，“根据规模和功能对周期性市场进行分类，对理解单个市场及由这些市场组织起来的市场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斯肯纳教授(Skinner，1964年)对周期性集镇等级做过经典研究。他运用克里斯塔勒

的中心地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市场。他认为，“一个聚落的经济功能与它在市场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是紧密相联的，而市场系统本身又是按一定的等级规则排布的”。因此，他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对市场进行了分类，识别出五个中心地等级：标准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性城市和区域性城市。五级中心地系统中较低的三级属集镇的范畴，与各级集镇相联系的市场都具有不同的规模特征、功能特征和周期性特征。并对不同等级层次上的市场的时空布局及市场系统中商人流动的理论模式进行了考察。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均质平原永远不可能出现，斯肯纳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克里斯塔勒所推理的几何图形，而忽视了一种商品的最大和最小范围这样一个更基本的和普遍适用的概念。万美利(Wanmali，1979年)也使用这一框架识别了印度比哈尔邦中心地等级的四个层次：区域性市场中心，亚区域性市场中心，重要市场中心和地方性市场中心。从低层次地方性市场中心到区域性市场中心，市场吸引的人数越来越多，商业量也越来越大。刘盛和(1991年)则借用中心性值这一综合性指标来划分区域集镇的等级层次。(集镇的中心性值C=R+M+S—α·P，式中R为集镇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M为集贸市场年成交额，s为集镇服务业年收入，α为集镇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P为集镇实际人口)。他将山东聊城市域的34个周期性集镇划分为中心集镇、片中心集镇、标准集镇(其服务范围与所在乡界基本重合的集镇)和地方集镇四个等级层次。

史密斯教授(R·H·T，Smith，1979年)认为，至少有三类指标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等级的周期性集镇。第一个指标是集镇上的活动量，如上市人数、商人数量、摊位数、商品和服务的成交量或交换值及市场腹地的地域范围；第二个指标是与周期性市场相联系的非周期性的第三产业活动的程度；第三个指标是市场所承担的贸易活动的种类。由此看来，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来识别集镇的等级结构是必不可少的。

2.1.4 贸易和市场的空间组织

贸易和市场的空间组织是指生产、交换和消费发生的特定区位所涉及到的活动者之间的物质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识别周期性市场所承担的经济功能的一个有用的起点，可以从市场的空间组织的不同形式的背景中来考察。艾迈(Eighmy，1972年)识别了周期性市场的三种经济功能：地方性交换功能，内部贸易功能，中心地功能。

史密斯教授(R·H·T·Smith，1979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贸易可概述为四种空间组织模型(见图2—1)，即(1)中心地型；(2)辐射型；(3)树枝型；(4)网络型。

中心地系统是最著名的市场系统(图2一la)。中心地系统的市场原则是使消费者的旅行效率最大化。任何特定的市场是根据它在一个连锁的空间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来区分的，它的经济功能与其等级层次密切相关。对农村景观来说，中心地系统是最“有效的”系统。斯常纳(Skinner，1964年)在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市场时也证实，中心地系统能够适应周期性市场。不同等级层次的市场的周期性也不同，因而该系统是以一种互补方式运行的。

辐射型系统(图2一lb)包括若干小市场，每个市场具有独特的专业化并在不同的日子里赶集，向中心社区不断地或频繁地提供商品。穆尔(Moore，1965年)将辐射型市场系统描述成。“一种有序的、相互依赖的结构”。辐射型市场系统的特征不是它们的不完全的等级性，事实上，它们与同一区域中的其它低级市场的联系是比较弱的。周期性市场同中心(通常是准行政中心)有许多的相互作用。在纯粹的辐射型系统中，周期性促进了功能专业化的市场网络的有序运行。

树枝型市场系统(图2—1c)的重要空间属性似乎是所有低级中心是与同一个市场链中单一的高级中心相联系的，史密斯（C·A·S mith，1975年）认为这种联系完全是垂直联系而不是水平联系，主要的空间成分是城市中心、集镇、农村批发市场和农村零售市场。随着离主要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中心性则降低。主要的组织成分是来自城市中心的行政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性市场之间很少存在水平贸易，中心的周期性次序不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的主要方向是下一个最高等级。因此，如果它们是一个树枝型市场系统的一部分，那

么小型农村市场可能很少存在时间安排的一体化。然而，事实上，中心地系统和树枝型系统的要素有时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到。

在网络型市场系统(图2一ld)中，地方性的水平交换(区别于远距离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占支配地位。农村市场和城市中心之间的联系是较为薄弱的。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其近邻服务。史密斯(C·A·Smith，1974年)将网络型市场系统描述为“树枝型市场系统的末端”。网络型市场系统的精确范围是很难确定的，特别是当一个市场可能是不同人员和不同商品的若干市场的一部分的时候。

在某些贸易空间组织形式中应当考虑到市场的周期性。它增强了中心地系统的灵活性，促进了辐射型系统中功能专业化市场的有序运行；在树枝型系统中，它不是特别重要的；但对网络型系统的运行来说，却是重要的。在许多研究文献中，贸易的空间组织模型被忽视了，因而很难确定内部贸易系统中周期性市场的精确作用。史密斯教授(R·H·T·Smith，1979年)认为，还有下列工作需要做：(1)结合赶集的时间安排，识别不同市场的空间分布，促进这些不同系统中的内部贸易；(2)探讨这些不同空间组织结构的补充时的权力关系。

(1)中心地型组织结构示意图(2)辐射型组织结构示意图

(3)树枝型组织结构示意图(4)网络型组织结构示意图

图2—1内部贸易的空间模型

2.1.5 销售链与商品流动

布洛里(Bromley，1971年)认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次序及商品流动的次序称为“销售链”。大多数销售链包括一个或多个中间商。销售链通常可划分为两半：收集和分配，因此，中间商也可划分成收集批发商、分配批发商和零售商。由于内部市场系统越变越复杂，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的重要性通常下降，而贸易中介人的重要性上升。这一变化可归因于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及在更发达的市场系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平均距离

增加。

一些学者主要根据集市在把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的销售链中所起的作用来研究集市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集市的批发和分配、集市在销售链中的位置及集市交易的数量方面。有些学者则将注意力放在区域之间的贸易上，而另一些学者则主要论述农产品向城市中心的流动。这些研究大多关心市场的公共政策、市场改革的可能性及援助商品流通、改善储存和加工设施、防止垄断等不合理的商业行为的发生等方面。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将这种中间商的长链指责为效率低下且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害。但在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确用丰富的劳力代替了稀缺的资本，并为大量的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

佛曼和里格霍普(Forman and Riegelhaupt，1970年)在研究巴西的市场地和市场系统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贸易进化模型。他们指出，在贸易发展初期，销售链被逐步拉长，小规模的中间商大量增加。然而，需求增长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又将导致销售链缩短，农村小规模的中间商减少，最后将被具有高资本投入和高贸易额的大规模的城市批发商所取代。该模型亦可应用于其它欠发达地区。

2.2 集市的周期性

周期性市场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赶集的频率。市场周的长度或市场间隔的时间，代表一个地方赶集的频率。市场周是“自然的”或“人为的”，自然周是同天体的运动相联系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太阴月和太阳年的各个季节；而人为周则与太阳或月球的运动无关，一个人为周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7天的历法周，具有这种周期的市场在7天的市场周内可能有从1—6天的固定集会。

2.2.1 市场周期性的起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市场周期性的起源包含了各种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市场周的长度与所公认的周或月的长度有关，与休息日、宗教礼仪日或公共集会日和节日的存在有关。布洛里等人(Bromley，Symanski and Good，1974年)指出，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早期的贸易制度已与根据生产、宗教、行政、休息和娱乐习惯确定的历法相协调。

(1)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受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东非、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盛行7天的市场周期性。

(2)宗教制度的影响。传统的宗教信仰在市场周期性的调整中起了作用。在上述7天为一周的地区，从太阳升起到它的最高点，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是最受欢迎的交易时间。集市活动集中于周末有利于市场贸易活动同娱乐、宗教活动的结合。

(3)农业周期和其它周期的影响。斯肯纳(Skinner，1964年)提到，在任何社会中，调节人类活动的时间周期多种多样，特别是传统农业社会有若干时间参照系。一年一度的农业周期界定了“生态时间”，集市周期性受周围地区农业生产周期性的影响，导致市场活动存在某种季节节律性：如在收获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集市贸易通常是特别活跃的。但是，很难看出市场赶集的周期性与生态时间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斯肯纳认为，平均29．5天的月球周期是安排市场周的有用参照系，1949年以前在我国被广泛用来安排市场赶集的时间。在亚洲其它地方，如日本和朝鲜也盛行一种类似的系统。

(4)经济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密度本身并不能解释市场间隔的确切日期。经济效率似乎是市场周期性的一种成因。由于在农村周期性市场系统中，相邻市场之间直接的时间竞争将是自我拆台的，因而市场周期性的确定应当保证避开空间上相邻市场之间直接的时间竞争，这样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史密斯(C·A·Smith，1974年)指出，在周期性市场中小规模的兼业性供给者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她观察到“只要这些小规模的供给者是市场上的主要供给者，那么市场中心往往是周期性的”。这意味着兼业贸易的存在。但她认为“市场赶集时间的安排通常反映了这些供给者能够供给的频率(产品专业化程度)的观点却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但却印证了贝

利(Berry，1967年)的观点，即“赶集的频率与需求直接相关”。司各特(Scott，1972年)指出，虽然尼日利亚北部7天的市场周期性通常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但它也可能与商人的活动有关。第一，一些大规模的商人可能在一个市场上购买大多数必需品，通过向这个市场投入大量的货币，使得农民——销售者能够批量购买，因此，每周只需一次集会就行了。第二，商人的“时空范围”(购买、分配和回到批发市场所需的时间)越广，7天为一周的集会就越有利。史密斯(R·H·T·Smith，1988年)认为，影响周期性的关键因素是消费者一次上市所购买的商品数量。一次旅行所购买的商品量越大，消费者购买之间的间隔越长，那么市场周就越长。但是一次上市期间购买和贮存大量商品缺乏现金及没有冷藏设施的地区的产品的易腐败性却限制了购买之间的间隔。

2.2.2 市场间隔期内的规律性

在大多数周期性市场上，不管市场间隔期如何，可能存在一些每日活动。斯曼斯基(symanski，1973年)以“活动强度水平”为基础区分出“大集日’’和“小集日”，大集日在伊斯兰教地区为星期五，在拉丁美洲为星期日，而小集日一般为连续两个大集日之间的中间日。另外他还提出了两个其它的规则：在大集日之后接下来的一天将是市场活动量最小的一天，当达到某种规模和功能门槛之后，大集日的前一天应当被确定为一个批发集日。而在一些每日市场上，活动强度水平的差异可能是很难确定的。

市场周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是人为的，也可以被划分为固定的历法周和循环周。由于各种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要追溯市场周期性的起源是特别困难的。

2.3 周期性市场中的参与者

2.3.1 市场参与者的动机

在周期性市场上，会聚的人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动机。毫无疑问，对一些人来说，经济动机是最重要的，他们在市场上购买、销售或既买又卖。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主要动机可能是非经济的，尽管事实上他们也可能卷入商品(或服务)的购买和销售之中。但不管他们卷入购买和销售的程度如何，参与者的动机无疑是有差别的。

史密斯教授(R·H·T·Sm ith，1980年)认为，将市场参与者区分为上市者和商人也许是有用的。上市者能够出售他的一小部分农产品，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既是销售者又是购买者，但他们从事的主要是水平交换，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调剂家庭余缺。

与上市者相比，商人为重新出售而购买(或在同一市场上，或在其它市场上)，以获取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套利。对农村小规模商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区别有时是模糊的，商品流动的距离是有限的，参与者可能是兼业性上市者而非专业性商人。但更多的是商人卷入垂直贸易中，将农村的商品积累起来，运送和出售给城市消费者和不同生态地带的农村消费者。上市者和商人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水平贸易和垂直贸易之间的区别。琼斯(Jones，1978年)也将上市者和商人区分为兼业人员和专业人员，并且证实，在一个周期性市场系统中，上市者的经济动机的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当然，还有一些市场参与者既不属于上市者一类，也不属于商人一类，如裁缝、木匠、铁匠、理发师、自行车修理人员等。这些参与者在市场上出售技术而不是商品，但经济动机仍是他们的主要动机。

2.3.2 市场参与者的特征

第一类特征是市场参与者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等)。市场参与者的个人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导致了市场行为的多样化。如在西非，妇女在集市贸易活动中占支配地位，我国妇女劳动力在集市活动中的作用亦不容小觑。

第二类特征是有关企业性质方面的，包括经营规模、商品和服务的专业化及投入时间等。经营规模只是与垂直贸易中的参与者有关。一个农民——上市者的购买量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销售量，反过来，购买量又与家庭规模和剩余产品的可获量有关。而卷入垂直贸易中的市场参与者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实行专业化经营。在周期性市场中，投入

时间是区分参与者的一个有用特征。最简单的区别是兼业性参与者和专业性参与者之间的差别。兼业性商人有另外的职业，最常见的是作为一个农民，他们尽可能多地部分参与经济活动以便保持某种选择自由，抵抗外界出现的不稳定性。市场的周期性则容许将销售活动与其它生产性活动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对兼业性商人来说，光顾周期性市场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他们有剩余产品需要出售的时候。这样，市场赶集的周期性就缩小了他们的时空选择范围。专业性商人则不受类似的限制。一些人在每日(通常是城市)市场上经营，而其他人则在若干城市或农村周期性市场上从事买卖活动。对后者来说，主要决策包括在市场周内按什么次序光顾不同的周期性市场。

第三类特征是关于市场参与者活动的地域范围。“地方性的”和“广泛的”术语可用来区分上市者的市场作用范围与商人的更广泛的空间活动范围。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单个商人的作用范围可能是地方性的。他或她并不迁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们是一个扩展的交换联系的一部分，他们显然不同于水平交换中的上市者。主要活动范围为城市市场的商人与主要在农村市场经营的商人相比，可能具有一些独特性：拥有更好的供给网络，不甚关心迁移成本，对购买者的需求有更大的预见性，等等。就可近性而言，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相比，通常处于绝对劣势。农村市场的周期性也比城市市场更为典型。此外，无论在城市市场还是在农村市场上，一些商人将光顾若干个市场，而另一些商人则主要是定居一地的。如果将前者称为旅行商，那么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迁移选择：一个商人在连续光顾周围市场之间能够返回家中，或者这个商人可能是流动的，从一个市场流动到另一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周期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计算旅行商的迁移成本时。

2.3.3 集市上商人的流动性

在商品流通和销售链中及有关供给、需求和价格等信息扩散过程中，兼业性流动商人和专业性流动商人均起着重要作用。正是这些流动性商人的集聚形成了周期性市场。市场赶集的周期性安排部分地决定着可能的迁移方式，因而影响到这些流动性商人的运输成本。

史密斯教授(R·H·T·Smith，1979年)提出的“商人假设”将周期性市场的时间安排视为商人意欲使迁移成本最小化的一种反应。流动商贩的流动必须根据一组特定市场的周期性来选择。流动商可能选择某种特定的流动方式以便与已经存在的市场赶集的周期性相协同。

一些学者对流动性商人迁移的空间形式进行过研究。艾德勒模(Adalemo，1975年)识别出非洲商人的三种典型的旅行方式，即(1)“家一市场一家”方式；(2)“基点一农村循环一基点”方式；(3)“商贩广泛的循环”方式。这三种商人都是流动的，第一种包括每日光顾一个市场去购买物品以便加工和批发。基点方式包括收集人员，他们光顾农村市场去收集农产品到城市批发市场出售。因此，他们的活动环包括城市批发市场(他们的基点)及一个或多个农村市场。在商贩广泛的循环方式中，商人遵循他所选择的市场路径直至存货极少或全部售完为止。艾德勒模认为，距离最小化对商贩广泛的循环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对基点一农村循环方式是不太重要的，对以家为基点的商人来说是最不重要的。古德(Good，1975年)也对乌干达的旅行商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帕克(Park，1987年)在分析韩国农村周期性市场上的商人上市方式的变化时，详细说明了流动性商人、旅行商和永久性商店店主的上市方式的差异(见图2—2)。然而，对几乎所有流动商来说，由市场周期性而产生的可能流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商人流动的零零碎碎的分析揭示了这种多样性。事实上，多数流动商是以家为基点的，因而他们的迁移方式是从他们的家向外呈辐射状而不是呈环状、市场周期性的意义是有限的。

2.4 我国农村集市和集镇研究综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社会，商品经济长期落后，集市向来是广大农村和城镇非主食食物(如蔬菜、蛋类、肉类和果品)及其他农副土特产品和家庭手工艺品的主要零售渠道。1949年以前，这些集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周期性市场的形式存在的，每逢集市日．农民便上市出售其产品。

从20世纪40年代起，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农村集市赋予了特殊的研究兴趣。早在1940年，斯宾塞(Spencer)3就对当时四川农村集市的特点做了较为全面的描述性分析。杨(Yang，1944年)4也以山东邹乎吴的周期性集市为例，研究过华北地区的地方性集市经济。斯肯纳(Skinner，1964年)5根据成都平原农村集市的考察，尝试用中心地理论来解释周期性集市的时空结构。他认为，我国成都平原上的周期性市场体系，某些地方与K=4的体系接近，某些地方与K=3的体系接近。日本学者则凭借毗邻我国之便，根据掌握的大量中国各地的地方志，对中国农村集市做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他们通过农村集市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区域条件下所起的社会经济作用来识别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过程。认为中国及东亚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从大的城市中心扩散到边缘农村，而是同时发生在社会的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小的集市围绕大的城市中心增长并形成区域市场网络，因而对落后的农村区域的提展规划应以现有的集市网络为基础。H．Ishihara(1982年)分析了明、清及民国时期华东中部安徽、浙

3J·E·Spencer，The Szechuen village fair，Economic Geography，vol.16，1940，48－58.

4C·K·Yang，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A Summary of a study of periodic markets in Chowpping Hsien，Shantung，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1944.

5G·W·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dl of Asian Studies，vol.24，1964，Part Ⅰand Ⅱ，3－43，195－228.

江、江苏三省6及河北省的周期性市场，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周期性集市的数目和密度增加，赶集的天数增加，而每个集镇的集期和每一集镇服务人口的变化趋势不明显。他还发现，在四川省的集市中存在着三级结构的等级体系，即小集以粮食及小批量货物交易为主，中集以耕牛、粮食及中等批量货物交易为主，大集则是一个综合的交易中心。东京大学K·Hayashi(1982年)7根据近300部县志比较明、清时期广东省墟、肆的变化及墟镇的扩散，分析不同时期集镇兴衰的社会背景，认为即使当集镇发展成建制镇和城市以后，其周期性集市的作用和意义不会改变。对农村居民而言，周期性集市是其出售产品的唯一场所，它们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被其它的商品流通渠道所替代。尽管与城市在时空上联系较紧的集镇及活动较小的集镇将逐渐消失，其服务的区域汇入较高水平的区域网络之中，但集镇的各种中心地职能对组织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仍然起着最基本也是极关键的作用。

我国地理界和史学界也曾注意过对集市和集镇的研究。在《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林超等，地理专刊第一号，1946)，《汉中盆地地理考察》(王德基等，地理专刊第三号，1946年)，《四川经济地图集》(周立三等，中国地理研究所，1946年)等文献中都把集镇作为一种商业聚落加以描述和分析。高王凌(1981年)8主要依据400余部四川地方志及有关文献，分析了乾嘉时期四川农村商品交换经济成分的增长趋势及四川农民对于市场的依赖程度，指出正是农村内部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农村商品经济成分的增长，导致了四川盆地区域内经济交流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这一经济区域的真正形成。然后进一步分析描述了四川农村场市和场市系统的基本特征(如场市的布局、密度、规模、交易范围、场期安排、层次结构和功能等)，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农村经济结构等问题，指出照顾相邻的场与场间关系而安排场期的做法，既有利于农民、商人和小贩的活动，也反映出一定区域间经济交流关系的成长；场市的其它功能部是基于场市的经济功能之上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商品的种类、特点与交易的性质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他还认为，在考察农村场市系统的结构时，不应把州县市排除在外，而应把县市与乡场放在一起进行具体分析；场市系统有着不同的层次，零集零售是小场的功能，而大场上有着大宗商品的集散，进行着中间层次的转手贸易，正是通过大场的作用以及居间活动的大量小商贩，小场的联结才能够实现；更高层的区域性市场进行的则是大宗的、远途贸易的商品交易和集中。各个不同层次的大小场市又联结成为一个网状的系统，且这种农村场市系统又与更高层的市场和大的商业城市相连，形成地域性的、甚至跨越地域的商业体系。侯锋(1988年)9也根据对四川农村集镇的调查，分析了集镇的时间特性和空间结构特性，揭示了农村集镇的变化及其等级层次。刘盛和(1991年)10则以山东聊城市为例，对该市域内周期性集市、集镇的等级体系，集市的时间特点与时空协同，赶集人的行为特征与集市环，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工业消费品的分配，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周期性集市与集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成为县级区域内系统研究周期性集市和集镇的一个典型实例。王相钦先生(1993年)11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我国集贸市场的起源、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基本廓清了我国集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对农村集市研究发生了兴趣，但大多数文章侧重于分析农村集

6H·Ishihara，Market in East－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Ming，Ching and Min－Kuo periods. In: Market－place Exchange，1982.

7K·Hayashi，Historical changes of market－places in traditional China，In : Market－place Exchange. 1982.

8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和农村经济结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l卷，1981年，第474—487页．

9侯锋：《集镇研究——理论与实践》，中科院地理所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室编：《乡村发展与乡村地理》(第一辑)，1988年10月，第127—133页。

10刘盛和：《我国周期性集市与乡村发展研究》，1991(1)，《经济地理》第79—84页。

11王相钦：《中国集贸市场发展纵横谈》，《中国集贸专业币物》，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市发展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以及培育和建设农村集市的策略等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在城市商业更加繁荣的同时，农村集市也因交换的下伸而逐渐兴起，从最初的零星、小规模余缺调剂性市场，逐渐形成城市和农村水平联系与垂直联系的综合整体，在农村商品交换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显著起来。应当对这一市场体系的基础给予更多的关注。综观十多年来我国对集市和集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论在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中，还是在具体的运作实践上，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专题性强，系统性差；(2)宏观性强，区域性差；(3)对策性强，操作性差；(4)对集市的历史发展、分布和重要性注意不够；(5)集市上商人和消费者的特征、动机、感应、偏好及时空决策行为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6)城市地区传统集市的生存和发展研究仍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城乡集市比较研究近乎空白；(7)集市的定量化和模式化研究欠缺；(8)对城关镇、建制镇等小城镇研究较多，而对乡镇及以下集镇较少顾及；对集镇的作用和意义研究较多，而对集镇与腹地的经济联系研究较少；特别是对周期性集市的研究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