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的起源、理论框架与应用

议程设置的起源、理论框架与应用
议程设置的起源、理论框架与应用

框架理论.

在传播学界,许多学者认为“框架”并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理论范式(Scheufele,1997),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模糊的、充满矛盾的概念,在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框架理论起源于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社会学方面,Heider的归因理论和Goffman的框架分析认为,世界纷繁复杂,个体为了洞悉事物的因果关系,往往采用“主体框架”来认知世界。用Goffman(1974)的话来说,框架作为一种认知的结构,帮助个体去“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周遭的环境和信息。另一个方面是认知心理学,Sherif的参照框架理论和Kahneman、Tversky的预期理论认为,个体的判断和认知是在一个参考框架下进行的,而框架则是一套控制感性认识、逻辑评价或社会行为的标准、信仰或预期。这两种起源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框架是“心灵的内在结构”,而前者则认为框架是“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Pan & Kosicki,1993)。 框架理论与传播学结合起来,强调框架就是选择事实的某些方面,使被选择的部分在传播文本(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等)中更为显著(Entman,1993)。也就是说,框架按照某种特定的规范和惯例,简化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有选择地迅速将其整合到新闻报道中,这个框架隐含在采写、编辑、组织等过程——当然,这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框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新闻生产角度,研究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其次是从媒体内容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最后是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受和处理信息,即受众框架(陈阳,2007)。如何和框架理论的两个起源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前两个角度(新闻生产角度和媒体内容角度)是与社会学联系起来的,该方面研究往往站在一个批判的立场,比较典型的就是讨论新闻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媒体内容与社会偏见的关系;而效果研究的角度则与心理学结合,则往往处于相对保守的立场,关注的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基于研究选题的需要,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媒体内容这个方面,也就是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新闻文本的研究。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意义”(Gamson,1987)。正如前面提到的,框架就是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强调或排除,是某些信息在新闻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乃至态度。建构框架常采用的方法包括选择和重组——选择就是一种“边界”,就像李普曼所说,新闻就像是探照灯射出的光束,光束之外的社会事实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框架确定了某种边界,边界之内的事实被强调,边界之外的事实则被“无视”。重组是建构框架另一种方法,它通过从新排列新闻素材的报道顺序并赋予新的含义,从而形成一套解释社会现象的内在结构或角度。但无论是采用选择还是重组,框架都是通过符号和修辞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在新闻文本中构成特定框架的符号和修辞。 McCombs等人(1997)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关系密切,是“议程设置的第二个层面”。该看法正确与否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他们提出来的frame building和frame setting两个概念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广泛认同。用这两个概念,结合Entman(1993)提出的四种框架类型①Problem definition②Causal interpretat ion③Moral uation④Treatment recommendation, Zhou & Moy(2007建立了一个适用于对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关于“宝马案”的新闻报道和网络民意的内容分析研究)的模型: 这个模型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还必须根据选题的需要进行修改。从框架类型的方面来说,有学者在对美国和欧洲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后提出了五种新闻框架类型(Semetko & Valkenburg,2000)——①Conflict frame②Human interest frame③Economic consequences frame④Morality frame⑤Responsibility frame。结合上述模型和这个五种新闻框架类型,根据将要进行的、具体对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建立一种适用于该研究的模型,是我们下一步的讨论、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2. Pan, Z., & Kosicki, G. M. (199 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 Scheufele, D. A. (1999.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议程设置理论分析

议程设置理论分析 论文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指媒介的一种能力,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选择的报道,表明某一问题若被大众媒介关注,那么该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就会升高。 关键字:议程设置,演化,发生原因,后果 一.议程设置的演化 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虽然大众传媒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可以像广大受众指明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从发展的观点看,“议程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出版的李普曼·沃尔特《舆论》一书,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把“外在的世界”形成“我们脑中的图画”的作用。此后,朗·诺顿在1958年发表文章,对确定议程的功能进行直接论述:“报纸是所在地议事日程安排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以及“大多数人对问题的看法”和“想法”。1963年,科恩在《报纸与对外政策》一文中再次表明这一观点,“报业在告诉人们去想什么上往往难以奏效,但告诉人们该考虑什么什么却会惊人的成功”。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这一概念,但其观念已经形成。 二.议程设置为什么会发生? ⒈与导向需求的关系密不可分 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环境下时,也就是说处在一个认知真空中时,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直到我们搜索并了解了这个新环境之后,这种感觉才会消失。回忆你刚刚进入大学的那一年,你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校园,开始新的学习生涯。在这种情况下,新去的人会产生一种认识当前环境

的需求。大学会开设内容广泛的新生课程。出版商也不会错过挣钱的机会,他们会为游客提供指导类书籍,包含地图、饭店目录以及其他向导信息。这就是导向需求。 同样,在公民领域也有许多需要指导的情境。从概念上讲,个体导向需求可以通过两个次级概念来界定:关联性与不确定性。关联性(relevance)是导向需求的初始界定条件。在许多情境中,尤其是在公共事务领域中,我们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心理方面的不适感,而且亦没有导向需求,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情境与我们个人之间没有关联。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只要个体认为某个话题具有关联性,那么,下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话题的不确定性程度(level of uncertainty),不确定性程度是导向需求的第二个也是其后的界定条件,一般来说,个体已经获得了相关话题所有的欲知消息,他们的不确定程度更低。舆论在很长时间里都非常稳定的公共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 ⒉与自己的亲身经验有关 大众媒介并非我们了解公共事务的唯一来源。个人经验也告诉我们许多议题,。这些个人经验包括与家庭成员、朋友及同事的谈话。当然,在不同的议题上,这种影响力的来源也不同。对于诸如通货膨胀这个经济议题来说,直接经验通常是主导来源,如果经济中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那么个人在日常购买行为中会发现这种情况。我们既不需要大众媒介提醒我们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大众媒介消除我们对其重要性的不确定性。相反,对于国家贸易赤字或者预算赤字等经济议题,新闻媒介可能是我们获得指导的唯一来源。除此之外,在许多其他公众议题上,尤其是外国事务方面,亲身经验及其受限,甚至根本不存在。用理论术语来说,一些议题是具体的(obtrusive),也就是说,它们不容商量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我们的直接经验。其他议题是抽象的(unobtrusive),我们只在新闻

起源之语言

语言的起源 语言的起源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因为可得到的实证证据的欠缺,很多人认为严肃的学者不应涉足于此问题。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甚至明令禁止讨论此问题,这个禁令对西方学界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1]现今,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如何起源的问题有着众多的假说,假说的数量几乎与此领域中学者的数量一样多。[2]对旁观者来说,与一百年前用达尔文演化学说对这个问题作粗糙解释的时代相比,如今此领域中似乎并没有达成更多的共识。[3]自19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神经科学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等都开始尝试应用各种新方法来探究这个“科学界最难的问题”。[4] 语言起源理论能够根据它们前提假设的不同划分为连续性假说与非连续性假说两类。连续性假说的基本思想认为语言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形成其最终的形式,它一定是由人类灵长类祖先的早期前语言系统演变而来。非连续性假说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语言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只能是在人类演化历程中的某一时间点上相对突然地出现的。不同理论间的另一区别是,有些认为语言是一种先天的水平,由遗传因素决定,另一些则认为语言具有文化性,是通过社交接触而习得的。[5] 现今唯一一位重要的非连续性假说支持者是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如此回应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说:“在研究语言起源的很长历史中,人们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从猿类的叫声中演变而来。不过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语言是基于与任何动物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的”。[6]而当问到如何解释语言起源时,乔姆斯基的回答是我们无法知晓:“讲一个神话故事的话,很久以前某些灵长类动物在到处闲逛,突然间,或许是在奇异的宇宙射线的辐射后,产生了一些随机突变,它重组了灵长类大脑,并将一个语言器官植入其中”。他提醒说不应该仅仅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他的故事,同时也坚持“和其他包括语言在内的与演化相关的神话故事相比,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7]最近,乔姆斯基甚至更进一步地指出,产生于某个个体的一个随机突变,导致了语言在突然之间便以完美或近乎完美的形式出现。 [8][9] 绝大部分学者则更倾向于连续性假说,但对于演变的过程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把语言水平看作很大水准上是天生的,其中包括史迪芬·平克在内[10],他们避免去研究灵长类中明确的语言雏型,而是简单地认为“语言本能”[11]是通过通常的方式渐进演化而来。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语言并不是从灵长类的交流、而是从灵长类的认知水平中演化而来,所以也更为复杂。[12]而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等学者则认为,语言是从灵长类的某些能够通过认知控制的沟通方式中发展而来,这些方式更多地是基于手势而非发声的。[13][14]还有些支持发声说的人把语言看作是发源于音乐的。[15] 同时还有学者超越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二分法,他们认为语言的出现是某些社会转变的结果。[16]因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公众信任,使得人类将原先已潜藏的语言水平解放出来。[17][18][19]这些学者指出野生的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也有潜在但几乎从未使用的符号水平。[20] 演变

滤波器组框架理论及其在图信号处理中的应用

滤波器组框架理论及其在图信号处理中的应用 摘要:传统滤波器组框架理论通常用来处理低维规则结构数据,如时间信号、空 间信号和时空信号等。随着现代科技高速发展,高维非规则化数据信息大量涌现, 如社交网络、能源网络、交通运输网络、神经元网络等。如何对高维图结构数据 进行处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借助代数图论和谱图理论,图信号 处理成为近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用来处理高维加权图上的信号。众多学者从各自 角度出发,将传统滤波器组框架理论推广到图滤波器组框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关键词:滤波器组;框架理论;图信号;图滤波器 引言:滤波器组框架理论是应用数学、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和数字通信等领 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滤波器组框架的分析和设计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科学意 义和应用前景。近年来,随着高维非规则化数据信息大量涌现,很多学者开始研究 图信号处理的滤波器组方法。因此对滤波器组框架理论及其在图信号处理中的应 用进行研究。 一、滤波器组框架理论 在各种框架中,实际应用最广泛的是由滤波器组实现的框架。有限维框架、离 散小波框架和离散Gabor框架都属于滤波器组框架。接下来介绍滤波器组基础知识、滤波器组框架理论及应用。 (一)滤波器组基础 滤波器组是一组有着共同输入或共同输出的带通滤波器。典型滤波器组的结 构如下图所示。其中左边部分为分析滤波器组,右边部分为综合滤波器组。分析滤 波器组有一个输入多个输出,其将输入信号分解成不同的子带信号,每个分析滤波 器Hi(z)有不同的频率特性,输入信号x(n)通过M个分析滤波器Hi(z)后,得到M个不 同的子带信号。信号在子带分解后,对每个通道Mi下采样,可降低信号的采样率。下采样后的子带信号可以被编码、处理或者传输。综合滤波器组具有多个输入一 个输出,其将处理后的子带信号通过带通滤波后再组合起来,重构原始信号。为保 证重构信号x?(n)与原信号x(n)具有相同的采样频率,在综合滤波器组前对各子带信 号Mi上采样(Upsampling)。也有论文将下采样称为抽取(Decimation),将上采样称 为内插(Interpolation),两者实际并无区别,本文统一称为下采样、上采样。 M通道滤波器组: 将每个通道的下采样因子Mi相同的滤波器组称为均匀滤波器组;将下采样因子不同的滤波器组称为非均匀滤波器组.将下采样因子和通道数相同的滤波器组称 为临界采样滤波器组;将下采样因子小于通道数的滤波器组称为过采样滤波器组。如果滤波器组由理想滤波器构成,没有混叠产生,则可以完全重构原始信号。由于 理想滤波器是不可实现的,为了消除混叠,需要选择合适的Hi(z)和Fi(z),使得 x?(n)=x(n?m),这样的滤波器组称为完全重构滤波器组。多采样率信号处理的核心 是信号采样率的转换和滤波器组。信号的上/下采样是多采样率信号处理的基本操作。多相(Polyphase)结构是滤波器组的一种基本表示方法。 (二)滤波器组框架 框架理论最先由Duffin等在研究非谐波Fourier序列时创立的,小波框架和Gabor框架是应用最广泛的两类框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小波理论并行发展 的滤波器组分析和设计方法使得小波的物理实现成为现实,此后小波在信号处理、 数据压缩与编码等领域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巨大应用。目前滤波器组框架理论在采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 1.基本含义: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2.理论背景: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观点主要来自政治学,李普曼的《舆论》最早提出该思想,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年,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对报纸,广播电视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特点进行了探讨。议程设置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196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Maxwell Mo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对李普曼的思想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论文——

语言的起源问题是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

语言的起源问题是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这里所说的语言的起源,既不是指小孩生下来后怎样学会说话,也不是指汉语、英语、法语等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形成,而是指整个人类怎样开始说话。这个问题太大了,也太难了。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学者绞尽脑汁探索人类语言起源的奥秘。但因收效不大,所以有些人就想回避这个问题。比如一百多年前,巴黎语言学会在会章里就宣布:“本会……不接受任何关于语言起源……的报告。”倒是挺干脆的。 当然,区区一个章程,不会也不可能阻止人们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探索。人们总在想:世上万事万物无不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为掌握语言的人类本身都是从猿猴变来的,那么语言也应该是从什么个玩意儿变来的。再说,作为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人们对语言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都是一笔糊涂账,那么语言学的其他许多重要问题,恐怕也难以交待清楚。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起源的探讨和研究从未停止过。科学家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学说。其中在语言学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有人提出“拟声说”,认为人类是用模仿事物声音的办法形成语言的。这些人注意到了人类语言的声音特性,这是可取的,而且许多语言的确都有数量多少不等的拟声词。比如汉语“猫”(māo)、“鸭”(yā)等,大概是通过模仿这两种动物的叫喊声来命名的。但是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拟声词都占极少数,那些不发声音的事物的名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有些词在甲语言里是拟声的,而在乙语言里却不一定拟声,这用拟声说就不好解释了。汉族人常说:“‘吱妞’一声,门开了。”这个“吱妞”应该算作拟声词了吧?可是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问我:“老师,我仔细地听开门关门的声音,怎么也听不出‘吱妞’(zīniū)的声音来,怎么回事?” 有人主张“感叹说”,认为人类最初的词都是表达感情的。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各民族的语言中都有感叹词的缘故,比如汉语中的“哎呀”、“哼”、“噢”等等都属这一类。但是,各种语言中那些占绝大多数的不表示感叹的词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种理论注意到了语言与人类感情表达之间的关系,这是对的,但用这种理论来解释整个人类语言的起源,却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倡导“契约说”。比如人们感到需要给某个东西起名了,就在一块儿讨论一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叫“树”,那个叫“石头”等等,于是“树”和“石头”这类词就这样产生了。看来,主张“契约说”的人是从人类交际的需要来考虑语言的起源的,而且也认识到了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质,这在几百年前是可贵的。但这里也有个问题不好说清楚:人们最初约定时所用的词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还有人主张“手势说”,也叫“身势说”。他们看到人在说话时常常用手来比划,甚至还带有身势动作,于是就猜想,大概语言是从手势发源的。不错,手势的确是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甚至还是聋哑人主要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议程设置的源头和概念 议程设置的思想可以追朔到李普曼发表于1922年的经典著作《公众意见》中的著名思想:“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由新闻界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展开调查,以夏普希尔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00个还未明确投票意向的选民以及影响这一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媒介,探究媒介报道与选民议题的相关性。1972年他们根据这次研究成果发表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且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个概念。文章指出,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信息,同样作为大事反映在选民的认知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选民的重视程度也越高,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感知。 二、议程设置的研究领域 自议程设置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得到许多项目的验证,并逐渐超出了它的原始领域——议题显著度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涵盖了五个理论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碎片化的媒介环境和竞争性媒介议程,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都在质疑这个理论的效果是否会与几十年前基本相同还是会最终消失。 201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三位理论提出者麦库姆斯、肖以及Weaver 认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未来依然光明,并且确认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大领域、两个层面扩展为七大领域和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 从议题的显著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注意力客体方面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从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开始,在关键公共问题和政治传播的其他方面上,新闻传播学者的很多研究都采用对比分析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分析发现,媒介关注越强烈,报道越多,公众关注得越多,讨论得越多,媒介焦点和公众焦点呈正相关。麦克姆斯和肖在研究中发现,在媒介和公众的议程中,媒介的优先议题也是公众的优先议题,报纸标题的大小,篇幅的长短,电视新闻的位置和时长,很容易成为受众挑选议题的线索。 (二)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的第二层) 属性议程设置关注议题特定属性及其影响公众舆论的过程,其焦点是在于属性显要性如何由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传统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没有超越认知范畴,关注人们想什么而忽视人们怎么想。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可以超越认知范畴,涵盖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关注人们怎么想,研究进入到关注人的态度层面。

“框架”理论综述

“框架”理论综述 0916011班091601119号杜翔翔 学习完“框架”理论,对大众传播的效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框架”理论在传统的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相互影响之外,进一步探索媒介议程对事件属性和受众归因的影响。 从资料上看,“框架”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它被有的学者称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20多年来,“框架”理论被广泛引用,国内外分析和研究框架理论的文章也很多,呈现出一种开放式、多元的取向,但是国内全面介绍该理论的文献却并不多。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对“框架”理论做一系统的梳理,不仅包括“框架”理论的主要观点,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合理存在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对于正确应用框架理论,同时弄清楚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显化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显得十分重要。 从“框架”的定义看,分为“界限”和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而从“框架”理论的观点来看。威斯康星大学的Scheufele教授认为,框架分析既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理论范式,也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研究方法。更准确地说,框架分析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方法,尽管有时会出现部分的矛盾。也就是说,框架分析从属于话语分析的范畴。目前,我国国内的许多研究就是在此范畴内展开的。美国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他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把学者们对“框架”理论的分析和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连结。他假定“人们对某一情景的定义是建立在与组织原则的协调一致上的,这种原则操纵着事件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主观卷入。”在此前提下,高夫曼探讨人们建构某特定现实所遵循的规则,关注人们如何建构现实一隅,或“意义的一个特定范畴”。高夫曼指出,“框架”是元传播层面的资讯,是传者提供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高夫曼的“架构分析”部分地建立在这种元理论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们的日常活动隐含或使用了特定的诠释框架,它在特定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欲使原本混沌的情境变得具有某种意义 而“框架”效果理论并不绝对地认为,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会建构学派”主张的“协商性”媒介效果,包括两个主要观点。第一:认为大众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方面有强大效果,第二,认为媒介效果在大众媒与受众的互动中受到了限制。 现在谈谈“框架”理论具体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应用上。根据契夫勒的观点,“框架”理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框架”建构,二是“框架”设定,三是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四是“作为受众的新闻记者”(研究受众框架对媒介框架的反作用)。潘忠党对新闻架构作了细致地分析,他认为,新闻架构分析是在高夫曼的象征互动视角和凯尼曼、特威尔斯基的预期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加上了公共生活的基本现实特征,关注的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构意义。他在总结了多位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新闻架构分析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了五个部分:1.意义在传播(或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建构;2.传播活动是使用表达载体的社会活动,构成一个社会的符号生产领域;3.但是,它发生在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体场域;4.因此受到规范该场域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5.位处特定历史、经济和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的组织原则,就是他(她)们的“框架”。张

从框架理论看

从框架理论看《人民日报》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 现代新闻媒介在发挥自身的功能时,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组织新闻的形式来实现的。正如李普曼指出:“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1]在我国,新闻媒介属于国营,它在当前的主要作用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第一大党报,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人民日报》报道发生在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为研究对象,从框架理论角度,探讨从客观现实到媒介对“三鹿奶粉事件”所构建的媒介现实所呈现的效果和今后媒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如何树立正确的新闻框架的原则。 1.“三鹿奶粉事件”客观现实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鹿奶粉事件”。 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各相关部门对“肾结石事件”也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闻讯后立即作了批示:“立即采取措施,及时妥善处理”。9月11日,除甘肃省外,陕西、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都有类似案例发生。9月15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甘谷、临洮两名婴幼儿死亡,确认与三鹿奶粉有关。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举国震惊!它的影响之恶劣,涉及面之广,在食品安全历史上都是罕见。无数无辜的幼儿遭受病痛的折磨。而导致不幸之事发生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有市场监管的缺失;有道德的沦丧;也有利润的驱使等等。面对如此种种,媒体该如何报道从而达到既揭露批评事实又不因此而影响社会秩序(或者说引导受众)的目标呢?在笔者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是根据一定的新闻框架来框选事实,报道新闻的。 2.关于框架理论 “‘框架’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英文单词,1974年,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出版《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一书,使得‘框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而进入社会科学领域。”[2]高夫曼认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监控着社会环境以便根据周围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高夫曼提出框架概念本身是要阐述人们如何理解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但后来其他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了新闻学,指出就新闻报道而言,理解框架有助于揭示其中包含着的、加以强调的元素。新闻框架帮助记者按照现行主流论调来撰写报道同时塑造读者对事实的理解。 框架研究(framing research)自20世纪80 年代兴起,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迄今为止,研究框架理论的学者很多。

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

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 1)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3)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编辑] 议程设置理论的评价 意义: 1)"议程设置"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 2)这个理论中所包含的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的观点,重新提出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 3)"议程设置"理论对我们详细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4)它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局限: 1)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 2)尽管"议程设置"功能是强大的,但是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编辑]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特点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探讨的无疑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那么,与历来的效果研究相比,它有什么特点? 第一,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 第二,“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第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编辑] 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 1)建立共识,实现对话:通过议程设置,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议题达成某种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 2)提高责任,引导舆论: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与该事件相关的议题,故记者的责任心就很重要。 3)构造事件,吸引眼球:公关人员要想捕捉公众的注意力,就应该以恰当的方式来构造相应的媒介事件。 [编辑] 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议程设置功能”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这个假说提出后,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注目,许多学者纷纷对它进行探讨和验证。较有体系的研究有美国学者D.H.韦伯在1976年的调查,日本学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进行的调查等等。 1.“ 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考察大众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第一个角度称作“认知模式”,第二个角度是“显著性模式”,第三个角度是“优先顺序模式”,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的。从“感知”到“重视”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这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揭示的是长期效果)

1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 新闻系王欢 1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具体出现在美国传播学家M.E. 麦库姆斯和 D.L. 肖1972 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随做的一项调查研 究的总结。其基本思想是:“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哪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 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则相应地下降。”而且,“收到某议程影响的受众成员会按照该媒介 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看法。 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 和,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由此,他们提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 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 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射,而是一种有目的的 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传播目的和传播需求,从现实环境中筛选出一 部分内容进行加工整理,并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在现代社会里,传播媒介是大众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种对环境的再构成不管是对现 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议程设置的一共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舆论诱导”,在国内新闻学界一般被称为“新闻导向”,二者本质完全相同,都是利于大众媒介议程设置功能来向大众有意识、有目的地宣传 特定的思想、观念等,从而使整个社会接受或反对某种现象或思想观点,说白了就是通过操 作传播工具操纵人们思想。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它从考察大众传播效果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强大影响,有力地驳斥了“子弹轮”、“有限轮”等大众传播效果观点,而且 还把大众传播背后的控制问题摆在了人们眼前,是人们认识到占据大众传播资源是多么重 要,将对这个社会统治、控制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最明显、最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星炒作。 为什么很多明星为了出现在在报纸、电视上而不停地炒作,甚至炒作一些恶俗新闻?因为他 们想通过大众媒介出现在受众面前,使受众关注他们,从而保持自己的曝光率和关注度,这是典型的利用议程设置功能的例子。 议程设置功能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翻开一张报纸,你只会看见主编想让你看见的东西,如果主编不想让你看见,就是火星人攻占了地球你也不知道。特别是在中国现如今的新 闻审查制度之下,更是如此。举个例子,很多时候,关于某个地方的负面新闻,本地的人往 往是最后才知道的。例如前一段时间发生在长春的强迁致死案,是先由外地的媒体报道之后, 长春人才知道。这是因为长春的“把关人”筛选掉了这一信息,我们只能看见他们允许我们 看见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新闻宣传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在是非常强大的,同时,它也妨碍了新闻自由,剥夺了受众对新闻信息的知晓权,也阻碍了民主制度的发展。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它过于夸大了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吧议程设置功能的效果绝对化,特别是在现如今这个信息发展迅猛、媒介多样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止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已经在逐渐取代传统的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难于控制、自由性强,把关人很难全面把关,及时阻截一切应该阻截的信息。比如很多“把关人”不想被大众知道的负面信息都是由微博上传出来的,

对比语言学的定义-起源和发展

对比语言学的定义、起源与发展 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的定义 1、语言学中的比较与对比 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如果说,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的某种现象加以阐述的话,那么要对某一语言现象作出阐述,总是需要对这一现象的种种表现加以比较和分析(Harlmann1980:22。因而,按其本质来说,对比语言学也是一种比较,不过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学中的比较。下面,先让我们来看看对比语言学的比较,与语言学中其他分支的比较有什么不同,从而使我们能够确定对比语言学在整个语言学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语言学研究的联系。 在进行语言学比较时,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可以沿两条轴线来进行。一方面,可以选择共时或历时的语言现象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可以选择在某一语言内部或各种语言之间的语言现象来进行比较。这两条轴线的互相交叉,便形成了如下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将语言学研究分成四大类性质和目的不同的比较。

象限I代表了同一语言内部的共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在其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特别是现时阶段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的内部构成成分及组织结构的比较。 在共时语言学研究中,要对某一语言的某一结构系统进行描述,就必须对这一结构系统里的各种语言现象加以比较分析。例如,如果我们要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我们就要比较这个系统里的各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方法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声学物理属性有什么不同,在音节中的分布又有什么不同的规律,我们就必须比较这个语言中各类词的语法作用有什么不同,组合搭配有什么特点,等等。而且,要确定一个语言中的词可以区分为哪几个词类,这本身就要进行大量的形态、语义、语法特征等方面的比较。因此可以说,同一语言内的共时比较是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等构成当代语言学主流的各个分支学科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 象限Ⅱ代表了同一语言内部的历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在其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加以比较,从而使我们了解这一语言的发展历史,找出其基本发展演变规律。例如,通过对英语的历时比较,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英语的演变经历了古英语、中古英语、早期现代英语和现代英语等四个阶段。其语法演变的总趋势表现为从一个综合型的语言逐步向一个分析型的语言发展,即词的屈折变化逐渐减少,语法意义的表达越来越多地依赖语序以及介词等语法作用词的运用。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的语言史及其分科(如词源学、古今比较语法学等研究的主要方法。 象限Ⅲ代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历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不同语言(一般是亲属语言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进行比较,其目的主要是探讨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并据此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谱系分类,重建或构拟某一组亲属语的共同原始语(proto-language,找出它们之间的某些共同发展规律. 例如,语言学家通过对印欧语系诸语言之向的历时比较研究,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这些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关系,推断出原始印欧语的大致形式。不同语言之间的历时比较往往

从框架理论看大众传媒对“女博士”的相关报道

从框架理论看大众传媒对“女博士”的相关报道-新闻学 从框架理论看大众传媒对“女博士”的相关报道 吴彤 【摘要】随着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发展,“女博士”这个群体被推到了舆论的前沿,很多人对女博士存在着刻板印象。本文以框架理论为理论支点,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从新浪新闻中选取一定量的样本,对其报道性质、报道议题、报道强度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其统计结果和所反映的媒体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女博士新闻框架新闻报道 “大专生是小龙女,本科生是黄蓉,研究生是赵敏,博士生是李莫愁,博士后是灭绝师太,硕博连读更可怕——就是传说中的东方不败”,网络上的这句“名言”虽有调侃、讽刺意味,但是也点出了以“女博士”为代表的高学历女性在大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 “相看绝叹女博士,笔砚管弦成古丘”,女博士在古代本是对“才女”的美称,而现代的女博士反倒是越来越容易被“另眼相看”,成为一类较为“尴尬”的群体,即本来高学历女性因其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因素应该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是公众所尊重、向往的,但由于大众通过各种渠道所了解到的女博士普遍存在的性格缺陷、婚姻家庭问题等,“女博士”在大众眼里似乎成为了“弱势群体”,而大众心中的这种“女博士”与社会现实中的女博士相符吗?大众对于女博士的认知又源自什么?显然,大众对于女博士的认知有误,而这种认识多来源于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就是说大众传媒在对“女博士”的相关报道中存在问题甚至偏见,影响了大众对于“女博士”的认识。本文将以“框架理论”为

理论依据,着重分析媒体在报道女博士中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对受众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关于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由考夫曼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当代框架研究学者加姆桑,在考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很多学者对于“框架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可归结为,新闻框架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事实的建构,另一方面就是受众对于新闻所呈现“事实”的理解。 由此可见,新闻框架,直接影响着记者对于新闻的选择以及怎么呈现新闻,也关系着受众对于事实的理解。”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一样,虽然不能保证让受众怎样想,但是却可以在让受众想什么上产生效果”①,所以说,新闻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同议程设置相同的功能。新闻框架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主要表现为新闻工作者按照以往经验或某种惯例,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中选择某些事实作为报道议题,并且突出、放大其中的某些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使受众形成某种习惯性认识。 二、研究设计 1、内容分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即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广泛应用于传播学研究领域。通过抽样、统计以及分析,呈现媒体报道中关于“女博士”的新闻框架。

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 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是用来说明媒介有意无意的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的一种理论。 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他们对196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议程设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议程设置假说。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选民们(受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恰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报道的问题。议程设置基于两个观点:(1)各种媒介是报道新闻必不可少的把关人;(2)人们需要由把关人帮助决定那些超出他们有限感受的哪些事件和问题是值得他们关注的。 1.起源和发展:李普曼、科恩等早期思想家对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阐述: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最早提出了“头脑图像和身外世界”的观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介把”外在的世界”变成了”我们头脑中的图画”)区分了媒介现实、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并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伯纳德.科恩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报纸在告诉人们如何思考上可能不太成功,但在告诉人们应该考虑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麦库姆斯和肖先后进行了查普尔希尔研究和夏洛特研究,并于1972年最早提出议程设置理论。 2.议程设置就是通过反复报道强化某一主题对受众的影响。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议论的顺序。即新闻媒介提供给受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程而改变对某事重要性的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媒介议程与公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简单的完全吻合,而与接触媒介的频率有关,经常接触大众媒介的人的个人议程与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媒介不仅为受众提供议程,还为受众对复杂的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议程设置理论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意义:(1)议程设置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众媒介的有力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2)理论中的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重新提出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 (3)对于我们详细的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4)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角度;(5)它只强调了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没有涉及到“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并且至今未透彻理解议程设置是如何起作用的;(6)尽管“议程设置”的功能比较强大,但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3.现实意义:能够帮助人们积极承担“环境守望者”的角色;对引导正确的舆论,提高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有积极作用;有利于抵御不良信息,保护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对实际的新闻传播工作有积极意义。 4、应用和举例: ⑴建立共识、实现对话:通过议程设置,使意见相左的集团就某一议题达成 一致,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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