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关于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1861年元月，清朝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洋务事宜。洋务运动是以创办机器大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一场“自强”和“求富”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里程碑，也是19世纪世界经济近代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最终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1868年起，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兴起了一场维新运动。也是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使日本走向经济近代化潮流的变革运动，经过这场变革，日本发生了惊人的腾飞，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一、两场运动之前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中国与日本文化传统相同，都是封建专制国家；经济基础相同，都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民族命运相同，同遭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期起，日本商业性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同农业分离，从而引起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和发展，为明治维新准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
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在日本，从18世纪上半期起，就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便形成了。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在日本经济较为发达的许多地区和部门，手工工场的发展已经十分广泛。如，当时在制丝、纺织、棉纺织、酱油、榨油等十几个部门都出现了手工工场。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但日本已开始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这不仅为明治维新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而且使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奠定了雄厚的阶级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日本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资产阶级、新兴地主、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幕府统治基础的中下级武士都具有一定革命和改革要求。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这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有利的内部条件。
洋务运动前，中国封建社会虽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前，满清统治阶级内部虽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之分，但是顽固派的势力却异常强大，他们以“立国之道，尚礼义廉耻；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几乎每一项洋务事业都遭到他们的攻击
和阻挠，而且他们得到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全力支持。洋务派又直接受制于慈禧太后，不得不事事听从于慈禧太后。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势力还异常强大，这对洋务派实施洋务事业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二、统治者发起运动的目的决定两场运动的命运
1868年4月，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宣布了《五条誓文》，中心是破除封建体制，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并根据《五条誓文》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封建体制的措施。如，破除幕藩体制，破除封建分裂割据制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废除封建特权，不同阶层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改革土地制度，允许土地买卖、占有和耕种的自由；破除封建贸易关卡，实行国内自由贸易；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等。日本明治维新对封建制度在较大程度上的否定与废除是其后来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
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或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立足于保持封建政体的洋务派所能干的，只是局限于从西方引进一些技术和设备，只是局限于徒有皮毛的不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去触动封建政治体制和生产关系。与洋务派对立的封建顽固派恰恰是借维护封建制度来阻碍洋务派兴办洋务的，外国侵略者也往往是倚仗从清政府取得的种种特权，扩大商品与资本输出，从而摧残中国近代民用工业的。洋务派这种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求末的做法与日本明治维新是千差万别的，这也是洋务运动成效不大的根本原因。
从外部环境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时所发生的政治运动。这种侵略与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是《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分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它们都背负着救亡的历史任务。
三、从社会本质角度看“运动”
从运动的社会性质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上溯到北宋。而在较完
整的意义上说，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较可观的发展，然而，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经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场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仍蹒跚在中世纪长廊末端的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旨在经过变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运动。
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三井家族、坂本龙马、□泽荣一等官商大贾和企业家在财政和军需上积极支持了倒幕势力。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三井、小野、岛田等大商贾和企业家的有力支持。
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四、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比一比
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日本封建势力强大。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
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在德川幕府之下的有三百个“大名”，即割剧一方的诸侯性的藩国。多数“大名”直接依附于幕府将军，少数“大名”是较为独立的封建领主。“大名”在自己的藩国里是全权的主宰者，掌握着司法权如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但“大名”本身却受幕府将军控制，如“大名”不服控制府，将军即可用各种借口，剥夺“大名”的权势，甚而使“大名”本身及其家族毁灭。和“大名”之间存在随时可能外化为对抗的矛盾。特别叫幕府将军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名”约300个，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可分三类：①“亲藩大名”，德川家族，可以从中推选将军的继承人；②“谱代大名”，德川氏的家臣，在幕府里任要职，是德川氏的主要支柱；③“外样大名”，他们是过去与德川氏平列的诸侯，只是因为德川将军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不得不支持德川将军。“外样大名”远离中央，在自己的藩国握有实权，保持封建割剧的独立性。他们中以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势力最大。他们使德川将军不能睡落心觉。德川将军采用各种手段防范和控制他们。一方面，将军将他信得过的“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封地安置在“外洋大名”藩国的周围，以便监视和控制他们的活动。另方面，又实行所谓“参觐交代”制度，即就是“大名”必须每隔一年要随带家属和随从人员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之后要回自己领地时，又必须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但是，这种企图限制和削弱“大名”势力的制度，是更大的恶化了将军和“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外样大名”为了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便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这些藩国里自然经济的解体进行得相当迅速。长州、萨摩等藩国在形势迫使下不自觉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了以“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为口号的藩政改革。在“幕政改革”失败之时，这些藩的“藩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这样德川幕府由优势转入劣势，而与幕府对立的藩国则由劣势转入优势。而且，随着藩政改革的胜利，这些藩国的社会经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轨道，因而使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有了新的内容和性质，即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的内容和
性质。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同腐朽的封建领主统治的代表德川幕府不相容，同时对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犯也不能容忍。德川幕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签订了一系的不平等条约，致使民族危机深重，从而在同诸藩的斗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反幕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借用天皇的权威。另方面又高举起民族反抗的义旗，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壤夷”的政治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德川幕府架空天皇，夺了天皇的权，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长期的皇权旁落的状况，疏远了皇权与封建统治制度的联系。天皇不仅不是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而且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权威性的力量。
德川幕府在长时期内未能使藩国完全失去独立性，“大名”在自己藩国的实权和对德川幕府的某种独立性，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这样，地方诸侯不仅不是拱卫中央的力量，反而可以利用他具有的某种独立性，运用自己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并打出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核心四点：
1．双方进行变革的主体阶级性质不同
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权的统治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统治，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势力，清朝的洋务运动始终受到顽固势力的掣肘。从阶级上讲，清朝的洋务运动是由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群“有识之士”领导的，他们都是朝廷重臣或者军政要员，如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等。这些人或者是满清贵族，或者是汉族地主，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成为了纲常名教的信徒。因此，洋务派是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
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指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天皇政权，在1890年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以西方为榜样所进行的诸项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阶级联合领导的，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政权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从1871～ 1890年间,进行了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的、系统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是由这一政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变革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别
众所周知，清政府之所以要办洋务，是因为面临内忧外患，不能照老样子再统治下去了。1840 —1842 年的鸦片战争，使清王朝的声威扫地，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谈西学、办洋务成为一时之风尚。一部分封建官僚主张效法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某些先进技艺，主要是为镇压农民起义，其次是御外侮，确保清朝统治，摆脱外来侵略的威胁。可见在中国，洋务运动目的在于用“西学”维护封建统治之“本”，因此洋务派只是满清政权的一个略带“先进性”的派别。中国发动洋务运动根本不是想把封建的中国改造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其最终目的，是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已经腐朽的封建主义的躯体，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洋务运动的实质，也是导致洋务运动没有把中国引入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
而在日本，明治政府采取的是一系列破除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它的目标非常明确:使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此，明治维新一取得成功，日本天皇就率宫廷贵族、诸藩主及官僚对天地之神起誓: 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上下一致，建立统一国家，打破封闭锁国的“旧有的陋习”, 与各国友好往来，“向世界求得知识”。虽然在明治初年，日本的守旧势力，包括武士阶层和部分政府官员，极力反对天皇政权的改革政策，在政府内部开明派与反对派双方针锋相对，但总是开明派占优势。在1871年废藩之后，日本政府即派出一个以开明派优秀官僚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大使节团，走访欧美，目的是与各国政府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同时也实地考察、学习欧美的先进文明。他们为西洋的议会政治和经济繁荣所感叹，1873年开明派考察团回国后，就发动政变，将西乡隆盛为首的守旧势力完全驱逐出政权。
3．两国采取了迥异的变革方式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学术、技术、文化、教育所有领域的系统性改革。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归根结底仅是在军事和经济的某些方面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毫不触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本身。洋务派这种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具体而言，在社会经济方面，中国的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矿业的时候，如果政府政策恰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完全具备发展起来的原料、劳动力、市场等条件,但洋务企业却受到无能腐败的封建
官僚的支配，他们尽力地垄断生产，不允许其他同种企业的成立。洋务派所谓的“ 求富”“求强”是为促进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还是求得自身的“富”、自身势力的“强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教育文化方面，洋务派对国民教育的普及提高毫不关心，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才开办学习外语、科技知识的学院，派遣留学生。而明治政府设置教育机关，着手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努力发展初等、中等、高等教育, 规定满六周岁的男女儿童必须入学，设置学校及维持学校费用。正是明治政府从开始就高度重视和大力普及教育，才奠定了日本所谓“ 近代化”成功的基础。由于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的近代工业只不过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上嫁接资本主义生产力而已，这既不能挽救和改变清朝封建制度，也不能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成长。
4.变革的深度不同
在日本，明治维新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利益，导致了政府执政阶层与人民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又推动了维新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由于明治维新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改革，它给社会各阶级都直接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日本，武士阶级曾为保住过去的地位和特权而反抗，农民大众也由于维新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比幕藩时代更轻的负担，反被强加上新兵役制和义务教育制而不满。武士阶层和农民大众不断的反抗斗争，使明治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从而推动了维新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如1873年土地改革中，日本政府所定土地税与封建贡租的重税相等， 这激起1873～1876年的农民斗争。此后，日本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要社会基础的“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制定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等。虽然斗争没能胜利，但日本天皇迫于人民压力，不得不于1889 年制定了多少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并于第二年开设了帝国议会。
总之，19 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中国之所以在半殖民地中越陷越深，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没能尽早推翻封建统治。而日本在美国的佩里舰队侵日的仅15年后，就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与过去完全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使日本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洋务运动的失败，影响巨大，它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抓住历史机遇的日本，便是我们反思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