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谈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谈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谈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

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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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关心国是的先驱们纷纷著书立说,向国人宣传边疆,以求达到认识边疆、保卫边疆的目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兴办了一批以刊发边疆问题为主旨的刊物,加强了对边疆问题的研究。1941年,蒙藏委员会组织相关学者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并创办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刊物立政公论;,刊发了大批著名学者研究边疆问题的论著,使之成为当时边疆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刊物之一。一些前辈学者在《立政公论》匕发表的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国人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理论方面的总体认识,对今天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仍具重要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一、边疆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中国边疆研究历史悠久,历代关于边疆记载的文献颇多,大体限于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内容。道咸之际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派,是中国传统

边疆研究的高峰。但封建时期的边疆研究属于传统史地研究范畴,尚无针对边疆及其社会进行单独研究的专门学问,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我国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创始于板代汐卜国之传教师、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为边疆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清末民国以来,西学在国内传播的影响逐步扩大,国人的科学研究突飞猛进,尤其是科学考察团纷起,“奔走于荒激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我中华民国之命运,不于此时奠定其最坚固之基础耶?”然而当时学术考察团所注意者大都为纯粹的自然科学,边疆问题常被视为属于外交或内政之男女社会分工,食品种类,卫生及医药,生活程度的变动及其原因等)、物产、贸易、政治吐司、设治局、治安机构、村落纠纷及其解决方式等)、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其他应注意或特别注意的问题。

同时期,言心哲认为,社会调查作为改造边疆社会的一种初步工作,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要尽量搜集关于边疆的各种文献,以供参考;事先要有周密的设计;边疆社会概况调查的举行;就个人兴趣所及,着重某一专题的研究;担任调查研究的人,要能“随乡入俗”。同时,言氏还制订了《边疆社会概况调查纲要》,系根

据边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大略的指示,以供调查社会概况时候参考,纲要包括历史、地理、人口、土地、政治、财政与金融、教育、卫生、交通、农业、工业、商业、劳工、生活费用与生活程度、社会病态及社会救济事业、娱乐、风俗、信仰、家庭及家族组织、灾害等。

二、边政学理论与边政人员训练方法

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颇多,但明确系统提出边疆学科建设理论的系吴文藻所倡导的边政学理论。“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不少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亦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类。最近《边政公论》发刊,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行政院边疆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凡此均足以表示国人逐渐重视边政学的趋势。’此语表明,加强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已经成为当时研究边疆学者们的重要认识。而“边政学的性质如何?内容如何?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对于边政将有何种贡献?这些问题,国内学者尚未加以讨论’。因

此,吴文藻关于边政学理论的探讨,对于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吴文藻从理论与实用两个方面论述了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所谓理论的,是指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智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等皆可探求法则。所谓实用的,系指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政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边政的执行人员对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研究边政学具有国内与国际双重意义:国内方面,如何建设民族国家,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国际方面,通过边政学的比较研究,在使世界各国都信守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融会贯通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精神、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等方面,均具积极意义。吴文藻认为研究边政学的观点主要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两种。二者中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副。吴氏如此看法,是因为他认为“边政与乡政是吾国现阶段上中央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边疆民族是边疆政治的关键,这是必须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边政的主要原因。吴氏对“边政”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边政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边疆政治可以包括边疆

行政,但边疆行政不能包括边疆政治;边疆行政可以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以研究边疆政治为主要对象。至于边疆政策,是根据边疆政治原理推演出来的,必须凭借边疆行政机构始能见诸实施,地位介于边疆政治与边疆行政之间。广义上的边疆政策可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狭义上它可包括在边疆行政范围之内。人类学所谓的边政,系指狭义的边疆行政而言;政治学所谓的边政,指广义的边疆政治而言。吴氏为了体现贯通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原则,在边政学相关理论的阐述中采用边政的广义概念。因此,吴氏指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而边疆民族与边疆政治息息相关。因此,边政学也可表述为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学科,并分别论述了这四方面的研究范围。思想方面,是用哲学眼光来讨论有关民族的政治思想与理想,举凡一切原理原则、主义学说,以及种种基本概念皆属此范围。关于民族思想,可分为国际及中国两方面。国际的民族思想包括欧洲向外扩张的基本概念、各国殖民政策的基本理论、民族中心说、种族不平等观、民族性论及国家主义的思潮等。

中国的民族政治思想,包括华夷之辨、王霸之争、文化重于国家的观念、不勤远略与不尚武功的信念、

“以夷治夷”或“以蛮理蛮’,思想、历史特别是明清之交)的民族思想及筹边治边的策论、当时西方国家输入中国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事实方面,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的资料,都是树立边政学科学基础的要务。国际方面,要研究欧洲向外扩张的史迹、各国殖民地的由来、移民开荒的经历、欧美内部民族与国家间的纠纷冲突、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结果、各国处理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形等。中国方面,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历朝治边理藩的积业、开疆拓土的成果、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畜牧文化冲突混合的历程、进行边疆社会调查或民族调查时所应包括的事项等。

制度方面,吴氏认为,有思想有结构,以思想支持结构,以结构实现思想,即谓之制度。国际方面,包括各国殖民政制的演变(国内殖民部及海外殖民政府的组织,包括考察其因地制宜的各种形式、各国早年开疆拓土所凭借的组织,特别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日本]在满洲的株式会社等)、各国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口各国比较殖民政府,特别像英属印度政府、美属菲律宾政府、荷属东印度政府、英国自由领制度及大英国族共和国制、国联委任统治制、美国移民律及美国化制、俄国少数民族自决制度等)。中国方面,包括历代中枢掌理边政的机构、清代蒙藏政教制、驻藏大

臣制、盟旗制度、达赖班禅职权之划分、满族原有的政治组织、回疆原有的政制、历代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历代边防与屯田制度等。研究制度,莫如进行实地考察,认识现有政制,从现状以回溯经历;并须赶快选择较小地方单位,先作个别研究,由横的分析,以窥察一地方政制的结构原则及实际运用。

行政方面,就狭义而言,实施政策的技术与方法,便是行政。行政本可包括在政制方面,但为表示其重要性,所以单独讨论。行政方面,主要注意研究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及边疆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组织,并以西藏为例进行了讨论。

吴氏认为,上述四方面,以事实的叙述及制度的分析在研究上最为重要。这是因为事实可以纠正思想的错误,制度可以便利行政的推行。研究方法尤贵实地考察,非如此不足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在考察政治制度时,应该特别注重制度的实际运用;如何起源、传播等是次要的事情。吴氏指出,要使边政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必须重视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关于理论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联系最密切的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其次是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再次是史学、地理学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技术。边政学要发展,需随时吸收上述学科的精华。关于应用社

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关系密切者,涉及边疆教育、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

吴文藻提出的边政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赞同。梁钊韬就认为,在文化落后的社区从事边政事业工作,应根据以“人为对象”的人类学,尤其是人类学领域内所包含的关于现存人类的社会文化那一部分的民族学;除人类学啥民族学汐卜,边政学还应注意行政学及其有关学问。梁氏认为吴文藻提出的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副的边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一个很宝贵的主张。不应把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对于实用的政治设施,应从功能的观念,将人类学、政治学贯通起来,把人类学的理论用于实践,这样边政的科学理论才能得以确立,边疆政策才有所依据,边疆政治才能得以改善!}i‘川。可以说,边政学学科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理论的深化起到推动作用。

当时,由于边政受到国人及南京政府的普遍重视,边政工作人员的培训应注意的相关原理与事项,也是这一时期研究边疆的学者们关注的内容之一。健飞首先阐述了训练边政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指出现代中央治边者所悉心筹划者,是促进大中华民族之团结、

开辟边地之交通、改进边疆政治、发展边疆经济、提高边疆教育程度与文化水准等。但上述边政工作筹划“尚未能作普遍之开展,且多窒碍之感觉”。研究我国边疆,首重有关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及其应用。自近代以来,边疆危机的加深唤醒了国人加强边疆研究的意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以《边政公论》为代表的专门研究边疆的刊物所刊发的大量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论著,是中国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开拓者。早期前辈关于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探讨的背景是从促进中国统一、民族团结、增强抗日力量、加快民族国家的构建目的出发,对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是最早利用西方相关学科理论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进行的探索,所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一些局限性,但均是前辈学者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他们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仅时代学理及国策的表述等不尽相同,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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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诠释方法探讨的多向展开专题研究_李承贵

主持人语:近20年来,深受西方诠释学影响的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在模仿中前行,其中也不无令人兴奋的成果。然而,如何发掘、整理、升华、定位中国哲学本有的诠释观念与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本专题即是此问题探讨之尝试。李承贵教授别出心裁地提出“逆转理解”法,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范畴、概念或命题的意涵,需要通过“逆转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周可真教授则对“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追踪,肯定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种特殊的诠释方法;包佳道博士通过对杨时诠释“中”的探讨,揭示出“经典文本的相互发明”、“阐洛扬洛的道统坚守”、“体用道事的整体诠释”三大特点。总之,本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展开了深入探讨,论述精当,问题彰明,主张独特,希望通过本组专题研究拓宽人们对中国哲学诠释学思考与研究的空间。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 (2013)04-0001-12 特约主持人: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嘉宾: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可真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包佳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逆转理解” ——通向中国哲学范畴真实意涵的特殊路径 李承贵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46) 收稿日期:2013-01-04 基金项目: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2010JDXM008) 作者简介:李承贵(1963—),男,江西万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对哲学范畴陈述的方 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较为常见的陈述方式是:先 是一个“主词”,接着是一个“谓词”,“谓词”可能是一 个名词,一个动词,一个词组,或是一个句式,不管形 式如何,它们都是对“主词”的陈述。不过,由于“谓 词”是随在“主词”之后的,因而如果“谓词”是对“主 词”意涵的陈述和说明,那么,这种解释在方向上就 有“逆向”的性质,即是由后面的“谓词”的意涵“逆 转”推出前面“主词”的意涵,这就是所谓“逆转理解”法。根据我们的观察,这种理解法相当普遍。如下选择数个案例展开讨论。一、“逆转理解”案例分析本文所说的“逆转理解”,案例遍布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这里从儒家、道家、易学等文献中择取部分案例加以展示,以作为说明此种理解法的根据,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检讨。案例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 ··1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国家奖学金评选细则暂行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国家奖学金评选细则(暂行) 根据学校研究生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暂行)》,结合我院实际,本着公正、公平、公开和培养优秀研究人才的原则,特制定本细则。 一、评奖工作小组 主任委员:王欣 副主任委员:徐百永 委员:周伟洲、马强、韩香、王超、杨东宇、王启明、宋捷、学生代表 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对象、奖励标准与申请条件 (一)奖励对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的对象为品学兼优、综合表现优异的全日制应届毕业学年在学硕士研究生和入学后第三、第四学年的在学博士研究生。 (二)奖励标准 按照国家规定,获奖的博士研究生每人奖励3万元,硕士研究生每人奖励2万元。 (三)名额分配 根据研究生院公布的2017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名额分配,我院有硕士国家奖学金名额2个,博士国家奖学金名额2+1个。 (四)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综合素质高。 3.学风端正,学术品德良好,无违反学术规范的记录。 4.学习努力刻苦,善于钻研,勇于创新;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各科 必修课成绩合格,学位课平均成绩不得低于80分。 5.符合上述四条要求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同等条件下建议优 先考虑评选: 1)研究生学习阶段,勤勉努力,勇于创新,科研成果突出。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本学科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具有创新性、高层次的学术研究论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出版学术专著等; 2)研究生学习阶段,在市级以上学科竞赛、竞技比赛、以及专 业相关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并为学校和社会争得荣誉; 3)研究生学习阶段,获校级以上优秀学生标兵,省级以上三好 学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或其它省级以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6.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评: 1)研究生在学期间受到过各类警告及以上处分者; 2)研究生在学期间发生任何学术不端行为者; 3)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全日制在职研究生; 7.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取得博士生学籍前,按硕士身份参评;在取 得博士生学籍后,按博士身份参评。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均可申请参评一次。参评时的科研成果按所在学习阶段确定,且不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在中美贸易中,1979-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6年贸易逆差达395亿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1996年顺差为105亿美元。显然,中美两国关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统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规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统计方法高估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它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双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的偏差虽有逐年减少之势,但仍然很大,美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 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逆差进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间,但更接近于中国官方数字),经过调整的贸易逆差数额仍然远远高于其真实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贸易模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它一方面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加工贸易模式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劳动成本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进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国政府和中国员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欧盟和中东等地区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对美逆差则呈下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把它们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工资较低、对外资存在税收优惠,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的转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国获得,但在国际收支中则表现为中国顺差的上升。 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模式,中美双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国际分工的人为扭曲;同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实上超过8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进行的。 因此,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实质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而美方的统计方法则进一步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 二、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规律的作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通过进口廉价的日常消费用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美国能够充分享受这种利益,而且可以获取巨额的“铸币税”收益。 根据国际贸易利得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美国不仅享受到了国际分工的好处,还获得了参加国际贸易后的利得分配。首先分析中美贸易中美国所获得的交换利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信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国际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与对外扩张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与对外扩张 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运用国家贷款筹集资金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军事工业,这种经济模式极易使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同时,为摆脱危机,日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全世界进行商品倾销,挤占了英美等国的市场,引起英美的抵制。倾销失败后,日本逐渐走上对外战争之路。 标签:日本;军事工业;商品倾销;贸易摩擦 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由于“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殖民地瓜分以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只着眼于维护本国或特定经济区的利益,从而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对立,经济上的摩擦引发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火苗。 一、日本的国内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日本经济上呈现繁荣,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1932年底时,日本的预算亏空和通货膨胀现象并存,农业出现困境,物价上涨,经济危机并未结束。财政赤字包括公共贷款(为筹集资金所发放的债券集资),在不断上升。日本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加,工业和贸易同时在发展,商业银行运用闲置的资金来购买政府债券,日本政府提供了工业和贸易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部分工业,如交通化学工业和钢铁生产存在新问题,与军事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与东北问题和侵华战争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其他产业在这一阶段处于缩减状态。日本的资本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债务在不断增加,财政面临困难。在1932年工业和贸易开始萧条时,银行持有巨大的闲置资金,日本政府开始运用通货膨胀和自由花费政策来解决危机。日本政府推行贷款型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形势,在世界经济危机退去时,出口贸易变得繁荣时,物价保持稳定。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 日本经济也存在很大问题,尽管工业产量不断增加,但各个工业部门生产差别很大,因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赖于军火制造业的发展。军火制造严重依赖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尽管没有反常的失业,但是在许多农业地区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和不充分就业的征兆。尽管工人们的群体收入增加了,资本和工人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换句话说,日本的繁荣只有一部分人受益,农业阶层没有享受到,大部分工人(除了那些特别支持的贸易,特别是军火业)也是仅仅不失业,却没有增加收入。农业阶层构成了近一半的人口,他们在国内市场的消费依然很低。如果我们将小生产者和国内的小商人统计在内,至少一半的人群处于低收入或接近失业状态。 从日本的经济状况,可见,日本当时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军火工业,这种特点

中国哲学中有关先验论的研究综述

中国哲学中有关先验论的研究综述 赵严严 对于认识论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占据特殊的地位。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页)按照通常的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何者具有“第一性”,这是第一方面即“本体论”方面,“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思维”如何把握“存在”,这是第二方面即“认识论”方面。无论是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还是在不少学术论著中,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都被当成理所当然的观念而被接受下来。 然而问题是:这样把“本体论”与“认识论”截然分开,当成相互独立的“两个方面”的做法是否合理?在近代哲学那里,存在着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和离开“本体论”的“认识论”吗?这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理解方式,是否具有哲学史和学理上的充足根据? 如果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就可发现,“思维与存在”关系之所以构成中国哲学最为重大的基本问题,恰恰体现在近代哲学这样一种深刻的努力,即它试图把“认识论”与“本体论”这两个方面内在地统一起来,把“本体论”建立在“思维原则”的基础上,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重新解决和展开本体论问题;换言之:在“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问题域里,“存在”是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思维”则被视为通达“本体论”、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根本途径。“思维”与“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是相互缠绕和内在联结的。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哲学时,若加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也可以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大获裨益。 话虽如此,然而杨泽波先生却提出质疑:人心向善是否还有更为演示原始的原因。在此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哲学中,“人心向善”也是各家有关天赋先验的还是后天经验的争论的焦点话题。作为中国哲学中第一个系统的提出较为朴素的天赋先验理念“仁”的孔子,他认为先知先觉的人的观念是圣人本身固有的一种品质,而孟子则提出更为系统的天赋先验的“四端”说,认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杨泽波先生在他的《》中论述道,依据伦理心境来解说,良知良能,良心本心之所以是向善的动因,是因为伦理心境在形成过程中,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的内容带进本心,使人养成一种好善恶恶的心理。受到这种力量的驱使,人便可以不受到利欲的干扰,人们便可以成德成善了。 这样一贯的解释在伦理学的视阈中是正确的,然而转入至实际的生活情况来看时却并非如此。中国哲学中,儒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时时常以“人兽之别”来评述。孟子在论述“四端”说时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人跟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小,仅仅在于人是否有这些“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这些,各位大儒更加看重的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生物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们也越来越发现动物界也会有诸如人类的“爱亲”“互助”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原先都是不为人知的行为。人虽然较其他生物高级,但是,倘若仅仅以人兽之别仅仅以单纯的“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体现人类的道德性和尊严与价值,恐怕这是极不容易的。毕竟,动物界存在的“善”将如何解释。 再次,杨泽波认识到,在伦理心境形成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道德内容对人心肯定会有所影响,故人们才有向善恶恶的心理,所以向善而趋。我们也应当承认,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一些不道德的内容却对人的内心有所偏小,因为大多数人都向往着善和美,而作恶的只占极小一部分。但是,既然道德内容与不道德内容都对人有影响,人们应该平均地面对这两种情况。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综合上述论证,杨泽波先生认为,人性中有天生的向善的自然倾向,从而承认了人天生就有一种向善的潜能或倾向,而此种潜能或倾向,则便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天赋的先验的。A3对于中国古代持有天赋先验论学说的哲学家来说,人心中的那一种灵明,或仁,或善,都是与生俱来的,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公开出版。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整理和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过程。自此之后,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和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清理和挖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每一种方法都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理念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独特见解。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套集方法和理念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系统框架。我借用库恩的术语,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这四个范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崇高的权威。人们只要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这四大范式,既受到它们的激励,也受到它们的 制约。 因此,对这四个范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思路,扬长避短,更好地领会古人的智慧。 一、冯友兰范式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创立者之一。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突然进入近现代,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的一些自明的东西,现在变得晦暗不明了。比如,在古人看来,成圣成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需证明;需要证明的只是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做才能成圣成贤的问题。周敦颐的《通书》前九章都在阐释诚、神、几,曰圣人之意(即何为圣人的问题),第十章揭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旨(即人当以圣人为标准的结论),至于人何以要成圣成贤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此后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如何用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乃是第二十章提出的圣可学乎与有要乎的问题。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也只问圣人可学而至欤和学之道如何,不及何以要学圣人的问题。但是,现代语境从根本上颠覆了使古代人认之为自明的东西得以成立的整个世界图式、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也即打碎了整个古代语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语境。这种全新的现代语境,要求一切都要用理性来重新衡量。过去自明的东西面对理性的拷问,突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如:为什么要成圣成贤?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自明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其自明性,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理论学说,顿时也都变成荒唐而难以理喻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新的概念系统,对古人的思想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不同的概念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框架,那些被证明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现代解释框架就成为范式而迅速被人接受。冯友兰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这种范式。 冯友兰范式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普遍哲学模式,二是民族哲学模式。另外,冯友兰后来还接受过阶级分析模式,但毕竟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同于他自己原创的前两个模式。所以,严格说来,冯友兰范式主要指前两部分。 对普遍哲学模式的探讨,胡适做得更早,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想用考据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理念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思想。但他做得不成功,也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普遍哲学模式的创立还得算在冯友兰头上,其标志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出版。(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再版。) 当时,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非常敏锐地揭示了它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指中国的独特哲学,也可以指在中国的普遍哲学;而冯友兰选择了后者,即在中国的哲学,或者说普遍哲学在中国的表现。(注: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2页。)冯友兰据以理解普遍哲学的基础是新实存论,其核心是共相理论。他认为,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强大解释力。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个模式加以自觉总结,就形成了《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这个解释模式的生命力是

20世纪中国三大社会思潮及转型

【摘要:作为现代性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有其共通的思想原型,此即关于“平等”的观念。但在20世纪思想史上,这种共同的思想原型却发生了“分裂”: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它被解释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主义者那里,它等同于“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它就是兼顾“自由”与“公正”。其实,任何社会思想作为社会乌托邦都可以区分出其思想的“意义”与“涵义”,就此点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皆可以作为建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建构应当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秩序安排与社会实践原理,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终极信念作为思想导航与制约原则,并且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中,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调节原理。这样三者并进,相互补充,相互为用,不失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好的一种思想整合思路与社会行动整合方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动荡与变迁。这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观念纷争、“道术为天下裂”,并且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当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人们理应跳出历史的牢笼,对思想观念在变革人类自身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省与认识。应当说:处于21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峙与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三大曾经左右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想应当达成和解,并且实现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理论的转变。 一、现代性理论的“分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进行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即使一些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从中国本土思想中提炼出现代性的社会改革思想的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们,其思想的灵感也都来自西方而非纯粹的本土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归结于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西方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不如说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改革是一种走向“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而西方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与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理论,为中国这

15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doc

江苏省阜宁中学2010届历史一轮复习教学案 必修一·专题五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考点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内容标准】 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教学要求】 1.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2.概括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 3.感受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4.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5.探讨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6.认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试说明】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中美关系正常化; 3、中日建交;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点解读】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最主要标志。) (1)背景 ①20世纪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②美国坚持了20多年的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 ③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本原因) ④是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外交的结果。 (2)重返联合国的经过 ①美国“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破产。 ②联合国2758号决议: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意义

①这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胜利. ②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③它大大地增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 2、中美关系正常化(70年代外交突破的关键) (1)原因: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要求 美国方面:①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根本)②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③与苏联争霸中处于守势(直接)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 中国方面:①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②有利于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③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经过(最敏感问题:台湾问题)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1971第31届世乒赛,日本)②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 ③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④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⑤中美建交: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3、中日建交(最敏感问题:历史问题) (1)原因 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影响(根本)②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直接)③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 (2)过程 ①田中角荣访华:1972年9月②中日建交: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日本早于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③1973年,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 (3)阻碍中日关系的问题 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②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③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④慰安妇问题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1)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中国50年代以来的外交困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2)中日关系的改善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仁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倒戈转向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 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既可以从发表的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献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获得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上佐证。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确当性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清理的问题,这类研究还必须经受方法论上的检验,否则研究的有效性就难以保证。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著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著作出版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

2012年教师节表彰会推荐表彰项目

陕西师范大学 2014年教师节光荣榜 全校教职员工: 2013—2014学年,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各项事业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值此第30个教师节之际,在各相关单位申报的基础上,学校办公室汇总了一学年来各个方面的主要获奖项目及成果,在此向全校师生员工予以通报,向获奖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希望全体教职员工向获奖的教师学习,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心教书,静心育人,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70周年校庆献礼,为深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加快学校战略转型贡献才智和力量。 第一部分:教学方面奖 1.精品课程 (1)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2)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省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 3.省级教学名师

5.省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6.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7.全国高校和陕西高校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计算机科学学院教师马浩淼荣获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组国家级三等奖、省级特等奖 8.教学质量优秀奖以及教学标兵 2014年度教学质量优秀奖获奖名单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吴胜举 体育学院康喜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陈沛 政治经济学院肖娴 美术学院麻丽娟

国际商学院沈剑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邓红 教育学院王鹏炜 化学化工学院张静高玲香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贾云峰李文铭 旅游与环境学院马蓓蓓李武斌 文学院刘生良李跃力 历史文化学院胡舶郭海文 音乐学院党允彤王林 心理学院衣新发何宁 生命科学学院李金钢乔卉俞嘉宁 外国语学院孙坚李伟芳操林英黄梅 教学标兵获奖名单 教学标兵化学化工学院刘守信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贾云峰 生命科学学院李金钢 年度教学标兵文学院刘生良 9. 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 获奖名单 文科组:

2019届历史冲刺试题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外交 含解析

一、选择题 1.[2018·云南月考]中苏建交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该材料反映了当时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是( ) A.“一边倒” B.“一大片” C.独立自主D.“另起炉灶” 答案 C 解析“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体现不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A项错误。“一大片”是20世纪70年代外交方针,是指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处理国际事务,与“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符,B项错误。由材料可知,中国在建国后虽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毫无原则地倒向苏联,故C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原来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方针,与材料不符,D项错误。 2.[2018·江苏宿迁模拟]六十多年前,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印度记者很感兴趣地提问:“国家有大有小,怎么才能够和平共处呢?”周恩来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则材料主要表明新中国奉行的外交原则是( ) A.“另起炉灶” B.互相尊重主权 C.“求同存异” D.互不干涉内政 答案 D 解析根据题干中周恩来的回答可知,要想两国和平共处,就应该尊重其选择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即实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故D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

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要另行建立新的平等外交关系,是我国的外交方针,不符合题干主旨,故A项错误;题干主旨不涉及国家主权,故B项错误;“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故C项错误。 3.“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做出这一评价的依据是( ) A.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B.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D.中美关系正常化 答案 C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利益纠纷的国际准则,与题干信息“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相符,故C项正确。A、B、D三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4.[2018·河南周口期末]1955年,万隆会议后,有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这主要表现在周恩来( ) A.提出了“求同存异”主张 B.消除了与会各国疑虑和分歧 C.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避免了会议偏离正确的轨道 答案 D 解析题干材料反映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功绩,结合所学可知,美国对万隆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确轨道时,周恩来发表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广泛与各国交流意见,使会议朝着正确轨道前行,故D项正确。A项虽然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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