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女性职场生存地位

浅析现代女性职场生存地位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女性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日益上升。尤其是新时期，女性在职场地位的确立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多女性开始追求职业的不断发展与成功，已经开始成为职场一枝独秀。本文试从多个角度分析现代女性在职场的机遇与挑战。主要包括女性职场困境，享有的特权,以及如何面对压力与迎接挑战三个方面，以此来探析女性职场生存地位。

关键字：职场女性角色冲突性别歧视性骚扰特权

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文明的不断发展，女性在现代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新时期，女性已经开始进入职场的各个角落并在职业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五光十色的职场中不可或缺的一支主力军。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女性企业家的比例已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不到10%快速上升到现在的20%，全球女企业家数量正以3倍的速度增长。但是，在女性职场发展多元化与上升化的时期，职业女性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日益增多的社会心理自己使现代女性体验到了更大的工作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多个方面，也成为女性职场地位难以上升的重要因素。探讨现代女性职场生存地位也日益成为职场的热点话题。

二现代女性职业发展的困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确定与上升，职业女性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女性在追求职业成功的同时，面临着各种各样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造成女性职业发展的困境。女性遭遇职业发展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女性自身原因三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

长期以来，受社会传统文化构建的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使家务和育儿是女人的责任的观念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妇女解放至今，已取得非凡的成就，很多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追求独立，实现自我价值，已不再像中国古代传统妇女被困于深闺中，被限于家庭中，没有自我，没有个人的价值，依赖于男性生存，虽然在职业发展上获得了自由和权利，但在家务劳动上仍没有获得解放。日本学者稻垣知子对性别角色所下的定义是：“性别角色就是人在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与性别相符的行为特征和人格特征，换句话说，性别角色即因性差而产生的，为社会所期待和自己所认识的角色”。男女两性存在生理上的差异是个不可争议的事实，传统文化基于这种差异认为男人在外挣钱养家，女人在家相夫教子天经地义，并且这种文化从出生开始就影响着每个个体。然而生活的需要是女性不得不从事工作，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面对高额的房价，沉重的房贷压力，天天上涨的物价，面对较低的工资收入，多数男性已无法独自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女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庭，参与社会，从事工作。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是女性一方面从事工作，一方面又要继续忙于家务，上班工作，下班劳作，日夜忙碌，穿梭于家庭和职场之间，常在家务和工作的双重挤压中奔命，气喘吁吁，累了身体，疲了身神，有时甚至顾此失彼。家务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就如蜡烛，形成了“蜡烛两头烧”的困境。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表明，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了6分钟。城镇在业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9小时，仍比男性多1.6

小时。

家庭的存在使女性不得不操持家庭，职场的竞争使女性又不得有丝毫松懈。女性在处理事业和家庭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角色冲突。家庭和社会期望女性要成为贤妻良母，应该为家庭付出更多，从公司员工的角度来讲，应该为公司做更多贡献，将重点放在工作上，这种双重压力额、往往使女性不堪重负，一方面，这种“两头烧”的感受令人精疲力尽，于是女性心中的怨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这无形中对家庭来讲是一种潜在的不可忽视的杀伤力。夫妻在家务分工上的不满，极易导致妻子对丈夫的怨恨，因而影响夫妻感情，降低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这并不利于女性婚姻幸福感的获得，同时也毁了一个女性对未来家庭的憧憬。也是基于这种原因，很多女性选择回避婚姻回避生育，甚至改变了传统社会大多数人所遵循的“结婚—家庭—育儿”的家庭生活模式。另一方面，这种困境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参与，间接影响其职场的表现及收获。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女性在家务上投入或被迫投入的越多，那么参与社会工作的可能就越小，能够用在工作上的时间自然越少，相对应的，其在职场的表现可能会越差，收获可能会越小，进而，直接影响女性职位的晋升，导致女性职业发展中的低职称，低职务状况，最终影响女性自我定位和完善。

（二）社会原因——职场性别歧视和性骚扰

1.职场性别歧视

历史传统原因是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不能平衡，造成角色冲突。然而，这种传统文化构建下的角色分工也衍生出另外一个职场问题——性别歧视。不可否定，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在逐渐得到改善，在现代职场中不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职业女性，她们用自己的实力争得了尊重和认可，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职场中，女性由于社会角色的扮演的缘故，从进入到升迁以及最后的退出职场，均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就业歧视贯穿于女性职业生涯全过程。从择业，升迁，转业到离开工作岗位，。每个步骤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性别歧视。这种职场性别歧视不仅严重侵犯女性职业人的合法权益，还会导致女性产生自卑，消极情绪，无形中对女性职业发展造成了压力。

首先，女性在选择职业过程中遇到鉴于性别而出现的考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做过调查，在被调查过的75家企业当中，有42家（占被调查总数的56%）表示在工薪相同的情况下，愿意招收男性大学毕业生，只有3家表示愿意招收女大学毕业生。许多单位不愿招收女工，甚至在招工广告上公然告知“只招男生”；有的单位即使招用了女工，也很不情愿对他们进行专业知识，业务技能等方面的再培训，或不让其从事关键性岗位的工作。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但在现实的招聘过程中，企业还是变相的以身高，体重，相貌，三围甚至酒量作为女职工的招聘标准，为女性应聘者设计了一个便准的入围门，只有合格者才能进入。女性在择业初期就不得不面对明显具有歧视性的就业条件。

其次，升迁歧视。女性在到达30岁左右生育年龄，她们的职业生涯即将面临升迁困难。因为在兼顾家庭生活与工作的同时不能够像以往一样全情投入工作，所以各项绩效考核指标均偏低，这对女性升迁产生不利影响。女性往往在就职后面临休婚假，产假和哺乳假期等等。单纯从量上考核，确定存在女性较男性在工作绝对时间上的投入少，对企业创造的价值量低。但是从相对时间上考虑，大多数女性在休假返岗之后都会有强烈的紧迫感。尤其是那些曾数要职的女性，往往会以追赶的姿态投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在短期内找平差距。尽管如此，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压力，升迁目标仍难以实现。如《财富》杂志的500大企业中，仅有四位CEO是由女性担任的；在全美的约50%的工作人口是女性，然而在美国500大企业共1.2万个主管职位中，仅有12%为女性。在中国也不例外，上海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单位中，只有50%的单位董事会由女性成员参加。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女性受性别歧视的压力使升迁目标难以实现。

再次，女性职场遭遇离岗跳槽歧视。“跳槽”本来是劳动市场上一种正常现象。大多数作出“跳槽”选择的人都是期望重新选择一份待遇更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虽然与外国相比，我国大陆地区还为推行完善的跳槽补偿金制度。但在国外的研究已经证实，即便是跳槽者在领取补偿金时，还会受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白人男性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补偿金。较男性而言，女性所得的跳槽补偿金通常会更少。然而，在跳槽离岗重新择业时，女性又将再次面临择业时的性别歧视，循环往复，女性在职场发展就会受到很大束缚，也影响了女性参与社会，扮演社会人这个角色的发挥作用。

另外，在我国，平等就业保障机制的缺失使就业歧视无法消除，从而恶化了女性职场发挥的困境。从保护平等就业的相关立法来看，《宪法》，《劳动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有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的规定，但都没有明确界定就业性别歧视的范围和含义，缺乏认定标准，法律责任不明确，可操性不强，甚至一些用人单位为避免违法在初次录用时就会倾向于男性，偏离了立法的初衷。从维权和执法环节看，由于性别歧视的隐蔽性，受害者往往由于举证困难而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尽管受害者依据法律规定可以先向有关部门或妇女维权机构反映情况，但这些部门无法凭借具体的成文法规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对用人单位的歧视行为进行处理或追究责任，而只能以行政手段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干预。

2.职场性骚扰

性骚扰作为一个具有危害性的社会问题，一直以来都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瑟琳提出性骚扰概念之后，该问题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近几年屡有发生在职场的性骚扰事件，而受害者大多是女性，这个问题再次成为职场女性面临的一大困扰。

现代女性由于性别歧视在工作中提升晋级较难，不能享受完整的工作待遇和发展机会，而且处于权力的边缘。女性进入高层领导阶层的比例更低，归纳起来有三点：配角多，主角少；虚职多，实职少；下层多，上层少。可见，男性与女性在权力位置上是不均等的。杨长苓指出“性骚扰是在权利不平等的情景中，提出违反对方意愿的性要求，也就是说，某些社会群体会以特殊位置的权力，意图在其他领域中同样获益或剥削”。从权力的角度出发，职场性骚扰经常发生在权力资源较强的一方施于权力资源较弱的一方。这种权利滥用就会阻碍或伤害女性受害者享有完整工作待遇与发展机会。在职场中，无论从性别文化角度还是从权力实践角度，女性更多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女性更容易受到性骚扰。一旦女性奋起反抗，便会有可能受到权力的压迫，甚至失去就业机会，假若女性不反抗，这样会对女性身心造成很大伤害，自然也会影响女性职场作用的发挥。职场女性每天停留在办公室的时间大约9个小时，因此，在办公室保持一份好心情和良好的状态同样重要，然而职场性骚扰越来越多侵入职场女性的生活，使工作环境受到污染，如乌云笼罩了职场女性的好心情。同时，女性长期在性骚扰的困扰下，精神不堪压力，会出现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如妇科病，惊恐不安，睡眠障碍，焦虑等，大大降低了女性职场地位和作用，使女性不得不选择放弃目前的工作，也对女性的家庭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三）自身原因进一步加剧女性职场劣势

首先，中国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家庭观念影响深远，表现为女性自我意识淡化。在情感上，心理上，生活上对男性存在依附情绪，缺乏成就动机，进取心和事业心以及自强自立的精神。另外在工作中，女性的柔性也经常会成为其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因为过分的强调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不合时宜的表现自己的柔弱，温顺的性别气质容易给领导和合作者造成不可信赖的心理印象，有碍担当重任。

其次，女性对自身的人力资源资本投入不足。相对于男性，女性在学习方面是有很大多心好的。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女性最大的敌人就是她的习惯，女性对于复杂的，有深度的理性知识的学习比较排斥，女性参与职业学习的比例也会比男性小，这就束缚了女性职场的进

一步发展。尤其是婚后由于家庭和生育的原因，女性不得不间断人力资本的投入，造成了女性劳动者素质整体上不高，再加上年龄的增长造成职业价值下滑，往往使得女性群体无法具备高层次的职业技能，只能被排挤到边缘职业，停留在较低职位或直接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三职场女性的特权

广大职业女性是经济建设主力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她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是创造人类文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队伍。尽管女性在职业发展中面临许多困境，如家庭与工作的角色冲突，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等问题，同时兼有机遇和挑战。但社会仍赋予了职业女性一些特权，在国际发展政策中充分体现性别意识，通过政府决策推进性别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如国家政策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规划与促进，法律对职场女性在职场权利的维护，都使女性在职场拥有不断发展的机会，也是女性在职场的地位得到全面认可。

世界各国政府在促进女性就业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政策支持。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的世界妇女大会形成的《行动纲领》中，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达成协议：在政府及国际援助机构制顶具体的发展计划时，必须多考虑到妇女的状况，将妇女发展纳入整体规划。一方面，政府不断建立健全保障女性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在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法律社会最有效的就是法律。针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扶植和维护女性就业。200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将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问题，法律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维护了女性公平的就业权利，为消除女性职业生涯困境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另外，政府加强组织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为女性的职业发展提供指导和便利。各级妇女组织联合就业指导机构和培训机构通过开展讲座，培训，咨询等，在广大女性中深入宣传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并为女性正确规划职业生涯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引导女性提高个体成就的认识。同时，还大力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托幼托老师和家政服务业，推进家务社会化，把女性传统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在国家公共行政体系中，加大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把开发和运用女性人力资源纳入了人才战略的总体规划。健全女性人才培养机制，针对企业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相对薄弱的状况，提高女性参加各类培训的比例。建立合理科学的女性人才评价机制，摒弃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建立以知识能力，业绩为主要指标的评价体系，使女性人才得到公正的评价。同时为女性人力资源和职业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引导企业充分认识女性人力资源的价值，并通过税收减免，贷款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积极承担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社会责任。此外，社会利用媒体宣传和引导，变革传统的不利于女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提高性别平等的社会认同感。

在我国，《宪法》，《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在近几年都完善了对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例如对女性职业者在孕期期间享有的特权做出了很多人性化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辞退女职工或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这就保障了妇女在孕期不能被辞退，解决了职业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后顾之忧。法律不仅仅规定用人单位不能终止孕期或哺乳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而且还规定在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资，仍必须付全额工资。法律赋予孕期女工和新妈妈特殊的待遇，其中还包括带薪产假，保证孕期和产后就业，支付孕产医疗费用，享受工作期间哺乳时间等。另外，对于晚育者，法律同样赋予了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5条“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大多数女性，她们既是工作中的职业人，又承担着怀孕和生育的责任，法律赋予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一些工作中的“特权”，使她们又多了一些保护，也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用人单位来讲，这些“特权”也能合理，有效的保护女性职工，形成真正和谐的劳动关系。

四职场女性走出困境的途径

当前女性在职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是女性不能平衡家庭与工作，在职场中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女性徘徊于矛盾中，对女性职场生存地位带来了挑战。对于现今社会的女性，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要如何改变传统文化构建下的角色分工，又要如何走出现代职场的困境呢？主要还是从社会和自身两条途径解决。

社会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建构的角色分工，使女性肩负着家务和育儿的责任，而现代女性，由于生活需要又要在职场上穿梭打拼，却没有因此而使女性在家庭的劳务中减轻负担。在职场也由于文化的影响，女性遭遇性别歧视等就业困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社会首先要构建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全面认识。社会对于女性的认识即围绕着家庭，血缘展开，女性的社会角色大多与家庭相关。社会对女性性别认识过分局限，影响了现代女性就业。女性要想进入人人平等的职场，全社会必须以平等社会角色看待女性，将原来家庭中的性别角色概念放弃，撇开男女基于性别的角色差异，给女性工作创造宽松的性别角色空间，摒弃以往对女性社会角色单纯的认识。其次，妇女参与社会，为国家创造财富，妇女承担家务，是家里井然有条，为国家维护了家这个基本单位的和谐。女性为国家做出了诸多贡献，国家有义务缓解女性在职场贡献所承受的压力，减少和消除职业女性在工作，家务和育儿之间的冲突。社会应提供更多的法律帮助和政策扶持，如加强政府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政策支撑，建立健全保障女性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制度性的性别歧视现象，加强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指导和便利，同时社会应提供更多的家庭服务，使家务社会化普及，减轻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