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蜀酒文化

五、汉代蜀中的酒

汉代四川经济文化高度发展，酿酒业也更加兴旺发达。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全国开始征收酒税，并开始实行酒的专卖制度，这说明酒在国家税收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专家考证，从西汉到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生产的酒主要有以下几种：

甘酒：民间酿制的一种粮食酒。其酒“少曲多米，一宿而熟”。在成都凤凰山汉墓中，就曾出土刻有“甘酒”二字的陶罐。

清酉票酒：发酵期长，冬酿夏熟，酒味浓厚，据说有“一醉累月"的效力。左思《蜀都赋》载：“觞以清酉票，鲜以紫鳞”。

酴醾酒：采用酴醾花酿制的酒。扬雄《蜀都赋》中称道的“酴清”，即是此酒。

郫筒酒：将麦曲装在竹筒内酿成的酒，主要产于郫县。

有人说：古僰道上的枸酱，也是一种酒。

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酒器，包括青铜器、陶器、瓷器、漆器等等。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个东汉铜制酒樽，为汉光武帝二十一年（公元45年）蜀西工所造。酒樽附有托盘，通体镏金，并在樽和托盘的三个熊形足上镶嵌绿松石和水晶，制作极其精致，反映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在所有出土酒类文物中，以东汉画像砖中的《酿酒》、《酒肆》和《宴饮》图案最为引人注目。

在新都出土的一匹被称为《酿酒》的画像砖上，形象地展示了酿酒的工艺和分工。画面正中的妇女，双袖高挽，左手扶着大筛盘，右手正用力搅动盘中的酒渣；右面的那位男子，正烧火加温；酒槽左端的男子则神情专注地观察接酒过程；画面左角肩挑两桶的当是槽房中的供水工；画面左上还有一人正推着独轮车往外送酒，想必是酒坊中的运酒员或推销员。

《酒肆》画像砖则展示了当时酒的贸易场景：铺面临街，酒坛累累，店主站在柜内，正在应酬前来沽酒的客人。左上方有两位饮客正急匆匆地向酒店走来，左下方则是推着独轮车的运酒员。

《宴饮》画像砖图中有七人，正面三人，左右各二人，座次井井有序。峨冠广袖，举止从容优雅，展示了他们的身份。席前樽爵并列，碟碗横陈。众人捧盘举杯，互相推劝，饮酒作乐。

东汉画像砖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汉代酿酒、沽酒与饮酒的情景。

六、“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新解

汉代饮酒之风盛行，不仅官吏、富豪、文化墨客饮酒，一般百姓甚至奴仆也普遍饮酒。王褒《僮约》就曾严格限制奴仆饮酒的数量，“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当时城邑中出现了专门酿酒的作坊，市场上设有销售酒的商铺，路边道旁开有沽酒的小店，路上常见推酒的独轮车和挑酒的挑夫。在这幅酿酒、售酒、饮酒图中，“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千古佳话。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我国汉赋的奠基者。汉景帝时曾担任武骑常侍，后东游梁国（西汉封国）受到梁孝王的热情接待，写了《子虚赋》等名篇。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返回成都。因家贫，受临邛令王吉之邀到了临邛（今邛崃市）。一次，临邛巨富卓王孙大宴宾客，邀请县令王吉与司马相如参加。酒酣，王吉请司马相如演奏古琴。相如知道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才貌双全，丈夫死去不久，正寡居家中，于是拨动琴弦，弹奏了一曲《凤求凰》。卓文君早就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听到相如奏出的琴音中含有挑动之意，又从窗户中窥见了相如的翩翩风度，于是二人通过琴音产生了爱情。一天深夜，卓文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投奔司马相如住处，二人结伴驰归成都。卓王孙对女儿的叛逆行为十分气愤，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不久便一起回到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

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感到丢了面子，杜门不出。后经昆弟诸公反复劝告，卓王孙才改变态度，“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段史料，《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据此，通常的理解是，他们在临邛开了一家卖酒的小店子，卓文君坐在柜台内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负责跑堂刷洗酒碗酒杯。这种理解，未必妥贴。因为，《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他们“尽卖车骑，买酒舍”。这“酒舍”，可以理解为既酿酒又卖酒的酿酒作坊，即通常所说的前店后坊，自酿自销。既然西汉时期的“甘酒”可以“一宿而熟”，而东汉画像砖《酿酒》图上搅拌酒糟的又是妇女，说明妇女酿酒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聪明能干的卓文君很可能就是一名酿酒高手。司马相如身穿犊鼻裈（围裙或裤子），“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既表现了司马相如“大不拘"的“名士风度”,又说明他们所开的“酒舍”还雇佣了若干名酿酒卖酒的小工，并不是规模很小的夫妻店。至今邛崃市内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卓文君即从井中取水酿酒。如果只开一个零售酒店，而当时的酒，所含酒精浓度本身就低，再从井中取水往酒里注，那还有什么酒味呢？如此说来，司马相如在临邛开的是一家自产自销的酿酒作坊，卓文君应当是“文君酒”的创始人。

成都的琴台，相传是司马相如的故宅，唐宋时期为成都名胜古迹，宋以后荒芜不存。明代觅址修建的琴台，已非故址。当年的琴台在哪里？说法不一。据专家考证，大约在今通惠门附近的东南面。后来的好事者，多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再次返回成都后，曾在“琴台卖酒”。梁载言《十道志》复谓“琴台即相如与文君卖酒处”。此说大谬。因为，《史记》、《汉书》都说“文君当垆”之地在临邛而非成都，更何况他们已经得到卓王孙的资助，回成都即“买田宅，为富人”，何必再去卖酒？今日成都琴台路上的“文君酒家”，自称即为当年文君卖酒之处，显然是一种商业炒作。

七、诸葛亮酿酒与禁酒

诸葛亮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成都，史称蜀汉，以诸葛亮为丞相。蜀汉的疆城，除今四川、重庆外，还包括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刘备死后，诸葛亮继续担任丞相，辅佐后主刘禅，总揽蜀汉军政大权，担当起了治蜀的重任。诸葛亮治蜀，成绩斐然，深受川人敬仰。至今巴蜀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治蜀的故事，其中也包括诸葛亮与酒的故事。

相传蜀汉时期，诸葛亮为防止魏兵偷袭，在靠近陕西的大巴山麓的城口一带，布防了一支军队。由于士兵来自成都平原，不大适应山区的气候，不少人染上了“瘴疫”，舌头起泡，咽喉红肿，牙龈出血。诸葛亮见状着急，经访问当地老人，发现当地人之所以不染瘴疫，主要是常常吃一种卵形的野果。于是诸葛亮令士兵采摘了许多这种野果，让染病的士兵吃了以后，果然病都好了。可是，这种野果不便存放，采下后容易腐烂。诸葛亮又去请教当地群众，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野果腐烂而让士兵免于染上瘴疫呢？经过考察和多次实验，诸葛亮终于用这种野果作原料酿出了一种酒，蜀军士兵饮用后，再也不会染上瘴疫了，边防也得到了巩固。这种野果，就是猕猴桃。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酿成酒后含量也很高。士兵长久不食蔬菜，体内缺乏维生素c，大概就是染病的原因。这么说来，诸葛亮也许是猕猴桃酒的发明人。

相传公元225年，诸葛亮屯兵江阳（今泸州），在忠山上训练士兵，以备南征。当时，江阳一带瘟疫流行，诸葛亮便叫人采集草药百味，制成曲药，合南城营沟头龙泉之水酿制成酒。令将士日饮一勺，并兼施百姓，即避瘟疫。诸葛亮配制曲药酿酒的方法，为泸酒乃至川酒增添了一段趣话。

上述两则诸葛亮酿果酒、制曲药的故事，都与军旅和防治瘟疫有关。是不是诸葛亮就很主张饮酒呢？史书上记载，诸葛亮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尤其是为了筹集军粮，以便北伐曹魏，

曾采取过若干限酒、禁酒措施，不准用粮食酿酒。甚至规定，私自酿酒、售酒者处死，就连家中藏有酿酒工具不上交者也处死。由此看来，诸葛亮对酒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在中国历史上，不独诸葛亮如此，许多朝代的当权者都有类似情况。

八、唐代的蜀酒

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川战乱频仍，政权不断更迭，经济文化发展停滞。入唐以后，巴蜀地区一直比较安定，经济文化出现了可喜的繁荣景象。川籍诗人陈子昂认为，成都平原“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中唐以后，川西平原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唐宣宗时，卢求游历成都，在其《成都记·序》中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皆系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妙要，扬不足侔其半。”当时的成都，商品经济发达，酿酒业十分兴旺。市区内有专门经营酒的区域和商铺，称为酒行、酒肆。成都的富春坊，常是达官贵人、骚人墨客饮酒作乐的地方。费著《成都游宴记》载，唐玄宗入蜀，就曾饮酒于富春坊。

据文献记载，唐时蜀中著名的酒主要有以下几种：

生春酒：《新唐书·地理志·成都府蜀郡》载：“土贡，生春酒”。此酒属名特产品，因而成为奉献朝廷的贡品。

烧春酒：唐宪宗时，中书舍人李肇在撰写《唐国史补》时，把“剑南之烧春”列入天下名酒之列。

青城乳酒：此酒气味浓香，出自青城山道士之手。杜甫在《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诗中写道：“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

郫筒酒：此酒早负盛名。杜甫在《寄严郑公》诗中写道：“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

蜀酒有什么特点呢？杜甫在诗中写道：“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浓无敌”可以理解为浓度最高，芳香美味，也许就是浓香型川酒的来历。

有人说：诗为酒侣，诗见酒魂。唐代是诗人的时代，诗酒交相辉映，酿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

李白与杜甫，人称诗仙与诗圣，也可称为酒仙与酒圣。李白自幼入蜀（或说出生在四川江油），26岁离川，在蜀中生活了20多年；杜甫为河南巩县人，为避安史之乱流寓蜀中达10年之久。李杜二人均嗜酒。据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统计，李白诗1050首中，与酒有关的170首，占总量的16%；杜甫诗1400多首，与酒有关的300多首，占总量的21%。

李白年轻时曾游历绵竹县，因随身携带的钱不够，为饮绵竹美酒，只好“解貂赎酒”，在当时便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佳话。正是有了蜀中美酒和蜀中秀丽山水的陶冶，才成就了李白一生的诗酒豪情。

杜甫入蜀后，曾卜居成都浣花草堂，“种竹植树，纵酒啸咏”，写了许多诗作，为我们了解唐代蜀中社会经济尤其是蜀酒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除了咏青城乳酒、郫筒酒外，还有不少表达诗人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借酒抒怀的名句佳作。例如：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除李白、杜甫外，许多川籍诗人及客居四川的著名诗人如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高适、岑参、张籍、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贾岛、李商隐等都曾游历蜀中。他们无不嗜酒，他们的诗里也无不写酒。例如：

卢照邻：“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綴天。”（《十五夜观灯》）岑参：“因寻野渡逢鱼舍，更泊前湾上酒家。”（岑参曾任嘉州〔今乐山市〕刺史，此诗系罢官后游戎州〔今宜宾市〕时所作。）

元稹：“虚度东川好时节，酒楼元被蜀儿眠。”（《好时节》，元稹曾任东川节度使）

张籍：“锦水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

李商隐：“座中醉客延醒客，江山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离席》）

雍陶：“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雍陶，成都人，曾任简州刺史。）

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字洪度，自幼随父入蜀，居住成都，直到逝世。唐德宗贞元年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得知薛涛诗名，召其侍酒赋诗，遂入乐籍。薛涛诗作《锦江集》五卷，收诗500余首，多散佚，现仅存90多首。由于薛涛志行高洁，为当时士大夫所敬重。著名诗人元稹在《赠薛涛》一诗中写道：“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元稹将薛涛与卓文君并列，是因为她俩同为蜀中才女。更巧的是，卓文君的遗迹在邛崃有一口“文君井”，后来酿出了文君酒；而薛涛在成都留下的“薛涛井”，后来则酿出了薛涛酒。

当我们拜读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等诗句时，禁不住会问：古人饮酒动辄以升以斗计，难道古人真有那么大的海量么？据现代学者考证，古人饮酒之所以动辄升斗，主要是当时酒的度数低。唐和唐以前还没有高浓度的蒸馏谷物酒，只有压榨酒或漉酒（滤去酒糟的酒）。即使是杜甫所说的“蜀酒浓无敌”，也是相对于其他低度酒而言的。同时，当时的度量衡与今天也不一样。按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中的标准，西汉时的1升，仅折合今天的342 2毫升；东汉时更小，折合198 1毫升。唐代的1升，相当于今天的594 4毫升；宋代大一点，也仅折合664 1毫升。如果按李白自己说的“一斗合自然”。饮酒一斗，则相当于今天的5944毫升，又是低度酒，相当于今天的啤酒、黄酒之类的度数。因此，不能说古人比今人的酒量更大。按今天的情况，一般每瓶啤酒为680毫升，李白时代的一斗，不足今天的10瓶。今天，能喝10瓶8瓶啤酒的人算不得“惊人”的酒量，能喝一斤两斤老白干之类高浓度白酒的人也并非没有。更何况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中说的“海量”，绝不能作为生活中应遵循的“标准”，因为文学作品是允许夸张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主张饮酒要适量，李白杜甫嗜酒成癖，以至酒精中毒而早逝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