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荆襄地区军事地理位置及其战略地位

第31卷第1期2009年1月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 o u rna l o f Xi a ng ta n No r m a lU n i ve rs ity(So c i a l Sc i ence Ed iti o n)

Vo l.31No.1

J a n.2009

古代荆襄地区军事地理位置及其战略地位①

曾建忠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　要:荆襄地区军事地理位置很早就引起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大多以此地理位置为依托,而一举取得成功的。该区域在中国历代战争中的作用有史可鉴,“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对荆襄地区的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不能简单与其他地区的类比,而应把它放在天下大势中来考察。

关键词:荆襄;地理位置;强藩巨镇;战略枢纽地位

中图分类号:F9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9)01-0220-04

荆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地理位置及战略地位非

常重要!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有文章论述。最为有名

的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的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與

纪要》-湖广方與纪要序。但顾祖禹只写到元朝初年。今

人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南宋时期荆襄地区战略地位的著述

较多,如朱绍侯的《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饶

胜文的《布局天下》、胡阿祥的《兵家必争之地》等等。这些

文章写得都很好,但不足之处是涉及的朝代有限,尤其是元灭南宋后至清初这一段时间,很少有论文涉及。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弥补了一些不足之处,增添了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初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中,荆襄的重要战略地位!尤其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飞兵奇袭襄阳和二十八骑入城战役,更突出了荆襄的枢纽位置。但张在占领襄阳后,没有认识到襄阳的地位而撤出襄阳,令人扼腕;相反,两年后,李自成占领襄阳,改其为襄京,并建立政权,这充分证明李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这一行动为他最终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奠定了基础。

此外,本文在描述战例的基础上,更全面充分地论证了战略枢纽与军事据点的关系,这样更能突出这一地区“用武之国”的地位!

地理位置是指地表上某一地理实体与其他地理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地理位置的含义较广,其对军事影响较明显的是自然地理位置和国防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是指国家和地区与其外在某些自然事物的空间关系;国防地理位置是指该国与邻国的空间相对位置或相互关系。

一　荆襄地区军事地理概论

荆州(现江陵)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以境内婉蜒高耸的荆山而得名。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低山、丘陵、冈地、平原依次过渡,微缓倾斜,主体是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河积、湖积平原。海拔在20～50米之间。东晋时期荆州版图最广,北接大巴山,地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宋之后,荆州辖区渐狭,基本限于湖北省境内。长江横贯东西,连接吴蜀,流经荆州由大江入湘、入赣,亦无不便捷;汉水由江夏透逸而北以至西北,自襄阳西北行入汉中、关中,北行入南阳、洛阳,或水或陆,皆有通道。

图1　湖北山川形势图

襄阳介于秦岭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中间,上游大部是山地,山间颇多小盆地和峪口;下游则湖泊连绵,地势低洼。北当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对。南有岘山,西南列山如屏,群峰对峙,地势险峻。

由于襄阳具有枢纽地位,历代王朝都以占襄阳为握有战略上的主动权。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经营襄阳。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大大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

022①收稿日期:2008-10-07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2008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S080114)

作者简介:曾建忠(1972-),男,湖南株洲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操、苻坚、拓拔宏也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荆州在襄阳之东南部,又是东南防御工事的上游要地。三国时期为争荆州而展开的几场大战,正是因为荆州的战略位置而引起的。当时的荆州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等省的一些地区,辖长江南北二十多个郡,处于三国的交接地带,地理位置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重要。该地区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是兵源、粮源的重要供应基地,故成为魏、蜀、吴三国反复争夺的地区。而刘备之所以能崛起于群雄逐鹿的汉季,与占据荆州这一要地有关。在遇诸葛亮之前,刘备事业屡起屡仆,重要原因即在于他没能占据一块战略地位重要的地盘,缺乏建立与巩固政权的地理空间基础。而后,诸葛亮在隆中为其规划方略使他茅塞顿开,从而把占据地理位置重要的荆、益二州作为立国要策之一。

荆州既可以与汉中形成对魏钳形攻势;也可以顺江而下,直捣东吴。其对于蜀汉政权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一旦失去它,即被限制在长江三峡以西的巴蜀一隅,只有守之余地而无攻之优势,当然也无法完成兴复汉室大业。正因为如此,刘备在赤壁之战“借”得荆州之后便苦心经营,并派关羽重兵把守,但最后却不慎丢失。荆州失守,使这一维持蜀汉与曹魏、东吴鼎立的支撑倾倒,从而打破了战略格局的平衡态势,并构成了蜀汉政权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自刘备丢失荆州、夷陵兵败以后,蜀国尽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六出祁山,姜维秉承遗训,九伐中原,但都无力回天,而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魏、蜀国力悬殊,二是丢失了荆州这一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1]。

然而,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难。何也?以襄阳来看,所谓“铁打的襄阳”,是指它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易守难攻。荆州的防御工事并不逊色于襄阳多少,却没有襄阳的地理优势。以襄阳攻荆州,水陆两路,襄阳都处于高势,拥有上游攻下游、山地俯瞰平原的优势。而荆州地处平原,既没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又没有善于山地作战的士兵。襄阳兵力正是利用了三峡上游水道及宜昌地区的山地屏障,才具有攻打荆州的优势的。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写过一部著名的历史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在这部书中,他是这样阐述荆襄地区的战略关系的: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三国争荆州,吴人不能得襄阳,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辄破于襄阳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阳,襄阳挟魏兵以来,而江陵之亡忽焉。……五代时,高氏保江陵,赖中原多故,称臣诸国,以延岁月。宋师一逾襄阳,而国不可立矣。蒙古既陷襄阳,不攻江陵,而攻两部也,亦以江陵不足为我难也[2]。

二　荆襄战略地位形成的地理基础

分析构成荆州重要战略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有山川之险。江陵先后有楚、梁、后梁、南平在此建都,作为都城历时500余年,较之“十朝古都”南京,“七朝古都”开封,并不逊色。江陵南有长江天堑,北有襄阳之蔽,东有武昌之援,西有夷陵之防,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二是有经济后盾。古谚云:“两湖熟,天下足、”对江陵而言,这里土地沃野,具有丰足的农产和水产。富饶的物质资源,给江陵提供了充足的兵粮。三是有交通之便。顾祖禹称:江陵“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越”。[3]从江陵逾江而南,可经洞庭湖溯湘水至岭南,溯长江而上可通巴蜀天府,顺长江而下可达吴越,北有大道,经鄢、邓、宛可出方城,直抵中原。交通上贯通南北,左右东西的优势,赋予江陵以中心辐轴的地位。

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它处于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以汉中而联络陇西。襄阳又处水陆交通要冲,东道武汉。西控商洛,北通南阳,南蔽江陵,进之可以图中原,退之可以固东南。在军事上,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向被称作“天下之腰臂”,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战事频仍。

三　古代历代战争对荆襄的利用

众所周知,荆襄地区,尤其是襄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与齐、晋争霸,就以这一地区为战略根据地。

荆州之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行动,主导了三国之间或战或和的状态。荆州地区也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西晋司马炎称帝后,于泰始五年(269年),派重臣羊祜任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直到咸宁四年(278年)羊祜病逝,主持荆州军事十年。三国争霸时期遭受重大损失的荆州,经过羊祜十年的悉心经营,实力大大增强,从“军无百日之粮”的困难局面,转变成为“有十年之积”的富庶大郡,也成为西晋南境的一个强大的军事重镇。这时的吴国,政治腐败,吴主孙皓统治暴虐,穷奢极欲,羊祜即上疏晋武帝,言伐吴方略,建议以巴蜀、荆襄、淮南三路齐举,而以上游的突破为重点。280年,西晋最终灭亡吴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的灭亡,若从军事上看,决定性的失败是在荆州上游。客观地讲,孙吴荆州上游的形势本身就有不完整之处。孙吴的荆州基本上只是荆州的江南部分。在湖北境内,由于地势的原因,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则难。孙吴前期荆州上游防御之所以稳固,一是有蜀汉与之为盟,上游的压力较小;二是有堪称名将的陆逊、陆抗等无形的长城作为支柱。随着蜀汉的灭亡和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荆州上游的弱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陆抗此前曾提醒孙皓加强上游的防御,孙皓却未听取。西晋巴蜀之军东出、襄阳之师南下,孙吴荆州上游的防御顷刻为之崩溃。而一旦上游失守,下游便再无险可扼。

东晋一朝,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并不在于南北对立,而是东晋内部荆、扬二州关系多次出现紧张,甚至干戈相见。荆州经过西晋统治者的精心经营,已经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同时,荆州的守将也开始自持,逐渐展露出不臣的野心。出任都督江、荆等州军事的颖川庚氏与掌控建康政权的琅邪王氏,以及其后都督荆、江等州军事的谯国桓氏与控制中央的谢氏家族,都曾发生过公开或者隐蔽的对抗。从东晋初爆发的王敦之乱,到东晋末桓玄自江陵兴师东下,篡晋自立,无不显示出荆州左右东晋政局的特殊地位。

这一时期,荆州大权基本上都控制在王氏、庚氏、桓氏等世家大姓手中,他们或是直接叛乱,或是冠冕堂皇地举起北伐大旗,但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尽办法占据荆州,形成总控上流的局面,从而影响江左的东晋中央政权。

桓温死后,桓氏仍在荆州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

122

直到桓玄入主建康,改朝换代。桓玄称帝后,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3]元兴三年(404年)在镇压浙东农民起义中立功的彭城内使刘裕起兵进攻桓玄。桓玄不敌,逃回荆州大本营。经过几年的战斗,刘裕终于基本清除桓氏在荆州的势力,稳定了对荆州的统治。刘裕代晋之后,鉴于荆州地广兵强,东晋大族专兵上流、遥控朝权,对荆州特别重视。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他主要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措施:一是派宗王出镇,二是对荆州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削弱荆州实力。荆州经过几次重新划分后,到刘宋末期,藩屏上流的功能丧失殆尽了,但即便如此,荆州仍然对中央政局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宋明帝死时,遗诏任命了六位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后废帝,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位是掌控中央政权的禁军将军萧道成,以及历任郢州刺史、荆州刺史的沈牧之。两人最后反目成仇,大动干戈,萧道成打败沈攸之,建立了南齐。到了南齐中后期,权臣雍州刺史萧衍也走上了造反之路。此时的荆州己经被大大削弱,军事实力自是不能和雍州相提并论,但是荆州毕竟是上流重镇,距离襄阳步道500里,还有水路相连,一旦荆、扬相连,雍州必将腹背受敌。因此,萧衍在起兵东下之前,必须得到荆州的支持。

最后他杀死和帝萧宝融,正式建梁。梁武帝在位末期,东魏权臣侯景联合梁临贺王萧正德于太清二年(548年)在寿阳起兵,随即渡过长江,占领梁朝都城建康,梁武帝被禁,梁朝各州镇纷纷发兵勤王。不久被软禁的梁武帝饿死在狱中,萧梁政权名存实亡。此时,对于诸方镇的王子宗室来说,争夺皇帝的宝座和平定侯景叛乱比起来,前者变成了头等大事。他们相互撕杀,争夺地盘。其中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南徐州刺使邵陵王萧纶、益州刺史萧纪成为三个头号竞争对手。最终由湘东王萧绎剪除侯景之乱,击败萧纶、萧纪,继承帝位,即为梁元帝。

梁元帝萧绎坐稳了皇位,决定留都江陵,不还建康,只遣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分镇下游的建康、京口。议都之初,武昌太守朱买臣对萧绎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4]但萧绎群臣多荆州人,眷念本土,萧绎本人也认为“建康凋残,江陵全盛[4],遂决定定都江陵。萧绎此时都江陵而不还建康实为失策。西魏已先据汉北之地,又夺占汉中、益州,且襄阳还有附庸于西魏的萧,江陵两面受敌,如何能为一国之都?萧绎也已意识到了江陵所处形势不利,却未采取行动。西魏宇文泰久有图梁之意,并为攻梁作了充分的准备。554年西魏进攻梁,合围江陵,杀死萧绎,而立萧为梁帝,以荆州三百里地给萧,并以助防的名义,驻兵江陵,控制萧。次年,萧称帝于江陵,为西魏藩属,史称后梁。下游方面则有北齐介入,王僧辩与陈霸先为立新帝发生矛盾,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击退北齐兵。梁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梁帝自立,梁朝灭亡。

梁朝灭亡,在地理经营上应归因于萧绎一手造成的两大失误。第一个失误是为争权而失上游险要。萧绎与萧誉、萧相争,失襄阳及汉北之地;萧绎与萧纪相争,又失益州。襄阳居江陵的陆路上游,益州居江陵的水路上游。失此二地,荆州形势实已残破,由此而生产了萧绎造就的第二个失误。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不图深根固本,谋国家之长治久安,却怀苟安之心,定都江陵。在江陵外围险要俱失的形势下定都江陵,无异于委身虎口,西魏发兵南下,萧绎便束手无策,坐取灭亡。而下游地区经过“侯景之乱”的破坏后,民生凋弊,又无宗室重镇,所以一旦萧绎败亡,梁室便不能振,陈霸先所为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陈霸先建立的陈朝,战略地位不妙,昔日南方与北方抗衡,大体上虽说是依托长江,但那时长江下游有淮河作为屏障,上游有荆襄作为屏障。现在江北屏障尽失,数千里长江随处可渡,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尤为致命的是,巴蜀、荆襄一失,则长江之势已归于北方。北方据有巴蜀、荆襄,也可建立水师,且资上游之势,沿江顺流直驱。这样,长江之势反倒是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南方了。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取代北周,此时,他也在为灭陈作准备。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和益州三个方向同时进攻。最后,俘虏了陈后主,灭陈。

唐初平萧铣,亦分兵出襄州道。唐太宗置山南道于此,认为“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安史之乱,汴洛沸腾,而襄阳无虞,故而东南地区的物资,得以通过这里供给逃往四川的唐王朝。

北宋初,赵匡胤命人以借道攻取长沙为名,袭占荆州。荆州一下,湖南顷刻危机。北宋末年,靖康年间,由于金兵南进,宋朝丢失了中原地区,庆幸的是,荆州仍在宋军手中,所以还能借此西图巴蜀,北顾襄宛。

南宋的防御部署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又以襄阳和樊城为连接中下游的纽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蒙古两次攻宋,都因为战略主攻方向失误而收效不大。所以,第三次攻宋,忽必烈吸取了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如覆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因为襄阳和樊城地处汉水中游,两城隔水相对,互为依托。控制了襄樊,就控制了鄂、豫、陕的交通咽喉,可以北瞰汴、洛,南扼长江中游,向下可切断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忽必烈决定中路突破,任命阿术为主帅,统帅主力争夺襄阳,又命注良臣的西路军攻重庆,东路军攻淮西,配合襄樊之战。宋蒙双方在襄樊一带激战六年有余,最后采用南宋降将张弘范的断绝襄樊二城之间浮桥的办法,集中兵力用回回炮猛轰宋军城池防御工事,先克樊城,次下襄阳,终于夺占襄、樊这一战略要冲,在南宋的防御体系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为顺流东下灭亡南宋奠定了基础。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三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互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

元末农民起义中,徐寿辉、陈友谅曾兵陷襄阳路,元政府派人讨伐。《续资治通鉴》记载:“吴王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广襄阳诸郡。遇春既行,复调邓愈为湖广平章,领兵继其

222

后。五月,遇春至襄阳,守将弃城遁。遇春追击之,俘其众

五千。佥院张德、罗明以谷城降,遇春送之建康。

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袭取襄阳,又一次证明了襄阳战略地位的重要。崇祯十一年(1638年),坚持反抗明廷斗争已十余载的农民起义军,暂时处于斗争低潮。张献忠名义上“受抚”,但还是在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此年五月,他再次起义,罗汝才立即响应,张献忠部成为反明起义军的主力。义军入川,明军倾巢出动而蹑其后。张献忠部转战四川不到半年时间里,牵着明军东奔西走,使之晕头转向。这时摆在义军面前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就是打回湖广,发展胜利,开创斗争的新局面;而首要的战役目标,就是襄阳。襄阳有明朝的藩王府和一大批官僚显贵,也是杨嗣昌(明朝镇压起义军的主要统帅)督师大营老巢。攻取襄阳,可以解决军饷问题;另外,张献忠的家人也被俘进了襄阳的监狱。张献忠袭取襄阳,神机妙算,手到擒来,颇具传奇色彩。襄阳城虽只有数千守军,但城防很严。张献忠即令部将刘兴秀率28骑出发为前锋。这28人设法与早先潜入的内应取得联系,于初更后放火。约午夜时分,张献忠率领2000精骑兵冲入襄阳城活捉了襄王,然后将其斩于城楼上,并处死了贵阳朱常法等明官吏多人。然而,在他占领襄阳后,没有以襄阳为中心,以荆襄地区为根据地,重新调整对敌斗争的战略。南宋时参与军机的著名“中兴贤相”赵鼎,在论及半壁江山的战略决策时也曾认为,“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因此,他主张屯集重兵于襄阳,以对付金和西夏。杨嗣昌大建襄阳,也是作为一个战略据点的,“江汉间列城数十,倚襄阳为天险。”

张献忠据襄阳后,完全可以此“天险”为依托,坚守城池,抗击来自西北方向左良玉部的进犯;同时,可派出部分主力到外围作战,逐步扩大根据地,坚固襄阳的中枢地位。另一方面,联络东面的左革五营,这就可以造二、三十万农民军雄锯豫皖之势,而与河南地区的李自成部相呼应,严重威胁明王朝的首都及陪都南京。如果是这样,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改写。然而,张献忠在占领襄阳后只驻了一天就撤出部队,没有注重根据地的建设,错过了这样一个大好机会。

我们再来看李自成。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等主力义军40万向襄阳进军,左良玉部20万大军守襄阳、樊城,毫无斗志,闻义军将至,预先强征商船将辎重运走,待李自成大军来到,未及接战,拔营先遁,义军顺利进入襄阳、荆州,李自成分兵取附近州县。后来,义军又返回襄阳,在襄阳,李自成发布了《剿兵安民檄》,表明李自成已逐步确立了领袖地位。

崇祯十六年春,义军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中央及地方机构。李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公文用干支纪年,设丞相,以牛金星担任。设六政府,相当于六部,各设侍郎一人。另外,李自成对军制也进行了改革。遗憾的是,义军最后丢失襄阳,逐步失败。

清初,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时,荆襄地区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荆襄地区在古代历代战争中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然而其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却与它天然的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论,荆州处于长江的中游,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依仗长江天堑,是南方政权借以与北方对峙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顾祖禹在谈到荆州的重要战略意义时就精辟地论道:“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9]更重要的是,荆州重要战略枢纽地位形成得益于其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战略枢纽与军事要点同样都是重兵集结,重将驻守,他们的区别就是,后者往往是针对局部的一次或一段时期的军事行动而言的,军事行动结束,军事据点可能随之撤消。而前者则是出于对整个大局势的长远考虑,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略枢纽的地位不会改变。军事据点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战略枢纽就是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总线。因此,战略枢纽往往都由许多军事据点围绕其中,依靠便利的交通,将这些孤立的军事据点连成一线。荆州居长江中游的平原丘陵一带,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水陆两路都十分便利,长江横贯荆州东西,加上西北的汉水,由荆州向东入豫州、江州、扬州,向西北入汉中、关中都十分便捷。在荆州及附近的长江沿岸,设有南阳、江陵、襄阳、樊城、石城、巴陵、夏口等军事据点,呈线状分布,一遇战事,首尾呼应,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

但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元末到清朝初期,受经济、政治结构变化以及军事技术进步的影响,枢纽地区在内地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作用大大下降。受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襄阳、江陵因为偏离主要交通干线,对战争的重要性和影响明显减弱。其次,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统一国家的巩固,也不再有公开、持续的分裂割据。政治领域的这一变化也削弱了荆襄地区在军事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再次,宋元时期是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火药普遍运用于军事以及火器的创制,结束了冷兵器一统天下的历史,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兼存并用的时代。特别是元代火铳的出现,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新式火药武器的威力,使城垒的防御作用明显下降。火药爆破和火炮攻城使守方无法长期固守城池,很难抵抗优势兵力的强攻,从而大大减弱了枢纽区域对战争的影响。

尽管如此,时至现代,荆襄地区优越的军事地理位置及作为战略枢纽的地位并没有丧失,在未来的国防建设当中,它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诗图,王恩涌.魏蜀吴三国时代的政治地理战略分析

[J].人文地理,1996,(3).

[2]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湖广方與纪要序[O].

[3]房玄龄.晋书[O].

[4]司马光.资治通鉴[O].

(责任编校　朱正余)

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