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从女权主义看“花木兰”

女作家与女读者从来是在“与潮流对抗”中工作的，如亚里士多德宣称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在于其根本上就缺少某些品质”，这类的言词还有很多很多文学家和哲学家都曾说过。女权主义批评的意图，便是改写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重新发现在男性社会及父权中心下被埋没的女性作家和作品，建构支撑“女性写作”和“女性论述”的“女性话语”。它要求女人以“女性”的角色来解读作品，也就是带着“性别觉悟去解读”。

那么，身为一个女性，请让我用“性别觉悟”了的视野，来剖析女权主义下的花木兰。

在对女性境遇的考察中，女权主义发现，女性在社会地下的地位和悲惨境遇，不是男性统治者所说的那样，不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女性的性别，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平的的现实给与的。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此种境遇，无论实在电影《花木兰》或是诗词中，都是有所体现的。战争是属于男性的地方，女人的社会职能是为男人而服务。在电影《花木兰》中，开场便是要将花木兰打扮成一个大家闺秀；而在《木兰辞》中，花木兰的身影是从勤劳的“唧唧复唧唧”声中开始的。

那个社会不平的现实，是根深蒂固的。是女性存在的缺失。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女性遍布存在于这个社会里，她们是非存在的，是男性的附属者和屈从者；女性非存在的状态是社会男性强权统治和不合理的历史造成的，表现为人类整体的存在的缺失。

花木兰从这种不合理的统治中跳出来，以挑战男性的身份被雀跃于历史舞台上，她本身就是一个女性觉悟的体现。电影《花木兰》将其故事膨大，塑造出一位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时代普通女性的性格和形象，女性必须自觉确立自我意识和主体性。我们从花木兰身上看到，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不仅是社会的问题，更是女性自身的问题，需要自我觉醒和自觉发展。女性作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往往是不被承认的，只有依靠女性自己自强不息地自我奋斗和社会运动相结合，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

回归之前的女权主义理论，而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性别解读”的概念涉及三种性别的比较和转换，一个女人的阅读同时涉及了作为女人的胜利经验、对女性角色的认同和女性的社会角色。一方面，女权主义捍卫妇女属性，为妇女争取权利并且宣传女作家的作品，认为它们反映了妇女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进行异性策源的理论批评，异性策源以男女之间对立的方式组织属性和文化。爱莱纳·苏瓦尔特把针对男性的假设和传统做法的“女权主义批评”与“女性批评主义”区别开来，女性批评主义关心女作家和妇女生活经验的再现。“女权主义理论包括两个支系，一是拒绝对它的性别功能的绝对正确性进行心理分析；一是像杰奎琳·罗斯、玛莉·雅各布斯和卡加·希尔弗曼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关于心理分析的杰出阐述。她们认为，只有通过心理分析，掌握了它对内在规范的错错综性的认识，你才有可能去理解并且再构思妇女的处境。”①女权主义在它众多的项目中通过拓宽文学的标准和引进一系列新的议题，已经给美国和英国的文学教育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重点来看美国女权主义，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妇女形象批评”、“妇女中心批评”和“身份批评”。

关于“妇女形象批评”，主要是剖析传统男性作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失真刻画，以及男评论家对女性作品的批评方式。妇女形象在男作家那里往往表现出两级分化的倾向，要么是天真、美丽、可爱、善良的“仙女”，要么是恶毒、刁钻、淫荡、自私、蛮横的“恶魔”。《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段是对木兰形象的一个侧面描写，木兰一边贤惠的织布，一边为年迈的父亲出征而担忧。一个温柔、善良、勤劳、勇敢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而把女性形象描写的犹如恶魔主要是在《水浒传》和《西游记》当中，比如《水浒传》中孙二娘是黑店老板娘、外号“母大虫”的顾大嫂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对他人动粗，《西游记》里的白骨精、蜘蛛精等等妖精都是蛇蝎美人、心肠歹毒。

①维基百科

“妇女中心批评”着重挑战父权传统下的景点文学书目标准。女权主义者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将女性作品与男性作品分离开来加以系统的评说，旨在创建“她们自己的文学”夺回重建经典文学书目的权力并付诸实践。在这点上，“花木兰”只能作为一个女性精神的领袖。

在“身份批评”阶段，许多女性主义者对以往不证自明的“女性身份”展开反思。在她们看来，任何读者、作者和批评家无不带着特定的社会身份标记，他们都是从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阶级、时代以及各种个人因素所铸成的立场出发，从事各式各样的文学活动。花木兰所处的中国封建社会，社会默认的规则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自然不用说了。木兰虽然处于孝道勇敢的替年迈的父亲去出征，可是最终她还是脱下戎装回归家乡，回归了当时绝大部分女性生活的道路，结束了她抛头露面的“非正常生活”。在动画片中，如果说没有木兰的话，李翔会死、皇帝也会被杀，国破家亡随之而来。可即使木兰拯救了一个国家，最终也还是回到了普通女性的生活轨迹。花木兰是成功的，只是活在一个不成功的时代中。

然而，尽管花木兰最后回归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我依然相信她不会被任何困难所打倒。反观女权主义者多丽丝·莱辛笔下，《野草在歌唱》的女主人公玛丽，玛丽自身性格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引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自虐症的观点，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女权主义者们批评，不过在莱辛的小说里有所体现。玛丽与迪克结婚后，她强迫着自己爱这个和她没有共同语言的丈夫，因为她觉得她需要一个“比自己坚强的男人”，“如果他的意志力确实比她强，并因此真的占了她的上风，那她一定会爱他”。因为迪克始终不是她所想的男人，使得玛丽对迪克性生活和精神上的冷淡，但是仍然在无意识地屈服于这个“比自己强壮的男人”。而后来与黑人摩西发生关系，即使她深受种族意识的教化，却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最终走向毁灭。玛丽在整部小说中，都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承受婚姻的痛苦，强迫自己与不爱的人在一起，又与黑人奴隶无果的越轨关系，她在一种危险的、预示着毁灭的道路上寻求快乐。她在最后死去的时候，认识到：“她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变成了一个没有意志力的女人，坐在一张又破又脏的旧沙发上，等待着黑夜来毁掉她。那是她应得的，她自己完全知道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呢？她又犯了什么错呢？”玛丽是在自我毁灭，而花木兰能够从困境中挣脱出来并且得到自我的觉醒和成功，是一种女性自强意识的存在。

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中，雅典娜把胜利判给了代表男人论点的阿波罗，其原因是母亲不是孩子的起源。男子理性原则的胜利结束了婆婆妈妈的复仇女神们的统治，肯定了父权制对于母权制的优越地位。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主义一直在追求打破这种男权文化沾沾自喜的确定性，确立两性平等的信念，根除社会改造中的性别歧视。时至今日，两性平等的观念在渐渐建立，但距离根除社会中性别歧视的现象还是有段距离的。我们仍旧需要积极向上的女性主义，优化社会男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