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怀念民国教育

我们为何怀念民国教育？

2015-08-07 中国教育研究

其实，任何对往昔的怀念都隐含着对现实的失望和含蓄的批判，对民国的怀念也一样，当我们对现状迷茫并怀疑未来的时候，才会回望历史。

一说到民国，我们总想到那些闪光的名字，鲁迅、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陈寅恪、胡适、梁漱溟、蒋梦麟、钱穆、林语堂、张伯苓、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当年也享受过民国的教育助学金；49年以后国家搞“两弹一星”的老科学家朱光亚、邓稼先等也都是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

民国大师

为何民国大师辈出？这问题回应的是钱学森之问。其实，社会现象和历史结局后面往往是多因一果，但必有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妨先思考另一个问题：美国为何能够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我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回到前一个问题上来说：我们几十年为何出不了大师？我觉得主要还是自由的缺失。生命是有自由意志的，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个性化人格，也不可能有创造，哪里会有大师？自然原理是：花盆里栽不出大树，笼子里养不出老鹰。

民国教育搞得好，主要是大环境自由宽松。

当时军阀虽混战，但不妨碍思想文化自由，社会似乎很乱：演戏的爱谈政治，政客常登戏台，军人喜弄文墨，文人常谈兵法。信仰也五光十色：蒋介石、冯玉祥信奉基督，唐生智、段祺瑞信佛，刘湘信道，陈炯明信仰社会主义……在禁锢人大脑的八股教育寿终正寝之后，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制度也土崩瓦解，尤其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带来了西方新的思想观念，加上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

以及对几千年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的批判，使中国出现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局面。“五四”的启蒙，带来科学教育的畅行，民主共和也深入人心。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学校没有忽视和放弃人文传统教育，加之民国又特别重视公民教育，这就使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三者交融，形成非常好的教育组合。胡适与陶行知把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教育、生活教育和社会教育思想引入中国，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对改变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大。比如陶行知先生提出的“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不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要做一品大百姓”就是针对我们传统教育升官发财、成龙成凤的“人上人”价值观而言的，主张培养常人、凡人，同时针对当时学校普遍流行的对孩子管得过死过于成人化的流弊，陶行知提出“解放小孩子”的六点主张。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也对社会影响很大。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事业也取得了很大成果。

胡适（左）陶行知（右）

当时也有教育部，但教育部对教育的控制很弱，教育实际上还在教育家手里。许多大学真正是教授治校，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校长只管服务，搞不好就被轰走，校长也很有骨气，敢于顶撞领导，甚至冒犯党国元帅，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就是一例。许多教师特立独行，一当教授更是牛气冲天，也可对校长的指手画脚不闻不问，课堂上爱咋讲就咋讲，不用担心学生告状被解职，牛人不会被埋没，也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党国对教育也不是不管，但干涉管制没有后来那么细致精密。当时的校长权力较大：可以自己设计校舍，可以自主开发课程，可以自主选择课本，可以自由聘请教师，可以不看上级脸色决定学校各项事务……蒋梦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时，国民党的高教司司长吴俊升的上任竟然要经过他同意，足见教育家地位之高。

民国国语课本

党文化对学校的渗透常常受到学校的抵制，教师和学生的文化人格真正受到了尊重，学校只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教育规律去做，也从不喊什么“以人为本”的口号。没听说过党国大员到来要在校门口张挂“欢迎莅临指导”之类标语的事情，也没听说过派美女陪领导吃饭迎接检查之类恶俗不堪的事情，更没听说过校长开房、教授评职称受贿之类的荒唐事。记得诗人流沙河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他们四川金堂中学当时要请来一位党国大员讲话，结果受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学生们打出标语抗议，最后那位党国大员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流沙河说他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国文老师甚至可以直接用英语讲课，后来去了大学教书。笔者所在中学就是当时的国立中学，著名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就出自我们学校当时的国文教员张寒晖先生之手。

民国时的教育家学养深厚，通才很多，教师也大都能教中小学各种课程，由于没有什么行政干预，更没有考试排名压力和升学压力，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学，尽享教育之乐。大中小学之间教师的流动也很自由，没有什么行政审批和文化身份歧视，许多有名的教师都在中学混过，比如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夏丏尊等，大学也不会强求必须要有一个硕士博士的学位证明，只要能力到位，就可以上课，真是不拘一格。比如，鲁迅连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文凭都没混上，但能够在几所大学任教；作家沈从文只是一位仅仅读过小学的湘西青年，后来在北大旁听，进步很快，胡适就敢请他给北大学生上文学课。由于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各种思想观念都可以进入课堂，连辜鸿铭这样留辫子的保皇党人也被邀请来讲学。辜鸿鸣和胡适都讲中国哲学史，观点相左，课堂上相互批判，互不相让。学生们早上听胡适的课，下午听辜鸿铭的课，课下自由讨论，很是受益。当时的学者很受尊重，文化人地位很高，不会出现40个教授去争一个处长之类的奇葩新闻。

民国教师批改作业

民国朝野都很重视教育。即便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民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也没有放弃对教育的热情。据资料记载：截至1948年7月，民国建立各类高等学校统计共210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翻看蒋公当时的许多讲话，很是中肯，比如1936年讲到：“做一个人，如果缺乏哲学的修养，没有做人的基础，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所在，虽然一生温饱，苟活百岁，也是枉生一世，没有什么价值。”1937年讲到：“自动是发于内心的自觉，而内心的自觉是由于精诚的感动。”甚至具体指示部队长官学习方法：“增进学问经历最要紧的办法就是记日记。”

就是在战争年代，国立中学也没有进行军事特别教育，而是坚持普适大众教育，为国家发展进步培养人才。大学里对贫困学生设有国家奖学金，中小学一直没有停止公民教育，连四年级小学生都在学习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什么是共和一类的常识，学生们不知道政治课，只知道公民课。中学里也很自由开发多元，比如南开中学当时在墙上并排张挂着《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名流经常被邀请来做报告，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王芸生都到过该校。时事辩论赛更是家常便饭，学生们结社、演出、办墙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青春活力的展示和兴趣才华的表露。党国要员的子女与贫民百姓的子女在学校里也是平等相处，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照顾。

当时，以“新生活运动”为代表的社会教育也在积极进行，目的在于养成国民的文明习惯，缩小和西方的差距。当然，国民党也搞什么党化教育，但被知识界和教育界抵制得很厉害，所以49年后出现储安平、马寅初、梁漱溟一类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的教师经济待遇很高，这与民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有关。各地虽不一样，但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比如以上海为例，抗战之前，大学教授月薪为400至500大洋，少的也有200至300元。当时一个公立中学教师的月薪有100银元左右，私立中学的教师待遇稍低，大约在50至80银元左右。1927年大学教授的月薪甚至可以达到400到600大洋。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才2块大洋，普通工人15大洋，县长一个月20块大洋，而国小教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北大教授一年的薪酬就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据陈明远先生研究，鲁迅的月薪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2万—4万元，年薪可以达到34万元。当时许多教授学者家里都顾有女佣，甚至不止一个。这样，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就把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育上来。学校有了人才保证，不愁办不好，因为好教育是好教师带来的。

厦门大学

当时的民办学校也很牛，不用担心社会身份歧视，更不用担心因为和国立学校争资源而受到排挤打压。比如张伯苓主持的南开大学和陈嘉庚投资兴建的厦门大学当时就是民办学校，到现在依然是名校，其实它们当时就很牛。那些军阀武人也很重视教育，比如张作霖在东北办大学，阎锡山在山西搞义务教育，军阀刘文辉在四川发话：“如果县政府大楼比学校好，则把县长就地处决！”这些粗人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不干涉校内事物，放权给校长，让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当时的大学也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去办的，成长发展很快。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曾是世界大学排位50名以内的名校，比现在的北大、清华牛多了，可惜的是49年后学习苏联模式，被肢解成20多块，成了专科院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地。

民国出版业的自由竞争带来高质量的教材。当时的新闻出版自由，民办报纸很多，文化产业没有后来被管得那么细。中小学教材有11家出版社在搞，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没有垄断市场的出版社。各个学校面对国编和民间编订的多套教材，有自由选择权。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出版社和一批优秀教材。我们在几十年后再现的“开明国学读本”等民国教材为什么受到热捧？关键就是质量高，文化思想的含量丰富，因为当时的许多一流学者都加入到教材编写行列中，比如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大家”编“小书”，从源头上保证了教材质量。

新华日报

当时也没有什么规模很大的学校，从民国一些老照片看，许多中小学全校也就几十号人，三五百人的学校就算大校了。没听说过有什么上万人的巨型学校和产业化的教育集团。因为人数不多，学校和老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育，能保证个性发展与人格养成。

当然，民国教育也受到传统科举教育的遗毒影响，过重知识传授，忽视人生教育，好在不断受到教育家的批判和纠正。比如张寒辉的“做人不易，唯是是宗”和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体现出教育家对人格教育的重视。朱光潜先生也严厉批判当时的应试教育：“教育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教育狭隘到知识的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针对教育界“教死书读死书”的旧教育，提出“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的新书本教育理念，主张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

民国也有全国高考统考，只是因为抗战，坚持了三年到1941年就停止了。当时的考试采取灵活的招生办法，有“保送免试”，也有高中会考。会考成绩优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学。一般说来，会考学生中15％的人有保送的机会。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学生中50％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这样，高校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当时的考试科目虽然不少，但题目不复杂。如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学生的选择权比较大。国家也没有什么政府认证的“985”“211”之类的重点院校，这就有效地降低了竞争，不会出现那么多被考试逼死的学生。

民国学生学习

当然，民国一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能出那么多大师，一定有值得我们回望总结的价值。有人可能会说，民国教育是以质取胜，我们现在以量取胜，我们的行政化控制、流水线生产、机器化饲养、简单化评价，虽没出大师却培养出众多知识民工。不过，三百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只有人才的高度才代表文化的高度。

我们回望民国，但民国已走入历史，我们再遗憾，也回不去了，因为历史已经过去，物非人也非了。

（文字原载于《未来教育家》2014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