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作用
试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作用
【论文提纲】
一、前言
在前言部分提出本文的中心论题：对梁启超新闻思想做了探讨分析，并对新闻媒体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正确发挥其应有作用做了简要阐述。
二、正文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辱，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1]这一报刊功能认识上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3、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４、党报理论
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
（二）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新闻媒介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与推动者，其具体作用有：
1、发挥桥梁作用，沟通各方情况。
2、协调各方关系，创造良好环境。
3、引导社会舆论，树立学习榜样。
（三）对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的借鉴
1、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媒体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舆论监督职能，做好舆论的领头军，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
2、媒体新闻报道的公开性原则：作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的重要部分，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同样要发挥其巨大的传播信息的作用；
3、坚持媒体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当下
的新闻宣传报道工作中，新闻媒体要能够做好党和政府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耳目喉舌”。
4、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中的舆论引导：在发生重大的新闻事件时，媒体不仅要发挥自己监督政府的工作职能，还要以正确的理性客观的报道来引导舆论，做好“舆论领袖”，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和发展。
三、小结
试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作用
【论文摘要】在中国新闻史学研究中，梁启超先生的新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尊奉为典范。他丰富的维新宣传和办报实践经验，体现着时代背景下对新闻事业的新认知。尤其是在新闻理论方面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实用性，也为现代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文以梁启超先生的新闻思想为出发点，通过阐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媒体职能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新时期的新闻工作，如何贯彻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其职责和作用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和谐社会启示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news history research, Mr. Liang Qichao's news thought is respected for the model.His rich reform propagandizes and publishes a newspaper the experience, is manifesting under the time background to the journalism new cognition.In particular some viewpoints and position which proposed in the news theory aspect, has greatly strengthened urges on the nature and the usability, has laid certain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journalism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take Mr. Liang Qichao's news thought as a starting point, through elaborated Mr. Liang Qichao's news thought in the media function display aspect function, the new time news media, how does implement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the news media request, displays its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unction ques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harmonious society carries on the beneficial discussion.
【Key words】Liang Qichao news thought Harmonious society Inspiration 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众多新闻人的新闻宣传理论和办报实践活动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晚清巨子梁启超在继承前人新闻宣传思想的基础上，在长达27年(1895年-1922年)的报业生涯中通过实践总结出了许多新闻观点。以其在维新变法中的活动为标志，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也在随着新闻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不断变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思想家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与探索，他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新闻思想是当今新闻事业发展巨大的营养源，有着巨大现实意义。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新闻舆论的特性与和谐社会特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因此，研究新闻媒体与和谐社会各自的本质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研究梁启超新闻思想对于发挥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十分必要。本文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入手，探讨梁启超新闻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新闻事业的思想价值，同时探讨在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引导下，新闻工作者如何将和谐社会中的新闻报道工作做到最好。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国外办报的同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对他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根据亲身的体会，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宣传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辱，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报馆怎么“去塞求通”改变因塞受辱的现状？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主体是报馆；“去塞求通”的途径和方法，就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2]他认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所谓“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通上下就是“宣德达情”，使“君恩得以下逮”、“民隐得以上达”；通中外就是要尽量掌握外情，做到知己知彼。他认为“中国受辱数十年”就是因为上下不通和内外不通。怎样才能改变因塞受辱的情况呢？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3]那么，报纸怎样才能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呢？梁启超提出了四条要求：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去塞求通”在当时的媒介发展环境下就是要利用报刊的社会职能，“报馆有益于国事”，也就是说报纸的发展要承担起国家社会兴亡发展的重任，这是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思想，同时也是维新变法宣传的主要新闻思想。
（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一报刊功
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控制着舆论。报馆监督政府应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与扑责之，同时并行”，应当“务其大者远者”，当纠政府之大局，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4]梁启超重视报刊向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报馆是“鉴既往，导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养普通之人物者。”[5]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甚至使国民受到教育。梁启超认为舆论和政府一样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力量之一，报馆就是最能反映舆论力量的机关，而当时的报馆尚不具备造成健全舆论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甚至是“俗论”、“妄论”，而“健全舆论云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梁启超的维新改良思想与革命派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冲突的，为了能够让民众接受维新改良思想，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以报刊的形式积极宣传自己的改良主张，这正是发挥了报刊向导民众的职能。梁启超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并且认为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也就是说对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向导来说，要体现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通过公正客观的报道来宣传客观的新闻真理，给新闻受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用正直的新闻行为来对社会事件做合理的新闻报道，并且最终实现对民众舆论引导的目标。
（三）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的影响极大，他
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将报刊、舆论分离于政府之外面对政府进行监督，强调报刊、舆论与政府的平等地位。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6]；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7]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
（四）党报理论
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8 ]
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他认为党报是党的一个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在戊戍维新时期，《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都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鼓吹变法，反映维新派意志，为其政治经济利益呐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变法失败后保皇会机关报，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鼓吹保皇立宪；梁启超曾指《新民丛报》实为“吾党一生力军”，他于1907年4月筹办《政论》月刊时，更明确谈到“党报将出”，“先造此基础，为立党之先河”。由此可见，梁启超当时已明确地提出了报刊的党性问题。
二、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2005年2月19日，中央召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到北京学习，学习主题为“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胡锦涛总书记首度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了所有中国人的理想与奋斗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用全面思考问题的理念，把社会主义建设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政策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而要把这种理念付诸实践，必须正确理解建设和谐社会的内涵。其实说到底，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是自然、社会与人和谐发展，目标之一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包括人与政治关系的和谐、人与经济关系的和谐、人与文化关系的和谐；目标之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人在向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尽力增强其再生能力，保持原有生态环境；目标之三是人与人的和谐，核心的问题是要调节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平地分配社会利益，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
首先，发挥桥梁作用，沟通各方情况。新闻媒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耳目喉舌，是党的方针政策下传、民情上达的重要渠道，是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说到底就是一座沟通的桥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这座桥梁，一方面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做好广大读者的工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声音，尊重民意，体察民生，汲取民智，促进政府与民众双方沟通，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共同奋斗。
其次，协调各方关系，创造良好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社会和个人应该分别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新闻媒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潮中，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推动各方面思想的统一、力量的凝聚，并为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再次，引导社会舆论，树立学习榜样。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搞好舆论监督，对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处理好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第三个目标——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有了实现的基础。此外，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大力宣传模范的典型人物，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来激励周围的民众，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进而为全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
三、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启示作用
新华社已故社长郭超人曾经说过：记者笔下有财产百万，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意思是说，记者的笔分量很重，记者应该以十分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待每一件新闻事件。也就是说，记者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笔者认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新闻媒介应该充分正确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与推动者。那么，如何才能使新闻媒介充分正确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是历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更是一个是杰出的宣传家，他一生当中有27年在从事新闻活动和新闻工作，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许多新闻思想至今还依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结合当今我国的
新闻事业的现状，需要从梁启超先生那里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还很多，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借鉴和学习。
（一）新闻报道坚持党性原则
一切新闻活动始终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坚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就是把新闻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忠实地履行当好人民“耳目喉舌”的职能。经验告诉我们，“耳目”，就是报真情、讲实话，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及时提供海内外的新情况、新信息，供中央决策和指导工作参考。“喉舌”，就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全面、准确、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声音，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高度，反复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在新时期，新闻工作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反映和表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定不移地反映和表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地反映和表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每个新闻工作者在做工作时时刻都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一旦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新闻报道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正确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引导职能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的发展是要能够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是为了宣传当时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同革命派展开论证而进行的新闻报道活动，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是对于媒体来说，发挥舆论监督和引导的职能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媒体的一个重要职责，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维新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斗争了，而是要积极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正在或者可能面对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对于媒体的发展而言，在新闻报道中要客观公正的对事件做有准确的报道，对新闻报道要能够把握舆论的前沿，用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将社会的舆论朝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上引导。例如在近年来出现的像“非典”、华南虎事件、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等热点新闻事件，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受众往往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心理，从关心自身的工作生活到关注社会未来的发展开始。受众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正确的引导，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的发挥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很多关于民生方面的新闻报道都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职能的体现，在这些方面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周末》等新闻单位就做的非常好，为我国广大新闻媒体正确发挥舆论监督职能树立了典范，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兴起，这种舆论监督的职能就充分得到了发挥。
（三）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中的舆论引导
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不同的时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解决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作为政府和人民“耳目喉舌”和“舆论领袖”的媒体而言，就要发挥其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中的舆论引导作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一方面媒体要监督政府在新闻事件面前是否作为以及怎样作为。另一方面，媒体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通过理性的新闻报
道对广大民众进行引导，从而在社会中形成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舆论环境。以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事件爆发后《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分别作了客观的报道，《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的机关报，报道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及行为，始终为稳定民心做努力。而作为公共媒体的《南方周末》则是从受众的角度出发，采用不同于机关报的报道方式透视整个事件。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南方周末》沿袭它的深度报道的优势，2008年9月12日，《南方周末》刊发了《结石婴儿家长的艰难追“凶”路》，描述几位毒奶粉事件中的受害家长的实际情况，向读者展示问题奶粉带来的危害，同时也成为民众反应民情的媒体，《南方周末》在反应民情上做得十分的出色。而《人民日报》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三鹿奶粉事件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民生，特别是一些权威的评论员的文章，笔锋尖锐地直指问题的关键，让读者对三鹿奶粉事件带来的影响有更加深刻的解读。“三鹿奶粉”事件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内媒体的理性报道是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最有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媒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
（四）媒体新闻报道的公开性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认为媒体要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就是要通过新闻报道，正确客观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有效地宣传，对一些社会现象不隐瞒不回避，这是梁启超在报刊发展中所坚决要求的主张，他提出的关于报纸办刊的四条基本原则是其中之一就是要让新闻报道“报事确而速”。梁启超说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
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9]一定力求准确无误，错了要公开纠正。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尤其重要，及时公正客观的新闻报道对于疏导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重要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建设中，我们时刻会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为了能够让民众配合政府的舆论决策，让民众明白事件的真实现状是最为重要的，这个时候媒体的信息公开就尤为重要，媒体这个时候如果失语，搞信息封闭的话，对问题的解决反而不利。就拿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来说，2008年5月12日以前（大体上以5.12为界来划分），党和国家处于营造社会安定局面的考虑，在重大灾难面前，各级政府习惯于“外松”，不把真相告诉公众；媒体也受“泛政治化”宣传观念的影响和保守媒介制度的制约，把“灾难新闻”当作“负面新闻”，本能地对灾难报道选择沉默或观望。如1994年3
月浙江千岛湖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案，国内媒体迟迟不报；2002年南京汤山投毒事件的信息发布既不及时，也不充分；震惊全国的广西7．17南丹矿难如果不是媒体强行介入，真相几乎被掩盖；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一些官员处理“非典”问题的态度很成问题，早期对群众封锁消息，直到后来，虽然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报告疫情，但国内信息还是不透明，一致造成全国恐慌的危险局面；同时，在灾难报道中，死亡人数、受灾情况、救援情况也都成为保密资料，因此而延误救灾，引发灾害恐慌，还常常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质疑。2008年的3.14拉萨暴力事件，政府和媒体仍因观望而错失信息披露的先机，导致不实传言、甚至恶意谣言满天乱飞，即使随后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公开各种信息，都难以挽回业已遭受损害的国家形象和媒体形象。这种情况最终的受害者只能是广大不知情的的民
众。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让亿万民众的生活顿时失色，却没有造成社会恐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的及时、全面披露。在这次巨大的灾难面前，政府和媒体都吸取了教训，学会了与谣言赛跑。政府反应迅速而有效，媒体报道充分而及时，信息公开透明而全面，与1976年唐山地震的新闻封锁形成天壤之别。震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震感的信息；中央电视台也在第一时间中断其他节目的播报，迅即开始震情与救灾的现场直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及各地报纸都纷纷开始了对灾情和救灾情况的多版面、立体化、多层次的报道；各大网站也及时更新灾情和救援的最新信息。5.12这一天，让我们在苦涩中也感觉到了一点欣慰：大灾大难面前实现信息及时、公开和透明，让我们在战胜灾难时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也更加万众一心。对民众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信息畅通，这种信息的公开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新闻媒体的，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促进力量。
小结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新闻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广大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广泛探讨的话题。日益壮大的新闻媒体如何才能正确地充分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这便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照兴衰，梁启超先生用他的一生为新闻事业树立起了光辉的榜样，本文旨在分析探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试图从中汲取营养，充分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将它推广、运用于现代新闻实践活动，真正发挥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作用。
【注释】
[1] [4] [5] [7]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第四卷，第969、970页；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是》，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第一卷，第67页；
[3]《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一第96页；
[6][8][9]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第二卷，第478、479、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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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爱珺：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2008年06月10日。
责任校对：孙涛
学年论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学生：施妍 学号：2010221109120006 专业：新闻学 指导老师：杨翠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岁考中秀才。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子兹始。? 从1892~1894年，梁启超就学于广州府内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三年。 1895年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正直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倚靠袁世凯又组织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特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100108106 张誉婷 １、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在他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我国报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现实意义。 ２、梁启超主要办报经历 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由此，梁启超在其报业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 1895年11月中旬，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称为该会的机关报，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内容主要以评论洋务为主，梁启超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1896年1月20日，《中外记闻》遭到清政府查禁被迫停刊，这是，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南下办报，梁启超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梁启超在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其撰写的文章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在日本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1929年病逝于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其办报生涯自1985年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27年，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３、梁启超的新文体 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形成风格，自成一派。从《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问题被誉为“时务文体”。 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浅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贡献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新闻汪玉 131501036 摘要：梁启超生于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混沌迷茫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报刊人生势必要与救亡图存的思潮紧密联系。 关键词：梁启超报刊新闻救亡图存立政言说 前言：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等。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年间举 人。他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变法期间曾主编,《万国 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等。辛亥革民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并继续主编各类报刊。梁启超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并领导报刊17种。 （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十六岁的梁启超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但因守旧势力的排斥新思潮而落地。1891年，梁启超于广州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同学陈千秋的介绍下结识了康有为，时年十八岁的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踏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也开始了他的报刊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四次公车上书，意欲推行维新变法。同年，康有为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梁启超，麦孟华任主编。该报主要以译外电西报和刊登上谕奏章为主，报刊本身并未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等业务。随着维新派的不断壮大，12月，《万国公报》正式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维新派的机关报。但由于顽固派的打压，《中外纪闻》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刊。而后，也就是同年8月9日，梁启超应黄遵宪之邀，千万上海，创办并主编《时务报》。1897年2月22日，梁启超为澳门《知新报》撰稿，任主笔。与《中外纪闻》一样，《时务报》和《知新报》的办报宗旨也在于立政言说，宣传维新变法。但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发生，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的报刊也先后被停。 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报刊人生的初始。他所编撰的报刊均以立政言说，宣传其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 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位声誉卓著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把办报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力手段，为一个有着敏锐感觉的报人。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 关键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舆论观；功能观；自律观；编辑观；文体观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由于近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只有报刊这一种方式，所以谈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实际上也就是指他的报业思想。梁启超的报业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舆论观、功能观、编辑观、自律观、文体观五个方面，下面加以阐述。 （一）报刊舆论观 普遍的新闻学观点认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它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霎擎有公开胜，公共性、急迫性、广泛性、评价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新闻界称作舆论界，把新闻媒介称为舆论工具，新闻媒介与舆论相生相灭，互为依托，新闻界从舆论界中吸取力量，舆论借助新闻媒介作为公开展示力量的舞台。 1、舆论之定义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真实意见 梁启超曰：“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二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刚梁氏的舆论含义的核心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意见。这种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内心所有的真诚真实的意见，被胁迫者的意思是不成其为舆论的。舆论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意见的表达。 2、舆论可分为健全舆论与非健全舆论 在梁氏的舆论含义中，把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健全舆论是多数人正确意见之结合。他在《国风报叙例》中说，“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意思结合，不泛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封建专制统治的二千多年里，因为当局惯用愚民政策，提倡对政权统治相辅的消极舆论，“以警相普，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于号咖”这种言论导致民众没有分辨能力，是一种误国的“妄论”，对于这种当局有意而为之的“妄论”，应该群起而政之，对之进行鞭答。 3、健全舆论印产生需要报馆的引导 梁启超认为健全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引导和激发的，而民众若不具备足够的民智，就有可能不能形成对时局的正确看法。因此，对舆论进行引导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梁启超认为健全舆论的关键在于要“尊重人人独立之意见，而导之使堂堂正正以公表于外。”梁启超认为知识阶层是最有资格形成健全舆论的，他们的报刊和其他公共媒介时刻在奔走启发国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构成了舆论之源。他们既是报刊的主人，也是舆论的主人，因此报馆就是舆论机关，报馆可以制造舆论，也应该担负起引导舆论、制造舆论的职责。近代中国更是充斥着混乱、疾病、贫穷、战争……能够有着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多，梁启超认识到舆论的不同性质是他对当时时势认识的结果，也是李割终论观具有相当理性的表现。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功能 早期改良派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报刊具有“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清”的反映功能，梁启超把它们抽象为“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功能而言的：报刊可以集中和发散信息，让大众知晓事态的发展和变化，报刊提供信息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从而形成舆论，反映舆论。舆论具有监督功能，从本质上来说，舆论监督即名誉监督，与法律和宗教相比，“名誉监督者，不能如前两者之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如彼苟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梁启超认为，舆论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吾国前途之最大希望，实唯舆论势力，而可持之以为中国不亡之券。”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