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还原——读街角社会有感(豆瓣评论)

真实的还原

每个繁华或者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一角,必然有一片灰色地带——贫民区。作者就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科纳维尔:神秘、危险、令人忧虑。之前的研究一直把贫民区当做问题区看待,认为这里是从来都是无序的、松散无组织的状态。然而,《街角社会》透过把贫民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系统的社区来看待的视角,成功地揭示了贫民区内的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以及活动方式等。

《街角社会》是作者威廉?富特?怀特用了三年半时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科纳维尔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是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所做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作者从“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两个方面,还原了真实的科纳维尔,而后又对他所认识的科纳维尔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在附录中,还十分难得地写出了“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介绍了作者的经历和使用的方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附录二是作者曾经帮助过的一个街角青年所作的演讲——“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

这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读来如小说一般有趣。我可以像在阅读一个故事那样理清人物与事件脉络的同时,将科纳维尔的风貌尽收眼底。在阅读到正文最后一编的结论时,由于有前面的场景做铺垫,又如水到渠成一样自然。

一. 对非正式组织协作机制的探讨
《街角社会》让人读来兴趣盎然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作者以人物为线索,将复杂的内容连缀起来。多克领头的街角青年与奇克领导下的意大利俱乐部代表了当地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同时,他们又都是科纳维尔的“小人物”。为了了解他们,必须发现哪些是“大人物”,并知道他们如何起作用。在科纳维尔,这些大人物是非法团伙的成员和政治家。我们首先会问,是什么使一个人变成了大人物?他用什么方法得以统治这些小人物?托尼?卡塔尔多为控制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而进行的一番努力十分具有代表性。托尼虽然在俱乐部里的时间很少,但他通过偶尔来看一看和经济上的恩惠而保持了他的地位,在俱乐部一次接近土崩瓦解的打击中,他留了下来。当他被叫去解决家具之争时,地位得到加强。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俱乐部里的情况发展得影响他的利益时,他才在那里频繁露面。他利用的是自己在科纳维尔高人一等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在街角青年的主要活动领域发起行动,在俱乐部以外,街角青年是无法对托尼产生任何大的影响的。领导地位的变更不

是通过底层的叛变,而是通过结构中最上层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的。至于如何统治那些“小人物”,由于群体的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义务,这也是群体内凝聚力的基础。如果他要使自己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就必须保持他的相互作用方式。“小人物们”需要使他的活动按照习惯的渠道进行,否则就会心烦意乱。只有当领袖出现时,成员们才感到这个帮真正聚在一起了。当然,当形势需要领袖行动时,他就会行动。领袖一般会更加敏锐,来维持整个帮派的平衡。

在竞选中所能见到的情形也与之类似。候选人要进行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以唤起民众的热情。并且谁都承认如果一位政治家为一名选民帮了忙,这个选民就会对他负有义务。政治义务不单取决于政治家提供的帮助,还取决于政治家与其选民之间的个人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金钱也不能填补这道裂隙。

接着把视角转向大人物。我们大致知道,科纳维尔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的头目们是彼此合作的。但是,这种合作是什么性质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街角社会》中第二编“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提到过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科纳维尔的彩票业都受一位非法团伙头目的控制,官员和商业伙伴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如果这次会议达到了目的,即消灭竞争和暴力,那么,警察局的任务就简单多了。而彩票公司的首脑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与政治家和警方的高级官员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与律师事务所拉上“关系”尤其重要,警方的负责人对于他们的生意的经营好坏,显然也是个关键人物。与政界的联系也很重要,因为通过这种联系可以对各执法机构施加影响。即使不能直接“收买”,也可以对任命他的人施加压力。在非法彩票业中,专门有一个职位以为代理人提供警方的保护为责,即二老板。警长并不直接拿钱,也没有必要与警察局所有成员都拉上关系。遇到坚决想要取缔非法活动的官员时,非法团伙成员会对政界人士和警方的上级官员施加压力,把该人调到别的地方去。把警方请来,以挤走竞争者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一般情况下,非法团伙的活动都尽可能平和地进行,这对于团伙成员和警察都有好处。当非法团伙成员在他与警方的关系不十分牢固的地区时,会遇到比较严重的麻烦,因为他的老板无法贿赂所有代理人有可能接触到的警察。这种时候,非法团伙成员就仍然必须对

付那些不肯遵守“商业准则”的贪得无厌的警官造成的麻烦。虽然对警方行贿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非法团伙活动的宽容并不完全取决于贿赂,还受私人关系,社会各方面看法等的影响。总体说来,警察部门在这里的首要功能不是执法,而是对非法活动加以管理。但这不意味着警察部门和非法活动组织之间串通一气并就一种共同的政策达成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总体性的,而是建立在这两个群体中的个人之间。

街角青年之间、非法团伙与政治家们之间们的协作机制就这么脱离了无组织的外表,而趋于明朗化。事实证明,科纳维尔也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状态的、完整的社会结构的社区。


二.参与观察法
社会学并没有统一、规范的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课题。要想有效地研究,必须选择一种最适合这种研究的研究方法。怀特笑称自己“实地呆了18个月之后才搞清楚我的研究方向”,从他进入这个地区的几次尝试可以看出,最开始他是想运用现有的研究方法来获得资料,但作者发现这样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一手资料。相比之下,实地研究作为一门定性研究方法,特别适合于那些不宜简单定量的社会研究议题。洛夫兰夫妇在其著作《社会情景分析》中,曾把实地研究适用的议题归纳为十种:1.Practice(实践);2.episode(情节);3.Encounters(邂逅);4.Roles(角色);5.Relations(关系);6.Groups(群体);https://www.360docs.net/doc/985540528.html,anizations(组织);8.Settlements(聚落);9.Social world(社会世界);10.Life styles or subculture(生活形态或亚文化)。怀特正是认识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深入性,并恰当地引入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参与的观察者,以公开的身份参与到被研究群体中进行观察。

我们知道,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在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中应当排斥主观评价,立足于纯客观化的社会现象。与这种方法截然不同的是,怀特把实地研究作得前所未有的彻底——他成为了研究对象的一份子。用“融入——观察——跳出”几个步骤概括参与观察法,就我个人以为,是比较合适的。首先,研究者作为陌生人要进入某一群体开展调查工作,获得群体中关键人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更好地融入所在群体。怀特所取得的成功与多克对他的帮助和支持密不可分。其次,在观察过程中,怀特对非语言信息十分敏感,人们的互动方式、次数、服饰等,都传达了某种社会信息。对重要的谈话等,也都做了十分翔实的记录。最后一个阶段,即离开研究地区和对象,回归研究者的身份,对收集来的庞杂信息进行整理。
 

 这里有一个问题,观察者同时也扮演参与者所造成的影响该如何衡量?研究者会需要面对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怀特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就是向被调查者阐明所研究的问题与其有着较为密切的利益关系④。这里的“利益”是广义的,包含被调查对象群众疾苦的需要。一旦调查对象意识到所研究的问题与自身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就有可能积极主动地配合调查,反映真实情况,倾吐真实想法。


三. 《街角社会》引起的思考
控制理论认为,所有人都有违反法律的强烈动机,因此背离规范是十分正常的。但绝大多数人和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纽带和联结,这种纽带和联结防止了他们做出越轨和犯罪行为。是由于人们缺乏和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和职业组织等)的纽带,才使得他们走向越轨的。在《少年犯罪原因探析》一书中。赫希声称,有四种纽带把人们同社会和守法行为联系起来:依附、责任、投入和信念。当这些社会纽带不够强大,不良行为和越轨就会发生。正如《街角社会》作者怀特所言,科纳维尔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对于科纳维尔人来说,要想往高处流动都十分困难,因为人们知道这个地区是一个秩序混乱、无法无天的社会。整个社会都鼓励人们不要忠于科纳维尔并使那些最适应这里生活的人处于不利地位。

这种情形下,在科纳维尔生长的青少年加入街角帮似乎是比较轻松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得到归属感,最终建立自己的信任网络和一套非正式的“互惠”规范。

中国的帮派和国外并不是一个路数。清朝至民国时期的“帮派”,大多无革命之名而有革命之实。由“清”、“红”、“礼”三教揭竿而起。那时的帮派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争取民族生存而抛头颅洒热血,始终没有受过任何报酬或代价。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帮派”,即类似于街角青年的“混混”,被认为是一种介于正常社会和黑社会之间的社会力量。也有其等级秩序,有的以合法经营为掩护,形成团伙性比较明确的灰色社会集团。一种说法认为,由于社会转型导致社会解组,引起了社区社会资本的衰落,使得社会控制能力降低,最终造成了青少年越轨。按照这个思路,导致青少年越轨的症结在于转型社会中社会资本缺失问题。防范、矫治青少年越轨就应从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的角度入手。透过一种市民参与的网络,特别是由市民自主组成的经济和社会团体,将促进市民间的合作。也许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使我国的越轨青年回到正常的社会网络中,加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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