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什么
智库是什么
先从智库不是什么说起
如果说黄金战略贮备、石油储备、粮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那么智库，应该是这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它代表着国家的智商，扮演着为国家把握现代、铺垫未来的角色。
智库又可以称为思想库、智囊团，它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按照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说法，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战国四君子就养了不少食客，为他们提供咨询，其中孟尝君号称有“食客三千”。诸如“鸡鸣狗盗”、“狡兔三窟”、“毛遂自荐”这些成语都与那些“食客”有关。到后来，不管是刘邦、曹操还是朱元璋，这些打天下的人也都有一群幕僚为他们出谋划策。这些食客或者幕僚是中国传统智库的雏形。与幕僚、师爷等相比，智库是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咨询机构。当下，在党政机关中其
实也存在着许多单位，比如各级政策研究室、参事室，它们干着类似智库的活，但是与智库相比却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智库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厘清智库的边界，先从智库不是什么说起。
智库不是宣传机构，虽然智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关于公共政策的沟通桥梁，承担着开启民智的功能，但是它的职责不是替政府阐释政策，不是党政机关的喉舌。它的使命是为政策设计者和操作者提供建议。智库与宣传机构，一个在政策出台之前，一个在政策出台之后。
智库不是学院派，也不是科研机构的升级版，虽然它依托于科研机构或者大学。它所提供的决策建议，来源于对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客观现实的专业分析，但又不能是纯粹的学术探索，而是要将学术探索中得出的结论，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决策建议。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
公共智库也不应该是商业咨询公司，它具有公共性，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作为企业、部门或者利益集团的附属出现，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更不能成为追求特殊政治利益的组织。
智库也不是“点子大王”，不负责帮助某个人或者某项产品改头换面，它所研究的对象是预见性的公共政策和各种可能性，是宏观的、战略性的和富有前瞻性的问题。它利用
过去，把握现在，它的目的不是只着眼于解决当下问题，而在于掌握未来。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
独立性是智库的安身立命之本。缺乏独立性的智库，很难避免沦为替政府公共政策背书的角色，也很容易为了迎合上层的喜好而出台一些不顾实际情况和违背客观规律的报告，难以保障报告的科学性。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而独立性是质量和影响力的保障。
西方智库虽然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无可厚非，但它们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以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捐赠为主，政府只是其资源的一个来源，以此保证智库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智库，它由一家零售商创办，虽然有偏好民主党的倾向，但不主张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党服务，其自成立以来的历任主席也由两大党出身的人平分秋色，以免为政治偏好所裹挟、为权力当局所左右。
智库在美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美国最顶尖的智库之一，兰德公司在影响美国的重大国家战略决策中发挥了传奇般的作用。在全盛时期，兰德公司几乎一手策划了美国所有内政外交政策。核战略、越南战争、“星球大战”、两次海湾战争，几乎都是由兰德公司主导的，甚至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互联网
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就已经由兰德公司发明了。
外交学会是美国对外政策宣传与研究机构，作为重要智库，自1921年成立以来，外交学会一直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来源。诸如让美国参加二战、创建联合国以及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入侵古巴，颠覆前苏联、伊拉克等一系列外交政策中都有外交学会的影子。
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介绍说，美国重大决策的出台一般遵循这样的程序，智库提出建议，媒体充分讨论，再经过国会听证后，最后被政府采纳。所以，智库的公信力和参与度都非常高，在美国，因为智库强大的研究能力和在左右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有人将智库称为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中国智库哪家强？
20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发布时，美国的智库有1777家，中国虽然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但仅有74家被认可为智库，不足美国智库的1/20。6年之后，《全球智库报告2014年》发布，中国被认可的智库总数已经达到429家，可以说，在数量上，中国已有大幅增加，成为一个智库大国。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年》，在智库数量上，美国一骑绝尘。与美国相比，我们虽然位列第二名，但还是被美国
的1840家甩出了几条街。在实力上，美国智库也是杠杠的，中国的智库更难望其项背。在全球智库Top10中，美国有6家，其中布鲁斯金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别排在第一、第三和第四的位置。
中国呢？中国社科院是国内有实力的智库，但是也被欧美的顶尖智库甩出了一条街，仅仅位列第27名。在Top150榜中，大陆的智库仅占7席，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七家。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并不匹配。
我国现代化的智库起步于1977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在内的智库体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之一，“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据媒体报道，该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91年到2013年。领导人的批示无疑是智库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活跃的101家党政军智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影响力排名第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于国务院，是一家可以直通中南海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它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战略性问题。十八
届三中全会所提到的“383”改革方案，即“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就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国综合影响力最大的智库都归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莫属。这家成立于1977年的国家级智库，其三大定位之一便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与西方智库规模普遍不大不同，中国社科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拥有6大学部，40个研究所，科研业务人员达到3200人，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智库。
在高校智库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位列第一，这家成立不到十年的顶尖智库，在《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排名61名，其研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
另一家高校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则
是近年高校中表现最不俗者，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第一代表之称，它成立于2013年，由人大校友裘国根捐资启动，启动之后便以“平均每个工作日发表2篇公开文章、平均每天有7家次媒体报道，平均每周办2-3次各类研讨会、每周送一份内参、每月出一本书、每季度都能得到领导人批示”的速度向优秀智库全力冲刺，并于今年首次跻身全球智库top150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在近
年来国家重大金融和投资决策中，在G20问题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网金融、金融改革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一定的决策影响力。
直通中南海，咋整？
让自己的意见直通中南海是智库的终极目标，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智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谓使尽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等级高的官方智库有自己的天然优势，那就是可以直接参与党和政府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和写作，或者把自己的研究报告直陈中央，直抵中南海。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备受关注的“383”改革方案，就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而中央党校以及社科院也经常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内参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手段，也是官方智库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30多年前，掀起思想解放大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首发于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通过内参的方式受到了关注。
承接国家课题和研究项目是大多数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方式。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每年大约要承接三四百个课题，包括一些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的应急性研究课题。
通过媒体发声，也是智库和学者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渠道。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一家关注教育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其副院长熊丙奇就是媒体的常客，他经常接受媒体的采
访，也频繁在各大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当年，“和平崛起”外交理论被中央采纳，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利用媒体渠道发声随后被高层注意到的结果。
另外，就是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讲课了，这可是一个高大上的任务，非一般学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但这也是智库学者以个人方式直接影响决策的一条捷径。
没有你不行，超级智库
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呢？当然是因为我们
缺乏一批有影响力的智库。
智库少或者智库无法提供独立的、科学的公共政策建议，抑或无法有效影响公共决策的结果是什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而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在七五期间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资金浪费以及经济损失在4000亿-5000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撒切尔夫人甚至放言：“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另外则是现实有这个需要，没有不行，没有有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则是万万不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是靠精英决策，改革开放以后，又定位于行动型政府，有什么事情马
上去做。但随着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对于来自智库独立、深入、高质量的政策分析的需求越来越多，政府也需要从行动型向思想型转变。
而全面深化改革对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需要高端智库的参与，以形成探讨公共政策的平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少不了智库;应对经济发展新
常态，实现经济的爬坡过坎离不开对经济规律的掌握和预判，需要高端智库;化解多元利益格局产生的矛盾需要高端智库;而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间政治经济博弈更是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
离智库强国还有多远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智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尚处于初级阶段，智库的水平和所发挥的决策咨询作用还无法达到决策者的需要和期待，与欧美等国，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新周刊》曾评价说，“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
中国智库所面临的问题，最突出的还在于缺乏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而这正是智库强国的象征。
智库发展不平衡也是中国智库体系面临的重要问题，与美国清一色的民间智库相比，中国的官方智库数量众多，官
方和半官方的智库占绝大多数，活得也很滋润，而民间智库在资金和人才等方面都处于艰难求生的困境。
中国智库发起于计划经济转型初期决定了当下中国智
库的格局。官方智库的优势是在获取官方信息方面近水楼台，在人才和资金上也更有保障，这些都是民间智库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官方智库最致命的弱点也在于其官方的色彩，行政色彩浓厚而独立性不足，更多体现的是长官意志，很大程度影响了它的前瞻性和战略性。而且受限于人事制度和单位考核制度，也容易诱发出许多体制内机构的通病。另外一方面则是即使在某一类型的智库里面，资源也分配不均匀，以社科院系统为例，中国社科院愁的是资金怎么用才好，而地方一些社科院则苦于怎么拿到项目资金。而在整个智库体系中，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对外交流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智库当然也不是。就比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1年，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布鲁金斯学会积累了良好的品牌声誉，也积累了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在同政府保持紧密关系的同时，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为其今天的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上文提到的兰德公司也有60多年的发展历史。
而中国最早的智库机构，中国社科院成立不过30多年，
其他智库成立的时间更短，短时间内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顶尖智库，并不那么容易。再加上智库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完善，在独立性上也存在诸多不足，而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政府决策并不重视智库的声音，这都影响了智库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智库要发挥作用，与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程度是密不可分的。
顶层设计的春风
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不久之后的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2020年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是《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智库建设的一系列举措让智库建设纳入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议程之内，开始有了顶层设计方案。毋庸置疑，中国智库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源于我国智库体系的现实，
那就是中国的智库90%以上都是体制内的机构，集中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以及高校，它们大部分的婆家是党和政府，它要以服务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为党、政府和社会提供政策研究和公共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而欧美的智库强调“非营利性、独立性和非党派性”，既依托于政府又独立于政府。在这个基础上，智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扎根于我国的国情，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当然应当借鉴西方智库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要避免照搬其模式。
责任编辑：张斯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