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

作者：韩震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网发布时间：2010-8-24 14:26: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期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文章之一。

当今世界，尽管全球化进程因磕磕碰碰、曲曲折折而时快时慢，但这个进程已经让人类大大拓展了视野。

纵观历史，人类逐渐跨越了“部落”、“城邦”、“王国”、“帝国”（秦汉、亚历山大、罗马）、“天下”（神州、四海）的地平线，眼界不断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全球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无视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加上信息网络化，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这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

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性进程。一方面是全球视野下的格局变化和多元文化的参照，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必然造成对民族传统的冲击以致断裂，这给当今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谓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实际上，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

自我认同往往是把自己认作属于哪个群体或持有哪种文化价值观的人，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社会认同）则通过不同人的行为选择显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全球化加剧了认同问题的凸显。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流，造就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冲突的特定场域，从而极易引发国家认同问题。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使认同问题成为真正的问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凸现出来。正是因为全球化进程使差异作为差异而出现，从而人们必须思考同一性或认同。

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发展使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文化自觉。全球化既凸显了社会文化认同问题，也改变了认同的性质。

首先，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已经不再是对国民身份的“绝对同一性”要求，而是国民对自身多重角色和多重选择的身份整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的，因此面临着自身与外在他者的矛盾，同时自身还面临着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因此，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既是在“中国—世界”这样的空间坐标中展开的，也是在“当下—历史”这一时间坐标中展开的。

所以，人们的身份认同便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人可能是中国公民，同时又可能在为外国公司工作。他的国家认同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文化认同却包括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接纳，他的经济身份大概是属于跨国公司，如此等等。全球化使国家认同必须容纳人们身份的多样性和归属的多重性，但同时为国家认同对多重身份认同的整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认同不可能垄断认同，但是必须能够统领或框架其他认同，如地域认同、族裔认同、职业认同、文化认同等等。国家认同可以与其他认同同在，但不能因其他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例如，一个人在作为中国人的同时可以是东北人、香港人、蒙古族人、回族人……，但不能因为他或她是某地、某族裔的人而忘记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

其次，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已经不再是臣民的服从或蒙昧的集体无意识，而应该是公民自主选择的立场。换言之，在过去国家认同是一种历史现实，而现在却在历史现实之上增加了某种竞争性。在一个流动比较容易的世界之中，一个大家自觉认同的国家必定是人们愿意生活于其中的国家。过去，国门关闭，人们没有选择权；可是，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人们可以比较鉴别，即使不能移民他国，也有一个精神归属感的问题。因此，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公平和谐的社会，是强化国民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

一个国民高度认同的国家不仅是人民可以幸福地生活于其中的国家，也必定是公民自由权利和个性发展得到尊重的国家。封建制度下的国家认同是被动的、消极的，本质上不属于真正的认同，即使有认同也是对自己家族、故乡和土地的自然眷恋，或者是对生存共同体以及文化传统的依赖。在今天，人们的国家认同必须在生存和身份的意义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是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鉴于此，我们不仅要构筑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且要建设政治民主、经济公平、文化进取、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增强国民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再次，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不再是既定国民身份的确认，而是需要公民意识的支撑和公共空间的拓展。为了培养公民意识，我们必须拓展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使人们的思想文化超越地域、族群和狭隘习惯的束缚，凝聚公民之间的共同感或我们感。过去的人们都是通过家族、族裔、信仰共同体与国家联系起来，现在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公民权利走向国家认同。

市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我们不能再被动、消极地依赖自然、传统和家族。实际上，人们只有超越了家族、族裔和宗教信仰的束缚，才能成为真正自主的公民，才能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促成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也就促进了公民共性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实际上，大众传媒、公共论坛、国家庆典仪式都可以成为培养公民意识的平台。

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不再是与生俱来且一劳永逸的感情，而是需要国家制度、公民教育和文化的不断塑造。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人们的认同也在不断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战略和策略上不断推进国家认同。

不要相信西方国家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那是说给发展中国家的，目的是建立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地位。西方发达国家从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对国民的国家认同培养很重视，而且很有效。尽管西方鼓吹多元文化，但当多元文化威胁到国家认同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抹平“差异”，让“他者”归化。

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必须把强化国家认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虑。我非常赞成兰州军区原司令员李乾元上将的看法：“首先，要用国家观念淡化民族界限，不分民族，不论出身，把忠于国家、忠于宪法、维护国家统一作为公民必须坚守的最高理念、基本准则和基本价值观，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不能也不允许背离国家的人分享公民权利，更不允许有凌驾其他公民之上的‘特殊公民’。国家和各项法律制度要充分体现公民政治平等与机会均等，是国家而不是族群让公民感受尊严和尊重，从而提高国家的凝聚力；个人因国家而不是因族群而感到荣耀自豪，从而增强公民的向心力。”（《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国家的团结与强大，才是有自由权利的公民之幸福的保证。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同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的认同和归属感是根据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我们的策略正确，就可以历史地强化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策略短视，就可能埋下削弱国家认同的祸根。对这个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我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把国家认同置于文化认同之上，用公民的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我们感”和共同性，而不是彼此的“他性”和差异。共同性是可以在历史空间中形成和增加的，那我们就应该造就作为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共性。我们必须用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塑造公民的共性，而不是用来制造差异。我们必须借助国民教育、公共空间、大众传媒、国家庆典等方式，不断强化每个人的公民意识，增进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归属感，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历史感和界限感：现代性语境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作者：王成兵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网发布时间：2010-8-24 14:32: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期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文章之一。

建构和巩固我们的国家认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明确和强化合理的历史感与界限感则肯定要成为这个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亟待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对此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进行严肃和深入的探索。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说，认同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对认同自身固有特性的思考有助于理解当代国家认同问题。

我认为，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以及相关的历史感和界限感在当代社会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必然导致国家认同的变化和弱化。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思考国家认同问题不能不关注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

当代认同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特性，而认同的连续性（continuity）和差异性（differentiation）

在其中占据了关键的地位。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认同主体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了一种时间和空间意识。所谓认同的差异性是指认同主体所具有的确保自我和他者之间界限的感觉。

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在当代认同中起到了各自不同的、然而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个体认同那里，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动态一致性。简单地说，就是对认同的主体来说，如何保证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的同一性。个体认同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个体所具有的记忆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相应地，在由个体认同构成的集体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中，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集体认同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致性。就整体而言，作为集体认同典型形式之一的国家认同也必须呈现出某种连续性的整体面貌。

不过，连续性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在集体认同那里则体现为一种在历史的长河和空间的广袤中具有的历史感。认同的差异性在于保持认同之间的界限，其作用实际上是“同”中求“异”，它使得人们在认可、接受和欣赏他者的身份、意义、价值和地位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也可以说，差异性的核心目的是为人的认同划定边界和界限。有了这个边界和界限，集体认同可以有别于其他的集体认同；有了这个边界，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也可以保持一种恰当的互动关系。

从理论上说，认同的历史感和差异性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一方面，真正的历史感一定是内蕴着独特差异性的历史感。国家认同的连续性是与国家认同中的明确的差异性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的历史感本身就是依托于对国家认同的界限感的清醒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国家认同所具有的历史感都应当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差异感和界限感必须尊重认同的连续性和历史感，只有如此，国家认同中的界限感才能是有生命力的、生成性的、动态的和包容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应当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整体性的把握。

然而，在现代性语境中考察，我们发现，现代性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对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就其根本的哲学内涵来说，必然要求扩张性和流动性。没有资本、劳动、知识、价值观念和市场的变动性、流动性及扩张性，全球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既像游客，朝着被导游和已经到达过的旅客描述得天花乱坠的目标走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更像流浪者，处于永远的流动中，处于奔向未来的路途上，成为真正的漂移者。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由于全球化加大了人们的流动范围，也由于虚拟空间等被深度开发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由于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的时空分离的特点，当代人的时空观遇到了新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距离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时候，它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被人们消除。空间仿佛是在不断地诱使人们去轻视、驳倒或否定它。空间已不再是一个障碍物——人们只需短暂的一瞬就能征服它。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天然的边界”，人们越来越没有理由停留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同样，处于永远流动中的人们的历史感也日益淡漠，自觉或不自觉模糊了自己的国家特性。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时空旅行中的人们，时空观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个人来说，这样的时空感的变化所形成的冲击当然是明显的，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对集体认同的连续性来说，这样的冲击更加明显和具有压迫性，因为连续性成分丧失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个群体、集体、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感的淡化乃至遗忘。

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性在于流动性（flow）和追求同质性（homogenizing）。具体来说，这种流动性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向度上：第一，存在着因人口流动而产生的“人种和种族图景”：旅游者、移民、难民、流放者和外国劳工。第二，存在着“技术图景”，即由跨国家、国家公司和政府机构产生的机械和工厂的流动。第三，存在着由金融市场和股票交易所中的货币快速流动所产生的“金融图景”。第四，存在着“媒体图景”，即由报纸、杂志、影视所生产和传播的图景。第五，存在着“意识形态图景”，它们与那些政府或反政府运动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形象的流动联系在一起，这些意识形态是由西方式的启蒙价值观——民主、自由、福利、权利的形象——构成的。由于这些图景的作用，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幅变动不居、眼花缭乱的流动的现代社会。现代性所必然导致的流动性极大地模糊甚至掩饰了认同的差异性，弱化了人们的界限感，体现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则是对本来具有重大差异和鲜明界限的国家认同的欣然接受甚至不加分析的同质化。

由此看来，当代认同的连续性和差异性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看，其后果自然是国家认同的历史感和界限感不可避免地消解以及国家认同不同程度地弱化。在西方，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剧，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美国学者在“9·11”之后的深刻反思过程中，也意识到历史感和差异感在维系、强化国家认同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人们基本上达成了认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的共识，那么，作为集体认同的最典型形式之一的国家认同肯定是一个充满现代色彩的问题。中国社会已经别无选择地进入现代性过程，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合乎逻辑地，我们的国家认同也将承受更大的冲击，遭受更严峻的考验。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建构和巩固我们的国家认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明确和强化合理的历史感与界限感则肯定要成为这个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亟待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对此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进行严肃和深入的探索。（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成兵）

美国的国家认同及面临的挑战

作者：王立新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网发布时间：2010-8-24 14:37: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期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文章之一。

作为一个缺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族群构成又异常多元复杂的国家，美国的国家认同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需要不断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当北美英属十三个殖民地人民谋求独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从族群和文化特性中寻找独立的理由，而是把目光转向启蒙思想，把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这些远比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和文化特性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作为独立的依据与新国家追求的目标，新独立的美国被界定为一个致力于自由、平等和自治原则的国家。美国的建国者们实际上是用意识形态、而非族群特性来论证新国家存在的理由。正如著名学者西蒙·利普塞特所言，“在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围绕一种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一意识形态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自由、平等、立宪主义、有限政府、私人企业制度、自治和法治。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称之为“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

建国者留下的这一重要遗产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有意得到了强化，以“美国信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把来自不同地区、缺乏共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多元族群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在当代诸大国中，美国的国家认同无疑是相当独特的，与主要基于族群和文化共同性的国家不同，美国更加强调制度和意识形态认同。

早期美国革命所揭示的那些原则，是根植于殖民地长期以来依据英国的自治原则与习惯法而建立在制度和规范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美国信念”是依附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之上的。把十三州凝聚在一起的不仅是美国革命的原则，更是共享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大多数美国人的潜意识中，美国的国家特性被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特性，是否认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被视为是否认同于美国的标志以及移民能否被归化为美国人的前提。

在建国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赴美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欧和西欧。这些移民在种族特性和宗教信仰方面与原来的英裔美国人类似，并很快成功地同化于美国社会，美国人并没有担心美国的国家特性——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会遭遇挑战。这一时期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来自南方的地方主义。南方蓄奴州虽然也分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和“美国信念”，但是南部在自由、平等、自治的含义和范围等方面与北方存在巨大的分歧。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问题的纷争实际上牵涉对美国国家特性的争论：美国到底是一个献身于普遍自由的国家还是一个只有白人才享有自由的国家。这场争论引发了美国国家认同的第一次危机，南方各州对本州的忠诚超过了对联邦的忠诚，对州的认同实际上超过了对联邦的认同，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内战。美国实际上是用流血的方式解决威胁国家认同的州认同问题，代价不可谓不大。

内战和重建结束后，大批“新移民”开始涌入美国。“新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在宗教、文化与族群特性等方面与英裔居民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聚居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不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当时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新移民“没有民族的法律、秩序和政府观念”，因而对盎格鲁－撒克逊特性（当时被等同于美国特性）构成严峻挑战。当时美国社会采取的办法是强制同化，即通过美国化运动引导移民放弃原来的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转而采用美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这一时期，美国实际上是通过迫使移民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标准（Anglo-conformity）来瓦解新移民的族群忠诚，解决新移民带来的国家认同的混乱。

主张对移民进行同化和推行美国化的人实际上把美国视为是一个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些人被称为本土主义者（nativist）。本土主义者并不否认美国是建立在普遍的自由理想基础上的，但同时坚持认为，只有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人才拥有实践这一理想所要求的道德和心智的特质。也就是说，普遍的自由理想如果脱离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不存在的。本土主义国家认同观的本质是把美国的国家身份视为一种族群和文化身份，以族裔身份和文化特征来区别国民与非国民，相信移民除忠诚于“美国信念”外，还必须遵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和习俗，否则美国和谐的政治共同体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本土主义实际上为美利坚民族共同体设定了种族和宗教的标准，即美国人应该是白人和（或）基督徒。大体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建国者的理想是把美国建立在普遍的自由主义原则而非共同的族群—文化传统之上，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美国把国家特性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接受这一传统是成为美国人的前提。

但是，1965年新移民法的通过、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本土

主义者的国家认同观构成巨大的冲击。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影响下，对移民进行强制同化的美国化运动被视为种族主义行为，移民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不仅不会受到歧视，反而被认为是多元美国社会活力的体现。美国的国家特性不再被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特性，成为美国人也不再需要遵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只要宣誓效忠于美国宪法。美国的国家认同越来越依赖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共识，而不再是共同的文化。

近年来，随着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社会再次出现了关于国家认同的争论。一些保守人士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第三次国家认同危机：一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和对族群特征的强调使美国逐渐巴尔干化，“美国信念”逐渐失去其历史文化内核；二是拉美移民的急剧增加和拒绝同化使美国面临拉美化的危险，美国日益分裂成操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和流行两种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拉美文化）的国家；三是精英人士越来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而淡化其国家身份。尽管保守人士对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警告不无危言耸听的成分，但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巨大的冲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6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越来越弱，而2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出现巨大的分裂，共同的国家认同已经消失。如何重塑和加强国家认同是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塞缪尔·亨廷顿为解决国家认同危机开出的药方是重新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这种本土主义的方法因为不和时宜而遭到猛烈的批评。其他一些精英人士提出的方案包括：开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全国对话，巩固英语作为美国官方语言的地位，加强美国历史的教学，对移民进行以美国民主原则为内容的公民教育，平衡个人权利和族群利益之间的紧张以及把种族和族群身份的表达限制在私人领域，等等。

有理由相信，美国社会能够成功地应对这场挑战，从而度过这场国家认同危机。归根结底，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利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族群认同固然会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但不会从根本上瓦解建立在“美国信念”之上的国家共识。正如美国移民改革委员会报告中所言，“只要美国继续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是群体的权利，我们就不必担心移民带来的多样性会导致族群不合和国家的分裂”。（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立新）

华夏民族观念中的国家认同

作者：李禹阶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网发布时间：2010-8-26 11:31: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期特别策划“全球视野下的国家认同”文章之一。

历史上国家的产生与演进，“一类其演进最初是由内部固有的因素引起的，另一类演进则是由外部影响引起的”。（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早期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冲突与在外力压迫下人们为生存而产生的融合，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没有内部阶级冲突，国家演进就缺乏质的变量；没有外部生态、人口、种族压力，由血缘组织向地域性国家组织的转化就将非常缓慢。

国族相通构成民族、国家的基础

早期华夏文明也是如此。尧、舜、禹时期，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又是一个部落间冲突激烈的时期。酷虐的自然条件以及部落间无序的争战，产生出以尧、舜、禹部落为主体的庞大的部落间联盟。

夏国家与夏文化、夏民族共同体几乎同时产生，相互交织、融合，共同形成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互生耦合关系，是作为一种族类共识和理性而存在的。从史实看，大禹治水、驱逐三苗成功之时，也是史前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达到最高点之时。

融合总是与冲突相伴而生。当以夏为象征的国家和族类认同达到顶点时，阶级冲突也日益激烈。不过，由于国家这一新兴事物对社会整合和抗击外侮的积极作用，使得其在古人心中掩盖了激烈的阶级冲突。

夏代族类融合与政治上国家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昔日部族界限。由于夏民族、国家是由各氏族部落凝聚的共同体和政治联盟，因此在政治上它是“大国小邦”，在民族上则是“大民族小宗族”，国、族相通的组织形式构成整个民族、国家的基础，形成华夏民族与国家的同构。

“尊王攘夷”是华夏民族、国家认同新旗帜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华夏民族、国家意识的同一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春秋时期，华夏诸部的民族自我意识开始鲜明，国家意识日益高涨，交侵与反交侵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出来。

这个时代主题在春秋时代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主线是政治上重整“礼崩乐坏”的局面，将邦国内阶级冲突导致的无序化转向新的社会整合的有序化。由于打破了血缘性宗族壁垒，以地域为行政单位，过去属于宗族、“诸夏”的个人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员，以华夏为主体的“大九州”观念及“定于一”的政治一体观念产生了。另一条主线以民族生存自救为中心展开，这首先表现在华夏民族自我意识的强化上。

这两条主线的展开呈交叉之势，交叉点就是国家与民族在新起点上的认同。这一时代主题的交叉点就是齐国高扬的“尊王攘夷”大旗。“尊王攘夷”体现了时代政治与民族的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从政治上说，“尊王攘夷”突出了华夏国家的主权理念与社会整合意识；从民族意义上说，周天子又是团结“诸夏”的一面旗帜。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合一

春秋时代强化了自夏国家产生以来的民族、国家、文化在认同意识上的一致性，即在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上都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兼容的、内聚的形式与态度。战国时，由诸夏向汉族的民族一体化和由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秦、齐、楚、汉的文化融合互渗，其原因就在于春秋时国家与民族调节机制的成功转化。此后，形成了较明确的民族、国家合一的认同意识，形成了我们的民族、国家、文化在思想认识上的重要特点。

一是族别上的兼容性。自春秋到近代，许多氏族、部落和周边民族融合入华夏民族这一大家庭，成为现在中华民族的一员。尤其是春秋战国、魏晋、宋元明清等时期几次大的民族冲突和融合，加速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与壮大。

二是国家的安全性。在华夏族与周边各族人民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国家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在民众看来，国家对民族的安危存亡有极大的政治责任，每当民族危机来临时，人们就将救亡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将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在国家身上。

三是文化的开放性。自秦汉以来，东西齐、楚汉等文化的交融，影响了华夏民众开放的文化观念。汉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来自东西南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传入中原大地，与华夏文化融合，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在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国，人们往往将国家作为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石，甚至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看做完成自身生命价值的崇高的目标取向。

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常常相伴而行，但分总是暂时的，合则是长久的。每一次“分”往往为其后更大的“合”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国家一体化进程与民族一体化进程始终保持一致。分分合合，铸就了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久经考验的民族，也造就了一个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意识中所积淀下来的深层价值结构，即国家、民族统一的一致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一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积淀深厚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与对国家机器公共职能的实际需求和对祖国的情感相互交织，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从古到今激励着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李禹阶）（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黄维政、焦兵、江哲）

表层文化、深层文化和文化认同

作者：托马斯·麦格奈尔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网发布时间：2010-8-26 11:23:00

文化有表层和深层之分。作为人类行事方式或行为模式，诸如饮食、起居、艺术创作等文化实践都处于同一层面，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文化表层”的范畴。在西方，以更为庄重的时代、更为正规的着装风格、诗歌、戏剧为特色的维多利亚文化也不过是那一时期表层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表象构成网络的地方，文化实践往往会与另一个层面相联系，那就是表象背后的层面。维多利亚时代表层文化的背后是对人性残忍的一种接受，夹杂以对人类完美性的信仰、对进步的信念、对表现为“为尊重而尊重”的荣誉的关注、对身心洁净的重视、对感伤的追求以及延伸至慈善事业和促进教育的责任感。这种隐藏的层面可称作深层文化。表层文化的后盾是深层文化。在深层文化中，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广泛的信仰和价值生成的，它们本身或许部分地反映了整个世界观。在许多语境中，“表层”一词具有“肤浅”之意，而“深层”则具有“重要”甚至“深奥”之意。按价值的大小排列，“表层”意味着低价值而“深层”则意味着高价值。我们不妨这样看，从重要性上讲，表层文化肤浅而深层文化深奥，前者不如后者重要。

文化认同通常取自表层文化，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作为文化表象，文化实践是人们直接意识到的内容。它们极具价值，部分是因为它们已为人们所接受，且往往是人们所

喜欢的；部分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参与某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实践，那么他将被看做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相比较所谓的高雅文化，“没文化”则是一个贬义词，意味着某种缺陷或不足。

但并非一定总要和高雅文化进行比较，我们还可以谈论大众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文化等等。某个人对体育文化中的特殊元素感兴趣，对他而言，缺乏此类兴趣的人不仅与他存有差别，而且在这一方面存有不足。但这种不足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文化。文化实践有时是可替代的。高雅文化可以为低俗文化所替代，同一种文化中的特殊元素会被其他元素或另一种文化中的特殊元素所替代，例如对严肃小说的兴趣会被对抒情诗的兴趣、对巴洛克音乐的兴趣会被对数字理论的兴趣所替代。只有缺乏所有文化类型的人，才是没文化的。由于文化表象有不同的层级，某个特殊文化境域中的个体会处于高低端文化之间的范围内，大多数的个体处于该范围两端之间的某处，也许只对几种可替换的文化元素有真正的兴趣。然而，将自身融入到所处文化实践的个体有可能将一种文化认同意识与对优越性的规范判断联系在一起。他者文化的实践由于和自己有所不同而被看做存在缺陷和不足。由于文化实践是可替代的，依据表层文化对其进行优越与否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方法是将文化认同至少部分地植根于深层文化之中。这样做的理由充足。作为个人事务，我们的信念和价值对我们的自我意识尤为重要。对北京马连道人或纽约百老汇人失去信心也许让人难过，但对在北京或纽约周边生活了多年的人也失去信心则更容易引人关注；不再看重茶或音乐戏剧也许让人难过，但对同情心或正义感也不再看重则更容易引人关注。文化也是如此。文化表象的变化多少有一些偶然性，即使是令人遗憾地失去了，也不那么要紧，但潜藏在深处的信念和价值的变化则是构建整个文化气质的中坚力量。这些特性在塑造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许深层文化元素太抽象，不能作为文化认同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它们在构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最理想的文化认同是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合二为一。

今天，人们寻找社会冲突的单一根源的尝试变成了幻想，备选的有经济、意识形态、宗教，还可以再加上第四个，文化。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把“文化”的意义范围扩展，则可以包含经济、意识形态和宗教，使其成为社会冲突的单一根源。但这是徒劳的，我们更可能做到的是通过识别其多样化的根源来界定社会冲突。也就是说，在文化认同中重视最高层面的价值是一个根源。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实际的理由去重新认为，文化认同是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合二为一。我们不可能阻止人们对文化认同铺天盖地的评价，不管这种评价是好是坏。人们会继续认为保护和促进他们的文化认同很重要。如果他们的文化认同意识局限在了表层文化，则这种保护和促进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并进而使其上升到战争。让人们理解许多表层文化元素的可替代性能够起到全球性的缓释作用，至少在深层文化中的一些广泛的信念和价值可以为不同的表层文化提供母体，让人们认识到深层文化的共有成分可以降低他们把保护和促进表层文化看做文化认同的欲望。

重新看待文化认同，把它看做是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合二为一，可能不会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因为后者的多元化根源使得任何类似的努力注定失败。而且，并没有理由认为任何表层文化现象都可以毫发无损地被替代。用一些流行音乐来替代西方的一些艺术音乐可能不会引起关注，但如果用街舞替代巴赫，则会导致严重损失。只停留于对表层文化的思考

并不能保障愚蠢的文化相对主义。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深层文化广泛的信念和价值是完全一致的。根深蒂固的有神论和世俗主义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表层文化中难以协调的矛盾，但我们可以在深层文化中发现契机。深层文化中的诸多价值是共有的母体，如同情、正义和忠诚，还有通常关注个人和孩子的生存、成长的高层次价值以及表层世界中相关的所有信念。诚然，如果我们能够自信地把其他价值尤其是宽容和诚实加诸这个母体，社会冲突一定会减轻。但是，即使我们真的看到深层文化的价值被广为接受，某些价值例如同情，如果给予更大程度的接受，也会削弱社会冲突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关注人类生存和成长的高层次价值会为人们遏止社会冲突提供审慎的基础。今天，关注人类生存和成长的高层次价值可用以确定社会冲突的根源，促动人们阻止社会冲突，或至少在其爆发时将危害最小化。（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托马斯·麦格奈尔）（本期特别策划采写工作组：童力、黄维政、焦兵、江哲）

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现象的初步探究

2015年10月19日作者：马维康来源：察网

摘要：

本文旨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现象进行全方位的初步探究，分析其基本传播手段和在中国产生的影响，阐述其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探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目的以及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借此为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提供意见和建议。

美西方对我国文化渗透的方式和影响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开始敞开国门、接触西方工业文明、融入世界统一体的开始，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开展大规模文化渗透的开端。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开始已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力度冲击着中国人的神经。在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之后，挟冷战之威，借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对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推行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的步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宣传和推广的力度固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中国也得到了空前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更是史无前例。所有这些现象我们都应该予以关注和研究。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质、基本内容和关键

国家文化安全即主权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系统、宗教信仰等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间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

国家文化安全，产生于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其本质是本国文化特质的保存和延续，基本内容包括：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以及生活方式的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在具有民族性的同时，也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性，但更强调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的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另外，国家文化安全还包括国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认可，具有对本国文化的文化自尊心态。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方式和影响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冷战结束之后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其传播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和隐蔽性。

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有：(一)通过新闻媒体传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

所具有的信息技术优势和对传播媒体垄断，掌握全球话语权，宣扬其社会制度和基本价值观,对与其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进行攻击和责难。(二)通过大众文化,借助各种传统的传播媒介和手段。如:电影、电视、广播、书籍、刊物、广告等，进行其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三)通过经济领域活动的影响，借助跨国公司和对外贸易宣传其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实体商品为媒介推销本国文化。这种途径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主要着眼于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生成环境。最常见的例子如可口可乐、肯德基和麦当劳、苹果iphone系列智能手机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西方跨国公司的产品，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购买它们或在那里进行消费是一种时尚，它们也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四)通过教育途径的影响。教育是最直接改变一个人素质和思维模式的方法，也是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趋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行为。借助经济、技术和人才等教育资源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中国持续不断的出国热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热切呼应。通过教育领域的文化渗透，西方国家在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输出其价值观的目的同时，还掠走了我国用大量资金培养的各领域的优秀人才。(五)通过新兴传媒互联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对现今互联网技术和资源的绝对优势和垄断权利，凭借网络的交互性、渗透性和虚拟性等特点，经常在网络上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大肆传播消极腐朽的生活方式，对我国的青年一代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近年来新兴论坛和自媒体的出现和流行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网络游戏对中国青少年身心的影响和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多种多样，借助宗教手段、科技手段和以西方节日为载体进行传播等也是其重要方式，在此不详细阐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宣扬西方世界的先进性，推广西方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严重侵犯了我国的文化主权，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尊不断下降。其次，它的传播和中国国民对它的肯定，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打压，严重影响了中国民族文化自身正常的发展和演变，大幅度降低了国民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接触。另外，它冲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理想信念，改变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西方物质生活方式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逐渐深人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的人们，尤其是中国的青少年，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产生异化，导致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合法性”的认同。最后，它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而且基础较差，在科技和创造力方面犹为薄弱，西方文化产品在国内的流行和不正当竞争挤占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国内市场。

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原因探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对我国输出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渗透?一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历史、文化、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等多个方面。

(一)这是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为自己的文化产品扩展市场、谋取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同样追求全球化，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扩张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今西方的文化渗透活动与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欧美国家为寻求原材料、扩大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而开展殖民活动、

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文化很早就已经作为资本主义商品开始被批量生产和销售，报纸就是其典型代表。世界公认的第一张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牛津公报》创立于1665年，而在1825年全球第一家通讯社，即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通讯社创立之后，文化和信息的批量采购、生产和消费更是进入到标准化、规模化、全球化的阶段。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870年全球最大的三家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路透社和沃尔夫通讯社签订《通讯社联盟条约》，这一协定划分了三家通讯社在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三家通讯社在自己的势

力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这意味着文化已经与一般工业产品一样，实现其在全球的配置。文化产业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以美国为例，它的电视节目普及率世界第一，票房收入占全球电影票房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美国的文化产业总收入十几年来在出口行业中一直位居第一，早在1998年就突破600亿美元。美国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的最大受益者。

(二)是西方独特而先进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态。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特性中所蕴藏的坚定的“国民信仰”是产生“文化霸权”的内在原因。西方国家对其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普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己的文化是先进性和现代化的代表，具有引领全球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责任和使命，因此热衷于向全世界推行其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此外，基督教文明内在的扩张性与征服性，使得西方民族天然地具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心理，这种心理也是导致西方国家一味地追逐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客观方面，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文化领域的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其文化的先进性和积极因素值得全世界借鉴，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和文化创造力也是其他国家效法的典范。西方文化目前的显着优势和领导地位是无法否认的。

(三)是西方国家具有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话语权和科技等客观物质方面所占有的绝对优势。这是西方国家推行其文化霸权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上,目前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7%,欧盟的总和比美国稍高一点,两者相加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六成左右。美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10年的连续增长,在新经济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政治方面,西方国家在全球大众传媒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世界舆论乃至人们的思想。他们基本上可以左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决策,在联合国也处于优势地位。在军事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等于中小非西方国家的总和,军事科技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在世界所有重要地区保持着军事存在。作为西方国家军事组织的北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其规模还在不断膨胀。没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就形成不了文化霸权在实际外交操作中的地位。

(四)是因为西方国家正把文化渗透作为控制他国民众思想和精神生活、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其目标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文化传播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操控的政治资源，他们有意识、有目地把它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通过把自己的文化打造为衡量一切文化的标准和尺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国受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实现对其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控制，借以实现西方国家的政治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引用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界名流，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话作为参照，他是促使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使这股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一种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美国着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着作中也说：“它(美国的文化渗透政策)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

(五)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和现今的国际形势来看，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是其“西化”和“分化”中国，实现削弱甚至瓦解中国的战略图谋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干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转而通过向其他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和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为他们首当其冲的目标。美国针对中国所制定的文化渗透

战略在着名的“十条戒律”中可见一斑，尽管这一文件的权威性还有待考证，但其清晰地表达了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意图和手段。“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九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使西方国家看到了利用文化进行“和平演变”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加强了他们运用文化手段来“西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信念。总而言之，西方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文化传播与渗透，既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受到当今全球化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既是18、19世纪西方全球扩张的延续，也因为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新的特点;既是西方国家物质力量和政治制度支持下的产物，又与之相互补充，反过来巩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支配和主导地位。

四、西方文化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分析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入渗透，有着它们深刻经济和文化根源与深远的政治目的，是在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程度，正如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已经朝着美国希望的样子发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化有着如此的认可度和亲和力?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辨析中国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另外，这与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有关。

(一)是中国民众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目前中国大众的普遍心理和价值观中，西方工业文化和其代表的现代文明一直是先进的象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趋势。而作为对比，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是落后的和封闭的，是对人性禁锢的象征。这种观点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产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大幅度强化而定型，在改革开放后又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主义国家是时尚和潮流的代表，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偏见。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确实具有落后和不合理的文化内涵，但其中也不乏积极因素和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调整的成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自由和平等意识、人文主义思想以及竞争和开拓的精神是其积极因素，但西方文化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都带有明显的消极色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可以视为相互交流借鉴的基础。

(二)是西方文化传播以大众文化为主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和输出的文化产品，其本质都是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和标准化两个基本特征，更具体地说，大众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实际上追本溯源，“文化产业”一词最早也是针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而使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今社会存在三种文化形态，即面向精神层面的高雅艺术文化，面向生活层面的民间文化，还有面向消费层面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为目前的主流文化，比传统的高雅艺术文化和民间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大众文化的本质和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对大众精神的操纵和控制。西方大众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引发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的及时性、一次性消费文化，这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大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另外，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媒体管制解除，目前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几乎都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掌握中，以传媒巨头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并把其传播视野扩展到全世界。这方面的典型如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其自我定位就是：滚动的、现场的、全球的新闻报道。尽管秉持客观性报道原则，但

西方新闻传播仍然带有明显的偏见和政治意图。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大众心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当前中国社会状况和大众心理也是西方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巨大作用的原因之一。1、众所周知，经过近代的屈辱历史和中国传统社会体系的瓦解，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在中国古代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早已丧失了其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重新涌入，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趋势，中国社会大众也从原先单一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演变为目前多元化的价值体系。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和选择意识也大大增强。许多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开始流行，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大众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认可度和亲和力。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再加上加入世贸组织，这些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空前的、持久的，也是极为深刻的。中国借鉴西方国家文化和制度的优点并积极投身全球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西方的文化渗透提供了更为合适的客观条件。总而言之，中国自觉的社会改造使当前中国社会和大众心理更加接近西方国家，这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更能得到认同和支持。3、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制度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物价上涨、房价过高、贫富差距过大、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些社会问题对维持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维稳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和重大课题。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西方文化和制度在中国民众眼中呈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4、中国目前的文化体制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媒体主要以政府宣传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的形式出现，社会大众对当今中国社会主流媒体的认可度并不高，转而把目光投向西方传媒和独立运营的商业传媒。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五、对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所提出的建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上提高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并制定相应政策，坚决扞卫国家文化安全，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好地在新世纪发扬光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立于不败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首先要确定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宏观基本态度和措施。(一)对于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予以客观评价。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要有更为自觉的认识，要给予祖先为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要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扬弃。简单地说，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二)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当然不能简单地视其为现代化和人类先进文明的代表，也不能因为它的渗透性和扩张性而视其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拒绝和抵制。我们应该加强对西方国家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涵，我们要在积极引进后加以学习并使之中国化，在学习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和文化渗透的危害，要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中的不良观念和腐朽成分。

(三)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反对其文化霸权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向全世界介绍和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对西方文化渗透和入侵的一种积极防御。当然，我们必须要以承认文化的世界性和多样性为前提，建议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借鉴，而不是走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道路。

(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我国的文化创造力，保持文化先进性。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更是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利用本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合理资源，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批判扬弃、创造转化，锻铸出新型的文化形态。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优化文化资源配置，通过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结合增强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三)深化文化体制和机制改革，改变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使其规范化、高效化，增强文化创造力和活力，活跃文化市场和文化氛围。(四)在理论研究和宣传领域，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民族文化之中，以此积蓄文化势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五)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六)我们应该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推动建立和平、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总之，我们强调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但它并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能否重新振兴的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在当前西方文化霸权日益向全球扩张，特别是已经开始威胁到中国的文化安全以至政治、经济安全的今天，我们更加不能掉以轻心，而是必须及早地作出战略抉择和安排，以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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