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化与语法化的联系与区别

以下文章发表于《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

词汇化与语法化的联系与区别：以汉语史中的一些词汇化为例

董秀芳

提要：词汇化这一术语在语言学文献中有不同的用法，本文对词汇化的各种定义和类型做了梳理。着重比较了从历时角度定义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异同，指出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不能仅根据演变的结果，而应该主要根据演变过程的特点。具体分析了汉语中一些容易与语法化相混淆的词汇化现象，指出了词汇化的不少原型特征都可能缺失，从而变得与语法化接近，词汇化的最基本、最稳定的特征是两个成分间边界的失落或模糊。

关键词：词汇化语法化语言演变

一、词汇化的定义

词汇化（lexicalization）有多种含义，因此有时使人迷惑。

有一类词汇化的概念是从共时的角度提出的，这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使用又有细微的差别。最常见的一种是指在语言系统中将概念转化为词的过程，这与认知方式相关，不同的语言类型可能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Talmy 1985，2000）。在形式语法的框架中，词汇化有时可以用来指将功能范畴（functional category）用语音手段体现出来从而变为显性（visible）形式的过程。还有一种用法是从语言生成/合成的角度，将根据表达意图对合适的词的选择称为“词汇化”，等等。

另一类词汇化是从历时即语言演变的角度定义的，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在语言变化领域使用的词汇化，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用法。在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对举时，词汇化有时专指从语法成分变为词汇成分的变化，但其实这种狭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Himmelmann 2003），因为词汇

化并不总是与语法化对立（这一点下文将谈到）。在历时演变领域中定义的词汇化也可以做广义的理解，即指从非词的单位变为词的过程，最常见的是从短语或从句法结构演变为词，董秀芳（2002）的研究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词汇化的定义。

二、词汇化的类型：

文献中提到的历史演变中的词汇化有这样几类：（1）分立的两个词汇成分变为一个词汇成分（univerbation, idiomatization），原来的两个词都有可能还可以独立使用。比如英语中的词y’know来自you know这两个词所组成的短语，gonna来自going to。（2）原来能产的构词成分（词缀）被重新分析为词根的一部分（phonegenesis, phonologization, resegmentation）。比如，日尔曼语中由使成后缀*-ej-a构成的派生词在大多数的后代语言中都被重新分析成了单语素词，原来的后缀成为词根的语音构成成分；（3）能产的构词成分（经常是粘着的）的产生。比如，英语中名词性的派生后缀-dom来源于古英语的词dom（义为“判断，权威”）；英语的副词后缀–ly来源于古英语的词lic（义为“身体，形式”）；汉语的名词性后缀“子”来源于表示“孩子”的独立的词“子”。（4）从一个词分裂出另一个词，原来的词仍然可以独立使用（split）。比如英语中的mouse在产生出鼠标义之后就分裂为两个词，各有不同的复数形式，表示老鼠的mouse的复数形式是mice，表示鼠标的mouse的复数形式是规则性的mouses；英语up从副词用法分裂出动词用法（如to up）和名词用法（如ups and downs）。（5）词缀变为独立的词。比如，英语的名词性后缀-ism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为名词。实际上只有（1）（2）两种才是典型的词汇化，是经常发生的跨语言存在的词汇化类型。（3）（4）两种都可以做其他分析，第（5）种是比较少见的类型，只是非常偶然地发生。

董秀芳（2002）主要讨论了前两种词汇化，对第一种情况讨论最多。董秀芳（2002）将第二种情况看作“进一步词汇化”，因为其起始形式已经是词，与起始形式不是词的词汇化有别。需要补充的是，董秀芳（2002）主要讨论了双音词的词汇化过程，实际上除了词的形成可以属于词汇化，自由短语变为习语（idiom），也可以算作词汇化，因为习语也是词汇单位的一种，这也是词汇化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习语的内部成分有些可以分离，有些不能分离，不能分

离是更高程度词汇化的表现。习语可以通过简缩进一步词汇化，从而在语音形式上更接近于语言中典型的词。

三、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

1．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通之处

（1）机制类似

LaPolla（1998）、Lehmann（2000）、Wischer（2000）、Himmelmann （2003）等的研究都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二者是平行的（parallel）或相交的，而不是对立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虽然在演变的结果上有区别（但也不是绝对的，后文会谈到），但是二者都是语言形式的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都包括了理据性的减弱甚至消失，而且都可能在语音形式上有弱化，都可能发生形式的融合（fusion）（Wischer 2000等）。作用于词汇化和作用于语法化的机制有相通之处，比如都是在自然话语的组合片断中发生的，都是以高频使用为基础，都是一种仪式化（ritualization）（Haiman 1994），都可能包含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过程。一些学者希望能用统一的模型来处理语法化和词汇化（Briton 2004）。

（2）过程相关

词汇化可以在语法化的基础上发生：Givón （1979）指出了以下的演变链条：话语构成>句法化（语法化）>词汇化[discourse creation > syntact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lexicalization]。这是将词汇化看作语法化的进一步发展。Givón指出，如果语言不断地从话语结构变为句法结构，那么语言在发展中就会变得越来越句法化，但这并不是事实。句法结构在时间过程中会被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和词汇化所磨蚀。因此句法化是一个循环的过程。Givón 还指出，造成句法磨蚀的原则与造成句法化的原则不一定相同。这样词汇化与句法化可以是两种过程。Norde（2002）认为语法化的最后阶段可以是词汇化，董秀芳（2003）在对“X着”的词汇化研究中也有类似看法。汉语中不少实词在语法化为虚词之后，又进一步变为词内的组成部分，但不像其他语言中的类似变化一样转变为屈折词缀，而只能说是转变为意义模糊的构词成分，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在语法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词汇化。太田辰夫（1958）指出不少这样的

例子，如“边”就是从名词变为后置词，又从后置词变为“上边”“下边”“里边”“外边”“旁边”等词中的词内成分[1]。

语法化也可以在词汇化的基础上进行（Lehmann 2002）。如果我们把词缀看作语法成分，把从复合词中的构成成分变为词缀的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过程看作语法化的一个表现的话（Hopper & Traugott 1993是这样认为的，但是Lehmann1989认为变为派生词缀的过程是词汇化），那么这种语法化就是在词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复合词的形成是一个词汇化的过程。如果认为派生词缀的形成仍是词汇化，因而上述演变还不能称为在词汇化基础上的语法化，那么下面这一类现象作为词汇化基础上的语法化的例证是没有疑问的：存在一些派生性词缀发展为屈折性词缀的例子（如拉丁语中的后缀-sk原来是一个派生词缀，到了现代罗曼语中变成了屈折词缀），这里面包含的过程是：复合词中的成分>派生词缀>屈折词缀。显然第一个阶段是词汇化，不管第二个阶段是不是语法化，第三个阶段是语法化无疑，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屈折词缀的形成过程是在词汇化基础上的语法化。

词汇化可以作为语法化的继续，因此如果仅仅根据演变结果的语法性程度来衡量，语法化理论中的单向性假设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从粘合度这个方面看，单向性假设的可信度就比较高了，因为很多在语法化基础上进行的词汇化使得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粘合度（boundedness）进一步增高而不是减弱（如使独立的虚词变为词内成分）。Haspelmath（2004）指出，词汇化不一定是单向性假设的反例，只有反附着（decliticization）的变化（即从附着的形式变成独立的成分）才是单向性的真正反例，因为这种变化使得粘合度从高变低了，如由词缀变为词的变化（比如英语中的-ism）。

（3）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通性与语言中各种构式的统一性

如果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理念。构式语法将语素、词与固定化的句式都看作“构式”（construction），并把构式定义为“规约化了的形式与意义的配对”。表面看来，这些构式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是语言知识中需要加以学习和记忆的部分。从最根本上讲，他们的形成过程有相通之处：句式是话语的规约化，词可以是短语的进一步规约化，语素可以来自独立的词，是词的进一步变化

造成的规约化。虽然语素和词可以归入词库，而句式可以归入句法范畴，但由于它们经历的相似的规约化过程，它们在共时的类属差异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从它们的共性着眼，它们可以被统一命名。词汇化可以看作是语法化的进一步深入，那么可以说词汇化造成的形式的规约性和符号性更强，表现在共时，词汇的特异性就强于句式，但这只是程度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句式也具有规约性。（4）对于同一过程是词汇化还是语法化，经常存在认识分歧

由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通性，再加上语言学研究者对词库的认识分歧（比如词库中包括哪些成分），在对一个变化过程是词汇化还是语法化的认识上也会存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对于同一个变化例子，有的人认为是词汇化，有的人认为是语法化。如：

a. 变化例子：古高地德语hiu tagu > 中古高地德语hiutu > 现代德语heute

Meillet（1912）认为是语法化，Giacalone Ramat（1998）认为是词汇化（是一种univerbation），是语法化的最后阶段。

b.变化例子：古高地德语haidus > 中古高地德语–heit (派生词缀)

Lehmann（1989）认为是词汇化，Ramat（1992）认为是语法化。

有时具体例子虽然不是一个，不过却显然代表了类似的过程，不同的研究者给予了不同的命名。如：

a.变化：英语后缀–a(o)holic, (-)burger, -gate, (-)ade的产生

Norde（2001）、Anttila（1972）、Ramat（1992）认为是词汇化，Cowie（1995）认为是语法化，Bynon（1983）认为是类推创造。

b.变化：代词>连词

Anttila（1972）认为是词汇化，Giacalone Ramat（1998）认为是语法化。应该承认，词汇化和语法化有分界不清的地方。如果认为凡是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具有任意性的结构就是词汇的话，那么虚词、屈折词缀等也可以看作词库成员，这样，很多语法化同时也就是词汇化，因为它们也都给语言系统增加了新词。不过，研究者们一般不愿做这种过于宽泛的理解。

２．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差异

词汇化和语法化也的确存在一些不同，因此我们还是将这二者区别开来分别进行研究。对二者进行区分，不能仅看演变结果。一方面词汇化也可以产生虚词，另一方面由于语法和词汇的界限不容易分清，对于一个形式应归入词汇还是归入语法容易产生分歧，因此将词汇化和语法化看作是语言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转移、仅仅从结果来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更好的方式应该是从变化过程的特点来区分这二者，判断一个变化是语法化还是词汇化，要看这个变化过程的特点是更接近于原型的语法化过程还是更接近于原型的词

汇化过程（Himmelmann 2003）。

在变化过程上，词汇化和语法化存在以下一些不同：（1）词汇化是在两个特定成分的组配中发生的，词汇化后的成分与相邻成分的组配是有限的；而语法化往往是在某个特定成分与一类形式组配的环境中发生的，语法化后的成分与相邻成分的组配能力强。与此相应，语法化往往导致某一类型组合的能产性增强，语法化的完成一定伴随一个类推扩展的过程，语法化了的成分可以出现在其原先不能出现的语境中，而词汇化不造成某类组合的能产性的增强，而往往是某类组合能产性降低的结果。（2）语法化总是包括语义的宽泛化，而词汇化则不一定。（3）语法化中发生变化的往往只是一个成分（虽然变化是在结构中发生的），而词汇化则往往涉及两个成分，是两个成分合为一个成分的变化（除了语法性成分变为词汇性成分的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只涉及一个成分）。（4）词汇化的变化过程是使一个形式从分析走向综合，结果是形式中原有的结构关系消失，只能对这个形式从整体上加以处理；而语法化的结果则是显性标明某种结构关系，因而具有可分析性和规则性（Lehmann 2002）。另外，从总体来看，语法化更具系统性和跨语言的一致性，而词汇化则受到更多特异性因素的制约，与语言的特定结构相关，更多呈现出不同语言类型的差异。

这里顺便提到，Haspelmath（2004）认为词汇化是突变的，而不是渐变的，如果词汇化是专指从语法性成分转变为词汇性成分的过程，可以说词汇化是突变的，但如果将词汇化看作非词成分变为词的过程，那么词汇化在很多情况下也具有渐变的性质（比如从短语转变为词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与语法化无异。四、汉语中容易与语法化混淆的几类词汇化现象

汉语中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二者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分清。以下我们分析几类与语法化有一定相似之处的汉语词汇化的例子，汉语里的这些例子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

1．变为语法成分的词汇化

上文我们提到了区分语法化与词汇化不能仅根据演变的结果，变为语法性成分的变化也可能是词汇化，起决定作用的是变化过程的特点。我们发现，某些汉语虚词的产生是通过词汇化的方式。董秀芳（2002）已举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如“于是”“极其”“所有”等的词汇化。这里我们再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通过分析其过程来具体证明词汇化的判定不能仅根据演变结果。

（1）连用副词的词汇化

一个句子里可以有多个副词性成分，副词性成分只与谓语动词具有结构关系，彼此之间不互相修饰，两个紧邻副词组成的形式可以看作是一个跨层结构。我们观察到，当两个副词经常连用时，它们有可能由分立的单位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变为一个词，变化的结果往往仍是副词。我们以下要讨论的由词汇化所产生的副词在词汇意义上比较虚，将其看作虚词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也许”的词汇化过程。现代汉语中的常用副词“也许”最初是两个副词的连用。“也许”连用出现得较晚，在清代晚期的语料中才有用例。“许”最初也是一个副词，表示估计，义为“可能”，“许”的这一意义也表现在双音词“或许”“兴许”中。“许”后有时跟“是”，组成“许是”，类似于一个双音词，义为“可能是”。以下是出现副词“许”的一些用例：

继之道：“藩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使，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回）

要是玉山县的一路人，我要出头，许我一拦就完了。倘若西川路的贼人，不但我管不了，他等认准了我，且要跟我为仇。（郭小亭《济公全传》第九十六回）和尚说：“你去应酬亲戚要紧，多一半还不是外人，许是你小姨子来了。”（同上第三十三回）

林士佩面带笑容，遂对胜老者说道：“镖行之人进了此山，大概来则容易，想要出此山中，许是有点费事吧？”（张杰鑫《三侠剑》第一回）

胜爷道：“杨香五虽讨人嫌，他也不至于无故骂人，许是你骂人家吧？”（同上第二回）

魏狗说：“她许是找大爷来了，我得出去见见她去。”（石玉昆《小五义》第三十回）

醒来收拾自己物件，薰香盒不见了。一想，许是那服侍的十一二岁小和尚偷去了，因此急急出来找他。（文康等《儿女英雄传》第五十六回）

许是颦儿成了仙，这花儿也沾了他的仙气了。（郭则《红楼真梦》第四十三回）“也”和“许”相邻出现时最初是两个副词连用，“也”是表示追加的副词。“也许”在意思上相当于“也可能”，是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如：

大众说：“不用说，众妖道许由井亭子逃走，也许是地道。”（郭小亭《济公全传》第一百九十四回）

此例中“许”在前一个分句中是单独使用，在后一个分句中与“也”连用。“也许是地道”的内部层次应为“[也[许[是地道]]]”。再如：

许是云霞观的紫霞真人李涵陵，再不然就是东方太悦老仙翁，也许是白云仙长。（郭小亭《济公全传》第一百三十八回）

我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人言凿凿，谅非无因；也许是他在外边胡吹。只要你世兄差人去四下里一访，那就见他无私有弊。（吴趼人《糊涂世界》第十一回）“也”和“许”最初是独立的副词连用还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侧面的证明，“许”前不仅可以出现“也”，还可以出现其他副词，“许”和这些副词的关系也是连用的关系，如：

大概许是那个玉仙，她说叫东方玉，准是她。（石玉昆《小五义》第二百四十一回）

他绝不能是个贼，倒许是个探子。（同上第二百一十一回）

准许是这楼上有狐仙。（同上第一百七十七回）

不怕分几股子的赃，挤住了都许倒的出来。（文康等《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华云龙一瞧，他拿棍打的这个树直晃，工夫大了，真许打倒了。（郭小亭《济公全传》第七十六回）

柴头说：“咱们瞧瞧去，和尚又许出了岔子。”（同上第七十八回）

大家凑钱给他修庙，叫他给求求铁佛，就许能除了灾。（同上第八十五回）

罢了，还许我家舅老爷不信。（同上第五十二回）

金钏儿笑道：“我恭维你，你不受。本来你怎么配做花神？只可算花妖。太太不是说你是妖精么？还许是狐狸变的呢？”（郭则《红楼真梦》第六回）

“也许”在连用过程中词汇化了，变成了一个副词，其语义与原来由“许”所表示的意思相同，即表示推测，义为“可能”。“也”的语法化程度比较高，其词汇意义比较弱，有不少情况下“也”的意义不好概括，仅表达一种委婉的语气，如“也只好如此”。“也”的虚化的语义特征为其与“许”的词汇化提供了条件，因为当“也”的词义虚灵时，就变得不凸显了，“也许”就可能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再加上二者又处于同一个音步里，所以二者的距离更容易被拉近。

以下例子中的“也许”应该被分析为是一个词了：

子翼呆了一呆道：“也许他是血痛，生化汤未尝不对。”（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金钏儿道：“紫鹃也许会来的。那天，我出去碰见一个仙女，活脱就是紫鹃的影子。我还以为是他来了呢！”（郭则等《红楼真梦》第六回）

以上例中在“也许”之前都没有引入另外的可能性，因此“也”的追加意义已经失落，“也许”成为一个单位。

以上分析中举到的“也许”作为两个副词连用的例子和作为一个单独的副词的例子都出现在清代，从材料上反映不出很大的时间差距。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词汇化研究表明，词汇化的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可长可短，有些词汇化现象的完成经历了很长时间，而另外一些词汇化现象的完成则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董秀芳2002）。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据以研究语言变化的文献资料是有限的，并不能全面反映语言的状况，实际语言中发生的变化有可能并没有在书面文献中留下痕迹，书面文献所反映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口语。因此，在文献资料上分不出先后顺序的两个现象不一定就是共时层面产生的。根据同期文献中的不同用例也可以推测出历时的变化过程。

在笔者的方言河北黄骅话中，“还许”是一个词，义同“也许”。如：他还许不知道这件事。“还许”与“也许”的成词机制应该是一样的，都是由连用副词经词汇化而成的，“还许”是由副词“还”和“许”在连用过程中形成的。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何不”“何尝”“何曾”三个词。“何不”是一个表示建议的副词，用反问的语气表示应该或可以。从其内部组成形式看，这一词是由疑问副词与否定副词词汇化而来的。“何尝”是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未曾或并非，“何曾”是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未曾，这两个词都是由疑问副词与时间副词经词汇化而形成的。

在古汉语中，“何”可以作疑问副词，既可以表示真性疑问，也可以表示修辞性的疑问，即反问和设问。成词的“何不”“何尝”“何曾”中的“何”都是表示反问的。“何不”“何尝”“何曾”原本都是副词连用，是两个分立的单位，它们的词汇化主要是由于“何”作为虚词的用法在汉语发展过程中逐渐衰落了，因此“何”与相邻副词的一些组合就作为句法的遗迹而固化为词了。“不”的较强的语法性和较弱的词汇性、“尝”和“曾”在发展过程中的粘着语素化也为这些副词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发生词汇化的连用副词一般要包括一个语法性较强的成分，因为语法性较强的成分词汇意义弱、依附性强，所以容易与其他副词性成分合为一体从而发生词汇化。连用副词的词汇化所形成的结果是语义虚化的副词，属于语法词，与一般语法化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变化是词汇化，因为这一变化是两个虚词粘合为一个新的虚词的过程，和实词与实词粘合成为一个新的实词的词汇化过程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不是由词汇性单位变为语法性单位或由语法性程度较低的成分变为语法性程度较高的成分。其形成过程是由可以分析变得不可分析，符合词汇化的特征。

（2）话语标记的形成

还有一类词汇化是变为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其形成过程也是两个独立的词的并合，是在反复连用中形成的。如“对了”、“好了”、“行了”（董秀芳2003b）和“完了”（高增霞2003）等。虽然话语标记可以看作是

语法性成分，但是这些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是从内部结构有规则、可分析向内部结构无规则、不可分析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词汇化。

应该承认，变为语法性成分的这类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有一些也许既可以看作词汇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入语法化。

2．具有系统性的词汇化

有些词汇化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规则性，在这一点上与语法化相似。（1）使用频度高的虚词与其相邻成分的成批的词汇化

有些虚词在与相邻成分发生词汇化之后变为一系列词的词内成分，且出现位置固定，有词缀化倾向。如“不V”、“X说”、“X着”、“X是”的词汇化（董秀芳2003a、2003b、2003c、2004）。这种词汇化表现出相当的系统性，在这一点上与语法化非常接近。

（2）二字状中或定中结构的词汇化：一类尚未彻底完成的词汇化

现代汉语中存在一些介于短语与词之间的状中或定中二字组合。如：

独（单独地、独自地）

独闯独撑独存独得独缺独享独有独坐

共（共同）

共办共唱共闯共吃共创共谋共享

互（互相）

互爱互帮互称互访互换互借互免互勉互派互

有互赠互证互致互祝互敬互谅互道互联互设互诉

残（残缺的）

残碑残币残壁残党残冬残稿残更残骨残痕残

花残灰残火残迹残简残酒残卷残梦残片残

篇残墙残秋残躯残日残石残汤残体残瓦残

叶残夜残云残枝残烛残砖

孤（孤单的）

孤城孤村孤岛孤灯孤坟孤峰孤鬼孤星孤雁孤

云孤舟

寒（寒冷的）

寒冰寒风寒春寒雾寒雪寒夜

以上这些结构都没有被《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说这些形式类似于短语，是因为它们具有明晰的内部结构关系，即偏正关系。说它们类似于词，是因为在韵律形式上必须是两音节组成的一音步，其中心词不能被同义的双音形式所替换。比如，可以说“独存”，但不可以说“独存在”；可以说“共享”，但不可以说“共享受”；可以说“互换”，但不可以说“互交换”；可以说“残币”，但不可以说“残钱币”；可以说“孤岛”，但不可以说“孤岛屿”；可以说“寒夜”，但不可以说“寒夜晚”；等等。显然以上这些二字组合都符合词在形式上的标准，都是韵律词或说语音词。而且虽然这些形式内部都有比较清晰的结构关系，但是并不具有同类短语所具有的完全的可类推性，以上举到的这些单音副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只选择有限的中心词与之搭配，这类组合只具有非常微弱的能产性。

以上这些结构从共时来看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形式，既不是典型的词，也不是典型的短语，而是处于中间状态。这种状态是历时发展的产物。在历史上这些结构都曾经是由自由的词构成的短语，具有完全的可类推性。在发展过程中，其中的单音副词性和形容词性成分作为词的地位削弱了，不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在韵律上具有了依附性，但其作为词的特性还没有完全丧失，整个结构可以说正处在由短语向词演变的词汇化过程中，因此其地位处于短语和词之间，在韵律上已具有词的特征，但在结构和语义关系上还与短语保持了一致性。不过，有一些同类结构由于其构成成分都是常用词，使用频率高，经常共现，结果其词汇化程度就比较高，有些已被词典所收录。比如《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与上举例子在内部结构上完全平行的以下形式：

独

独霸、独步、独白、独裁、独唱、独处、独创、独到、独断、独揽、独吞、独舞、独行、独占、独奏

共

共处、共存、共度、共犯（义项之一为“共同犯罪”）、共管、共居、共聚、共勉、共鸣、共栖、共生、共议、共振

互

互补、互惠、互见、互利、互让、互溶、互通、互训、互助

残

残本、残兵、残部、残喘[2]、残敌、残匪、残骸、残货、残迹、残局、残年、残品、残棋、残生、残雪、残阳、残月

孤

孤本、孤军、孤身、孤孀、孤证、孤子

被《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的这些形式，有一些状中结构已经有了名词用法（如“共犯”“独奏”等），发生了转类，这显然是词汇化程度较高的表现，还有一些状中结构仍是动词性的，这些形式是由于使用频率高因而词汇化程度也就显得高。

汉语的单音副词和单音形容词中除了个别常用的例子（如

“又”“再”“也”“就”“大”“小”“高”“低”等）之外，在韵律上都要依附于单音中心词，这种特点只有通过历时进行的词汇化才能得到解释。

以上所举的这些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词汇化在发生环境上具有一定规则性，涉及到一个词类中的很多成员所参与形成的一类结构，而不仅仅是某一结构类型中的几个具体例子，在这一点上与语法化类似。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类在相似结构中发生的词汇化，其变化过程是离散式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变化过程，这正是我们将其看作词汇化的原因。语法化与此不同，当一个词汇成分在一类语境中发生语法化之后，就可以以类推的方式与合适的成分相结合，如“了”在动补结构的补语位置变为体标记之后，就可以直接与很多动词性成分

相结合了，这种“动词+了”结构中的“了”不必再单独经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

3．具有能产性的词汇化：动补结构的形成

有一类词汇化可能具有能产性，在这一点上与语法化类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动补复合词的词汇化过程。

动补结构是词汇结构还是句法结构？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对词的认识不同。在历时研究领域，虽然有不少学者将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看作词（如太田辰夫1958、志村良治1984等），已有的很多研究基本还是把动补结构的产生看作句法方面的变化，放在句法部分来考察。

如果依照句法的标准，凡是带宾语的动补结构都应该算作句法词，因为这样的动补结构实际只占据谓语动词这样一个句法空格（slot）。如果把动补结构看作词，那么动补结构应该是词汇化的产物，汉语历史上动补结构的产生不是句法的变化，而是词法的变化，是两个动词合并为一个使役复合词的词汇化过程。

这里我们尝试提出，在狭义连动式（赵长才2004的概念）中由共带同一宾语的两个紧邻出现的及物动词发展而来的动补结构是词汇化的结果，两个及物动词由于经常紧邻出现，因而促成了词汇化。

梅祖麟（1991）、曹广顺（2000）等学者指出在动补结构的形成中包含一个连动结构中第二个动词不及物化的过程，当不及物化了的动词出现在宾语前时，以前的句法规则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就说句法结构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位置来容纳这个不及物动词。这就是将动补结构的产生看作句法变化的内在逻辑。但是，不及物化了的动词出现在宾语前可以得到另外的解释：不及物化了的动词与其前的及物动词合成为一个复合动词，即发生了词汇化，不及物动词成为复合词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合词是及物的，因此作为复合词的一部分的不及物性的动词可以出现在宾语前。这种解释不必求助一个新的很难证实的句法位置，而且共带一个宾语的连动结构中的两个动词在语义上是密切相关的，具有词汇化的语义基础，又在线性顺序上紧邻，发生词汇化是顺理成章的。

注意，隔开式动补结构的形成途径与在连动结构中形成的非隔开式动补结构不同，前者是语句融合的结果（梁银峰2001）。原本的结构是：（S）VO i，（S i）

V。第二个句子中的动词以前一个句子中的宾语为叙述对象，或者说第二个句子的零形主语与第一个句子的宾语同指。后来两个句子融合为一个，即形成VOC 结构，原来的独立的动词性成分被理解为宾语的补语（即结构中的C成分）。最终，隔开式与非隔开式合流，是非隔开式同化了隔开式。由于隔开式和非隔开式有不同的来源，因此隔开式的存在不会成为将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看作词的障碍。

支持将动补结构的产生作词汇化理解的有以下几方面因素[3]：

（1）如果说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的形成是词汇化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说，汉语自古到今动词和宾语之间都不能插入其他成分，汉语并没有在句法中创造出一个补语的位置，汉语的句法结构框架在这一方面保持稳定。显然这一结果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变化不带来句法结构的巨变，应该是语言演变更倾向于采取的途径。（2）汉语中的使役概念可以反映在词法结构里。上古汉语可以通过粘着形式，即在自动词前面附加*S-前缀使其使动化（这一点已得到了很多古音学家的承认）；也可以通过声母的屈折变化，即通过所谓清浊别义来区分自动和使动。这些都是通过词法手段来表示使役。动补结构是一种复合词法，其表达的词法意义也是使役。动补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原先是用其他词法手段表示的，动补结构的出现是将相同的词法意义用不同的词法手段来表达。

（3）中心词移位合并是形成动词性复合词的一条常见途径。如“听说”本是出现在“听X说”这个结构中，“听”和“说”都处于中心词地位。如：

闲听说五岳，穷遍一根莲。（唐李洞《题玉芝赵尊师院》）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宋苏轼《东坡志林·怀古》）

行者在旁道：“师父，我前日在包袱里，曾见那领袈裟，不是件宝贝？拿与他看看如何？”众僧听说袈裟，一个个冷笑。（《西游记》第十六回）

雨村犹未看完，忽听传点，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

“听说”由于经常连用发生了词汇化，其中隐含的X的意义逐渐不明显了，“听”和“说”发生了中心词合并。以下句子中的“听说”出现在句子主语之

后，作为一个插入性的成分，可以证明已然是一个词了，“听说”的主语是说话人，即言者主语（speaker subject），而不是句子主语：

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甚人去理他。（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二回）

小玉道：“你不认识么？那个胖脸儿，听说姓章，也是一个爵爷，从杭州来的。……”（清曾朴《孽海花》第二十二回）

另外，现代汉语中的“代X”（代管、代收、代办等）、“管X”（管吃、管住等）等动词性复合词也都可以看作是中心词合并的结果。

动补结构的形成也符合中心词合并的特征，因此可以看作是中心词合并造成的动词性复合词。

（4）到现在为止，实际我们还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准确判断动补结构的形成时间。从结构本身很难判断，要借助使动用法消失的时间（梅祖麟1991），但这是很难确切知道的。从这种状况来看，将动补结构的产生分析为词汇化更合适，因为词汇化的涉及面窄，只涉及两个成分，一般不会对整个句子结构格局带来大的影响。如果将动补结构看作句法结构的变化，那么改变应该是比较大的，就应该不会表现出这种很难将变化前与变化后的结构分清的局面。

（5）出现于动补结构中补语位置上的成分很受限制（徐丹2000），这也说明动补结构具有词汇的性质。

（6）类型学的研究表明，SVO语言中动词和宾语之间是很难插入其他成分的[4]。

（7）词汇化了的成分总是会获得组合意义之外的特定的意义，动补结构在连用动词的分析义之外获得了致使义，这一点符合词汇化的特征[5]。

反对将动补结构看作词的一些理由实际都不是非常充分。下面我们对一些可能会使人们认为动补结构不是词的因素作些分析。

（1）带宾语的动补结构可以作有限扩展，可以插入“得”和“不”。我们认为插入“得”“不”之后的动补结构其实仍可以看作词结构，

“得”“不”可以看作语法性词缀（或说屈折词缀），“V得/不C”结构仍可

看作一个复杂的词。Hoeksema（1985）指出有一些词法规则是作用于中心的（Head Operations），这表现在一个屈折词缀可以只加在复合词的中心（head）上，尽管这个屈折词缀在意义上的作用范围可以是整个复合词。Stump （1991）进一步指出屈折词缀在默认的情况下是加在中心上的（Head Spelling Default）。Anderson（1992）也指出，当一个词具有内部结构时，附加词缀的规则可以不作用于整个词，而只作用于该词的结构中心。比如冰岛语的中动态动词（middle verb）包括一个词根和一个后缀-st，如[v[v kall]st]（被叫做）。虽然可以证明这种动词词根加后缀-st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结构在进行其他词法操作之前已经独立存在了，但是一些屈折词缀并不是加在整个动词之上，而只是加在词根上。我们认为汉语中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动补结构作为复合词是以动词为结构中心的，表示可能性的词缀“得”“不”不是加在整个词上，而是加在动补复合词的结构中心上，但其语义作用范域则是整个动补复合词。

（2）动补结构的数量巨大，具有极大的能产性。这一点是很多人不愿意将动补结构看作词的原因。但实际上，词法结构可以是能产的。词法具有生成性，原则上可以产生出无限多的新词。我们可以认为，动补复合方式是现代汉语中最能产的词法模式之一，其语义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能产性的词法模式大都具有这一特征，如英文中形容词加后缀-ness构成抽象名词的词法模式也是非常能产的，而且其语义具有完全的可预测性。

在判断词与非词时，应该注意区分词库和词法两个概念。词库（lexicon）是一个语言中具有特异性（idiosyncrasy）的词汇单位的总体，具有语义上的任意性和不规则性。按照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词法（morphology）是关于一个语言中可以接受或说可能出现的词的内部结构的知识（Aronoff 1976, 1982），或者说是生成一个语言中可能的词（possible word）的规则。词法是一套规则系统，可以说，规则性既可以存在于句法之中，也可以存在于词法之中，而对于后一点，在以往的汉语词汇研究中强调不够。由词法生成的形式都是词，但这样的词不一定进入词库，因为这类词的结构具有可分析性，意义具有可预测性（可以通过词法规则和构成成分的意义推出），因此不必要以清单的方式列在词库中。以往在汉语词的判定上的许多争论，其实就是由于没有搞清词库与词法的关系。只站在词库的角度来界定词，就会要求词的数量具有有限性，因此不愿意承认具

有很大能产性的词法模式所形成的组合也是词，因为担心那样就会让词库过度膨胀而无法承受[6]。但是如果明确了词法在本质上具有能产性，那么凡是符合按句法标准定义的词的单位，即使同类形式众多，甚至是无穷的，也应该都算作词，只不过这些词可以不必一一放入词库。

那些在语义上发生了进一步的抽象引申，并且不能再插入“得”“不”的动补式复合词（如“扩大”“提高”“打断（他的话）”）可以看作是进一步词汇化的结果，由词法词（morphological word）变成了词汇词（lexical word），所以这样的形式有些就被词典收录了。

（3）在动补结构中产生的功能性成分“了”“着”“过”可以看作是词尾，或说是语法性词缀，而不将其看作是独立的虚词。“了”“着”“过”的语法化可以说是在词汇化（复合词化）基础上进行的语法化。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语法化可以在词汇化的基础上进行。

（4）关于补语的语义指向。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补语的语义指向的分析，这是不是可以证明补语具有独立的句法地位？我们认为，凡是带宾语的粘合式动补结构中的补语都不具有独立的句法地位。语义指向是语义层面的分析，不是句法层面的分析，在句法层面，带宾语的粘合式动补结构形成一个句法词，其句法地位与一个及物动词相当。

（5）处于句末的（带“得”的）动补结构可以看作短语。将带宾语的双音（和个别三音节的）动补结构看作词，而将处于句末的多音动补结构看作短语，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不矛盾，这正如其他结构类型的复合词也有对应的短语形式一样。

有时，一种语言现象不论是放在句法层面还是放在词法层面处理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怎样处理更方便、更简洁。我们认为将带宾动补结构看作词汇化的结果更容易说明其形成过程，也更能说明其共时表现（比如在韵律上的严格限制，参看董秀芳1998）。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一些情况下，把动补结构放到句法层面可能更容易说明一些问题。这些可能的处理分歧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词汇/词法层面与句法层面有时并不存在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动补结构可能同时具有这两个层面的某些属性，因此归属就不那么清楚了。

如果动补结构的产生的确可以看作是词汇化的结果，那么词汇化在汉语发展史中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汉语发展史上，词法的变化要大于句法的变化。

动补复合词的形成也说明，反复进行的相似的词汇化可能转变为一种能产的词法模式。在共带一个宾语的连动结构中形成的动补复合词原是由离散式的词汇化过程造成的，但当这种类型的词汇化反复出现之后，两个动词之间的结构和语义关系就被语言使用者提炼为一种构词模式，并能用之自觉地构造新的同类的复合词，在这之后再产生的动补式复合词就不一定非经历一个词汇化的过程，也可以直接是构词法的产物了。词汇化的结果一般是特异性的，但这类例子的存在也表明，词汇化的结果也可以转变为语言中规则的东西。

五、结语

由以上容易与语法化相混淆的词汇化的例子可以看出，词汇化的不少原型特征都是可以改变的：词汇化的结果可以是语法成分；词汇化的发生可以具有系统性和规则性，可以在一类相似的结构中成批地发生；词汇化的结构也可能具有一定的能产性，可能转变为词法模式。从以上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词汇化最基本、最稳定的特征是：变化涉及两个成分，总是包含一个边界失落或模糊的过程。

词汇化和语法化由于在性质上相通，因此很多变化例子是语法化还是词汇化可以见仁见智。汉语中有不少变化可能既具有词汇化的性质，也具有语法化的性质，比如动补结构的产生，可能就是一个介于词汇化与语法化之间的过渡性的例子。汉语史中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很多相通之处也证明在汉语中词汇与句法的分界是非常模糊的，因此一个变化过程到底是看作词汇层面的变化还是看作句法层面的变化是不容易一下判定的。对于具体的例子究竟怎样处理，要根据具体情况比照典型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作认真分析。对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判定不仅仅是一个定名的问题，而是可能牵涉到一系列的相关分析，所以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