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福利国家的理论渊源_柳清瑞

论日本福利国家的理论渊源

柳清瑞 吴少凡

【内容摘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行列。日本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既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也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第一，社会连带主义的团结互助思想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第二，凯恩斯主义是日本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社会保障基本框架具有浓厚的贝弗里奇-凯恩斯主义色彩；第三，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理论是日本福利国家再形成与发展的参照系。日本福利国家属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合模式且正在发展途中，未来如何发展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福利国家 团结互助 贝弗里奇模式 凯恩斯主义 福利体制

【中图分类号】D669.7【文章编号】1003-4048（2015）03-0023-28

【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6/https://www.360docs.net/doc/9a6994779.html,ki.rbyj.2015.03.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发展研究”（项目号：11&ZD014）【作者简介】柳清瑞，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036）。

吴少凡，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生（沈阳 110036）。

一、引言

福利国家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形态，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发展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存在形式，其主要特征是经济稳定增长、充分就业和全民社会福利。英国牛津政治学大辞典对福利国家的解释是：福利国家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福利政策并承担主要福利供给责任，为其国民提供有效经济和社会保障。英国社会学家阿?布里格斯对福利国家的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得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些学者的赞同。阿?布里格斯（1961）认为福利国家是指国家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调节市场作用来完成三大目标：一是保证个人和家庭最起码的收入；二是免除个人和家庭的各种社会风险（如失业、病残等）；三是为公民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1]。关于福利国家的概念众说纷纭，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普遍认识福利国家的存在。巴尔就明确指出福利国家存在定义上的

困难，福利国家的边界也比较模糊，但是通过对OECD国家的考察可以证明福利国家的存在[2]。艾斯平?安德森根据福利体制的差异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并对不同福利体制对劳动力就业及分层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3]，也证明了福利国家不仅存在而且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英国大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941）最早提出了“福利国家”的概念[4]，是针对二战前后社会失业和贫困问题提出的社会改良主张。福利国家思想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认可并在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施的。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相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宣布英国已经建成福利国家。这以后，瑞典、芬兰、挪威、法国、意大利等国纷纷效仿英国，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酝酿建立福利国家的，在上世纪60年代初建立“全民皆保

经济与社会研究

险?皆年金”体制后，1973年成为“福利元年”，标志着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行列。

日本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而且也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与英国、美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似，日本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以18世纪以后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迅速发展为前提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财产私有制、市场竞争和劳动力商品化。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增加了人们的失业、疾病、伤残等社会风险，加上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弱化，导致个人无法应对这些风险，需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社会连带关系）来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以有效应对社会个体面临的失业、疾病、伤残等社会风险，增进社会福利，实现收入再分配和缓解收入差距。福利国家无论实行何种体制，社会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就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建成了福利国家。日本福利国家虽然效仿英国、美国、瑞典等国的福利体制，但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日本福利体制不属于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三种类型，而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模式。日本缘何建立了福利体制混合模式，不仅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而且也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连带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理论的深刻影响。

二、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日本福利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

社会连带主义是一种社会学理论，它认为社会是一个所有成员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连带）的有机整体，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劳资对立、贫困、疾病蔓延、灾害频发等社会问题，在关于如何救济与天主教派的对抗中兴起了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5]。莱昂?布尔热瓦在《论团结互助》（Solidarity，1896）一书中引入了准契约（quasi-contract）的概念，他将个体与社会连接起来，强调社会的准契约性质以及所有社会成员

的义务[6]。莱昂?布尔热瓦认为社会连带像构成生命体的器官一样是天然的事实，社会成员通过社会连带关系实现生存（人们与生俱来就是对社会负有债务的欠债者），因此社会成员必须履行团结互助的义务以实现社会正义[7]。社会连带理论的团结互助思想对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30年法国根据该思想制定了以强制加入为特征的《社会保险法》。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思想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并对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思想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著名学者武川正吾详细阐述了连带的概念，所谓连带，就是迄今为止真实存在的福利国家中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之间都是零散的，在主体与客体间转移的再分配过程缺乏关联性，因此，在福利国家中必须要强调制度之间的关联，因为提供者与接纳者都处在同一共同体之中，各成员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8]。实际上，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暗含的政策含义是，倘若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进行资源再分配（现金补贴或实物给付），社会成员就应该按照莱昂?布尔热瓦所说的“准契约”，理所当然地服从和接受，被看作是“连带”的义务和责任。1929年日本制定的《救护法》取代了向贫困者施与慈善性给付的救恤规则（1874年制定），从团结互助思想出发，明确规定了国家应承担公共扶助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都明确表达了团结互助的基本理念[9]。21世纪以后，针对少子高龄化、就业形式及家庭结构变化等社会环境变化，日本进行经济结构与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旨在实现“自助、共助和公助”的平衡，也体现了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的价值理念。

在日本福利国家建立过程中，与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相关联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理论也具有一定影响。关于合作主义概念的讨论[10]，施密特（P.Schmitter）与哥诺特（R.Grote）认为合作主义思想渊源于欧洲天主教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哲学的综合，前者强调和谐与社会的统一，后者在适应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强调个体对民族利益的服从和牺牲，从而使社会结为一体。米什拉（R.Mishra）认为合作主义就是根据国家总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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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谋求各种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状态而在社会层面上实行的政府、劳工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的三方伙伴主义，即“合作主义”就是“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制度化合作”。克劳奇（Colin Crouch）和多尔（Ronald Dore）认为合作主义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合作主义安排”是一种制度化的模式，它包括政府机构和个人利益群体（包括那些“理想利益”）之间或明确或含蓄的契约。在契约中，这些群体获得一定的传统利益或特别利益，同时它们要做的则是利益的代表者保证它们成员的行为不影响公众的利益”。关于福利国家的合作主义问题，高夫（Ian Gough）指出建立起福利国家基石的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本身就是“合作主义式的合作阶段”的产物，具体表现就是建立涵盖社会工资等一系列内容的社会契约。事实上，作为工人运动结果之一的合作主义是一种有用的政策工具，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年金和医疗保险，就体现了政府、劳工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的合作主义，是一种三方利益集团的制度化合作博弈的结果。

三、贝弗里奇-凯恩斯主义体制：日本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

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美国和欧洲各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股价暴跌、企业纷纷倒闭、失业者大量增加，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在此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11]，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被称为“凯恩斯主义”。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理论相比，凯恩斯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和宏观调控。有效需求理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当民间投资不足时，政府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作为“注资”，不仅能够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乘数效应），而且还会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从而促进就业，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

根据凯恩斯理论，如果市场接近完全就业，失业给付就会大幅减少，这样剩余的少量失业者就会获得比较优厚的福利。反过来，如果通过社会保障政策能够确保全体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有效需求就会增加，从而进一步减少失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依据凯恩斯理论推行了新政，其中一项措施就是1935年出台了《社会保障法》。英国则在1934年制定了无论是否缴纳保险费都发放失业补助的《失业法》。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完成了《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提出了“从摇篮到坟墓”一揽子社会保障改革计划[12]，被称为贝弗里奇模式，成为福利国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贝弗里奇也因此被誉为“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和凯恩斯理论具有某种一致性，被人们称为“贝弗里奇-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共识（协议）”等。根据《贝弗里奇报告》，英国政府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于1948年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像欧洲大陆各国一样效仿英国，拉开了以经济稳定增长、充分就业及提高全民福利为目标的“福利国家”建设的序幕。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日本借鉴贝弗里奇模式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框架到基本原则都具有浓厚的贝弗里奇-凯恩斯主义色彩。毫无疑问，日本建立了贝弗里奇式的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并遵循了贝弗里奇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普惠性；二是确保基本生活需要；三是统一性；四是权利与义务对等。日本缘何信奉凯恩斯主义，主要以日本实行政府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有关，这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迥然不同。在1961年建立“全民皆保险?皆年金”体制后，日本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制度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设计上看，日本福利体制与保守主义相似，强调国家、企业和家庭（个人）责任的合理分担；从国家责任上看，日本福利体制又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特点，强化国家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例如，国民年金的1/2筹资由国家财政负担，老年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及家庭福利（基本生活保护）也由政府全额供款。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2014年这一指标为31.09%，接近英国、德国等福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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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水平。

在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同时，日本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受到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根深蒂固的影响。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认为在进行自由经济交易时，由于市场机制（“invisible hand”（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可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公共福利的增加。因此，政府应该尽可能避免（减少或控制）对市场的规制和介入。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作用被限定为：国防、维护正义（特别是保护私人产权）、特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机关（初等教育制度等）[13]。这个意义上的国家（政府）被称为“保安国家”或“廉价政府”。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被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所继承，拥护自由市场和保护私人财产，并坚信这样的制度可以使整体福利达到最大化。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也是自由市场原理的拥护者，认为自由市场竞争可以实现效率，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主张。刘迎秋（2009）认为哈耶克的限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主张和弗里德曼关于“自由选择”及其“去政府”倾向，是与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14]。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国家中也有一定的市场，德国、奥地利等国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依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①建立了保守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但是，伴随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机制”往往会出现失灵，无法解决经济发展及劳动人口向城市聚集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这就自然而言地转向要求政府介入。19世纪末，针对英国出现的劳资严重对立、劳动者报酬低及工作条件差、失业增加及贫困等社会问题，以韦伯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渐进式改良并旨在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这引起了一些国家对单纯市场机制的反思并开始认识到政府通过老年年金、儿童补贴等公共政策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也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发展②。在福利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日本在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同时，也吸纳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实行市场与政府相配合与协调的混合经济政策，在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挖掘效率，在公共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通过政府适度干预来实现公平。

四、艾斯平-安德森“福利体制理论”：日本福利国家再定位与发展

福利国家是一种特定的国家形态，这种国家形态是如何决定的，具有何种特征，国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丹麦著名社会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提出了“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理论。所谓福利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总称。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福利国家中，国家（政府）、市场和家庭是福利生产与供给的主体，福利总生产在三者之间的不同分配决定了福利体制，而福利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福利国家的类型。一般来说,福利体制被认为是由三个元素组成，即政府、家庭和市场，这三者之间的相互组合或者说相互连接可以导致防范社会风险与保障生活水平的福利结果以及社会分层效应。不同的福利供给体制必将导致各个社会经济部门尤其是政府、市场和家庭之间各种不同组合的责任分配方案[15]。根据以下三个指标：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与就业和资格条件无关的收入替代水平）、社会分层（Hierarchy，基于职业及社会阶层的给付及服务的差别化程度）、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家庭福利负担减轻的程度），艾斯平-安德森将福利体制划分为

①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由以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创立的，主张实行以全民福利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建立自由市场机制为主、国家有限干预为辅的经济秩序。详细参见左大培（1988）：《弗莱堡经济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② 是近代社会主义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有萧伯纳、韦伯等，发起于1884年在伦敦创立的“费边社”（取自于古罗马名将Q.费边的名字，以善用回避决战、待机缓进策略而著称），主张对资本主义采取温和政策，进行渐进改革。参见小峯敦（2010）：《福祉の経済思想家たち（増補改訂版）》，ナカニシヤ出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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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类型①：一是自由主义（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二是社会民主主义（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三是保守主义（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从福利体制中的三要素政府、市场与家庭的供给责任分配来看，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强化个人责任，市场作用较大，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不扮演主要角色，制度模式主要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贫困救济及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为主。因此，去商品化与去家庭化指标较低，分层化指标较高。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以贝弗里奇的普惠性原则为主导，个人普遍平等受益，市场作用较小，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扮演主要角色，制度模式主要以普惠制的社会保险及各种免费的社会福利为主。因此，去商品化与去家庭化指标较高，分层化指标较低。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在工作业绩及职业领域基础上的福利模式，家庭（个人）需承担主要责任，市场作用较大，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扮演次要角色，制度模式主要以与缴费相关联放任社会保险及有资格限制的社会福利为主。因此，去商品化与去家庭化指标处于中等水平，分层化指标较高。

关于日本属于何种类型的福利国家，艾斯平-安德森（2008）认为日本目前是一种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主要要素均等组合的混合模式，未来是否会形成独立的模式难下定论[16]。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1961年建立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对国民健康保险和老年人医疗制度等制度进行了财政投入，而且还建立了不受医疗机构限制的“自由就医”机制，充分体现了贝弗里奇的普惠性原则[17]。日本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模式相类似，但是从总体上看，去商品化、分层化和去家庭化三个指标均为中等水平。

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理论的主要贡献不在于福利国家的划分，而是利用“福利体制”考察了福利国家中作为福利生产和供给主体的政府、市场与家庭（个人）之间的不同责任分配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及其规律。这一理论可能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也适应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以此为参照系，一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或者对社会福利政策做出必要调整，或者对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做出明智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通过福利体制创新建立个性化和充满生命力的福利国家也是日本福利国家未来发展将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五、小结及展望

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全民皆保险?皆年金”体制后，1973年成为福利元年，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日本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固然是以经济快速发展为基础的，但也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首先，社会连带主义的团结互助思想是福利国家的基本价值理念，这在每个时期的社会政策中都有体现，即使现在建立21世纪全球化福利国家，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的概念也仍然没有过时。其次，贝弗里奇-凯恩斯主义是日本福利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日本福利国家模式基本上是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及贝弗里奇模式建立的，日本的福利体制及社会保障公共政策已经深深打上了贝弗里奇-凯恩斯主义的烙印。最后，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理论是日本福利国家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进行比较的参照系，它不仅可以观察福利国家的模式、水平及发展状况，而且可以根据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对福利国家模式及发展方向做出恰当调整。

日本福利国家属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合模式，现在正处于发展途中，仍然要面临经济不确定性、社会环境变化、经济全球化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关于日本福利国家未来是否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福利模式以及将进入到何种发展阶段等问题，现在还难下结论，需要我们冷静观察和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阿?布里格斯.福利国家历史观（英文版）[M].1961: 228.

① 福利国家的划分只是一般的标准，并不是完全绝对的。例如，英国归类于自由主义体制，但是其全民医疗却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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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M]. 郑秉文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3]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 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 William Temple（1941）：The Citizen and Churchman, London：Al and Spotswood Press。

[5] 田中拓道.貧困と共和国—社会的連帯の誕生[M].京都：人文書院，2006：78—83.

[6] 莱昂?布尔热瓦（Léon Victor Auguste Bourgeois，1851—1925）法国著名政治家、国际活动家、律师，国际联盟创始人，192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7] 伊奈川秀和.フランス社会保障法の権利構造[M].東京:信山社，2010: 77—78.

[8] 武川正吾.连带与承认：全球化与个体化背景下的福利国家[M].东京大学出版社，2007.

[9]《国民年金法》（1959）、《介护保险法》（1997）、《残障人员自立支援法》（2005）等社会保障相关法律都体现了社会连带与团结互助的共识。

[10]郑秉文.论“合作主义”理论中的福利政制[J].社会科学论坛，2005（11）：6.

[1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 威廉?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M].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4.

[13] 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14] 刘迎秋.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J].经济研究，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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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エスピン-アンデルセン.アンデルセン、福祉を語る[M].東京: NTT,2008.

[17] 福田素生.医療保障の現状と改革 载于齋藤純一、宮本太郎、近藤康史.社会保障と福祉国家のゆくえ》[M].京都:ナカニシヤ,2011.

（责任编辑 崔 岩）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Japan’s Welfare State

Liu Qingrui Wu Shaofan

Abstract: Since the 60's of the 20th century, Japan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capitalist welfare state. The construct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Japan's welfare state not only has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also has abundant origin of theory. Firstly, the solidarity of social solidarism is the basic idea of the social security of the Japan's welfare state; second, the Keynesianism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Japan's welfare state, an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social security h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Beveridge and Keynes theory; third, the welfare regime theory of Esping-Anderson is the reference system which the Japan's welfare state maybe reconstruct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Japan's welfare state belongs to the mixed model with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and maybe on the way of development. How the Japan's welfare state will develop and change in the future need be further observed.

Key words: Welfare state， Solidarity，Beveridge model，Keynesianism，Welfare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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