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之曹七巧

曹七巧人物分析

一、女性主义的由来与《金锁记》的书写背景

人类社会自从进入父权制时代,女性便逐渐沦为男性附庸的角色,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在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男权制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因此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由此而产生。“feminism”汉译原为女权主义,后又译作女性主义。它原本属于舶来品,按照此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知识女性用于反抗中世纪封建的男性压迫,争取人身独立的思想解放、政治权力与经济效益、乃至婚姻与性的自主权利的主张及其实践。女性主义最早出现在法国,最初定义显示出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张爱玲之所以能走红,是与她创作所取的独特视角及其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分不开的,自成一格的表现,赋予了她的作品长久的生命力。在这之中,作者鲜明而独特的女性意识起着重要作用。《金锁记》是一篇控诉男权制的作品,是张爱玲“五·四”后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当时正处于女性运动的第二阶段。《金锁记》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其后三十年间一个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的女子———曹七巧可悲又可怕的人生命运。她是乡村小镇一个小麻油商的女儿,年轻的时候俊俏风流泼辣,却被贪婪的兄嫂卖给一个旧式大家庭的瘫痪少爷做媳妇。由于这门畸形婚姻,七巧在情欲和金钱的摧残、折磨下,从一个痛苦无望的妻子,变成多疑善妒的寡妇,最后终于沦落成心理变态的母亲。“女性”七巧的“质变”完全是“男权”制度的结果。

二、阴性的呐喊,对曹七巧的女性主义解读

《金锁记》中主人公曹七巧是父权家法下的牺牲品,七巧前半生为父权所支配,她出生于开麻油店的小商人家庭,因为姜家二爷痨骨残废,娶不到有地位人家的女儿,因此七巧是被当作交易品嫁入姜家,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她的一生都承受着肉体、精神和情欲上的痛苦,由于出生卑微,在姜家上下没有一个心腹,人人瞧不起她,加上婚姻的不和谐,封建道德规定七巧只能规规矩矩地“照护”二爷。《金锁记》可以说是一篇女性情欲大胆外化的女性主义小说。曹七巧,“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一个在精神肉体上遭受沉重压抑的女性,最后变得阴毒、泼悍,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的悲哀。

(一)贫与富

姜家是一个名门望族,虽然历史已经处在新旧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也处于大转型时期,但是旧的思想文化仍笼罩着这个大家庭,姜家依然维持着它固有的一套秩序:三个儿媳天天请安,丫环老妈时时侍奉,一切都是循规蹈矩,沿袭着旧式的生活方式。七巧本是一个贫民女子,加之没有“教养”,口无遮拦,常把与“软骨症”丈夫之间的“性”挂在嘴边,触犯了“读书人”姜家的禁忌,为妯娌们所嫌恶,现在跻身于贵族太太、小姐们中间,还登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二奶奶”的位子,因此,备受冷落,连丫环下人们都不能给以足够的尊重。她的性格与文化环境格格不入,家族家规的威严,名份的桎梏,都向她逼来,周围的人们轻视她、鄙夷她。她在这个敌对的阵营中孤独而绝望地生活着,于是生存的欲望就成为她手中的唯一武器,她以自己的欲望为动力向周围的人、家庭乃至社会相抗争。七巧为了稳定和提升自己在姜家的的地位,主动努力地使自己怀孕,希望母以子贵,以子嗣提升并巩固她在姜家的地位。为了生存,她的青春和欲望牢牢地被金钱和财富锁住了,最终酿成了她怪僻、报复的病态性格。

(二)身体与法

封建道德规定七巧只能规规矩矩地“照护”二爷。但她冒着宗法的威严,向家里唯一有可能的男子三爷姜季泽求爱,而季泽却深谙父权社会所制定的关于男人优势的精髓,在这个制度里,男人可以按自己的欲望,用各种方式交换、买卖女人,女人可以被看作保证血缘纯洁的工具,

也可被看作获取快乐的玩偶。男人可以自由地操纵自己的金钱、身体、性及爱情。所以,虽然季泽在外面花天酒地,但他却清楚家里的女人是保证纯种的工具,试图逾越“制度”所规定界限的七巧对季泽而言是危险的,所以,他“心里动了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是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家里的人,一时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她也许豁出去了,闹穿了也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③所以他摆出人伦的面孔拒绝了七巧,“二嫂我虽然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④。与姜家的男人结成同盟来抗姜家的“法”,只是妄想。对季泽的单相思是七巧荒芜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和依托。对小叔子的幻想,是七巧荒漠心灵的唯一慰藉,七巧是用全身心去拥抱这幻想啊。对姜季泽来说,与七巧调情,只不过是他玩的无数游戏之一。七巧第一次以感性欲望进行的反抗失败了,七巧对姜季泽情感,并不是她的放荡,而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为此,七巧的健康人性开始走向变态扭曲。(三)经济枷锁

七巧丧失了爱的能力,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疯狂的女人。七巧的婚姻完全是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尽管她在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子,还有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但她还是被贪图钱财的哥哥嫂嫂用“三媒六聘”“抬”进了姜公馆。她虽然做了姜家二奶奶,出于门户之见姜家上下都鄙视她。她陪笑、讨好,但仍被排斥在那个贵族阶层之外。“争不到主子的名份,脱不掉出身低贱的湿布衫。”⑤由此,七巧感到自卑。此外,季泽的虚伪,使七巧感到爱的痛苦,畸形的婚姻,内心的空虚无助,使她感到绝望,此时的七巧明白自己只有拼命去抓住靠得住的东西,而靠得住的只有钱。在姜老太太死后,七巧终于以她的精明,赢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然而,她又害怕财产落到他人之手,处处提防,拼力捍卫这份这家产:第一,季泽来造访,考察季泽的爱是真是假就性命攸关,而爱的试金石不是别的,正是金钱。“七巧改变话题,用信任的口气向季泽询问起房产、田地的处理方法。季泽果然回答得有条不紊,显然他是筹之已熟的。”⑥季泽的目的暴露了,他是为钱而来。面对这个事实,七巧怒不可遏。“她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掷去,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⑦七巧没有上季泽的当,保住了维系生存的金钱。第二,自揭穿姜季泽的虚情假意和谋财意图以来,七巧自此就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男人。连毛头毛脑的侄子曹喜也成了七巧怀疑企图谋夺家产的对象。一天孩子们一块玩时,女儿长安登上高处不慎摔下,被暂住在家里的表兄曹喜接住,正巧被七巧看见,七巧反将曹喜痛骂一顿,并将其赶出了家门。然而教育长安,“———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混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男人踫也踫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个钱不是容易来的,也不容易守得住。———叫你以后提防着些———。”⑧第三,那些给长安求亲的人家,只要条件稍微“推扳”点的,都被七巧怀疑对方是意图谋夺家产的,连出身世家的童世舫也被怀疑是外强中干,对长安不怀好意,另有所图。“姓童的还不是看上姜家的门第!”⑨七巧是在没有任何可以信赖、依靠的困境下,陷入金钱的迷恋中。除了手中的钱财,世界已告崩溃,没有任何可以信仰的东西。七巧的人格变异是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的,她的变态行为的产生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当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残害(被吃)的妇女,但她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戴着黄金枷锁的监牢,她也愿意往里跳(自吃) ,因为她喜欢金钱,所不同的是她一边陷落一边反抗,挣扎报复,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强者”(吃人) ,主宰了自己的一生。七巧不但自身性格强悍泼辣,而且在她的生命意识中懂得要求个人的幸福,懂得金钱和情欲,她咬牙切齿忍受着“守活寡”似的夫妻生活取得家族地位,通过婆婆死后分家,获得了相当多的财产。从这一点上看七巧是个奋斗者、成功者,然而成功非但没有使她活得更好,反而还要遭到更加沉重的精神折磨,她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变成恶人。她已经不再像封建吃人者那样迷信,害怕报应,她可以为所欲为,全部都是个人欲望的支使。

因为七巧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几千年封建礼法关系的肌体长出的怪胎,七巧是带着这个“胎记”出生长大的。作为这个“吃人被吃”的链条上长大的孩子,她怎么可能逃脱出“吃人”的命运?正因为曹七巧的生活中有了强烈的金钱意识,而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

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现代物质生活欲望扭结在一起,迸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强大更可怕的能量,疯狂地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别人。但是,最后她仍然无法平衡那种病态残缺的心理,戴着黄金的枷锁终老一生。

(四)七巧身上的“女性”是“父亲”的影子

在传统的宗法父权社会中男性所占有的主体权威,在张爱玲的文本中却干脆地被作家的文学书写所暗中破坏、讽嘲与颠覆。⑩文中的姜二爷、姜季泽和长白全是去势的男人。张爱玲正是在感悟和思考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之后,以清醒的女性意识观照这一特定条件下的父权变奏。七巧表现出来的是对权力的攫取与使用,显示出女性长期被压抑的权力意识。她对作为家产继承人的儿子怂恿、放任。代替父亲把儿子长白调养成十足的劣性遗少。在文本中,长白的形象实际上已隐含着姜季泽和姜二爷的影子,而七巧对待长白的方式,其实也和她对待丈夫和姜季泽的方式有些共通的地方,这似乎是七巧借此对季泽和残废丈夫的一种报复。但为了收住儿子的心,她把长白留在家里抽鸦片,还为他娶了芝寿。然而这媳妇成了她泄愤的对象,七巧在此事实上已落入父权的代理者,重复着以前姜老太太和姜家父老的性别政治模式。○11她把自己受过的折磨与委屈,变着招儿强加给了媳妇。如文中所述:“还在婚礼上,七巧便用新人能听见的声音,说别叫白哥儿的一条命送在媳妇手里。三朝过后,那话更难听了:你别瞧咱们少奶奶老实呀———见了白哥就得去上马桶。。。。。。在芝寿的中介下,七巧找到她扮演婆婆和父权替身的镜子,使七巧原来的媳妇身份得以转换成姜家的家长,终于把这个儿媳妇折磨死了。七巧把家婢绢儿扶正,然而不到一年,绢儿也呑鸦片自杀了。如此对待别人家女儿,就已经比男人残忍。七巧对女儿长安则又扮演一位既是病态母亲又是男性家长的角色。七巧的病态表现在她把女儿的终身幸福视为一种罪恶,使尽手段破坏长安与童世舫的恋爱,一如以前她阻挠长安求学的情况一般。待童世舫托人前来议定婚期,则七巧的恐惧顿时被推到高峰,便破口大骂长安: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他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13七巧用宗法父权的性禁忌———未婚先孕,来嘲讽女儿自欺欺人,也怀疑童世舫的家势外强中干。七巧的言行足以形成一种讽刺,她把从宗法家庭中学习得来父权秩序和权力操纵游戏规则,用之于欺凌更为弱小的女性同胞。长安所扮演的角色,就同宗法社会中的普遍女性一样,扮演着父权派给的角色,而不去质疑这种角色的正确与否。

(五)七巧的双重人格

在“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禁锢下,七巧变为性格扭曲、心灵变态的女人,终于从被害者演变成加害者。揭示七巧人格分裂的真相,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性变态心理、仇视与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三个心理层次始终交织在七巧心理。○14金钱使七巧有了一个畸形的婚姻,残废的丈夫使她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妻子,然而,七巧渴望情欲的的烈火又被姜季泽无情地泼灭了。为此,她被扼止的情欲又渴望得到满足,对情欲压抑的结果,使她对“性”产生变态的敏感。对从来未享受过婚姻幸福的七巧来说,儿子的婚姻简直是对自己畸形婚姻的嘲笑,这种嘲笑将每天都在她的生活中出现,作为女人的七巧没有得到的东西太多了,长白对她来说不单是儿子,更重要的是“男人”,以前他一直都是属于她的,是她在姜家忍辱含垢的见证,只有在长白面前,她才具有母亲的威严,她才可以得到尊敬和服从,只有长白才是一个真正没有令七巧产生极大不安或焦虑的男人。所以她要绝对控制和占有他,现如今长白成亲,这种控制和占有的权利似乎就要转移到另一个女人手中,而这个女人健康带着青春的生命力,她将会在情欲的滋润下过着正常女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七巧的生命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性变态的心理,使他对儿媳妇的嫉妒和仇恨让她牢牢地将长白拴在身边,别有用心地挑拨小夫妻的关系,让媳妇成为自己无爱无欲生活的陪葬品。对待女儿长安,七巧采用的是异曲同工的手段。主要通过三件事情来表现:一是长安的缠脚。这是一种用非人性的手段裹住长安人性中的情欲,将一双正常的自由的脚包裹成畸形的脚,丑陋的外形,正如当年七巧的婚姻一样。通过对长安的缠脚七巧

发泄着自己得不到情欲的仇恨;二是长安读书;三是长安的婚姻。上学和恋爱是长安正常人性的要求,对于前者七巧是以不损失自己的钱财为前提的,对于后者是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的。如果说七巧对儿媳妇和长安的控制是一种女人对同性的无意识嫉妒,那么对儿子长白则完全当作由于七巧本人的性本能无法得到满足的性幻想的替代品。精神分析学家创始人弗洛伊得认为:性就是人最基本的内在驱动力,是无法消灭掉的能量,根据能量平衡定律,当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必须以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释放出来,否则就会使人的心理和行为发生扭曲。可以说七巧个体合理的性欲望没有能够得到合理的释放是其变态的一重要原因。性变态、仇视与嫉妒心理都是潜意识深层的阴暗心理,当它进入意识领域,必然引起曹七巧作为人的道德意识的冲突,她对子女的残酷行为也会引起她作为“母亲”的负罪感,但是,表层意识的“寡居者的护犊心理”为她找到了开脱罪责的借口,找到了美化阴暗心理的理由。七巧作为子女的母亲实际上承担的是双重的责任,天长日久,就形成一种保护者的心理。这种保护者的心理在一定限度内是正常而合理的,但曹七巧所处的具体环境与自身受欺压的经历,使这种正常的心理不自觉地恶性发展,她难以相信别人,对每一个人都存有戒心,就成为现代心理学上称之为的“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当它再与仇视和嫉妒心理、性变态心理、对子女的占有欲结合在一起时,“护犊”就成了可怕的残害。○15从另一方面看,七巧对子女的“爱”已在异化中走向反面,用错误的手段去展示她的母性,对子女与金钱一样视为自己的占有物,要以这一份拥有,来证明自己的男性中心社会的存在,因而绝不允许由子女婚嫁而带来的这种所有权的丧失。可见,张爱玲对曹七巧的女性主义书写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没有局限于将她简单塑造成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而是将笔端伸向人类精神世界最底层、最隐秘、最原始的需求和欲望,生动形象地演绎着在宗法父权体制内,七巧是如何受之于斯,又如何取之于斯的。

三、余论

张爱玲对《金锁记》描绘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主人公曹七巧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这正影射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实态。曹七巧有女权主义反抗压迫的强烈意识,但她这种反抗的方式是畸形的,从而导致她“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曹七巧是一个戴着金钱枷锁的女人,是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在中国宗法体制中,在女性丧失主体中,在父权政治利益基础上,在宗法体制的关系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的情况下,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大主轴中,无论七巧是循规蹈矩,甘于忍受自己被分配的角色,还是离经叛道,反抗命运,都注定要陷入金钱与身体、身体与法、性与爱情两相对立的艰难处境。值得一提的是,七巧形象与传统文学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即逆来顺受、俯首贴耳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创造物相去甚远,她不愿像钱玉莲、李纨、窦娥那样,压抑人性活守寡,做“洗心涤虑,始为良家节妇”的封建道德的楷模。她是努力在情与理的矛盾漩涡中苦苦挣扎,尽管她的反抗呼声是微弱的,反抗的方式是畸形的、可笑的,甚至是丑陋的,但是仍掩不住她对不公正命运反抗的光芒。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许多妇女已走入社会,在各行各业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平年代的生活,尤其是工业化向知识经济转型时期,体力劳动所赢得的社会收益和社会地位不再处于优势。男性和女性在电脑前操作文字系统的效果可能是一样的。当性别分工日渐模糊时,女性也便有了做强者的反思。女性主义在如今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妇女的地位没有多大的改变。这是因为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仍有很大的惯性。因此,女性只有持之不懈地自尊自爱与自强自力,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和研究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已从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发展成为当今主流文化中的一门重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