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推理小说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推理小说中，侦探始终唱着主角，读者就是为了与侦探较劲，体验其从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层层推进最后指认凶手这一过程所带来的阅读快感。当然，倘使读者比侦探角色先一步查知凶手身份，在欣喜自身能力的同时，一定会对作家的创作水平多有腹诽吧。因此，大部分推理小说都存在着“读者——侦探”这个二元对立关系，且往往会升级为“读者——作家”的二元对立，如何把握和处理这两个关系，使其矛盾趋于协调，是推理小说的创作学问。

然而，因为推理小说先天必然具备的逻辑性，使得作家在将自己的灵感经由文本体现出来的过程中，必然会优先考虑诡计设置、细节处理、氛围营造等因素，最后才会考虑到如何塑造好侦探这一角色以及其他人物形象是否丰满的课题，所以在推理小说这个大环境之下，只有作者是如同上帝一般地先知先觉，而读者和侦探必然且仅仅只能作为一个谜案的“解读者”而存在（侦探有时候会充当作品的叙述者，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呈压倒性），这时读者和侦探的地位是等同的，他们若想有什么大的动作，对于整个作品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读者的优秀和先觉，会让作家和作者黯然无光，作为作家来说，必然要尽一切手段来避免这种情况，这个手段就是推理小说中大量的诡计运用；侦探的优秀和先觉，同样会让作家和作品黯然无光，凶手和侦探的对立是早就存在的，两者之间没有势均力敌的角力，作品理论上的可读性势必大大降低，而作家的推理创作（至少是本格推理创作）则将被质

疑的声音所吞没。

既然读者和侦探的地位不可动摇，作品的整体框架便很难突破传统范式，这样如何在既有的关系和固定的模式中寻找新的亮点，是作家亟待解决的难题。我们知道，在读者、侦探、作家这三者组成的关系网中，读者与作家的对立是推理小说这一通俗文学体裁先天决定的，因此上，“作家向读者下挑战书”的形式是最能体现推理魅力的古典手段，这层关系的一个反常变数则是“读者向作家下挑战书”，即作家按照读者的要求进行写作，也就是说作品完全是读者意愿的产物，作家有时会说出自己的某某作品是“读者最想看的”，但毕竟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因为此要求对于作家来说，难度过高了！

在发现“读者——作家”关系模式走入死胡同之后，作家只有将思变的触角伸向另外两层关系上了，即“读者——侦探”模式和“侦探——作家”模式。前者中的二元关系比我们所能看到的，复杂和暧昧许多。早期文本中，其关系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推理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作家们不再只视诡计设置、细节处理、氛围营造等因素为创作的第一要务了，他们试图通过一组作品来凸显侦探角色的魅力，我们在侦探身上看到越来越多的“超人”成分，角色越是怪奇非凡，越能吸引读者眼球，作家也经由自己一手打造的“名探效应”，体现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当一个作家的推理小说成为“名侦探系列作”，读者与侦探之间的对立关系被彻底解构，两者开始逐渐趋向同一，读者不再与侦探争宠，倒反而为侦探在作品其他角色的包围中显得无比强大而兴奋不已，岛田笔下的御手洗即属此类。

新“读者——侦探”模式的成功，为很多作家获得新生命新地位带来了可能。一时间，标榜为“某某名侦探系列”的作品泛滥成灾，但过多的名探造型，一来势必弱化侦探个体的典型性，二来势必造成读者的“视觉疲劳”，而对于入门级读者来说，必将变得难以选择，困惑的无所适从。因此，一些聪明的作家纷纷改弦更张，开始转向“侦探——作家”模式的创新。其实，原本侦探、作家之间没有太多的对立关系，侦探只是作家行使创作意图的工具，侦探的表现抢眼只是在彰显作家的谋篇设局之高妙，也就是说侦探徒具解谜者的身份，却始终是作家的影子。两者外延和内涵上的趋同性，使得“侦探——作家”模式也就自然无法体现所谓的“二元对立”，为普通的推理作家所摒弃。这时候，一些有心的作家开始剑走偏锋，将个一潭死水变活水。其实现方法比较多，常见的有两种：其一，是将侦探的身份复杂化，即模糊其身份特征或者制造多重身份，比如所谓的侦探其实是帮凶甚至是真凶等等（叙述性诡计之一法，但因为侦探的一丝不苟、寻根究底而造成的凶手继续杀人之类情节，不在此论述及范围）；其二，是消解作家与侦探此前存在的趋同关系，刻意制造两者的对立和区别，比如侦探的名字直接取自作家的本名或笔名，埃勒里·奎因笔下的奎因探案、法月纶太郎笔下的法月纶太郎探案、杜撰笔下的杜撰探案都属于此类（有栖川有栖的两大系列可视为该法之变种或过渡），这样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尽情地讨论这个侦探角色而无须顾及作家的意图，同时也自然无法回避创造这个角色的作家（因为名字相同的缘故），另外这样的侦探角色必然是独一无二的典型了。